清嘉道时期是清朝由盛入衰的转折点。以嘉庆、道光两位皇帝为主要核心领导层的官僚统治集团因循守旧，毫无革新意识，对西方世界和国内局面的认识和把握，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走向的判断与理解，皆出现重大偏差。面对出现的动荡局面，嘉道二帝已经基本丧失了控制社会和解决危机的能力，严重的社会危机进而演变为无法阻挡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作者在更深层次上剖析此时政治危机得以全面发生的原因，并上升到探讨制度根源、文化根源以及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等层面。如本书第一章作者所述清代官场与前代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书吏的势力大，他们索起贿来，美其名曰“部费”，著名学者洪亮吉更是犀利地指出“是以其权上足以把持官府，下足以鱼肉乡里”。不仅如此，书吏们对案件还往往拥有决定权。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上下缺少合理的分工安排与必要的监督机制，又极其腐败无能，它的穷途末路是指日可待的。又如它的低俸制度、陋规制度、捐纳制度、科举制度等等皆出现种种弊端，改革势在必行，而当时之中国仍旧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依旧是指导思想，统治集团的固步自封与因循守旧更是扼杀了中国的一次又一次改革的机会。作者就嘉道时期官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细致考察，总结出“清嘉道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官场出现人才危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官员，大多有个性，办事有一定的才干，而正是这些讨厌苛礼、倨傲、偏执、不敬不经、不谨不慎、坦率、饮酒、不顺上司、刚愎自用、躁妄、不检、不随流俗、疾恶如仇、狂放、不同流合污，诸如此类的个性，使他们在君主专制主义的束缚抑制下，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官场宦海中，有的不容于世，有的终生不得志，有的销尽了锋芒，随波逐流。这些纵使属于个性问题，但从中国传统专制的伦理道德观来看，实际上都已成了与道德礼仪相悖的大问题了，纵使是一些道德上的小疵，众矢所集，流言中伤，也足以使他们身败名裂，甚至祸及生命，殃及家人。”才干之士不容于世，庸才必然大行其道， 官场上的因循不作为已经达到了可怕的程度，正如一首讽刺嘉道官场“完人”曹振镛的《一剪梅》中所说：“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面对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兴盛衰败的历史规律，作者同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清嘉道时期的政治危机既是封建王朝末世的危机，又是封建专制制度性危机，还是历史转型期的危机。王朝末世危机遵循着中国几千年来各封建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支配。而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性危机，就传统社会内部而言，传统的经济方式已不足以养活中国人，就外部社会的冲击而言，构建资本主义秩序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清嘉庆道光时期的政治危机是中国从君权政治过渡到民权政治转型期的前奏，也是历史转型期的开始。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从封建国家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此时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始动摇，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使清王朝无法再正常运转下去，虽然六十年后的辛亥革命才推翻帝制，但毕竟出现了历史的转型，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的慢慢长夜出现了一缕阳光。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这段历史放在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格局中进行研究与考察，尽可能的从纵向的中国历史和横向的世界形势发展进行比较，找到造成政治危机的种种深刻原因和基本性质。当欧美国家正处于飞速发展，工业革命、政治改革、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正可谓“一百年超过一个世代”，而此时中国呈现出的万马齐喑则是历史的无情倒退，当西方国家洋溢着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氛围时，清王朝的专制、落后与独裁钳制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这是王朝的悲剧。作者通过中西发展与局势的对比，还原了那个时代中西历史之巨大差距，不仅从一个更为深刻的角度分析政治危机之必然，更是对这段历史与这个时代的深刻反思与总结。正如宋神宗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批语“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部书对现实的参考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4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