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听了李岚青副总理讲话的传达、1月28日清史编纂座谈会《记要》的传达，以及戴逸主任的重要讲话，受到很大启发。现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纂修清史？
在1月28日清史编纂座谈会上，李岚青强调：编纂清史是新世纪我国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广大历史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段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决非是“套话”，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是现代西方史学界的重要命题之一。从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出发，完全可以赋予其新的内容，为我所用。当前我们最大的现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生活诸方面，包括文化方面，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显然包括文化的内容。我们不仅要开发自然的、物质的资源，而且还要开发中华民族悠久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资源，纂修清史即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传继和认同；关系到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如何种植中华民族的根、如何塑造中华民族的魂，加强民族凝聚力，以及应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在近年美国的国家政策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始终将“文化”和“新经济”、“高科技”并列，极力使美国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托夫勒教授等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掌握未来的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他还预言“文化全球化”的后果，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标准化的过程中将遭到破坏”。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他所选择的历史事实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样，我们在纂修清史时可以“提出很多问题”，可以进行多种“选择”，即可以有许多的标准，但有一条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不能脱离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只有这样，在纂修清史时才能够真正做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使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民族精神。我们要纂修的清史，并非仅仅是在座的诸位历史学家的清史，而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清史。2002年夏，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教授在北大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联想到今天讨论清史编纂时，他的话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如何理解清史编纂中的“科学性”？
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人文科学研究中明显地出现了由发掘、整理文献资料，向分析、解释这些资料转化的过程。具体到历史学，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编纂、积累史料的时代逐渐为认识、诠释这些史料的时代所代替。这大体也符合中国史学界的情况。因此，不能将“纂修清史”变成一部文献资料汇编。修史自然离不开穷尽、翔实的文献资料，但这并不是纂修清史的全部内容。如果是这样，历史学就失去了基本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史料自己是不会讲话的，它只能通过历史学家讲话。让它什么时候讲，讲什么，决定于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的发挥。笔者在2003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有一论文，专门阐释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问题，可供参考，这里不再赘述。
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来说，纂修清史不能仅仅停留在“考实性认识”的水平上，一定要有价值判断。我们应该相信自己历史观、价值观的科学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心，那就不要勉强参加纂修清史这项工作。总之，纂修清史，作为一个统一的工程，自始至终应该有一明确的、统一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贯彻始终，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历史思想贯穿其中。这些理论或思想应该蕴涵在拟纂修的清史的每一册、每一段、每一句话中。
如果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确定，比喻为盖房子之前先要设计出图纸的话，那么，首先在设计图纸之前首先应该明确我们要盖什么样的房子，楼房还是平房？10层还是20层？圆顶还是尖顶？总之，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相反。对于“二十四史”不必看得太重，以至束缚我们的思想。因为无论是“清史”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同“二十四史”中任何一史的内容相比较，还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当代世界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实际，同“二十四史”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相比较，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十四史”以及“二十四史”的编纂者，都是历史的产物，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这一页历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当代中国学者进行清史纂修时，所要体现的是21世纪，改革开放，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中国人民对清史的认识，自然其中也离不开对当代中国现实与未来的理解和展望。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与“二十四史”的编纂者有质的区别，我们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和学术观点，在“二十四史”或类似“二十四史”的框架体系内，无法得到准确、完整的表述。“二十四史”的体裁和框架体系是为“二十四史”所要阐释的内容服务的，这些“内容”往往以学术的内容表现出来，但其本质却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并非仅仅是个形式的问题。
如何理解清史纂修中的“世界性”？
清史纂修不仅要“主要面向现实和未来”，而且要“面向世界”。当代中国学者纂修清史，毫无疑问只能是中华民族的清史。但是，这同“面向世界”并不矛盾。尽管是清朝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断代，但也应该有世界性的眼光。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有助于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结合上，确定纂修清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这些原则和内容，至少在以下七个方面需引起重视：
其一：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就是说“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世界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融入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封建社会的中国开始落后资本主义世界。研究纂修清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时，应高度重视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历史正在发生深刻剧变的背景。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世界近代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与清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发展有关的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应该是“必要的理论准备”的内容之一。这样，仅考虑作为专史的“中西外交史”就不够了。“中西外交史”或分述清王朝与周边大国、西方列强的外交史，只是诸多的具体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相对来说较易解决；较为困难的是如何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科学地认识清王朝的历史，对此应给予充分的重视。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真正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世界，用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去认识世界的历史（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很好解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纂修清史时真正做到“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2]
其二：清王朝的多次边疆危机，中英、中日、中法、中俄、中德、中美等双边关系、冲突与战争，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等，乃是这些国家当时政治、经济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探究其历史的真实内容，需要研究世界近代的历史。
其三：编纂清史，应揭示清王朝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蕴涵的某些内在的历史因果联系，因此需要特别研究近代以来的远东或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清政府的一些内外政策，乃是资本主义大国争霸的产物。
其四：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融；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传教士和中国科学、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
其五：纂修清史时，应重视汲取中国世界史学者，以及外国学者相关的有益研究成果。周谷成、雷海宗、吴于廑诸先生虽早已谢世，但他们在这方面有不少精辟的思想值得认真研究。近年，一些外国学者的作品，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大卫·朗德斯的《国富与国贫——为什么有的国家如此富有，有的国家如此贫穷》、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还有“李约瑟之迷”等等，在认真研读的基础上，应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做出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回答。
其六：在纂修清史时，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批判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也是有益的。如提出“二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此外，在二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七：世界性首先是民族性。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阐述全球史观时说，历史学家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但是，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是站在月球上，也应该是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世界。纂修清史时，大没有必要考虑外国人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他们的历史著作，凡是涉及到中国的内容，也从来不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例如，近年克拉克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洋洋14卷，但论及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不过数页，而且多是不实之词，篡改历史。
最后，关于语体问题，语言既是口头或书面的符号系统，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纂修清史用文言、浅易文言似欠妥，这不是单纯的表述形式问题。
（资料来源：清史编委会体裁组提供，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于沛，世界历史研究所）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页；第3卷，第51页。
[2] 《李岚青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光明日报》，2003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