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结束至今已经整整九十年了。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质量上乘、令国人感到满意的清代史。因此，立即实施由政府立项资助、组织全国专家共同纂修大型清史这一世纪性文化工程，已成为史学界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的迫切要求。在这次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史纂修研讨会”上，与会的150多位学者对包括纂修清史应采用什么体裁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使我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启示。承蒙会议组织者的雅意，安排我在5月19日就纂修大型清史的体裁问题作大会发言。我在发言的开头讲了这样一段话：“在共商如何实施纂修这一旷世巨典的时候，通过深入讨论，集思广益，共同确定一种比较妥善的体裁，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是处在新的时代，而我们所要纂修的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的历史，要做的确实是一件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工作。因此现在对体裁问题提出不同的设想、不同的方案来讨论，是很自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认定今天纂修清史是承续二十四史的工作，是历代正史的后殿，那么，我赞成5月17日大会上郭成康教授提出的、其他多位先生补充的基本上采用纪传体的主张，以此为基础继续进行讨论。因为郭教授也明确讲要以新观点为指导，体裁、体例上要有创新。但是，按照我目前的认识，我主张采用新体。当然我讲的新体也是要充分地吸收包括纪传体在内的传统史书体裁的优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再创造。”会后，我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思考，并与郭教授交换了意见，我继续得到他的启发，因而部分地修正了我的设想。现在，我便以5月19日在会上发言的内容为基础，结合新的看法，对纂修大型清史采用什么体裁谈点肤浅的认识，作为对此一代盛事竭致愚诚，贡献一孔之见。
一、纪传体得失利弊之审视
司马迁首创纪传体以记载历史，以后一直为历代修史者所采用，历二千年而无改斯道。今天我们考虑修纂清史的体裁，首先要充分地认识纪传体在反映历史上的重要合理性和特具的优势，同时又应当足够地估计这种体裁的时代印记和记载上的局限。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在历史编纂上充分地吸收了先秦史学的成果和经验，他所处的西汉武帝时代强盛的国力和社会上升局面为他提供了创造的激情，加上他非凡的修史才能，因而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步的史学内容和优胜的编撰形式二者的统一，为后世提供了学习的范式。纪传体，由纪、表、志、传配合构成，它突出的优点是，其中每一种体裁担负记载历史的某一方面的任务，反映历史演进的某一方面的要素，并且几种体裁互相配合，具有极大的包容量，足以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情状。历代许多有识史家都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各自表达出深刻的体会，极致礼赞，誉之为作史的“极例”。范晔说：“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①注：《隋书·魏澹传》。这是赞誉纪传体记载内容的详备和全面，范晔本身是史学家，他有成功地撰著《后汉书》的史学实践，对于史书体裁的合理和完善有切身的体会，所提出的见解极其深刻，“网罗一代，事义周悉”二语对后代学者有宝贵的启示。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②注：《史通·二体》。“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③注：《史通·书志》。刘知几是专门研究、总结史书体裁利弊的杰出史评家，他对纪传体史书各体所担负的任务和全书囊括内容之宏富的评价是极其精当的。郑樵更推崇司马迁所创立的体裁已提供了足令后人共遵的范式，《通志·总序》说：“百代以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清代的赵翼和章学诚生活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折的过程中，他们的史学思想具有近代意识，对于纪传体优点尤进了一步。赵翼极赞扬司马迁所创体裁足以反映社会历史的全貌，称为“全史”，其论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信史家之极则也。”④注：《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章学诚也高度评价纪传体容量广阔，为记载的内容和史家的创造力提供了充分的余地，他说：“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⑤注：《文史通义·书教下》。又赞誉司马迁所创体例，体圆而用神，班固改为断代以后，遂成“不祧之宗”，而总体上《史》、《汉》体裁不可替代的优势是：“范围千古，牢宠百家。”⑥注：《文史通义·申郑》。到了近代，梁启超作为掌握了西方进化论学说，又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演变有精湛研究，兼擅史学理论和史书撰著的史界巨灵，更以近代眼光对纪传体在体裁上诸体配合、各尽其用、包涵极其广阔宏富的特点作了更加深刻的阐发，其论云：“《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⑦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6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又云：“纪传体的体裁……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⑧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57页。
综合以往史家的评论，结合我们今天的时代感受，概括来说，纪传体有两项极其重要的优点：其一，它体现了从多视角反映历史。纪以记述大事，体现了以时间先后为角度记载历史；传以记人物，恰好反映出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人，体现出以人物为角度对历史的观察；志以记载典章制度、社会生活，可以满足记载各种制度的沿革和社会各方面情状的需要；表则表列各种复杂、繁细的事项，以收到“文省而事显”的效果。在纪传体中，以上诸体各自承担了自己的任务，且又互相配合和补充，因而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其二，纪传体容量广阔，规模宏大。纪可依经历的年代而延长，志和传的篇目，表的设置均可据需要而增删，伸缩自如，灵活变化。因此只要运用得好，便可为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和容纳众多学者多年的研究成果提供适合的载体。
以上谈了纪传体中诸多符合真理性认识、合理的因素，因而值得我们今天在构想大型清史体裁时充分地予以继承和借鉴。但同时，我们又应充分地认识纪传体的时代印记和体裁缺陷。首先，纪传体的应用基本上与中国封建社会相终始，我们只能吸收其合理的内核，而不应直接沿用其形式。诚然，司马迁有高度的创造才能和高明的史识，全书体裁的配合很成功，其本纪的运用也很成功，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篇，既写出历史的大势，又写出帝王的事迹、性格。但另一方面，他所首创的体裁又恰好是封建等级制的投影，惟妙惟肖地反映出封建社会宝塔形的结构特点。《太史公自序》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毂共一幅”，以此形成天子高高在上，大臣股肱辅弼、众星拱月的格局。此即设置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体裁结构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是二千年封建社会中一直将纪传体史书奉为“正史”的根本原因。故刘知几评论“本纪”的作用时，既讲“纪以包举大端”⑨注：《史通·二体》。，一再强调“以天子为本纪”，“列天子行事”，统率臣下众庶，显示至尊的意义，称：“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⑩注：《史通·本纪》。认为由于本纪能显示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历代遵从而不能变易。浦起龙《史通通释》对刘知几的意蕴有深刻的体会，故于此篇解释说：“赞其创立纪名，专归天子，至当不易，无容混冒。”11注：《史通通释》卷二《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简言之，纪传体的格局，《本纪》的名目和创设的原意，是有浓厚的封建意味的。
其次，纪传体难以写出历史的大势。史书，尤其是大型史书应有主体部分，起总纲作用。司马迁已经意识到此，他讲撰著《史记》要做到“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即寓涵要写出历史演进的纲领和主线的意思。在纪传体中，究竟能否反映出史事的纲领、历史演进的大势，则惟有看本纪能担负此一重任与否。本纪用的是编年体，本身具有的优点是：史事发生的年代先后线索分明；同年并世的事，有清楚的显示。但编年体的大缺陷是：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有的大事件延续的时间首尾达十几年，就得分散在十几卷中叙述，切割得很碎，事件发展的线索被掩盖，甚至读到后面已对前面相关的记载淡忘。所以有学者说，有的研究者要使用《资治通鉴》，先找《通鉴纪事本末》来看，把相关的事件和记载弄清楚，然后再去读《通鉴》，道理即在于此。故后世的纪传体正史体裁运用舛误芜杂，不可究诘，本纪的记载成为流水帐式的简单事目，正像章学诚所批评的，“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12注：《文史通义·书教下》。其中，不但有因设局监修，恩幸贵臣坐啸画诺，严重地压抑着史馆馆臣的创造性，馆臣之间互相推诿、互相掣肘等原因，此外，纪传体本身的缺陷也是一项重要原因。
复次，自18世纪以来，许多有识史家已经一再呼吁对纪传体进行改革，我们应该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要后退。社会现象越往后越复杂，纪传体的缺陷也就越暴露。故处在传统史学后期的杰出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作出了极精辟的总结，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13注：《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类例易求，是指纪传体将大事、人物活动、典章制度等项，分别归到本纪、列传和志中记载，所以按照这几个大的门类极易寻找；大势难贯，即一针见血道出纪传体难以反映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演进的趋向这一根本性缺陷。章学诚探索史书编撰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求写出“大势”。本纪不能胜任，故要引进纪事本末体来改造它。他说：“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14注：《文史通义·书教下》。纪事本末体正好具有这种优点，按照事件的起因、发生、变化、结局记载，显示其来龙去脉。因此，他提出的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便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其指导思想为保留纪传整体上诸体配合、容量广阔的优点，而糅合纪事本末体的长处，以克服其大势难贯的缺陷。为此，他曾提出过两种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可用来记人，用来记事，用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有关的篇注明。其详见于《书教下》篇和《史学别录例议》篇。但他仍处在探索阶段，自己认为未达到满意的结果。至20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分别探索用一种新综合体来撰写中国通史，也是朝着章学诚提出的方向继续作出努力。特别是梁启超，他对史学工作既有理论的建树，又有多方面的成功实践，他对体例很有研究，对纪传体的优点和弊病都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态度明确地反对沿用旧的纪传体来纂修《清史稿》，这一意见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至现在，时代又前进了八九十年，我们今天纂修大型清史若仍旧沿用纪传体，那么我们是前进了呢?抑或是倒退了呢?这显然是必须郑重考虑的问题。
二、历史编撰应当体现时代精神
我国传统史学体裁多样，各具风采，它们是各个时代的史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先秦时期主要史书体裁是编年体，与各国最早出现的史书形式相同，这是因为先民对历史的考察最早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西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是以人物活动作为考察历史的主要视角，同时纪传体具有规模宏伟、包涵丰富的特点。产生这一新体裁的时代条件，一是由于自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局中，像苏秦、张仪、孙膑、廉颇等人布衣而跻身将相，刘邦及其手下文武功臣几乎都出身低微，却以其智谋勇力，成为西汉开国皇帝和辅弼大臣。人物活动在时代前进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因而成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体的认识基础；西汉前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武帝之时国力的强盛更达到顶点，因而促使司马迁在史书体裁上实现这一气魄宏大的新创造。又一新的史书体裁典制体通史是在唐代中叶产生的，由具有丰富理财经验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创立，这同样反映出时代的要求。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刑法、礼乐等各种制度，从秦汉创设，至唐代已全面建立和成熟起来，因而有必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又值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由繁荣而陷于衰败，这一巨大变局刺激着人们寻求改革办法，救治社会弊病，因而更有必要探索历代制度沿革，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此即典制体通史在唐中叶创立的时代需要和认识基础。被梁启超称誉为“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为相近，抑也旧史界进化之极轨”15注：《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20页。的纪事本末体，是在南宋被袁枢所创造的，成为传统史学又一重要的史书体裁。这一新的体裁形式代表了以事件为中心的新视角。袁枢喜读《资治通鉴》，但苦其所载事件线索不清，为逐年记载、分卷隔越所掩盖，因而创立了纪事本末的新形式，将《通鉴》内容重新编排，将千余年史事提挈为239个事目，按事立篇，各具首尾。袁枢的新创造，反映了历史家要求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掌握影响最大的主要历史事件，明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新认识。”此一新的史书形式被创立之后，立即以其因事立篇、不拘常格、起讫自如、适合表现复杂曲折的历史事件等突出优点吸引着学者的注意，因而明清两代继作者踵起。时代越往后，历史现象越复杂，事件也愈加纷繁，以往的以年代为中心，或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的局限更形突出。而随着时代的演进，思想家、史学家的历史认识能力已更提高，他们对于考察和总结社会盛衰治乱之“理”，和考察事件演进因果之“理”的要求也更加强烈，新的史书体裁正是在这种时代需要的推动下创造出来的。
综观传统史学几种主要体裁产生的历史，清楚地显示出：随着社会前进，人类的历史活动越复杂多样，史学家对如何观察和记载人类历史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因而推动历史编撰的发展，取得新的突破，使之能容纳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提供观察历史的新视角，史学著作的价值由此得到提高，体现出时代的需要，并具有活跃的生命力。传统史学重视体裁创新和发展的优良传统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自觉地继承。
这里还应指出，我国史学不仅重视在编撰实践上不断创新，而且在编撰理论上能重视对创新经验加以总结，并提出新的主张以反映时代的需要。这同样是值得我们自觉继承的优良传统。可以说，最早在司马迁身上已初步有了这种意识，以后刘知几和章学诚更鲜明地表现出自觉的精神，获得出色的理论成就。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设置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的用意，同时强调十二本纪具有“既科条之矣”的作用，即用十二本纪来记述历代王朝政治盛衰的大事，以此显示全书记载历史之大纲领，两方面结合起来，既有意识地从多角度反映历史，又让“本纪”起到全书纲领的作用，构成体裁上的一家之言：这是现存最早的历史学家对体裁运用的论述。唐代刘知几著成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名著《史通》，他对其著述宗旨有精炼的说明：“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16注：《史通·自序》。辨其指归，是辨析史家的指导思想是否符合求真、实录、善恶必书的要求，表彰直笔，痛斥曲笔；殚其体统，主要是探讨编撰得失，体例、体裁的运用，兼及材料的搜集应用和叙事方法。他特别提出在长期史学发展中形成编年、纪传二种主要体裁，互相角力争先，准确地论述编年体主要优点是时代感强、纪传体主要优点是诸体配合、包容量大等项利弊，都是通过总结历代史家编撰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重要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知几强调对历史编撰的体例、原则必须慎重地确定、严格地遵循，故云：“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科条一辨，彪炳可观。”17注：《史通·序例》。这既是对历史编撰演进得失的总结，也是他本人“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参与修史工作的深切体会。他尤其态度鲜明地主张史书编撰应该适应时代变化和学术的进步而变革，“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且革”。18注：《史通·载言》。又云，“择善而从，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他论述由春秋到汉代，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更复杂了，从《左传》的编年体发展到《史记》、《汉书》的纪传体，乃史学演进之必然。“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衣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繁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之中，将悲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以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19注：《史通·二体》。他及时总结历史编撰上的教训，如批评梁武帝《通史》“芜累尤深，遂令学者宁习本书，怠观新录”20注：《史通·六家》。；批评王劭修《隋书》，一味追求模仿《尚书》，徒然掇拾琐言，“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21注：《史通·六家》。他讥评中古以降，列传太滥太杂的毛病，更显示出他的勇气和卓识，直言道：“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22注：《史通·列传》。并不怕招来谤议，一针见血地指责贞观诸史为名臣父祖列传，毫无事实根据而滥加溢美，既严重违反信史原则，又乖于列传体例的弊病。因此，《史通》的著成，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历史编纂学自觉地总结和创新的传统，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章学诚处在传统史学后期，他之所以在总结历史编撰上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是因为他重视“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重视史家的别识心裁，反对墨守成规，指摘世代相仍、因袭旧法造成的严重弊病，因而具有更加出色的革新精神。章学诚同样擅长辨析体例，他以一种可贵的历史分析的眼光，中肯地总结一千多年来历史编撰上的一些主要经验教训。他认为，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本为三代以后之良法，不愧是著述的典范。继之《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23注：《文史通义·书教下》。，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而后来的修史者对体裁、体例却不知根据需要灵活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积弊之极，几乎成为严重的灾难：“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简直如洪水泛滥之河、淮、洪泽，祸患无穷。24注：《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氏辨析体例的又一项重要创见，便是指出纪传体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历史演进的大势：“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25注：《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他进而认为，为了解决史书记载史事、反映历史大势的需要，探求历史编撰的新途径，关键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之糅合进纪传体的格局之中，理由是：“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漏而或溢也。”26注：《文史通义·书教下》。章学诚能打破表面上两种互不相干的主要史书体裁，主张将它们糅合起来，又能以“史为记事之书”这一根本任务，和适应事实复杂多变的需要来阐发纪事本末体的长处，这些都是他为推动历史编撰实现创新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章氏是乾嘉时代善于运用哲理思考的出色学者，他以符合辩证法的观点考察史书体裁在历史长河中的嬗变，看清楚原先优胜的体裁形式演变到后代会弊病丛生，而有的被认为是陈旧的体裁经过恰当改造之后却会焕发出新的光彩，获得新的生命力，因而得出“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27注：《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的哲理性命题。以“史义”为指导，准确地认识当前历史编撰的弊端所在，通过对体裁、体例深刻的分析，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创新思路，这就是这位以“辨章体例，考镜源流”著称的史学评论家对我们最宝贵的启发。
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时期。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都有了深刻的变化，历史编撰也敏锐地呈现出新的时代色彩。魏源在鸦片战争发生不久撰成《海国图志》，以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撰述宗旨，而在编撰特点上，则是对传统的书志体大力改造，注入时代需要的新内容。全书以“志”为主体，兼用“论”、“图”、“表”互相配合，尤以“论”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这些创新的设制和内容，使《海国图志》名副其实地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先驱名著，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起点。魏源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就，是因为他对史书所应反映的内容和它的编撰形式应当随着时代前进有自觉的认识。他有一句名言：“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变。”28注：《海国图志》卷五《东南洋叙》。他讲的“史例”，应包括史书的指导思想、内容和编撰的体裁、体例两个方面。与魏源同时代及继其后的徐继畲、王韬、黄遵宪等人所撰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也都在改造典志体以容纳新内容方面各有创造。
至二十世纪初年，章太炎和梁启超对新体裁的探索在近代历史编撰上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至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已大为加深，尤其是经过戊戌维新运动以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已达到学术思想的层面，先进的人们在政治观上已确信西方民主政体远比中国专制政体优越，在哲学观上西方近代进化论已广泛传播，社会上各种学会、商会、新式学堂、报纸、书刊等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界革命的声浪此伏彼起，历史学进入到迫切需要以叙述人类社会进化以取代旧史以帝王将相的行事作为主要内容的崭新时代。在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产生如此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势下，历史编撰如何反映出新的时代风采，这是十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新鲜课题。第二，章太炎、梁启超探索的是如何以新体裁撰写通史，这对我们今天讨论纂修清史的体裁关系更为直接。
二十世纪初年，夏曾佑已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撰成至隋统一，他将传统史学中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糅合到由国外传来的章节体之中，同样是对近代历史编纂作出了贡献。章太炎和梁启超计划撰修的是通史，所以他们要探讨能容纳更加丰富内容的新体裁。章太炎于1900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29注：《略例》附在《ｑｉú@①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ｑｉú@①书》手校本。，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他所设想的通史由五体构成：1表。有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2典。有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典，食货典等，共12篇。3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4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9篇。5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畴人别录等，共25篇。章氏此一通史创新体裁的设想，是同他当时所具有的进化观念和爱国思想相一致的。他提出有志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他认为章学诚的主张是“大势所趋”，自觉地继承，所设想的十篇纪，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又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机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30注：《章太炎选集·致梁任公信》，1902年8月4日《新民丛报》载《章太炎来简》。这说明，章太炎探索体裁的创新，重点要解决的是“历代社会各项要件”如何贯串的问题，最后确认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可以解决。他企图用这十篇“记”来叙述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重要事件，如秦的统一、唐代藩镇割据等，这样来显示历史演进大势，这显然是沿着章学诚思考的方向继续探索，而且较之大有改进。章太炎又很重视用“典”记载典章制度的作用，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31注：《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可见总体上是对纪传体的发展，发挥其综合的优点。不过，究竟以“记”还是“典”来概述社会大势，章氏自己并不明确。梁启超在同一时期的探索，与章太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氏于本世纪初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后因卷入政治漩涡而搁置多年，至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32注：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现见于《饮冰室合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成于1920年，有《太古及三代载记》，内容仅有《古代传疑章第一》；《春秋载记》六章，末附《春秋年表》；《战国载记》六章，末附《战国年表》等。33注：以上各篇均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三至四十九。以此与梁启超致陈叔通信中一段话相印证：“所著已成十二万言也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舞之足蹈之也。体例实无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节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我们可以判定，梁启超自信前无古人的创新体裁，就是以载记、年表、志略、传记四者配合而成的综合体。在此体系中，“载记”明显地是主干部分，其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各个时期的“载记”联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向论述历史演进的主线，与章太炎的十篇“记”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更加系统。其他“年表”、“志略”、“传记”都与“载记”配合，与章太炎的设想有颇多类似之处，而又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还应指出的是，梁氏设立“载记”，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运用，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既看到纪事本末体与近代史家要求写出历史进化大势距离最近，又能看到其不足而作根本性的改造、提高，故说：“纪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过去的纪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要的纪事本末体，要重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34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31页。梁启超撰成的《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确实把范围扩大，力求说明这两个重要历史时期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演进大势，它们所具有的高度史学价值和表述的成功向来受到高度重视。近代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认为：梁氏的这两部著作，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近代中外名家，抑且可以压倒吉朋1737—1794、麦可莱1800—1859、格林1837—1883和威乐斯1866—1946。35注：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显然，既洞悉传统史学各种体裁之利弊得失、善于抉择和继承，又能站在二十世纪初的时代高度，大胆地进行根本性改造和再创造，使之能够容纳和突出地反映时代所需要的叙述人群进化、因果关系的新内容，就是梁启超在近代历史编撰学史上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
三、用新综合体撰写大型清史
根据以上的论述，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今天的史书编纂，应当自觉地继承古代和近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他们的真理性认识和创新精神，同时，还应突出地体现时代要求、时代精神。人类今天已进入21世纪，中国已进入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代，要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科学和文化，史学工作也要求达到更高的科学性，勇于创新，达到超越前人的新水平。总起来说，继承性，时代性，科学性，创新性，这四项，应是我们讨论修纂清史体裁问题的指导思想。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历史编撰工作有了引入注目的进展，取得了非常宝贵的创新成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史学工作勇于探索和蓬勃发展的特点。新时期历史编撰的探索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历史工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对于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多层面性有了深刻体会，试图在史书体裁上有所突破，以求容纳和表现更加多样和深层的内容。另一方面，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创新，有了自觉的认识，因而有创造的勇气。可以罗尔纲先生著《太平天国史》、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和戴逸、李文海二先生主编《清通鉴》为代表。
罗尔纲先生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自四十年代末起，即经历了由继承纪传体到自觉地进行改造的艰苦过程，至八十年代中期，又受到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启发，因而确立用一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撰写成四卷本的《太平天国史》。全书系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分组成。“叙论”是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作综合的论述。“纪年”，是以纲目体裁，按年代先后，对史事进行简洁的、有组织的记述；相应取消“本纪”，将洪秀全事迹移归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的封建性。用“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共二十一“表”。用“志”记典章制度，有上帝教、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政权、政体、食货、官爵、兵、刑律、礼制等，共二十一篇“志”。“列传”记人物，共四十七篇。罗尔纲先生认为：应用这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来撰著，“使一部史书既有理论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的史书往往陷于有骨无肉干巴巴的境地迥异。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书应用的一种体裁。”36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自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页。
白寿彝先生对史书体裁作了长期的探索，他于八十年代初即明确地提出“要采用综合体裁来写历史”37注：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这一重大理论主张，集中地代表了老一辈史学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之后，对于唯物史观体会更加深刻，视野更加开阔，至此，对于历史著作应有的丰富内容和包涵宏富的编撰形式二者的统一，史书体裁的批判、继承和创新问题，在认识上都达到了升华。白先生担任总主编，组织和领导全国几百位专家，从事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著，经过二十年艰苦努力，至1999年4月终于实现全书全部出齐，共计12卷22册，约1300万字，被学术界誉为二十世纪史学的压轴之作。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于1989年出版中，白先生专设了论历史编撰一章，系统地论述全书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裁的构想。以“序说”置于各卷之首，开宗明义，其基本内容为：论述基本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论述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说明本卷撰述的旨趣。“综述”，是各卷的主干部分，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相。综述吸收了本纪、编年及近代以来流行的章节体等的长处而加以发展。主要任务是：紧紧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向。政治的变动比较显著，需要作较多论述，且能显示历史演进的线索，但又都结合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关系因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得到充分重视；各卷综述又都体现出鲜明的时间观念，高屋建瓴地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尽量地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典志”的任务，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其设立，是对纪传体中书志的改造和发展。通过总结旧史的志目并根据新的观点加以发展，各卷典志篇目一般包括：地理包括历史上疆域、行政区域、都邑、交通等、民族民族的分布、活动、迁徙、习俗等、社会经济农、牧、手工业、商业、货币、生产技术、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政治制度官制、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等、军事制度、法律礼俗包括民间习俗、宗教宗教的传播和特点、宗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中外关系。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社会发展整体服务的。“传记”，《中国通史》在第三卷以下，都给传记以较多的篇幅，选择每一历史时期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写出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通过他们写出时代的特点，分析、评价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白先生确定的由上述四种体裁互相配合的综合体裁，确能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白先生又特别强调要在“通”字上下功夫，吸收司马迁、杜佑“通古今之变”的长处，还要吸收郑樵、马端临“会通”各种知识和文献的长处，而尤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地研究每一时期历史各方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
戴逸、李文海二先生主编的《清通鉴》共22册，1999年出版，是一部创造性地采用编年体来撰修清朝历史之佳作。其撰述宗旨为：继承《资治通鉴》的体裁，“网罗300年史迹，详其史实，著其人物，明其典章制度，考其记载同异，述一代之盛衰，究世事之治乱，示过往之教训，揭历史之规律。”38注：戴逸、李文海：《清通鉴·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编纂者根据当今时代的需要，而对传统的编年体裁加以改造和创新，同样为新时期的历史编撰提供了很可宝贵的经验，表现在：除对政治、军事以应有的重视之外，对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对外关系等为司马光等旧史家所忽略的内容也予以足够的关注；适当参用纪事本末体的长处，全书按年月编排，惟重大事件适当地集中，或回溯，或延伸，追踪其来龙去脉，使首尾完整，一目了然；对较繁复的事件，先标其纲，俾眉目清楚；兼顾记载人物事迹，简要地状写出重要人物的形象，在其辞世之时，作一总结性评述；重视对材料的鉴别、考订，并撰《考异》，说明对材料斟酌去取或存疑的原因。上述撰修原则，正是以新观点对编年体加以审视，针对其缺陷而加以改造和发展的，因而保证了这部《清通鉴》内容详审、体裁体例又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今天纂修大型清史，确实是旷世巨典，一代盛事。体裁问题事关重大，首先必须深思熟虑，精心解决，提供一个合理、完善的载体，使之能容纳并恰当地组织丰富、科学的内容。必须处理好“继往”和“开来”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纂修清史是承续历代修史的工作，继二十四史之后再增加一部传世之作，因而在体裁体例上要充分地体现出对历代沿用的纪传体之继承性。另一方面，我们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修史，我们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所要实施的是新世纪第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因而又必须充分体现出体裁、体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反映出时代精神，使这部大型清史为当今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为此，有三项是必须得到充分体现的。一是，不能撇开二十世纪众多史学家在探索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史书体裁上所作出的极有价值的努力，相反地，应当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尤其是，章太炎和梁启超设想的改造纪传体、体现历史演进大势异曲同工的两种修史方案，罗尔纲先生从事的剔除纪传体的封建性，采用叙论、纪、志、传、表五体配合的体裁以著史的探索，白寿彝先生总结各种史书体裁得失，确定的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修纂《中国通史》的成功实践，在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出随着社会前进，历史编撰上也必须勇于创新的客观法则。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应当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创造精神，开辟历史编撰的新途径。二是，必须体现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历史编撰是受历史观所达到的水平之制约的。章学诚之所以能在历史编撰上提出进行改革的卓越见解，就因为他在历史观上比起其他封建社会后期的史家站得更高。他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道”随着“事势”而不断发展的认识：“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随着后代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推动各项秩序的治理，促进井田、封建、学校等各项制度的形成，乃是“不得不然之势”39注：《文史通义·原道上》。。因此，对于“道”的探求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之内，不能认为“道”是凝固不变的，而是要研究当今变化了的制度事物，总结出符合当今状况的“道”来。故著作家的任务是：“事变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40注：《文史通义·原道下》。与此相联系的是，他认为历史著作应做到“体圆而用神”，体裁体例上要灵活变通，不拘常格，要体现出史家的远见卓识，通过总结历史流变预见未来，故称“神以知来”。比起章学诚朴素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进化观来，二十世纪是进化史观广泛流行、此后又是唯物史观传播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指导地位的时代，由此不断地推动史家对历史编撰作出新的探索。今天，我们的历史观已比封建时代的史家高出两个历史时代，决不能以封建时代的史书体裁自限，只求将史实、史料分类、纂辑，仍旧受历史循环论、复古倒退史观的支配，或只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相反地，我们要记载人类全体，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活动，考察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矛盾和斗争，考察各种复杂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和前因后果，揭示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当然也要如实地反映历史中的曲折以至局部的倒退。撰写清史，我们就要在占有丰富史实的基础上，考察并清晰地揭示出女真族的崛起、清朝的建立、它有过的兴盛，以至衰落和灭亡的过程和规律。我们必须占有丰富、详尽的史料，对歧异的记载进行精到的考辨，而同时要重视对材料的分析，要体现出科学理论的指导。三是，今天纂修清史不能只求记载陈篇旧迹，而是要努力写成非以惟可观，且又可诵的佳作，发挥如章太炎所说“振厉士气，令人观感”的作用。要体现历史的智慧，通过记载和总结清朝的盛衰，对我们今天治国、兴业、行事、做人产生有益的启迪，鼓舞人们在新世纪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总之，根据社会发展对于历史编撰提出的要求，今天纂修大型清史不宜简单地沿用旧的纪传体，而应依据史学发展的需要对它实行根本性的改造，吸取二十世纪有识史家的有益经验，创造一种新的综合体裁，用它来纂修大型清史。
《人民日报》2001年4月14日发表了戴逸、李文海教授的文章，提出纂修大型清史的体裁可否考虑设置以下八个部件：一编年。取代纪传体中的本纪。二传记。是大型清史的主体部分。三通史。“按今日章节式之体裁，写成有清一代之通史。篇幅不必过大而观点需鲜明，叙事需准确，文字需通畅，为旧史所无而新增部分。”四专史。分门别类，叙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方面之发展，取代旧史中的“志”。五各种史表。六图。地图和各种图籍。七纪。可考虑设《南明纪》、《太平天国纪》及《清史前纪》。八清史著述书目。41注：戴逸、李文海：《一代盛事，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两位教授提出的设想具有宏大的气魄和突出的创新精神，读后颇受启发。我的想法，与两位先生的意见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依我的意见，纂修大型清史应当是一部书，其体裁可设想是六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综合体。
一综述。系吸收梁启超撰写《中国通史》所设置的“载记”、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中的“叙论”，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所确立的“综述”，并参考戴逸、李文海先生设想的“清代通史”部件而设置的。它是全书的主干部分，其他各部分均围绕于它，与它相配合。“综述”的任务是再现清代社会演进的总相和脉络，划分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总结各个阶段的特点。它要论述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民族、制度、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大事，对政治上和后期中外关系上的变迁及措施的论述要多一些，以此显示历史演进的主线。民族关系在清代是关乎全局性的大问题，也要给予较多的篇幅。其他有关经济、制度、学术文化等项则只论述重大事件和问题，突出它们与历史发展的主线相关之处，其他内容则放到“志”的部分去论述。综述也要讲到重要历史人物，但只讲他们与历史发展关系密切的地方，人物的全面活动和性格特点等则放在“传”的部分记载。最为要紧的是，综述部分要做到提纲挈领，历史演进的脉络清晰，史事翔实，同时在此基础上，还要与深入、恰当的分析、评论相结合，藉此揭示出历史演变的深层原因，总结出清代268年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人以思想上的启示。诸如下述几项有关清朝历史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就应下功夫在史实与分析相结合上予以清楚的阐述，给读者以明晰的印象：满族在东北地区兴起时，本来处于社会发展较低级的阶段，它为什么能战胜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比它处于较高级阶段的明皇朝，后金时期的政治、军事制度为何具有坚强的力量；满族是一个人口数量不多的边境少数民族，它入关以后为何能迅速统一全中国；清朝前期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大，是依靠哪些有效的政治统治措施和制度；清朝的民族政策在哪些方面是成功的；造成清朝由盛转衰、迅速滑落的深刻原因是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之后造成了中国社会哪些方面的变动，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经历了哪些阶段；在中国向近代化前进的艰难历程中，是如何逐步地积累了先进的物质生产力量和先进的阶级力量的；中国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如何建立起空前密切的联系，并最终推翻了清朝的腐配统治，等等。阐明清代历史演进和盛衰变化的内在原因和规律性，是清史研究者的责任，也是广大读者最希望能在书中读到的。“综述”部分担负论述清代历史发展大势的任务，这一部分是以往的纪传体所没有的，这是新体与旧体最大的不同。“综述”部分采用分章节的写法。
二纪。这一部分是清史编年，采取年经事纬的形式，爬梳、整理清代各方面的历史事件予以记载，做到年月清楚，事件准确，条理井然。可按清代各个帝王在位的年代，分为清太祖纪、清太宗纪、清世祖纪、康熙帝纪、雍正帝纪等，但取消“本纪”名称，以剔除天子独尊、纲纪天下的封建性。《清通鉴》中成功的做法，如扩大编年体记载的内容，适当参用纪事本末体的长处，对较复杂的事件还兼用纲目体，重视对材料的考订、鉴别等，都应当同样采用，而且有已撰成的《清通鉴》作基础，“纪”的部分可以做得更为完善。“综述”和“纪”两部分所记载的史事难免有交叉或重复的地方，但二者记述的角度和任务不同，“综述”的作用是要阐明历史发展的大势，总结清代盛衰治乱的法则性和经验教训，“纪”的作用是厘清事件发生的时间，务求记载的准确、详明，一般不作进一步的议论、分析。
三志。系采用纪传体的书志而来，但要置于新观点的指导下考察，内容上要大大地拓展，要多层面地反映历史。志的篇目的确立，应参酌历代正史的志目而作增减，还需参考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中清代卷、近代前期卷中典志的设置。除了反映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剖面所不可缺的疆域、地理条件、民族分布、行政区域、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生产技术、科技发明、礼制、民俗等项需立志目以外，尤应考虑对体现清朝一代特点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现象设置篇目，如：八旗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和六部、军机处、总理衙门、治河、盐政、漕运、摊丁入亩、大清律例、绿营兵、科举制度、翰林院、官修图书、清初经世之学、乾嘉汉学、晚清今文学、同文馆、海关和关税、秘密结社、新式学堂、清末宪政、晚清白话小说和戏剧、晚清报刊和出版事业，等等。清时期的各民族，如不考虑设传，则应分别立志，记载每一民族的生产、生活、迁徙情况，宗教和法律制度，习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贡献等。“志”有利于储存大量的史实、史料，但各篇志目，也都是围绕“综述”这一主体部分来写，通过每一侧面，进一步反映清时期的历史特点。再一项也是很重要的，即对于每一制度或社会现象，是作为动态来写，而不是作为静态来写。
四传。长期流行的章节体史书，有利于表现历史发展的主线，但是看不到完整的人物形象，是很大的缺陷。发挥纪传体中有人物传记的长处并加以发展，正好弥补这一缺陷。好的传记，不仅能凸现出人的主观努力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能使读者获得启示和激励。《清代人物传稿》一书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已为写好传记提供了一些基础。但是大型清史中“传”的部分不能包括这么多的人物，也不应平均对待，不管人物重要与否，都以三四千字来写。我们应当有选择、有主次来写，即选择对历史进程有大影响的帝王、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重要的官员、思想家和学者、文学家、科学家、外交家、少数民族人物、农民起义领袖和其他代表人物。初步可考虑选择150人左右。对于历史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如努尔哈赤、康熙帝、林则徐、康有为等，可浓墨重笔写，给以足够的篇幅。除了最有影响的人物设专传或合传外，若干重要性次一些的人物可设“类传”，如清初理学名臣、乾嘉考证学者、晚清督抚、维新派人物、抗击外国侵略将领、辛亥革命志士等。其他人物，可考虑设“人物表”，主要列出姓名、别名、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主要著作、传记资料出处等项，如有兴趣作进一步了解，可据此查索。写传记，既要熟悉传主，还要熟悉他的时代，通过写人物的活动，更生动地表现出时代的特点。
五表。
六图谱。这两项的内容，均依据需要灵活确定。表和图，都是与上述四个部分相配合的，使全书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和直观性的内容丰富的整体。
纂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浩巨复杂的文化工程。相信在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经过全国清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使之流芳百世。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