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茶初入英伦
英人索西尔（W.E.Soothill）称，1615年，英国人最早从日本人那里听说了中国茶，并求代购[１]。
一千六百一十五年，爲英人到远东营茶叶之初年。时有东印度公司，掌握远东政治及商务之霸权。但该公司在支那日本，尚不过小经营耳。每次定货，只由总司事发函至其代理，求取中国上等之“Chaw”一坛（笔者按：有认爲Chaw是闽人呼茶之音，似乎不确，Chaw或许从广州土语而来，后来葡萄牙人的音译来自广州土话Cha，而英国和荷兰等国的茶叶译音是来自厦门土语te或tay。而茶价异常昂贵，时有所谓“掷三银块饮茶一盅”之谚，观此即知其价矣。[２]
这来自日本的“Chaw”是否转运到了英伦，还是大成问题。另有记载说：1637年由威德尔（J.Weddell率领的英国船员曾在广州得见茶叶，返回伦敦后，参加者曼第Peter Mundy曾以惊诧口吻描述了中国茶[３]。曼第等人可能确实在广州尝试了茶叶，但威德尔船队中国之行的回航货物中并没有茶叶是可以肯定的[４]。
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中国红茶转运英国，这应该是茶叶首次登陆英伦。1658年9月，英国报纸刊登了茶叶介绍，茶叶处于试销，售价60先令一磅[５]。1660年9月25日，佩皮斯（Pepys）在日记中写道：“我在咖啡馆时，侍者送来一杯茶，一种我从未喝过的中国饮料”[６]。这年英国国会的征税条文中已有每加仑茶水征收6便士的规定。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Catherine），饮茶嗜好被带入英国宫廷，饮茶蔚成时尚，“英人争先恐后以饮茶爲一荣幸事”。凯瑟琳被称“饮茶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不失时机地迎合王室嗜好。1664年，公司或从荷兰人手中、或从派华职员处花4镑5先令购2磅2盎司茶叶“作爲一种珍奇的礼品”赠送英皇，据称这种叶片“香味隽永作用柔和”，“每磅获奖五十先令”。[７]1666年公司又购22镑12盎司茶叶再献英王。东印度公司是很有商业头脑的，利用王室作宣传，效果自然奇佳。1667年，伦敦街头的咖啡馆老板托马斯‧加韦已经在作广告式的宣传：茶具有“舒筋活血……治疗头痛、眩晕忧伤，消除脾胃不适”之功效[８]。经销茶叶已具有看得见的商业价值。这年，公司董事会指令其在中国贸易的商人采购100磅茶叶运回英国[９]。1668年，公司抢先在政府注册，获得运茶进入英国的特许[１０]。
但一种新物品，特别是一种要进入人的肠胃的食品饮料的流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赶时髦者固然不乏，也有不少人表现出了审慎，茶叶在英国流行的初期情况是，好奇尝鲜者有之，“上瘾”者极少，17世纪后半叶茶叶在英国的销售情况并不稳定。1669年英国进口茶叶数量是143磅8盎司，1670年是79磅6盎司，1671年是266磅10盎司，1673－1674年由某咖啡公司购买了55磅10盎司，1675－1677年干脆没有进口。可能是爲了弥补前三年没有输入的缺口，1678年的进口量一下子到了4717磅，但价格也随之大跌，每磅以8先令6便士至12先令4便士出售，较前的60先令或更高的价码降低不小。1679年后的进口量又锐减，只有197磅，1680年143磅，1681年没有进口，1682年是70磅，1683－1684年又没有进口。1685年进口量大增，除了从马德拉斯和苏拉特两地获得转口的华茶12070磅外，还直接从中国厦门进口特优茶15000斤，这批进货由“中国商人号”（China Merchant）运送，领船的大班格勒曼Gladman严格按照东印度公司的指示行事，包装半数罐装，半数壶装，外再用箱装，公司指令要求壶要用白铜制造，每壶盛茶叶1至4斤。1686年的进口又上演了上年进口多下年势必进口少的循环老剧，只有65磅，1687年是4995磅，1688年是1666磅，1689年又大幅增加，达到25300磅，但积货又重现，这年“公主号”Princess从厦门返航后，听到董事会的人诉苦：“近来贸易不佳，……茶叶除上等品外，而用罐、桶或箱包装的也同样滞销……（英伦）的茶叶进口关税，每磅征课5先令以上，而低级茶叶每磅售价不超过2先令或2先令6便士”，意味着连缴税的钱都不够。情况有些不妙，但变化随之开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适应”，英国人终于开始普遍接受了茶叶，情况从1697年出现转机，茶叶似乎从这年开始魔幻般地一下子征服了英吉利民族。从此以后，除个别年份例外（1705年），英国年进口茶叶均在万磅以上，售价也提高到每磅16先令左右。[１１]茶叶的平民消费时代真正到来！此后的一百年，英国的茶叶消费量增加了四百倍。到18世纪，英国的“每个家庭，不管其地位多麽低下，都要喝茶。”1762年的一位作者写道：苏格兰最卑贱的家庭都已经改饮茶了[１２]。英国和荷兰成了欧洲两个茶叶的最大消费国，续起者还有北欧和北美的国家。茶叶最初在欧洲还另有功能，就是被当作药物，甚至“被释义爲救命之物”[１３]。一些很流行的并每每被载入各类家庭指导丛书的方法是：吞服茶与山楂煮的水或牛奶可以治疗孕妇的羊水破裂；而服用蜗牛煮茶可以治疗胸疼；饮用蟑螂与茶共同配制的药可以治疗肾病等等。后来知道，这可能是一些“很危险的作法”[１４]。
早先，享用茶叶的特权只属于王公贵族，在地区分布上，也是集中在首府。17世纪，当伦敦已经开始“很时尚地出现公园茶室（Tea-garden）”的时候，“茶在约克郡Yorkshire的乡间几乎还是闻所未闻的东西”[１５]。18世纪初，茶叶进入中产阶级享用的物品范围，并开始向大衆饮品过渡，其向平民的普及，通过与富人接触的部分较早开始，在1700年，“爲皇室服务的职员和商店主们也能分享舒适优裕的生活，有自己的厕所和很好的睡袍，早上有巧克力，两小时后又有茶水”[１６]。佣人也扮演了茶叶向大衆消费转化媒介的角色，“除薪水外，佣人们还可以获得其他好处，捷森Samuel Johnson给他的男仆年薪70镑。但佣人们往往可以享用与主人同等水平的高质量茶叶，然后还可以把这些饮用过的茶叶第二次出卖给穷人”[１７]。
中国各地区的茶叶品种和差别也渐被英人熟悉，并根据各人口味和经济状况的不一样形成了各茶品的消费群体。说实话，那个时代许多英国人对中国的最初了解，尤其是对中国某些省区的了解，是通过茶叶来实现的，知道中国非常大，各地区出产的茶叶味道有很大不同。1705年，绿茶第一次在伦敦露面[１８]，茶叶的另一大类别被英人知晓。后来，更多的茶叶品种被引入，英国人于是知道：
茶叶有绿茶和红茶，其中又有许多品种和成色的区分。比较味浓的品种，像绿茶有珠茶gunpowder tea，红茶有白毫pekoe，混合的有熙春茶hyson（按：熙春实爲绿茶的一种）和花茶bloom tea，味道逐渐变淡，工夫茶congou是最受喜爱的一种。武夷茶bohea是最便宜的，也是比较不时髦的，但18世纪早期，饮用此茶的人最多，此茶又混合工夫茶成爲一种居中口味的茶，被称爲“温和工夫茶”congou kind。茶商自行混合的茶叶也影响着顾客[１９]。
茶叶依据不同质量，在价格上有很大差别。1707年时，上等绿茶和“武夷茶”，1磅卖16先令，1磅“极品绿茶”卖20先令，而“极品武夷茶”是26先令。五年后，“极品武夷”的卖价只是18先令，而较低档次的只卖到10至14先令[２０]。到1727年，武夷茶的售价降到13先令，1732年，又跌落到11先令[２１]。可以看出，茶价的总趋势是逐渐走低。
18世纪20年代前后，是丝绸和茶叶贸易地位互换的转折点。从那以后，茶取代丝成爲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商品。据档案记载：1717年，在英国对华贸易中，“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爲贸易中的主要货品”。1722年，在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已占有56％的比例，与丝绸的进口值相比具有了较大优势，1761年更达92％，之后略有波动，但茶叶的进口量总是超过丝绸。1785－1795年间，丝绸交易额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输出额的总比例中，从之前的约31％降到10％以下。丝绸把“头把交椅”完全拱手让给茶叶。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索性把丝绸、瓷器等贸易留给它的船员们利用其私人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公司集中经营茶叶。在1834年公司解散前的最后几个年头，茶叶干脆成了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以至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万磅，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２２]
茶叶对荷兰的贸易转折也在18世纪20年代。1729年，茶叶在荷兰输出华货总额中的比值已占到85.1％[２３]。此间活跃于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特（Robert Constant）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来中国的最主要动力，其他货物只不过是点缀而已”[２４]。美国普及茶叶的年代也出人意外的一致，“在18世纪20年代，这种新饮料（茶）已成爲新英格兰日常伙食的一部分”[２５]。茶叶成爲18世纪国际贸易的最重要货品，无怪乎，人们要称此爲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２６]。
二、 茶叶风靡英伦
随着需求增加，茶叶的进口量也急剧膨胀，1721年，英国对中国茶叶的进口量首次突破了百万磅。1717到1726年，英国平均年茶叶的消耗量在70万磅，在1732－1742年间，年消耗量增加到120万磅[２７]。1762年，东印度公司仓库中面向家庭出售的茶叶存货就有400万磅，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1785年，达10856578磅，五年后，达15035722磅[２８]。另据1787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武夷茶成爲消费群体最钟爱的茶品，这年茶叶的总消费量是18852675磅，其中武夷茶就占了6493816磅[２９]。1766年，整个英国的茶叶销售金额是125万英镑，每磅茶叶的价格从2先令6便士到20先令之间，平均售价约5先令[３０]。这时可以说，茶叶的售价几乎是每个英国人的钱包都负担得起，茶叶的大衆消费时代到来。
18世纪中叶，茶叶已经从奢侈嗜好品变成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日用消费品：
从公爵到最卑微的挤奶女工都要饮茶……，一些精明的商人们甚至在收获季节向翻晒干草的人出售大碗茶。
人们不可能没有茶、咖啡和巧克力，又特别是茶叶，它的使用与日俱增，不仅贵族绅士和富商不停地饮茶，而且每一个船工、浆洗工和纺纱工也都饮用它，茶叶成了他们不可缺离的消费品，一早起来就要喝一口，在两顿饭之间也要饮用。甚至连洗衣妇也认爲，在早餐时她不能没有合适的茶[３１]……
迪瑞Charles Deering对诺丁汉Nottingham一个食品店的情景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这时进来一位忧郁的母亲领着两个孩子，乞求施舍价值一便士的茶叶和半便士的糖，当她的要求被满足后，这位母亲对店主说，我敢肯定，如果每天不能喝上一丁点儿茶，我就无法活下去[３２]。
“甚至住在小木屋的农民也模仿以前是贵族老爷们的嗜好，饮用茶汤”。这时商人们爲茶叶作的新的广告词是：“痛苦本身并不排斥饮茶，饮茶反而可以排解痛苦，它使情绪变得高昂”，媒体宣传的主体物件已经下移到处在困苦生活中的贫民，他们已经成爲茶叶的主要顾主[３３]。
茶叶给英国人的社会生活带来诸多变化。一本1766年出版的书写道：“王公贵族们在招待会上穿着考究的衣服，三五成群地饮着茶，玩牌，散步，或聚在一处聊天”[３４]。另一本在1776年出版的书也以同样写意的笔调写道：“在游览胜地的招待会上有乐队在演奏优美的乐曲，还款待茶水，当然，这些开销都包括在门票中了”[３５]。这是上流社会饮茶聚会的闲适画面。“1744年，一位编织女工做东请客时，她拥有的物品有：亚麻布、桌子、四把茶壶、杯子和勺子……。一间典型的厨房可能自豪地拥有一套中国瓷器，有一把茶壶，一只茶叶罐，里面装有红茶和绿茶”。这是平民百姓的饮茶用具。“某些人，主要是没有结婚的男人，则挑选在小酒吧和公园茶室就餐”。这是单身汉的场景[３６]。“来自欧洲大陆的旅行者，对18世纪的英国饮料颇不习惯，他们认爲英国人的茶水中没有加奶很难喝（笔者按：今天英国人在喝茶时却习惯加奶）”[３７]。这是来自外国人的抱怨。
茶叶还改变了英国人的作息。“中午稍晚一些时候，人们要停下来喝茶，在18世纪，午茶演变成一顿分开的饭点，它主要是由茶和某种类型的面包构成－在冬季，通常有热面包圈和小松饼配奶油；在夏天，是冷面包圈和面包片－那薄得像罂粟叶子一般的面包片，配以奶油”[３８]。和中国的广东人“喝早茶”的生活情调一样，“喝午茶”是英国人的习惯。这个习惯的养成就在18世纪，时至今日，习性依然。中国茶叶竟然能使一整个外国民族的作息习惯发生变化，影响力之大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茶叶还丰富了英语词汇，随便翻开一本英语词典，就能看到许多与茶叶有关的字词：“black tea”按字面应该是“黑茶”，却指的是“红茶”。“scented”或是“jasmine”指的是花茶，这是从此类茶叶的芬芳气息或用各类花瓣鞣制而成来立意。“gunpowder”本意爲“黑色火药”，又指中国的“珠茶”，意思殊不可解。“teabag”（袋装茶），“camomile tea”（甘菊茶），指各种类别的茶叶；而“beef tea”（牛茶）是指一种可以冲泡的牛肉汁，显然是从茶叶的饮用方式转意而来。“teaball”（滤茶球）， “teacaddy”（茶叶罐），“teacloth”（茶具的枱布、盖布）， “teatable”茶桌，“teawaggon”（有小轮的茶几）等，指的各色饮茶用具。“teaparty”（茶话会），“teadance”（招待茶点的舞会），是与茶有关的娱乐交际词；有意思的是“teacup and saucer”是指反映中产阶级生活的文雅戏剧，不知是不是与茶叶较温和的品性有关。“teatime”（饮茶时间），“hightea”（下午5－6时有肉食冷盘的正式茶点），是与作息时间有关的饮茶用词。语言反映了语境，反映了在绝大的语言环境中的使用频率，由茶叶派生出来的林林总总的词句反映出茶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
早期饮茶没有多少规矩，尽管在酒足饭饱时、精神不济时、疲惫不堪时、朋友聚会时、私人舞会时，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也往往要饮茶，但在18世纪早些时候，“妇女们的沏茶还缺乏必要的讲究”[３９]。稍后，随着茶叶日渐走入人们的生活，饮茶技艺也在不断长进，品茗的技巧日臻细腻，“规矩”愈来愈多，还出现了各种饮茶礼节的指导书籍，“如把勺子横在杯子上是代表‘不要更多的茶了，谢谢你！’的信号……，喝茶应该用带茶杯托的杯子，而不能径直用杯子，并且要说：‘请喝，先生’”[４０]。
茶叶的流行，还缔造出一批依靠茶叶爲生的经销商。资料表明，在1764－1765年时，英格兰有大约五万家小酒馆和小食店出卖茶水。同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有32234名有执照的茶商，这些都是合法茶商，如果要加算上没有执照非法经营的茶商，那麽，茶商数量很可能以倍数算。还有一些是跨行业擅自经营茶叶的，比如在18世纪中叶，“有一些名曰玩具店toyshops，却是出售扇子、瓷器、茶叶、丝绸等。”到1801年时，拥有执照的合法茶商已有56000人，这些执照持有人有很多只是经营茶叶的小本生意，年收入约在60至300镑。在当时各类职业的收入群体中处在中上水准。但也有大商号，著名的如忒令（Richard Twining）、安格腾Edward Eagleton等，当时茶商一般只经营数十镑茶叶，但在大茶商的仓库里存放的茶叶却超过1吨乃至更多，可以想见必定有很大的经营规模。[４１]
茶叶的大批量进口和消费，还使其成爲英国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1723年，卧坡勒Walpole请求设立茶叶等的征税制度，“其结果很使人感到鼓舞，在七年中，这些物品的税额每年上涨12万镑”[４２]。后来，茶税不断提高，在18世纪中叶时长期保持在100％或者更高的税率水平上，进而成爲英国关税收入的一个最重要税项。英国政府从茶叶一踏上英国的土地之时起，就从茶叶上轮番赚取利润，先是高关税，然后是国内经销税和茶商执照费等等。
高关税又带来猖獗的走私。英国的茶叶消费市场非常大，逃避高关税后的赚头更是惊人。走私在茶叶输入英国之后不久就开始，据统计，在1678年，在英国市场上销售的茶叶已不下5000磅[４３]，而这年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仅爲4717磅，在这之前的三年（1675－1677年），公司又没有一磅茶叶进口，茶叶又不是能多年存放的物品。结论只能是：走私带入。不过，这个时期走私规模还不算很大。大规模走私的出现是从18世纪初叶伴随着茶叶开始走进英国的千家万户，而英国又实行高关税政策后。这是一种具有国际分工性质的勾当，荷兰、法国、西班牙、瑞典的走私犯负责从中国弄货，运到英国海岸后，由英国走私犯接手，再转交给英国国内的茶叶私贩经销，各环节成龙配套。民间有茶叶流通地下管道的种种传闻，1721年的报章就以揶揄的语气记载：
大量的茶叶被带进奥斯坦德Ostend，这是通过荷兰人之手，价格非常低廉，靠我们忠诚的走私者，对于如何逃税，经常有大量新的、狡猾的、成功的方式被使用。东印度公司用不着无法从中国带更多的茶叶而苦恼[４４]。
比利时的奥斯坦德成爲其他西方商人向英国走私茶叶的最早基地。法国的南特是另一个向英国走私茶叶的集散地，1733年的记载有：批量茶叶从这里被销往根西岛，走私茶叶的最终目的地是英伦[４５]。英国国内的走私者也遍布有通航条件的近海。“在南萨克森（Sussex）地区，如同哈葩郡Hampshire一样，充斥着茶叶走私者”[４６]。“位于英格兰的东南的肯特kent，也盛行走私茶叶”。在那个世纪初叶连茶叶都闻所未闻的约克郡，未几，“茶叶走私犯便分布在该地的沿海岸地区”。走私物品也是各个阶层都不拒绝享用，曾率先提议征收茶叶税并致力于海关更有效率的卧坡勒，自己就饮用走私的白兰地。“而那位法律坚守者卧德福得Woodford牧师，也不能超然事外，他与走私集团相联系，走私者向他提供茶叶。”[４７]
茶叶造假也应时而生。“茶叶的出售和转运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尽管如此，唯利是图的商人们还是经常在出售时短斤少两和以次充好。”早期茶价的高昂使穷人们喝不起正常的茶叶，于是就泡喝有钱人已经喝剩的茶叶渣子，“下等人经常收购那些富人们饮用过的茶叶叶片，但富人们也每每拒绝向他们提供用过的茶叶。因爲他们不能允许把绅士们饮用过的茶叶与其他茶叶混在一起低价出售。”那个年代，还出现了专门经营此类“混合茶叶”的店家，富人们拒绝出售饮用过的茶，是因爲害怕自己也喝到这些“混合茶”，喝到别人喝过的茶渣，是爲了洁身自好。但他们的仆人却没有那麽多顾忌，依然把茶渣卖给收购者。富人们实在不应该爲喝别人喝剩的茶叶而担心，毕竟这还是真正的茶叶。而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还发现“有数百万磅计的野山梨叶、桦树叶和其他树叶被掺杂在茶叶中出售”[４８]。
尽管政府严格查禁，但逃避关税以获取高额利润还是极大地诱惑着非法的贸易者，能节省不少金钱又诱惑着消费者，两者的利益纠缠，恶性推动着走私。在1766年，有七百万磅非法进口的茶叶流入英国。到1784年，走私茶叶的数量增长到八百万到九百万磅[４９]。当然，这个数目很难精确估算。来自1783年海关部门的估计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这年，海关的估计是“近三年来走私增加了三倍，每年经非法走私流入英国的茶叶高达2100万磅”[５０]。情况变得如此之糟，以至于忒令等大茶叶商要自行联合茶商们建立联盟来自我保护，这是对政府无力保护合法者利益的抗议。茶叶商们呼吁政府查禁私下贸易，因爲“它对合法贸易的商人是不公平的，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税收”[５１]。呼吁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面对种种严重情况，政府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政府官员布克（Burke）建议大幅下调茶叶税，以便从根本上动摇走私者的基础，使其无利可图，这是治本之策，但要面临政府关税减少的危险。不过，局势已到不如此便难以阻遏走私大规模蔓延的关头，因爲这种走私活动是由外国人大规模参与的，1773至1775年，每年从广州出口的茶叶，由英国船载的是3149300磅；而由法国、荷兰、丹麦、瑞典四国载运的是英国的七倍多，四国载运的茶叶相当部分走私进入了英国。这已不单纯是保护英国合法商人权益的问题，而是保护英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了。1784年，皮特（Pitt）采纳了布克的建议，下调和整合了茶叶税，将原来119％的关税率下调到12.5％，并且是单一税种。皮特向立法当局提交的调税报告称“走私的邪恶在继续，每年进口的约1300万磅茶叶中只有不到一半是交过关税的”。具体数字是550万磅缴过税，750万磅是走私进入。请注意，皮特列举的数字比一般认爲的茶叶走私量要小得多，不消说，这是为了不至于过分显示政府在查禁走私的无能[５２]。1785年，英国政府颁布《交换法》（The Commutation Act，将茶叶关税的调低以法令形式固定下来，茶叶价格大降，走私无利可图，东印度公司的销售量剧增，1783年尚少于5858000磅，1785年即超过15000000磅。英国公司在广州购买茶叶的数量反超出欧洲大陆公司的总和。税率的调低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战胜了外国竞争者，使英国国内的合法商人战胜了走私犯。
丝茶贸易地位此消彼长的原因，就中国一面说，与清政府的政策有关，“茶叶湖丝二种爲外夷衣食所必须，向来湖丝出洋每船以万斛爲限，茶叶并无定制”[５３]。使得茶叶转而成爲法定的大宗出口品。负责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从提倡茶叶消费到购货，从转运到进口，公司通过茶叶赚足了钱，也使茶叶在英伦风行开来。茶叶增长的另一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的需求，茶叶从宫廷的炫耀品到上流社会的嗜好品，又到一般大衆的普及饮品，至18世纪上半叶，英国人成为饮茶的民族。迎合时尚固然是一个因素，“追逐时髦的风气在1730年代曾达到高潮”。但茶叶普及另有一些深层的社会原因。他与英国的清教运动有关，与圣公会提倡清廉纯洁的享受有关，曾于18世纪早期在牛津大学任教的韦斯廉John Wesley就曾大力鼓吹饮茶的好处，强烈主张所有的圣公会教徒应该以茶代酒，“喝茶在他的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出现，茶叶对那些严守教义墨守成规的人是一种很好的饮品”[５４]。茶叶的爱好者们断言：茶叶的温柔品格作爲一种文明会影响个人性格；与此相反，酒却经常导致暴力和错误。茶叶使人们在饮酒上较爲节制，减少酒徒的出现[５５]。因此饮茶便特别地得到妇女、医生、公职人员和教会人士的青睐[５６]。茶叶在中下阶层成爲酒的部分代用品，除道德因素外，还有价格因素，“酒的价格对于平民来说还是略爲昂贵了，茶叶却较便宜”[５７]。茶叶能特别地对付英人口味，或许还与不列颠的民族性格禀性有关，这是一个不紧不慢按步就班有规有矩的民族，是一个生活节奏悠闲，讲究不愠不火优雅绅士风度的民族，茶叶的品格恰好与之相配，英国人也有时间和耐心来慢慢地品茗。到1808年，每年英国的茶叶进口量高达2600万磅，超过其他国家茶叶进口量的两倍。
茶叶在英国也并不总是获得正面评价。一本1702年出版的书记录了安妮女王Queen Anne时代的桂冠诗人泰特N.Tate的诗，里面吟咏：“茶叶，我们狭隘地认爲它是安全的，这是在自欺欺人”[５８]。约翰‧克来顿John Clayton宣称：“饮茶的嗜好可耻地吞没了人们的时间和金钱”[５９]。著名学者约翰生（Johnson）也曾攻击“那邪恶的饮茶习惯”[６０]。诗人哈勒‧摩尔（Hannah More将茶叶等具有提神兴奋作用的饮品同多次骚乱联系一起进行痛斥[６１]。对茶叶作出的“声讨”大量充斥在那个世纪的各种作品中，其集大成的便是海崴J‧Hanway在1756年出版的《茶叶随笔》Essay on Tea，这位著名的旅行家和慈善家写道：
当茶叶进入英国后，这块土地上再也没有那麽多美丽的东西了，由于饮茶使得侍女们丧失了她们那如花的容貌……我要劝说我们不可能在继续饮茶的同时想要保持那如花的青春。
他认爲饮茶对身体有害，会引起坏血病，使英国人的本能衰退，削弱其抵抗力，茶还影响睡眠，损害牙齿，败坏胃口，瘫痪和精神失常等也往往是由饮茶引起。海崴声称喝茶对女性的损害来得特别大：
有多少你的甜蜜的性奴隶，由于喝茶使得她们的消化能力萎缩，精神低迷，无精打彩，郁郁寡欢，神志恍惚，尽管本能还存在，但通常已是打不起多少兴致。告诉她们：不要饮茶，那样，她们中的大部分又将恢复活力。
他还断言，饮茶弱化了英国人的性格，“作爲一个聪明、具有活力、不畏战争的民族，居然会效仿世界上最柔弱中国人，成爲世界上另一饮茶民族，茶叶是中国人削弱敌手的致命武器，茶叶所向无敌，是华人对付其他人的利器”[６２]。这些对茶叶歇斯底里发泄愤怒情绪的相当部分都是没有道理的，反映出英国社会中少数人对茶叶的极度痛恨。
但民衆的消费才不管文人的诅咒，到18世纪末，茶叶便摆脱了那些因对茶叶不了解而起的流言蜚语，那时的作家又留下了这样的文字：“除非有人断言：谈论茶叶的人是在谈论流言蜚语，那麽，联合王国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流言蜚语，因爲他们都喝茶”[６３]。华茶征服英伦不可阻档，这对贸易的两极都很重要，在贸易的一方，在相当时间里，茶叶占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在贸易的另方，在很多年份，茶叶的出口额约占中国全部外贸出口额的90－95％[６４]。当时清朝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有体认，一份鸦片战前的文人策论说：“查英夷向称贫弱……自入粤市易以来，日形充裕，其最获利者，莫如出口之茶叶，每年大小数十舶，航运回国”[６５]。茶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追求。
茶叶还对英国殖民地发生了深刻影响。初时，北美十三州茶叶的贸易转运控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但其利用垄断抬高价格；英国政府也借机利用茶叶剥夺殖民地，1767年6月，“托时德财政法案”（Townshend’s Revenue Act）通过，决定向英国转口美国的茶叶等物品征收高关税，遭到殖民地的强烈反对，1769年5月，英国决定废除“托时德法案”关于其他物品的关税，但价值不菲的茶税除外，使得美国茶叶的价格居然高出英国本土一倍[６６]。这一来，其他国家的茶叶走私乘机以低价进入，1769－1772年，英国输入该地区的茶叶10619900磅，法国、瑞典、荷兰、丹麦四国输入的茶叶19902000磅，走私货已是超过合法入口货品，自1773至1775年间，英国输入的茶叶减少到3149300磅，而四国增爲22528800磅。使英国公司库存积压17000000磅茶叶，英国因此而颁布《茶叶法案》Tea Act of 1773，又引发波士顿骚动，愤怒的殖民地民衆把价值10994英镑的297箱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倾到在海湾中，进而成爲独立战争的导火线。[６７]这段历史人所熟知。茶叶这一小小叶片的威力直可洞见，来自中国的茶叶居然在北美引发了一场革命！18世纪的美国人已然是中国茶叶的大消费者，缘此，美国独立后最首要的贸易目标便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货物便是茶叶。1784年“中国皇后号”从中国首航货品中茶叶占有最大份额。到12年后的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收购总和还要多。从1784至1811年间，美国共有368艘商船从中国运出茶叶100369920磅。而1828年茶叶占中国输美货物总额的45％，1837年是65％，1840年是81％。[６８]因茶叶的关系，太平洋上“最年轻与最古老的两个帝国”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三、 些许断想
18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爲中国两个出口货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哈孟德夫妇指出，丝绸让位给茶叶表明：
在横过大西洋或是绕过好望角行驶的船舶上，所运的货物不是爲宫廷或教堂而是爲小巷和农户而预定，……爲穷人从印度运来茶叶比爲富人从爪哇运来胡椒要获利更多，这一天的到来，标志着世界进入近代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十五到十六世纪的商业革命，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的预备阶段。因爲只有当资本能被用来生産人民大衆所消费的货物时，近代规模的资本主义制造才有可能。[６９]
从爲上等人提供华贵锦缎到爲大衆提供日常饮料，转折的确是历史性的。由于生産水平的落后、航海技术的欠缺、交通的不发达，古代的国际贸易主要是爲皇家贵族服务；近代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服务对象由贵族转向大衆，丝茶贸易地位的升降典型地反应出这一时代的重大转变。应该说，茶叶天然具有利于贸易的“品性”，体轻价高，易于保存运输。而茶叶又不是能够简单移植的品种，茶株择地性强，培育难度大，成品制作工艺复杂。试想，从茶树栽培到采摘时令，到烘焙技法，到饮茶窍门（茶具的选择推动了中国陶瓷器的发展，水质及水温的挑剔，品茗的姿态过节造出登峰造极的茶道），从産地进入流通领域又要经过多少环节，个中讲究极其繁复，非内行人不得其详。他国进口中国茶叶绝不是只进口茶叶就算完事，还有茶具、配茶的糖及各色蜜饯果品之类，在明清时代的出口货单中可以经常看到这些附着在茶叶上的货品。
喝茶有一套非常方便的器具，如一张带装饰的桌子（传统的茶几）、桌旁有一个小炉子、几个带抽屉的盒子、水瓮、茶杯、茶托、糖勺、做成榛子大小的冰糖块等等。喝茶时可把冰糖块含在嘴里，少量的糖不至于改变茶的香味。伴随这一切，还有各种果脯和果酱，中国人制作美味甜食的本领远比（欧洲糖果商）要高。
这是1762年一位西方人品茶的观感。[７０]茶叶不仅仅是一种産品，还是一种文化，是积淀了一个民族悠久文明的高度结晶体，品茗是千年积累而成的艺术。
茶叶在近代西方的流行开来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地理大发现，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和亚洲的茶这三种“异国嗜好”不约而同至欧洲（烧酒业也同时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巧克力传入欧洲是1520年，咖啡1615年由阿拉伯中传威尼斯。烧酒则在1514年经路易十二的特许首先在法国完成从药剂师的药品到普通商品的转变。这些“提神醒脑”的新饮料几乎同时在欧洲大行其道，从人群嗜好的角度透射出社会业已出现或正在酝酿着重大变化：人们比以前空闲了，上述种种均爲生活必备品外的“消闲”饮品；群体公衆活动更多了，品茗喝咖啡都有人聚才好，咖啡馆等应运而生，并屡屡成爲近代欧洲重大革命和风潮的策源点，茶叶、巧克力、烧酒、咖啡都属于“兴奋剂”，在欧洲各国革命的前夜流行起来，其中关联，委实可以作一篇大文章。推论再广一些，城镇更多了，城市生活更丰富了，中世纪毫无生气少有交往的黑暗封闭时代已经或即将结束，市民阶层的力量更加强大，人们的情绪趋于激昂，旧时宁静的心态不再平静，躁动的人群需要“兴奋剂”来加以温润发酵，社会也开始了躁动……。有生産才会有消费，反之同样，有大宗消费才可能有大宗生産，而大宗消费必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古已有之的茶叶偏偏在18世纪后的欧美获得广泛市场，绝不偶然。东西方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地球上的人们不可分地联爲一体，更主要的不是通过某种制度体系，某种意识形态，而是通过经济，通过与普通人群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件件物品。
我们之所以略爲展开地描述茶叶在英国的流行史，是爲了更多地引起中国学者对日常生活史和人群嗜好史的研究，这在当今西方学界是热门课题，但在中国似乎尚未引起足够关怀。当然，更主要地是爲了阐释笔者的认知：中国茶叶在18世纪已经成爲英吉利民族须臾不可或缺的日常消费品；当时的英国又没有中国人所需要的合适的大宗物品来交换，只有用硬通货——白银来购买；当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白银来源发生问题时；鸦片贸易便应运而生，以鸦片贸易的利润来购换中国茶叶，维持中英茶叶贸易——这一不列颠民族的生活必须；由此而来，漫长的中英贸易史，便可以大略地划分爲三个阶段：自17世纪30年代开始到18世纪70年代，中英贸易基本上是建立在正常贸易基础上的；而自18世纪70年代鸦片贸易形成规模后到19世纪60年代之前，中英间的正常贸易是建立在非法贸易——鸦片贸易基础上的；19世纪60年代之后，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其産品价格和质量优势在中国显现，印度等地茶叶对中国茶叶的替代进口也已开展，华茶在英国的地位才开始消退。所以，茶叶在两百来年的中英贸易史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很多问题由此引出，很多问题也只有从中去寻找答案。
注释：
[１] W.E.Soothill1925. China and West. London，P.67.
[２] 冯国福：《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东方杂志》卷十，第三号，第33页，1913年9月1日出版。
[３] Hakluyt Society1919. The Travel of Peter Mundy. Vol.3.London:Cambridge，P.191.
[４] H.B.Morse（1926-1929），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Oxford
University. P.27.
[５] Mercurius Politicus. Vol.345（Sept.1658）.
[６] T.Volker（1954），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E.J.Brill，P.49.
[７] ,David Macpherson（1812），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 London，P.131.另见冯国福：《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东方杂志》卷十，第三号，第33页，1913年9月1日出版。
[８] 王沪摘译自《史密斯学会学报》，见《世界博览》，1984年第2期。
[９]《清史稿》第33册，第10029－10030页，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1977年。冯国福：《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东方杂志》卷十，第三号，第33页，1913年9月1日出版。
[１０]冯国福：《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东方杂志》卷十，第三号，第33页，1913年9月1日出版。
[１１] 兹将英国初期茶叶进口数量例举如下：1690年进口47471磅；1691年13750磅；1692年18379磅；1694年352磅；1695年132磅；1696年70磅；1697年22290磅，每磅售价30先令；1698年21302磅；1699年13201磅（此年另有记载爲2万磅以上，似更准确）；1700年90947磅；1701年66738磅；1702年37052磅；1703年77974磅；1704年63141磅；1705年6739磅；1706年137748磅；1707年32209磅（另有记载爲6万磅以上）；1708年138712磅；1709年98715磅；1710年127298磅。上列数字根据以下四种资料综合统计而得出：William Milburn（1813），Oriental Commercial: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Principal Places in the East India,China and Japan,etc. Vol.2 London：Black Parry & Co，PP.531－534；前揭：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 P.131；前揭：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P.63－65；Jan Barrett Botsford（1965），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from Oversea. New York，PP.65－66.
[１２] 哈孟德夫妇着，韦国栋译：《近代工业的兴起》中译本，第20－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１３] Simpson Helen（1986），The London Ritz Book of Afternoon Tea: The Art and Pleasures of Taking Tea, New York: Arbor House, P.13.
[１４] R.b.Schwartz（1985），Daily Life in Johnson’s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137.
[１５] A.S.Turberville（1952），Johnson’s England. Vol.2. Oxford University. P.140.
[１６] 前揭：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from Oversea. P.265.
[１７] Kirstin Olsen（1999），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Baker & Taylor Books，P.126.
[１８] C.Y.Hsu（1995），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P.148－149.
[１９] Mui Hoh-Cheung,and Mui H.Lorna（1989），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McGih-Queen’s Univerdity. P. 54.
[２０] The Post-BoyJuly 31,1707 and December 21,1712.
[２１] Read’s Weekly Journal or British GazetteerJanuary 8,1732.
[２２] 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２３] 庄国土：《鸦片战争前100年的广州中西贸易》，载《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第2期。
[２４] Robert Gardella，The Antedellum Canton Tea Trade:Recent Perspective,in The American Neptune.
Vol,XLVIII. No.4. P.261.
[２５] 韩德着，项立岭、林勇军译，张自谋校：《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第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２６] 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第205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
[２７] Jonas Hanway（1756），An Essay on Tea. London. P.216.
[２８] David Macpherson（1805），Annals of Commerce. Vol.4. London，P.336.
[２９] Adam Anderson（1787-89），History of Commerce. Vol.4. London，P .667.
[３０] Jonas Hanway. An Essay on Tea. P.268.
[３１] Kirstin Olsen. 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P.238.
[３２] Dorothy Marshall（1956），English Peop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gmans, Green. P.172.
[３３] 前揭：An Essay on Tea. P.245.
[３４] Smollett,Tobias G.（1976），The Expedition of Humphrey Clinker. Penguin Classics .P.50。
[３５] John Entick（1776），A New and Accurate History and Survey of London, Westminster, South Wark and Other Places Adjacent. Vol.4 . London，P.446.
[３６] 前揭：An Essay on Tea. PP.234 & 86.
[３７] Simpson Helen（1986），The London Ritz Book of Afternoon Tea: The Art and Pleasures of Taking Tea. New York: ArborHouse. P.13.
[３８] Porter Roy（1990），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Penguin USA. P.273.
[３９] A.S.Turberville（1952），Johnson’s England. Vol. Oxford University. PP.345－346.
[４０] 前揭：An Essay on Tea. P.257.
[４１] 前揭：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PP.167，268－269; 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PP.197－198, 67, 75 & 144.
[４２] Georgiana Hill（1893），History of English Dress from the Saxon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P.148.
[４３] 前揭：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 P.131.
[４４] Applebee’s Original Weekly JournalAugust 19,1721.
[４５] K.N.Chaudhuri. 1978.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392.
[４６] Kirstin Olsen. 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P.73.
[４７] J.Carswell（1973），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England 1688-1776.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PP.74，78 & 8.
[４８] J.Hanway（1767），Letter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the Labouring Part of Our Fellow-Subjects Vol.2. London，PP. 180－181.
[４９] Craik,George L.（1844），History of Commerce. Vol.4. London，P.551.
[５０] Derek Jarrett（1965），Britain 1688-1815. London.，PP.397－398.
[５１] Read’s Weekly Journal or British GazetteerFebruary 14,1736.
[５２] Georgiana Hill，History of English Dress from the Saxon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p.194.
[５３] Public Record Office.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1087/7.英国国家档案局藏档：外交部档案类，卷宗号：1087；案卷号：7
[５４] 前揭：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England 1688-1776. PP.101－102.
[５５] 前揭：The History of Commerce. Vol.2. P. 215.
[５６] 前揭：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PP. 218－219.
[５７] 前揭：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Commerce with India. P.132.
[５８] 前揭：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from Oversea. P.253.
[５９] E.P.Thompson（1993）. 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New Press . P.386.
[６０] 前揭：Johnson’s England,Vol.1. P.333.
[６１] Guy Williams（1996），The Age of Agony: The Art of Healing,1700-1800.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PP.51, 57-58; 61-65.
[６２] 前揭：Daily Life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PP.208, 213, 218, 220, 222-223.
[６３] Anon（1807），A Modern Sabbath,or a Sunday Ramble in and about the Cities of London and Westminister. London，P.72.
[６４] 前揭：The Rise of Modern China,p.148.
[６５] Public Record Office,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931/13. 英国国家档案局藏档：外交部档案类，卷宗号：931；案卷号：13
[６６] J.Steven Watson（1960），The Reign of George lll 1760-1815. Oxford University. P.198.
[６７] Jeremy Gregory and John Stevenson（1999），Brit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688-1820.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21-22;169－170.
[６８] 根据泰勒‧丹涅特着，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1页列表统计。
[６９] 前揭：《近代工业的兴起》，第21页。
[７０] 布罗代尔着，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 ，第29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作者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系）
原文载《中西文化研究》2009年总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