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克服了极大困难和重重挫折，最终完成了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一部以穿越中国内地的旅行为主题的游记，其吸引人之处，或在所述事件的新奇与重要，或在其包含了有关那个奇异国家的大量第一手信息。这些我在很大程度上都预先多少知道一些。有关阿美士德使团出使的经过，已经有正式指定的著者做了既生动又详尽的叙述，很难再指望会发现还有能满足公众好奇心的内容由我来补述。有关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同样游历过的中国那部分地区的真实描述，已经包括在已故斯当东爵士的那部准确并颇具功力的著作中了，相关方面无不述及，很少遗漏，即便只是阿美士德使团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在斯当东爵士的书中也已间接提到了。这部旨在确立“中国可被认定的在国际上的等级地位”的著作，已经涵盖了这方面需要详细研究的所有主题。传教士的著述对这些主题也进行了阐述，几乎不可能再利用相似的资料来源对同样的主题做进一步的叙述。

    对于所访问的国家的自然史，我叙述起来简直同样困难重重。由于疾病，使本可以得到的有关中国各方面科学信息的资料减少了许多，海难又几乎全部毁掉这些资料。事实上，相比较言，我患病的影响并不很大，它只是阻碍了我对中国的考察，而我的朋友们的努力，更多地补偿了我个人在搜集标本方面的损失。但是，海难却使我失去了明智而又慷慨的东印度公司同意由我支配的那些考察手段所得到的全部成果，我唯一的责任就是要公正地向其他人说明这些手段的性质及其所取得的结果。 

    我最初只是被指派为使团的医生，但是通过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Banks向东印度公司的推荐，我获准担任博物学家之职，得到了一整套用于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这些仪器在我搜集和保存使团到访国家的各种植物的努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位来自皇家植物园——丘园的园艺家，在我的指导下，在专为他提供的一间船舱里保存活标本；我的研究也得到了被准许陪同我的姻兄普尔Hooper先生的大力协助。有了这些便利条件，如果我再收集不到新的和重要的信息资料，即使是在科学家们经常光顾的国家，也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在博物学家几乎没有涉足过的中国，本来应该取得丰富的收获，作为我应有努力的表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的证明，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被埋葬在了加斯帕尔海峡。可是，我有责任证明园艺家胡珀Hooper先生所做出的努力，他所做的工作同样是坚持不懈和有效用的。他的一项更独特的专长是搜集和保存种子，当我们离开中国时，他将三百包种子交给我保存，其中许多都是从来没有人记述过的植物种类的种子，至今大部分还是未知品种。这些种子也成了遭遇海难的收集物的一部分。 

我曾将搜集到的少量中国植物送给小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并将在广州搜集到的少量中国岩石送给霍尔Basil Hall上校，由于他们的慷慨相助，我又得到厂所有这些标本，从而使我得以在这本书中对中国的地质和植物写出一些评论。对于霍尔上校以及他的朋友克利福德Clifford先生，我还要另外表达我的真诚谢意，我必须代表他们说，他们损失的收集物，其价值丝毫不亚于我的损失。当使团告别他们，在直隶湾登陆的时候，请他们负责保管一箱酒瓶，目的是让他们保存途中町能遇到的有趣的海洋动物标本，同时也请他们保管必须保留下来的植物。当五个月后再次与使团会合时，他们将搜集到的植形海洋动物以及在琉球群岛搜集到的大量植物送给了我。这些也随着“阿尔卡斯特号”一起消失了，而且也没有列入我的损失目录中。马克斯韦尔上校精心搜集的石珊瑚也应加入到损失目录中，而且这一目录仍不完全。当“阿尔卡斯特号”和“里拉号”考察朝鲜沿海地区和琉球群岛的时候，使例的其他船只访问了鞑靼沿海地区。莫恩Maughn中尉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人员也随船前往，在他的指导下，用一种方法保存了干燥的植物标本，当我到达广州时，他们从鞑靼沿海地区搜集到的大量地质和植物标本使我大吃一惊。这些再加上广州英国商馆的一位医生利文斯顿Livingston先生从同一地区搜集到并惠赠给我的标本，也同样归我所有，结果与我的其他标本都落得同样的命运。但是，假如我要试图列出应当感谢的所有朋友们的帮助和他们所做的努力，列出我对他们应当表达的所有歉意，那么读者可能就会失去他们的酬心，而这也会让我感到不安。 

 我在这里公开宣布可以使这些记述更有价值更有趣的资料已经损失殆尽，陵者可能会问，我还剩下什么重要的内容要发表呢?回顾我对断访问国家的考察，我相信会有睫你们感兴趣的，也会有值得告诉你们的故事。我并非依据如何恰当估价我记录的这些素材的价值做埴判断，而是我相信诗人的感叹“所有辛劳付之东流”ibi omnis effusus labor并不完全适用于我的著述。我尽力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而且当我在叙述中顺便提出某些话题时，我会尝试通过引证他人的看法，并与我的观点加以比较，从而引发对这些话题外在的兴趣。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维护我思想的自由，毫不含糊地表达我的想法，即使这些想法与一流的权威有所不同。我相信，在这些时候，我的语言表达了我对自己领悟力的自信。可是，如果发现我的表述与我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总是完全一致，我请求读者宽容地归咎于我在语言表达准确性方面经验的欠缺。的确，谈到本书的写作风格，我特别急于预先要说的是它的随心所欲。我在写作中对语言的表述方式着力甚少，希望用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这样做也担心不会有利于本书语言的表述，会使它们不能像内容的价值那样得到应有的长久流传。关于我谈及的事实和结沦，我倒并不是一卜分担心：那些事实，就我的判断来看，都做了精确的表述；而那些结论似乎都是根据有关前提推导出来的，如果它们不被采纳的话，也只能说明其他的结论比它们更好而已。 

在这里，我要致谢的人几乎不可胜计。我要深深地感谢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他对我有关科学的见解的支持，自然有其值得称赞和有益的重要性。我带着他的教诲离开了英国，他告诉我不在英国的时候要密切关注的目标，而在我回到英国后，又得以在写作本书期间可以自由利用他的图书馆和植物标本馆的一切便利条件。 

对于罗伯特·布朗先生的协助，本书中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他在对一个新属做描述时，出于对我友好的偏爱之心，他将这个属命名为Abelia六道木，该属包括两种新植物，其中一种导致了一种新自然次序的建立，另一种确立了迄今尚未确定亲缘关系的属在自然方法中的位置，我在附录中还要明确地讨论其价值。 

我非常感谢马礼逊先生，他的日记提供了我患病期间使团旅程的简述，以及我不在场时与中国人交涉的一些有趣的记录。其中有些记录与我早期的日记内容结合在一起了。我还要非常感谢库克先生的日记，以及他惠允我在本书中使用他的两幅插图。苦槠和岗茶Eurya Chinensis两幅插图来自我的朋友胡克W．L．Hooker先生熟练的画笔。我也要感谢“阿尔卡斯特号”的军官雷珀H．Raper先生在好望角绘制的所有地质图——只有两处地方除外，现场绘图对于表现地质构造细微的精确性方面尤其具有价值。观音寺的插图来自小斯当东爵士惠赠的一幅素描。其他的插图，除了已注明画者之外，其余的都出自我的笔下。 

对于“阿尔卡斯特号航线海图”标示出的朝鲜海岸线和朝鲜群岛，我必须感谢“阿尔卡斯特号”的牧师泰勒Tadylor先生。更大范围的中国地图以及使团在扬子江的航行图，是利用耶稣会士们绘制的大地图简化而来的。我之所以在书中附上中国地图的目的，就是想让读者对这个国家非常独特的特征有一些了解，即到外是纵横交错的可航河流与运河，同时也显示出使团全部旅行的路线。至于地图绘制的路线是否准确，则完全依赖耶稣会士的地图，我们没有机会去核实，也没有理由提出质疑。然而，就一定范围而言，本书绘制的地图与传教士的也有所不同，一是图中标出的我们旅行沿途经过的地名比原图要多，同时还标示出使团经过的河流两岸的特征，只要这样做不会因插图印刷的标注文字过多而引起混乱。同样说明也用于扬子江和鄱阳湖的地图。 

附录中的气象表尽管很不完善，但或许被认为是很值得附在书中的，因为它丰富了我们已掌握的有关我们几乎不了解的世界这一地区大气现象的很有限的实际情况。对于我们的旅行路线表，我几乎没有更多可说的。在参考地图时这份路线表有一定的重要价值，表中包含了从一份中文的旅行记录中摘录的里程数，抱歉的是，可能会发现这份路线表只占据了很小的篇幅。 

在序言结束时，我肯定不会忘记指出雕刻师菲尔丁先生忠实履行了他的专业工作，感谢他对推进工作的兴趣，他热切地用他那精确的画笔，满足了我准确表现这些往往不会被艺术家所关注的题材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