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前的乡村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对于我们了解传统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料，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徽州文书的发现和对徽州文书的研究，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熊远报的这本最近出版的著作就是这一领域研究最新进展的良好范例。这部专著的研究是建立在丰富而众多的资料基础上的，这些资料包括村落地图、日记、文集、家庭和店铺的收支账、家产登记簿、书信、社团规约、合约、族谱、纳税记录、诉讼档案、关于宗教典礼和仪式的卷宗、地方公共事务的档案等。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乡村社会，作者还进行了田野调查，观察了明清建筑、自然村落以及它们的生活环境。在这项研究中，熊远报试图重构人们居住的外在景观，来揭示形成当地社会的种种因素，尤其是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也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从这里，他试图理解各种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形态，以此来观察乡村社会的特征和行为，最终弄清清代徽州的社会秩序。

作者发现，大的村落和小的市镇是伴随着明代中期以后人口的膨胀和可耕地的减少而出现的，当时的徽州人致力于长途贸易。在这个过程中，货币通过贸易流入该地区，改善了这里的居住条件，提高了这里的生活水准，也对徽州的社会组织、村落景物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村落的房屋都是按风水的原则而建。同时，不同姓氏的人居住在同一个村社里，会引发这些群体之间的冲突、抗争、协商以及合作。熊远报发现，每个村落里总会有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它们是用来操办仪式和典礼的地方。其中一些建筑物反映出国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领域对地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

该书还分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此来透视这些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的重要性。作者发现，在编纂家谱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会臆测或者有意篡改事实。在重新修订和刊印多次后，这样的讹误就被当作了“真实的历史”。结果，传说的和杜撰的故事成了地方性知识。人们编造这些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其社会形象，提升其社会声望，获取当地的资源和权力，来构建能够用于满足多种需求的社会关系网络。熊远报还揭示出当地探讨学问的社会团体，逐渐演变为帮助读书人博取科举功名的组织，这个变化使这样的组织显得更加重要。这些组织经常参与纠纷的调停，并逐渐变成地方村社共同利益的代言者。熊远报指出，“钱会”在徽州地区非常活跃，其功能不仅在于宗教信条、娱乐和经济利益，而且在于寻求建立合伙关系、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互助互利，这也是他们“生存策略”之一，也成为乡村秩序的重要功能。

该书还考察了村落之间和村落内部的纠纷。根据詹元相《畏斋日记》所记载的康熙年间徽州府婺源县庆源村发生的具体事例，熊远报发现，在所有的纠纷中，属于村落内部者占50%，而村落之间者占40%。提诉到地方官府的事件约为总事件的三分之一。源村的上述事例显示，明代中叶以来，伴随着长途贸易和社会流动的发展，在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宗族内部、村落内、村落之间，诉讼纠葛不断增多。这种增多也是土地所有权的复杂形式、公私财产的模糊界限、地方预算和支出的矛盾等的结果。就宗族在处理事务方面的作用而言，他们避免了介入宗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只要这些纠纷没有涉及不孝、通奸、屡教不改的违法事件，就不会被投诉到宗族组织。“乡约文会”作为乡村社会的公众代表，参与到村落之间纠纷的和解，以及类似冲突的解决。作者认为，“教官”不仅帮助地方官员处理这些纠纷或诉讼，而且独立解决当地读书人的此类事件。这些纠纷和诉讼主要是由“教官”们的调解而处理完结的。

通过研究婺源县的案例，作者分析发生在这个县内部的纠纷。在这个案例中，县衙里的一些胥吏勾结县城里的某些商人，打着保护县城风水的幌子，提议在婺河上进行一个水坝建设项目，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控制运输业，并垄断本地与江西、广东的贸易。这项工程引发他们与依赖婺河作为运输通道的另一些商人的冲突。作者把这场冲突放在处于中心地位的商人与处于边缘地位的商人之间，如何争夺利益的背景之下来考察。县城里的商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官府的支持，并利用那些处在底层的商人。熊远报认为，此类冲突是城乡矛盾的反映。

这项研究是基于极其出色的调研考察之上的。虽说对徽州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出版，但这部著作确是成就突出的，因为它仔细研究了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多种多样的关系。当关于乡村社会的现存研究关注保甲制度、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农业、自然经济等的时候，村落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而且绝大部分相关成果都出自人类学家之手。这部带有历史学关怀的专著，提供了关于徽州地区前现代乡村社会更为深入的认识，这些认识使我们对于农村和村社社会秩序的见识有了增长。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