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密约签订之后，沙俄君臣同声欢庆，并急切“盼黑、吉铁路开工”。然而，在中俄密约中，清廷并未将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修筑权交给沙俄政府，只是给了华俄银行，另外关于南满铁路的修建问题也是个问号。这说明，要真正履行中俄密约，中俄双方全权代表还得要签署修筑中东铁路的租让合同。对此，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指示，也就是说签订此合同的用意何在，我们在合同中应达到什么目的，我都以下达给我在财政部中的副手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他是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精明的国务活动家，……当时他已是国务会议成员，并当选为国务会议预算委员会主席。 

当时沙俄政府还指令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担任罗曼诺夫的副手，实际上是沙俄政府的全权代表。清廷则指令中国驻俄大使兼驻德大使许景澄为中方全权代表。而许景澄一年中冬春两季住在彼得堡，夏秋两季住在柏林，所以沙俄政府要在夏季签署铁路合同，只得派罗启泰向苍蝇逐臭一样，“不辞辛劳”地前往柏林，与许景澄会谈。但实际上，李鸿章和维特都在幕后操纵，决定着谈判的方向和内容。当时，李鸿章虽然正在欧美访问，而许景澄必须时时向他请示，事事听其所命。这就使李鸿章的卖国投降路线，再一次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在中俄全权代表的谈判中，俄方根据维特的意见提出了一份铁路合同草案，共十二条，向中国要求：铁路从合同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开工；轨距应采用俄式宽轨；铁路公司所征用的土地及在铁路附近开采矿苗，一概免税；凡由该铁路运入和运出中国的货物，均按中国海关税率的三分之一纳税；铁路公司有权规定铁路运费；铁路路权自铁路通车之日算起，80年后全归中国。罗启泰在会谈中，急切地告诉许景澄，要其转告清廷：

  俄廷催办铁路甚急，合同一经画押，即须开办。 

要清廷采取“合作”态度，迅速缔结铁路合同，以满足沙俄政府的侵略野心。

但是，清廷在研究了俄方提出的铁路合同草案后，提出了四条修改意见，并电告在柏林的许景澄：

  （铁路合同草案）第三条，铁轨应照中国定式四尺八寸五分，交界设栈站换车。六条（华俄银行）“自行经理”下添“除开出矿苗处所另议办法外”十二字。十条，“俄货经此路仍入俄界者免纳（税）”，似无稽考，拟征半税。十二条，八十年归还太远，应改三十六年。 

但是俄方代表却蛮横地拒绝了清廷的要求，尤其是坚持铁路轨距须按俄国标准。为此，罗启泰口称，宽轨为俄国所独创，如改换中国窄轨，那势必两头换车，既多费时日，又增加了成本。俄国陆军、财政、外交三部经协商后，声称“改轨必换车窒碍”，也拒绝了清廷的要求。

这时，身在数千里之外的李鸿章也没有忘记再次扮演沙俄说客的角色，他在致清廷的电文中说：

  鸿距俄远，无由面商，合同果定，当无他求，若久不定，恐生枝节。德、法交界，并不换车，彼此无另派稽查，……。 

但是，清廷依然不很同意俄国的意见。于是沙俄政府为迫使清廷就范，采取了威胁恐吓的手法，派人警告西太后说，如不按俄国要求，签订铁路合同，沙俄政府将采取别种办法，而使中俄密约成为一张废纸。但清廷依然坚持在铁路合同中规定，通车三十六年之后，中国政府有权赎回铁路。而维特却坚持要把中国赎路期定为八十年，这使双方继续处于争执不下的境地。罗启泰看出中国方面绝对不能同意这么长的赎回年限，就力劝维特，使他同意三十六年的赎路期。实际上，维特本来的想法是：

  赎路的根本原则为俄方除收回了本有支出之外，还能得到很大的利润。 

维特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不过是想把中国赎路的可能性缩小。据他说，“满洲”铁路赎回条件的规定，应使中国赎回十分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具体说来，清政府在赎路时，应偿还“投下之全部资本与该路所负之债务及其利息”。为此，俄国财政部在1896年作了一次粗略的计算，三十六年之后，中国政府在赎路时应付出七万万卢布。为防止中国到期能偿还这笔款项，维特在铁路合同中又规定，东清铁路公司于全路通车时应以五百万两（约七百万卢布）付于中国政府，到了赎路期限，这笔款项自然也应包括在赎路费中。这样，一方面使中国政府无力赎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一旦赎路时，那么就会有一千万卢布的款子转入到俄国国库手中。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华俄银行在参加东清铁路的事业时，一点风险都不冒，而且又能得到巨大利益。因为它把五百万两作为中国政府存入银行的款子，这就使中国政府必然热心于银行事业，从而使华俄银行在华的地位更加巩固。由此看来，维特的算盘打得极为精密。

维特在罗启泰的劝说下，被迫接受了清廷关于三十六年赎路的要求。8月下旬，李鸿章未经清廷允准，直截了当地电复许景澄：

  （俄国）改轨不允，当取定议。画押日电示。 

9月8日，许景澄在柏林与华俄银行董事长乌赫唐斯基、银行总办罗启泰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具体内容是：

  钦差驻俄大臣许，钦奉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谕旨，允准与华俄道胜银行订定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合同。中国政府现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开设生意，盈亏均照股摊认，其详细章程，另有合同载明。

中国政府现定建造铁路，与俄之赤塔城及南乌苏里河之铁路两面相接，所有建造、经理一切事宜，派委华俄道胜银行承办。所有条款列后： 

第一款  华俄道胜银行建造、经理此铁路，另立一公司，名曰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该公司应用之钤记，由中国政府刊发；该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所有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该公司总办，由中国政府选派，其公费应由该公司筹给。该总办可在京都居住，其专责在随时查察该银行暨铁路公司于中国政府所委办之事是否实力奉行。至该银行暨该公司所有与中国政府及京外各官交涉事宜，亦归该总办经理。该银行与中国政府往来帐目，该总办亦随时查核。该银行应专派经手人在京都居住，以期一切事宜就近商办。 

查此条及诸条所称“政府”字样，洋文系作“古威勒芒”，即近来为“国家”之称。又所称“总办”字样，洋文系作“伯理玺天德”，亦有“总办”之义，而名目较大，以所译与洋文实事无甚出入，故皆仍之，其原议“新俸”字样，现改“公费”措词较为得体。 

第二款  凡勘定该铁路方向之事，应由中国政府所派总办酌派委员，同该公司之营造司暨铁路所经之地方官，和衷办理。惟勘定之路，所有庐墓、村庄、城市皆需设法绕越。 

第三款  自此合同奉旨批准之日起，以十二个月为限。该公司应将铁路开工并自铁路勘定及所需地段，给予该公司经理之日起，以六年为限，所有铁路应全行告竣。至铁轨之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即俄尺五幅地，约合中国四尺二寸半。 

第四款  中国政府谕令该管地方官，凡该公司建造铁路需用料件，雇觅工人及水陆转运之舟车、夫马，并需用粮草等事，皆须尽力相助，各按市价，由该公司自行筹款给发。其转运各事，仍应随时由中国政府设法使其便捷。 

第五款  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至于经理铁路等事，需用华洋人役，皆准该公司因便雇觅。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照约办理。 

第六款  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予，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准其建造各种房屋、工程，并设立电线自行经理，专为铁路之用。除开出矿苗处所另议办法外，凡该公司之进项，如转运搭客货物，所得票价，并电报进款等项，俱免纳一切税厘。 

第七款  凡该公司建造、修理铁路所需料件，应免纳各项税厘。 

查此条定义时，核对法文“修理”下尚有“经理”字样。据税务司柯乐德（即赫德）称，当时李相谓与本条“修理”语意重复，因将原译汉文删去“经理”二字，然非有故驳改，未令将法文并删，故汉洋文微有详略等语，合并声明。 

第八款  凡俄国水陆各军及军械过境，由俄国转运经此铁路者，应责成该公司，迳行运送出境。除转运时，或必须沿途暂停外，不得藉他故中途逗留。 

第九款  凡外国搭客经此铁路，于中途入内地，必须持有中国护照，方准前往。若无中国护照，责成该公司，一概不准擅入内地。 

第十款  凡有货物、行李，由俄国经此铁路仍入俄国地界者，免纳一切税厘。惟此项货物，除随身行李外，该公司应另装车辆，在入中国边界之时，由该处税关封固。至出境时，仍由税关查明所有封记并未折动，方准放行。如查出中途私折开，应将该货入官。至货物由俄国经此铁路运往中国，或由中国经此铁路运赴俄国者，应照各国通商税则，分别交纳进口正税。惟此税较之税则所载之数减三分之一交纳。若运往内地，仍应交纳子口税，即所完正税之半。子税完清后，凡遇关卡，概不重征。若不纳子税，则逢关纳税，过卡抽厘，中国应在此铁路交界两处，各设税关。 

第十一款  凡搭客票价、货物运费及装卸货物之价概由该公司自行核定。但中国所有因公文书信函，该公司例应运送，不须给费；至运送中国水陆各军及一切军械，该公司只收半价。 

第十二款  自该公司路成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所有铁路所得利益，全归该公司专得。如有亏折，该公司亦应自行弥补，中国政府不得作保。八十年限满之日，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政府，毋庸给价。又从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按计所有本银，并因此路所欠债项，并利息，照数偿还。其公司所赚之利，除分给各股人外，如有赢余，应作为已归之本，在收回路价内扣除。中国政府应将价款付存俄国国家银行，然后收管此路，路成开车之日，由该公司呈缴中国政府库平银五百万两。 

查此条内给价收回一节，因恐将来讲解有异，复商总办另缮凭函，附于合同之后，以期相信。

合同还有一个附录，就是华俄银行总办罗启泰的一封信函，内容是：

  启者：本公司帐目按年结算刊布，其中载明各项帐目及一岁出入款项，并所欠之债、所借之款、还本付息等情，将来中国给价收回此路，应以每年结算刊布之帐为凭。其收回缘由，详载公司章程之内。 

合同签定后五日，中俄双方代表，又签订了《中俄银行合同》，作为《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简称《东清铁路合同》）的附件。它规定：中国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与华俄银行合伙做生意，此款自付银行之日起，所有陪赚均照股摊认；每年所赚利息，须先提出若干作为各总办之花红，之后余利由双方按股摊分；如银行收歇或因生意赔累而收歇，应核明中国政府股本折耗数目，其余本银均照数归还。

由上可见，《东清铁路合同》和《银行合同》，都是确保沙皇俄国在中国权益的不平等文件，把中俄密约中沙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特权进一步具体化了。例如：东省铁路名为中俄合办，实际上中国政府任命的总办许景澄，徒具头衔，而没有任何权利。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在《帝俄侵略满洲史》一书中说：

  东铁理事会中只有一位中国人参加，即理事长，然其权利之限制甚严：（一）监督该公司履行对中国政府应尽之义务，（二）代表公司与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交涉事务。他只有这两个权限。 

问题还不在此，许景澄本人和李鸿章一样，也是一个亲俄派，由他来做东省铁路公司董事长，必处处维护沙俄侵华利益。因此上述两个文件，就完全为沙俄政府在中国勘定西伯利亚铁路方向服务，自然也就成了俄国人侵华利益的保护伞；合同还声称该铁路不能成为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权利的任何借口，事实上，这不过是空洞的词藻，因为按照中俄密约和东清铁路合同，俄国已经成为满洲北部的主人，沙俄政府获得了管理土地、架设电讯设施的权利，铁路公司的收入免除各种税课，[1]中国政府对该公司的活动所具有的监督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了；合同曾规定“所有股票只准华人商民购买”，可事实上，当12月29日，东省铁路公司招股时，早晨九点开始认股后，不过数分钟就宣布结束，中国商民和局外人，无一认买股票，所有股票都被沙俄政府买走。这样，俄国政府就成了东省铁路的唯一股东，掌握该铁路公司的一切所有权和管理权，从而使铁路区域及邻近铁路的广大土地完全受俄国人的控制。在这个区域，俄国的法律和法庭取代了中国法律和法庭，中国居民成了俄国人任意宰割的奴隶。俄国人还利用铁路作为侵华基地，向东三省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渗透。由此看来，东省铁路公司实际上成了在中国疆域内建立的一个“俄罗斯帝国”。正如俄国历史学家阿瓦林所说：自东清铁路合同签字时起，俄国人便以“坚定的步伐”进入了满洲大地，中国的东三省，转瞬之间即成了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

铁路合同基本上满足了沙皇俄国的侵略要求，但在下述两个问题上未能使其如愿以偿。这两个问题是：一是关于在中国东北开矿问题，许景澄虽然对俄国有书面保证和口头允诺，但他毕竟不是大清帝国的决策人，对事态发展心中无底，当然也不敢贸然地公开地充当俄国的说客。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一位总办函电中称：

  煤矿一节，去秋成订合同时，威特（即维特）本欲在第六条提明，不在另议办法之列，弟驳以不归另议，则与开采沙石相同，于理未允。 

二是护路问题，东省铁路合同第五款明确规定：

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 

这就排除了沙俄政府对铁路的干预权，自然也不应该有沙俄护路军的存在，显然本条规定违反了沙俄的侵略意愿。所以，维特背着中国政府，为沙俄单方面制定了一个所谓的东省铁路《公司章程》，以攫取铁路合同所未能取得的利权。

该《公司章程》共三十款，于1896年12月16日由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批准。其中第一款说，东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是根据1896年9月8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所签字之合同”。实际上，这是一种障眼法，给人一种合同章程合法化的印象，从而掩盖了沙俄政府违反铁路合同的非法行为。

沙俄还利用章程攫取了铁路合同所未能攫取的开采煤矿或兴办其它工矿业之权。章程第一款公然规定：东省铁路公司经中国政府准许有权“开采煤矿”，“在中国组织一切工商矿物之实业”。

章程的第三款还明目张胆地要求东省铁路公司的一切工作，都要不折不扣地履行“对俄国政府的义务”，要确保在八十年之内维持东省铁路“纯粹俄国企业的性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章程不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将东省铁路公司的实权交给了俄人副董事长，使其居于中国人董事长许景澄之上。

章程的第七款还把铁路合同第五款关于“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的规定纂改为：

  凡中东铁路租界内之一切刑、民事诉讼各案件，由中俄两国当地官署并按照约章会同审判。 

很显然，把中国“地方官”歪曲为“中俄两国当地官署”，这实际上是要由俄国包揽铁路地段上的命、盗、词讼等事，为其镇压中国人民的正义的、英勇的反抗斗争铺平道路；把“铁路地段”一词纂改为“铁路租界”，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赤裸裸地暴露了沙俄侵吞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和整个东三省的野心。

章程的第八款为沙俄政府组建中东铁路护路队铺平道路。该款说：

  中国政府承认设法担保中东铁路及其执事人员之安全，使之不受一切方面之攻击。为防卫铁路界内秩序起见，由公司妥派警察人员担任警卫之职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行全路遵照办理。 

这一款也是沙俄政府背着中国政府制定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这就难怪光绪帝在1899年4月得知沙俄在东省铁路沿线派护路队的消息后，义愤填膺地下了一道谕旨给盛京将军文兴，要他阻止在东省铁路沿线的俄国护路队，谕旨中说：

      铁路合同未经声明驻兵保护，近日俄使亦并未将此节先行知照，何遽以护路为名，派兵分驻？ 

但是，此时俄国护路队的来临已成既定事实，光绪帝再想阻止也无能为力了。

1896年6月3日的“中俄密约”和9月8日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决定了西伯利亚铁路的一条延伸线——东省铁路的问题，它的最后一段将以一千五百俄里的长度插入中国的领土中。合同中规定六年内（即1903年之前）即因实现莫斯科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直接交通，算是最后解决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这样，正式勘定铁路线路和破土兴工便立即被提到了日程上来。

早在1895年秋季，沙俄政府就已派人非法越境，到黑龙江、吉林勘察线路，但未取得任何成绩。东清铁路合同签订前，华俄银行总办罗启泰就专程赶到巴黎，无理通知正在法国访问的李鸿章说：

  拟先派委员雅都里阿诺甫，带同监工十五人并绘图丁役等，前往黑龙江、吉林地方，勘路、测量，求发给护照，并电总署转致吉黑将军、副都统，就近派员在交界接护会商一切。 

1897年初，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举行首次会议，任命尤哥维奇为东省铁路总监工，主持该路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事宜。3月，东省铁路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总公司设在彼得堡，分公司设在北京，许景澄任总办（董事长）、俄方推荐的克尔别兹为会办（副董事长）兼工程总局局长，“国际侦探”璞科第为东省铁路公司驻北京的负责人。不久，尤哥维奇便组织勘察队，4月，俄国首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前来中国东三省进行开工前最后的一些勘测工作。此举遭到了当地中国人的强烈不满，黑龙江将军恩泽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指出：

  俄员勘道来江（黑龙江），足迹所经，群惊且骇，近时内省友人亦频贻书见诘，且告山东抚臣已有疏陈，既任边疆，胡不一攄忠愤，痛陈利害！ 

8月16日，中东铁路干线建筑工程正式开工。建筑工程之所以延期开工，是由于沙俄政府内部在敷设铁路干线上存在着两种方案：中东铁路副董事长克尔别兹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极端侵略派，为实现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任务”主张偏南，经扶余、吉林至旅顺；另一种是主张偏北，即经齐齐哈尔到呼兰城，更实际和更靠近俄罗斯国境，并在铁路线和俄国国境之间占用较少的领土。由于财政大臣维特赞同偏北的方案，因而就采用了此种方案筑路。次年6月28日，东省铁路公司铁路工程总局由符拉迪沃斯托克迁至哈尔滨，直接指挥铁路的勘察和施工。

铁路勘察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但由于沙俄政府始终包藏祸心，路线的确定与筑路计划的完成一齐拖至1898年的春季。

关于东省铁路的走向，中俄代表在谈判《东清铁路合同章程》时曾有个大致的规定：铁路由满洲里进入呼伦贝尔草原，穿越大兴安岭森林，沿雅鲁河，行经齐齐哈尔、呼兰垦区，渡松花江，直抵宁古塔，然后向东出国境至双城子。这条线路比较平直、省工省时，均为双方接受。但至1897年初，沙俄政府为了借机将铁路深入东三省腹地，加强对北满的控制，吞并黑龙江以东数千里土地，便派使臣到北京，向清廷提出：兴安岭山峻雪大、雅鲁河岸宽水深，暂时难以修造铁路，提出铁路路线改由呼伦贝尔顺淖尔河，历扎鲁特、郭尔罗斯两旗边界，至伯都讷（今扶余），竟泄水甸子，趋宁古搭，至三岔口出界，并称“此路较平，两江（黑龙江、松花江）处较窄，宜于修造铁路。实际上，这一路线较拟旧线南移了200余里，从而将黑龙江、吉林两省大部分地区划入线路以北，并逼近了盛京省（今辽宁省）。其结果，必将使奉天（今沈阳）屏障尽失，清代的“根本重地”基础受到了彻底的动摇。因此，光绪皇帝下了一道谕旨给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其中说：

  俄人请改设路线，着通盘筹划，速即电覆。 

沙俄政府的修改线路阴谋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东三省地方官吏的激烈反对。黑龙江将军恩泽以沙俄此举不利国家、有碍商民利益为由给光绪帝上了一道奏折。他指出：

      查中俄会建铁路，本意所在，原为厚民生而资利用，理必就现有城池地方经过，庶货物凑集，搭客众多，地方因之兴旺，买卖藉以增益，固不嫌路之曲折也。今俄人欲改初议路线，拟走蒙古草地，直至伯都讷，路虽平坦，究之一片荒土，人烟绝少，毫无生意。竟将齐齐哈尔省城撇在一边，诸事不便，两国均无利益。且将来（铁路）开办之日，所派弁兵，难以照料。至呼兰地方，为江省精华所萃，尤为轨道所应经。愚意仍请照前议之路建修，或俟干路造成，有可旁通之处，不妨徐增支路。至于松花江、嫩江固在我之境内，其水涨落无定，只可置小轮船，惟煤矿尚未大开，烧柴诸多不便，故小轮至今亦未能畅行。若黑龙江固能通海，然轮舟过大，遇两山狭隘处，亦不能行，所以至今只有俄轮行走。再者，俄人请改议路线，实虑包藏祸心。如果听其取道蒙古，齐省既撇在以外，则东边数千里又将划为俄有。盖火车迅疾，我之奏报一切皆不济事矣。且江省地方夏秋雨水，即数里之地，动需数日，诸多笨滞，不得火车之益，何须修此（铁路）？ 

恩泽还在致总理衙门的一封电报中说：

      （俄议改路，违背）中俄会建二字，况此事各国皆报不平，横议多端。 

他希望俄国能“深念”中俄两国的邦交，以中俄两国的利益为重，取消改路主张。吉林将军延茂以“蒙民顽蠢，无从开导”和保护吉林民田为由，给总理衙门拍了一封电报。电文说：

      查吉林伯都讷一城，西北两面均以松花江为分界，外均系蒙古，若路经伯都讷，必由蒙古腹地修路，并非边界也。蒙民顽蠢，见异而讹，又非地方官所属，则开导保护，无从措手，诚恐徒生枝节。至入吉林界后，无论道出南北，凡造经理防护铁路所需之地，多系民田，均须照定合同议价，万无白占之理。总之，此事本属万不得已之举，至将来有无后患，目下亦不敢虚为拟议。 

不久，黑龙江将军恩泽觉得上次的奏折有言之未尽之意，于是就又上了一道奏折。他指出：

      俄为天下所共忌，其为国也又多诈取，而鲜以力攻。……（如听其改路，俄）以火车之捷，入我腹地，就令险隘林立，犹恐不足以制之。……一地自有一地之要害，一省自有一省之责成，万一不虞考虑，彼已电掣而来，我尚不闻声息，命脉中断，孤立无援，坐毙之道也。 

当然，恩泽对沙俄还是抱有一丝幻想，他在奏折中希望，“俄国不至遽背（铁路合同）明文”，以维系中俄邦交。实际上，这也是恩泽的一厢情愿之事。光绪君臣谁也改变不了沙俄的侵略意图。

后来，沙俄在具体勘察过程中发现，此线路不仅道路纡远，而且有许多洼塘泥沼，常有水患，施工极为艰难，终于被迫收回改线的要求，仍按原线开工。

工程开始前，沙俄政府做了许多精心的准备：从中国的山东、河北、江苏等地招募了大量工人；从比利时和英国订购了18艘内河轮船、4艘汽艇、60艘平底驳船，专门用以从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运送建筑材料和各种装备；从美国购进大量钢轨和数千辆货车、上百辆客车，以及其它设备。

1898年春，沙俄政府宣布正式开始施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个方向施工，同时又在辽东开始了建筑大连港和旅顺口要塞的工程，由大连朝哈尔滨方向敷设铁路线。整个筑路工程几乎是以军事行动的方式，夜以继日和高速度地进行着。不论刮风、下雨和下雪，即使在零下30度的严寒，及夏季江河泛滥、山洪暴发，也都全然不顾。到1900年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兴起时，短短的两年间铺轨约达1400公里，南北两线共有机车206台，车厢和平台车达5400辆之多。

沙俄政府在加紧修筑铁路的同时，随之也产生了对该路的防护问题。这是因为，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尽管在他的《节略》中激烈反对其政敌、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依关于铁路修建在中国境内“易于受到来自居民的攻击”的论点，但是他比谁都清楚，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在中国境内对沙俄政府来说，是一件理亏之事，必然会招致东三省军民的强烈的反对。于是，经尼古拉二世亲自批准，沙俄政府于1897年5月21日成立了中东铁路护路队，由俄国欧洲地区的“自愿哥萨克”骑兵连组成。

沙俄政府用哥萨克护路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858年沙俄政府通过《爱珲条约》攫取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之后，为了保障俄国的“满洲边界”和兴修海参崴至伯力铁路的需要，沙俄政府从欧洲派遣了大批哥萨克来此驻防，同时，给予哥萨克以优惠待遇，诸如：豁免贷款、取消哥萨克的徭役和养护驿站、运送邮件及旅客等义务。到1895年，仅滨海省的哥萨克移民就有：来自顿河哥萨克军的为183户，来自奥伦堡哥萨克军的为50户；人数共计：男869人，女723人。另外，还从外贝加尔哥萨克军迁入乌苏里的哥萨克军有247名男人和222名妇女。

中俄密约和东省铁路合同签字后，沙俄政府在加紧修筑中东铁路的同时，自然又想起了用哥萨克护路，于是，派遣了护路队。但是，维特本人在此问题上自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要排斥俄国政府其他部门（例如陆军部）插手铁路事务，而是由财政部组建一支特殊部队，使其在名义上不是沙俄正规军，但在实际上，却起正规军的作用；在指挥系统上同俄陆军部脱离关系，由财政部直接管理，实际上是维特的嫡系部队。在组建这支铁路护路队时，维特也声称，此举的目的在于：

  为中东铁路的修建和日后的经营提供保护，防范红胡子或当地其他怀有敌意的民众团体进行袭扰。 

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谕令，沙俄政府首先从一直受到优惠待遇的、俄国欧洲地区的“志愿哥萨克”编组为若干个骑兵连。他们中有许多人曾经在中亚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的俄国部队中服过役，对沙俄的侵华政策、侵华意愿和护路特点十分熟悉，同时又能与俄国部队经常保持联系，而俄国正规军也能够及时地从各个方面给予他们以种种支持、协助。

沙俄政府为了吸引大批“志愿哥萨克”加入中东铁路护路队，尼古拉二世于1897年6月下旬发布上谕，特别准许俄国后备役军官和现役哥萨克军官一经编入护路队就可享有现役军官的权利，并保留其退役军官所享有的一切优待，如荣誉军衔、礼服、养老金和退休金等等。次年，沙俄政府又对护路队的官兵增加了一些权利和优待。根据这些规定，中东铁路护路队只接受退出现役的军官，如果军官表现良好，虽已编入预备役，但实际上仍可保留在原有部队的名单内，并且永远享有返回原部队的权利。在提升军阶时，与原有部队相同军龄的军官一视同仁；在发放军贴时，两天按三天计算。士兵也按现役享有各种权利和待遇，在护路队服役期间两天按服役三天计算。这最后一点对于“志愿哥萨克”而言，由二等兵晋升为一等兵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护路队的费用实际上是由财政部从国库中支出的，据后来的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的回忆，截至1902年底，财政部花在护路队身上的费用就已超过了一千万卢布。[2]

沙俄政府对护路队官兵的装备和服装样式也有严格规定。从装备上说，护路队士兵配备有龙骑兵式的来福枪和军刀，军官都佩带左轮手枪和哥萨克式的军刀。从服装样式上说，军官为黑呢制服上衣，无肩章，黄领章有领边，夏天则是粗麻布衬衫；士兵的衣袖上饰以金带，以示与军官相区别。皮帽和制帽上都有特制的帽徽，他比一般的帽徽要大一些，并引人注目的缀有龙纹。缀“龙”的目的何在？一般官兵是不清楚的，他们对这种异形纹饰却感到难堪，特别是其中的基督教徒更认为“龙”是邪恶之物，因怕受亵渎，下不了决心戴它。而军官们对此也不欢迎，他们很快用一般的帽徽取代，只有在军官大衣、上衣领章和翻袖口上，以及连队的旗帜上还留有“龙”和其它武器所组成的纹徽。高加索的哥萨克为此在他们的皮帽上还不绣帽徽。据说，后来有个叫卡扎尔金的哥萨克中尉在镇压中国军民的战斗中受了重伤，伤情迫使他截去一只胳膊，偏巧这只胳膊上刺着龙纹。乌拉尔人把这看成是上帝对他的惩罚，都怪罪卡扎尔金哥萨克中尉为何将此“邪恶之物”刺在胳膊上。鉴于以上情况，护路队官兵不止一次地找护路队的司祭茹拉夫斯基，要求取消这种装饰。但这位司祭却十分固执，多次地苦口婆心地对他们加以劝导和阻止。人们不禁要问，维特和沙俄政府为何如此不顺军心呢？原来是他们做贼心虚，护路队的服饰和旗帜上广泛使用龙的纹饰，显然是为了顺迎中国当地居民的民族心理，以便于在中国东三省顺利建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延伸线——中东铁路，最终完成沙俄政府的侵华使命。

维特和沙俄政府这一费尽心思的招术，确实却了一定的作用。中东铁路护路队的官兵刚到东三省时，他们的新奇服装使当地居民误认为是一帮学生，从而放松了警惕。

1897年8月初，东省铁路公司董事会通过议定书，根据沙俄陆军大臣的建议，正式委派外里海第四步兵营营长格尔恩格罗斯上校，组建中东铁路首批护路队。格尔恩格罗斯上校上任后，立即委派他的几名亲信军官负责连队组建工作。他们一共组建了五个哥萨克骑兵连，总人数为750人。这些哥萨克连队是从几个不同地区招募来的，其中一个连来自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部队，两个连来自库班哥萨克部队，一个连来自奥伦堡哥萨克部队，还有一个混合连，其中一部分来自奥伦堡哥萨克，一部分是外里海步兵营预备役军士。连队有严密的组织：每连有连长1名、尉官若干名、司号员2名、骑兵司务长1名、哥萨克军士12名、士兵120名、兽医1名，1899年哥萨克每个连队里还增加了一名医生。军士每月的薪俸规定为：骑兵司务长40卢布，哥萨克军士和医生30卢布，司号员25卢布，其余士兵20卢布，另外每年每人还可得到军用装具费5卢布。按着规定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都有一定数额的肉、面包、大米和一些熟食物。实际上，中东铁路开始修筑时，由于沿线一片荒凉，人烟稀少，哥萨克连队根本弄不到肉，加之各个哨所缺乏必要的设备，也无处储藏，士兵们不得不靠打野鸡、兔等为食。有时，连队士兵们要跑很远的路和当地居民换鸡吃。据说，开始时他们用一只玻璃杯就可以换到一只鸡，但时间一长，当地居民觉得不合算，于是提高了价码。

1897年10月底，首批护路队五个骑兵连全部组建就绪。11月13日，在格尔恩格罗斯上校的率领下，他们从敖德萨乘军舰启程，开始了向我国东北的“文明的进军”[3]一路上，似乎太平洋都憎恶这批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连续12天以10级的狂风“欢迎”他们。中途他们在日本长崎又修整了几天。直到12月26日，这批侵华的急先锋们才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后来，随着铁路工程的进展，沙俄政府又陆续组建了几批护路队。其中，第二批护路队是从1897年10月开始组建的，到次年4月完成。共有10个骑兵连，总人数为1390人，由朱布科夫斯基上校和十余名军官率领。他们到达我国东北后，还是不满足铁路修建的需要，特别是当哈尔滨成为中东铁路建设的中心地之后，铁路管理机构需要不断完善，铁路设施和器材急需增加，这样就需要派一批步兵担任守卫任务。为此沙俄政府撕下了伪装的面纱，从阿穆尔军区抽调了250名士兵组建了一个步兵连，于1898年底从双城子进入哈尔滨。不久，沙俄又觉得这批兵士还是不敷需要，就又从俄国欧洲的军区内组建了七个步兵连。这就是第三批中东铁路护路队。到1900年6月，沙俄政府派到我国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护路队共有19个哥萨克骑兵连和8个步兵连，按定员编制计算，其中军官69人，步兵2000人，骑兵2527人。不过实际上，由于有些哥萨克因服役条件艰苦而健康不佳，无法继续服役而回国，总数要比编制略少些。

1899年底，随着第三批护路队进入中国东北，中东铁路护路队的组建任务基本完成。随后，中东铁路当局利用这五千人的护路队，除保护正在修建的中东铁路全线外，还在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的松花江流域一带，设立了若干铁路哨所，每个哨所的哥萨克兵力为3—4人。另外有两个哥萨克骑兵连驻守吉林郊区和拉林河上游的几个伐木场，连部设在吉林。

中东铁路护路队总司令部设在哈尔滨，格尔恩格罗斯任护路队总司令，统辖全路护路队三个分司令部，并具体部署了兵力，情况如下：（一）额尔古纳支线司令部，辖一个半步兵连、五个骑兵连，分布于满洲里战至哈尔滨战之间全长920公里的线路上，由驻守在富拉尔基战的朱布科夫斯基上校指挥。（二）松花江支线司令部，辖三个半步兵连、九个骑兵连，分布于哈尔滨至绥芬河全长540余公里的线路上，由驻守一面坡的捷尼索夫上校指挥。（三）旅顺口支线司令部，辖三个步兵连、五个骑兵连，分布于哈尔滨至旅顺口之间（包括营口和大连湾两支线）980余公里的线路上，由驻守在铁岭战的米先科上校指挥。

这样，近五千名的俄国武装哥萨克护路队以护路为名，盘踞在我国东三省的腹心地区和重要的水陆交通线上，用哥萨克的屠刀为俄国的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开辟了道路，又以保护传教士为名进行精神侵略，从而对东三省的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还应该看到，沙俄政府如此明目张胆地把侵略势力伸向中国东北，势必引起早对东北垂涎三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不满，日俄矛盾和斗争也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加深和激烈。由此看来，东三省的政局和内外形势进入了极其动荡和混乱的时期。

中东铁路沿线哨所的分布，完全取决于铁路工程的进度，并无定规。在步兵连到达之前，每个骑兵连通常负责驻守平均约一百至一百二十俄里的工段；步兵连一到，各工段差不多全成为混合兵种的哨所。各哨所的士兵要负责保护铁路职员和器材，还要执行侦察、邮递和护送过路的铁路职员和车队等项勤务。另外，他们还要完成铁路勘测、安装电讯设施以及其它一些繁重的工作，但所得奖金非常少，最多每日为25戈比。他们一般租用当地居民的小平房，或修建一些土房、简易木房或泥草房，有的还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这些房屋在严冬之际，极易发生火灾。例如，在哈尔滨，1900年2月4日午夜11时许，第七步兵连驻地的一所泥板房因烟囱冒火，房盖被烧毁，大火迅速蔓延，屋内的物资尽被烧光，5名哥萨克兵士被烧死，一些人被烧伤。类似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供职于中东铁路沿线的护路队的军官们，他们的处境也并不比士兵强多少。他们万里迢迢从俄国欧洲地带跑到“满洲”，生活苦闷单调。驻地附近往往几十里荒芜人烟，不仅长时期看不到报纸和杂志，甚至连亲属和朋友的书信也收不到，也没有任何社交活动。这些军官整天在哨所里孤寂度日，经常是把手头现有的东西翻来覆去地看，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看为止；在那漫长的、孤寂的夜晚，难免又思前想后，百感交集，于是酗酒、嗜堵成癖。这些军官和士兵的苦难，完全是沙俄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所带来的罪孽。他们只能怨恨于沙俄政府。

沙俄政府也明知中东铁路护路队官兵在“满洲”的艰难处境，但为了毫不动摇地执行沙俄的“历史使命”，对护路队官兵进行“敢于到中国进行冒险”的精神教育。他们把中国东北描绘成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土地，大肆宣扬17世纪俄国殖民主义的强盗头子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在“满洲”建立的“功业”，俄国资产阶级报刊也积极鼓吹“条条大路通满洲”。显然，沙俄政府是要护路队的官兵们以这两个强盗头子为榜样，成为中国东三省的“新征服者”和“新主人”。护路队的官兵们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充当“冒险家”和“沙文主义与好战意图的传播者”而纷纷报名来到中国东三省的。

中东铁路护路队的官兵们自踏上中国领土后，就暴露了侵略者的凶残面目。他们在勘察兴修铁路的过程中，肆意劫掠土地，私自伐木和开采矿藏，[4]同时又恃强行凶，虐待工人，在各村庄随意侵夺民房，奸污妇女，榨取钱财，用暴力抢走谷物和粮食，从而使东三省人民完全处于不能正常生产和生活的状态。这样，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游民，逐渐认清了沙俄侵略者的狰狞面目，运用各种手段同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斗争。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反对沙俄勘测铁路、占地和掠夺林矿资源方面，斗争的形式有停工、逃跑、破坏工具、切断电话线直至发动武装袭击。武装袭击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是个人、有的是三五成群、有的是几个邻近村庄居民联合持枪袭击沙俄侵略者。

在这种反对沙俄侵略扩张主义和中东铁路护路队暴行的斗争中，“红胡子”充当了重要角色。所谓“红胡子”，其基本群众是由破产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车船夫役和猎户等劳苦大众组成的，自然也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加入其中。他们在封建官府的残酷压迫下，无以为生，被迫啸聚山林，成为草莽英雄。东三省的“红胡子”主要有两种：游动的“红胡子”和定居的“红胡子”。游动的“红胡子”有的三五成群，有的结成十几人、几十人直至上百人的队伍，他们虽然手中的武器多数装备不良，无固定的栖息场所，但凭着自己熟悉地形、灵活机警的特点，以贫苦农民为掩护，打击官府、地主和富商。他们的特点是“打一枪，换一地”，在各个村和县中游动，过着流窜生活；当需长途跋涉时，行动也很迅速，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过一些常人难以通过的崎岖地带。这些红胡子在冬季经常化整为零，分散到城镇和乡村里充当工人；春天来临时，又重新过着流窜生活。为了抵御官府的搜剿，他们还常常穿上中国士兵的号衣。第二种是定居的红胡子，这批人力量强大，人数众多，装备也较精良，并且有一大套组织纪律，有一些刚毅而勇敢的头领，形成了一股地区割据势力。他们一般地不是公开进行抢劫活动，而是在特别选定的区域内对当地居民、小商贩课以税收，对于路过该地商贾车队，要收缴买路钱。如果该地有通航河道，则运货帆船也要纳税。一般来说，他们需要当地居民养活，同时也对当地居民的安全给予保障。所以定居的“红胡子”和当地居民的关系是很好的。这些“红胡子”一般也都很讲义气，遇有官府欺压和残酷剥削当地百姓时，都勇敢地仗义而为，向官府发动进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居民的合法利益。所以，有时当地居民在心理上认为，依赖“红胡子”要比依赖官府还要有力。

无论是游动的“红胡子”，还是定居的“红胡子”，一般来说，也都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对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和侵略行动耳闻目睹，对中东铁路护路队的种种暴行也都看在眼里，恨在心中，因而对护路队有较为强烈的仇恨。这样，“红胡子”在东三省自然就成为首先打击中东铁路护路队的武装力量，从而维护了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民族利益。

“红胡子”和中国当地居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遍布于中东铁路各条干线上。

在中东铁路东线，一面是富饶的蚂蚁河谷与沿河谷走向的通商大道，另一面是便于迅速轻易地隐藏起来以躲避追捕的原始森林，这个地方成了“红胡子”藏身巢穴。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乌吉密到一面坡地区。

1897年七月底，中东铁路东线工段段长齐文斯基工程师率领一部分护路队来到吉林工地后，公然违反东省铁路合同中“堪定之路所有庐墓、村庄、城市，皆需设法绕越”的规定，未经清廷和地方官吏的批准，强行在所择线路附近，或进居民宅院、坟茔，或在田地、荒垠、沟洼、壕甸之处，乱行钉立木桩，而当木桩被牲畜践折、损坏或丢失之后，又强行向当地居民索要，并伺机寻衅，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怒。次年7月，齐文斯基工程师到铁路各处与中国工人结算帐目，他走遍了原始森林中的各个作业点。一天，他在乌吉密居民点以西20俄里处的一座孤零的房子里，胆战心惊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在结算了所有帐目之后，继续赶路。可是，他没走出几百步远，就在隔着蚂蚁河与铁路相望的一片密林里突然响起了枪声，随后又立即平静了下来。齐文斯基开始时并未有丝毫察觉，但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肩和臂部疼痛，于是下意识的朝肩和臂部望了望，这才发现两处均受了伤，鲜血直向下淌，染红了上衣。此事发生后，中东铁路当局对事发地点进行了严密搜索，但毫无结果。铁路当局对此不甘心，再三要求地方官吏捕捉肇事的“红胡子”。8月，一名“红胡子”被指控为此次持枪行凶的罪犯，并从吉林押解到哈尔滨。审讯的结果，他只是“单人行凶”，并无同伙参与。铁路当局还是不甘心，将这名红胡子押往事发处所，砍头示众，以杀一儆百。后来，齐文斯基虽从铁路当局得到了一大笔补偿金，但对此次事件心有余悸，于1899年以养伤治病为名，灰溜溜地跑回国去，再也不敢出现在中东铁路沿线上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14日，中东铁路勘测队在乌吉密附近测量时，突然遭到了“红胡子”的袭击。当时，护卫勘测队的六名哥萨克士兵以灌木丛和树林为掩护，举枪还击，击退了“红胡子”。事后查明，这次“红胡子”一共有十五人，因武器装备不良，丢下了两名同伴的尸体后而迅速撤走。8月底，他们又在乌吉密附近伏击前来领取面包的两名哥萨克士兵，其中打死了一名哥萨克所骑的马，打碎了另一名哥萨克的枪拖，为同伴报了仇。哥萨克哨所得此消息，立即派出侦察队前来搜索，但到现场一看，红胡子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自1898年末至1899年，随着铁路工程的迅速进展，东线“红胡子”的反抗活动更为频繁。他们主要活动区域是绥芬河车站至牡丹江车站之间。这些“红胡子”利用这一带地形冈峦起伏而便于隐蔽的特点，或分散或集中地向中东铁路护路队发起攻击；或者在发工资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铁路区段上，迅速抢走现款后即逃之夭夭。1899年6月3日，两名俄国铁路人员和哥萨克骑兵连的两个士兵，途经森林向绥芬河车站走去时，突然遭到了躲在森林中的“红胡子”的开枪袭击。四人见形势不妙，慌忙丢弃随身携带的一切物品，没命地向车站狂奔，一边跑还一边怨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跑着跑者，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座哥萨克哨所，四人这才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紧张的心情才慢慢安定了下来。哨所里的俄国军官一听说“红胡子”敢在光天化日下袭击俄国人，勃然动怒，立即率领侦察队赶赴现场。然而，当他们到达出事现场时，显露在眼前的，除了一望无际的茫茫原始森林外，什么也没有，更不必说那该“千刀万剐”的“红胡子”了。这样，气喘吁吁的俄国军官和侦察队只得悻悻而归。

6月5日，在离上述出事地点不远的地方，即离牤牛河20俄里、通往一个名叫爱河村的路上，大约40余名埋伏在森林中的“红胡子”伏击并拦路抢劫了过往的俄国工人和护路队员，将没命逃跑的两名俄国工人击毙。俄国护路队第十二骑兵连的一支侦察队获悉消息之后，立即赶到现场，像剃头似地搜索一遍后，依然丝毫无获。

6月17日，在小绥芬河战附近，沙俄护路队一名叫作马金的步兵连列兵，只身一人留在哨所看家做饭。将近中午时，几名“红胡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近哨所，来到马金面前。马金面对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得魂飞魄散，未及说话已被一名“红胡子”撂倒在地上，另一名“红胡子”迅速摸出身上的剃刀，将其喉管割断。随后，这些“红胡子”就抢走了哨所里的三支步枪。他们刚一离开哨所俄国工长和士兵就从距哨所四百米的一个森林工地上回来。

8月下旬，一个名叫马桥河车站附近的“红胡子”突然袭击了俄国工人的工棚，将里边的一名俄国工人捆绑之后，抢走了棚内的三支步枪和一些子弹。

11月中旬的一天午夜，在一个名为下城子村的附近，7个全副武装的“红胡子”突然闯进了一个俄国工人的房舍。这些俄国工人是为铁路架设电报线路的，随身携有大量钱款。“红胡子”闯进房舍后，将俄国人绑缚起来，追问谁是工长，令其交出现款。不料，慌乱中，有几个工人越窗而逃，迅速报告了俄国侦察队，“红胡子”见此情景，朝屋里连击数枪后撤退了。

在中东铁路南线地带，因地势平坦，人烟稠密，而对“红胡子”的活动和存在颇为不利。但这一带的“红胡子”与当地居民的关系融洽，他们手中都拥有武器，经常互相支援，团结合作，联合起来向中东铁路护路队发起攻击，斗争的次数也不胜枚举，搅得这一带极不安宁。“红胡子”的第一次袭击，是在1898年7月。这次。他们向位于松花江与铁路交汇处的老少沟哥萨克哨所发动了攻击。随后这些“红胡子”又干了一桩大胆的盗窃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7月24日午夜，他们借助夜光的掩护，悄悄摸近了一个住有五名哥萨克士兵的帐篷，在值日兵的眼皮底下将挂在帐篷后壁下的四支步枪悄悄地拖了出去。不料，这一行动惊醒了哥萨克士兵，帐篷里立时一片喊叫声。等这五名哥萨克士兵穿好衣服，出来抓“贼”时，已经见不到人影了，只听暗处有人们急跑的嘈杂声。事后，铁路当局进行了各种搜查，但毫无结果，步枪也下落不名。

7月30日，中东铁路护路队从哈尔滨通过各哨所向伯都讷（扶余）发送一批白银，由哥萨克骑兵连的两名士兵押送。当晚10时，他们在从一个哨所到另一个哨所途中，突然遭到来自附近高粱地里的枪击。哥萨克士兵慌忙反击，砍伤了一名中国人，夺走了一支装满沙弹的火枪。此后两名哥萨克士兵依然惊魂未定，害怕再遇埋伏，只得返回原有哨所，次早匆忙赶路。天亮后，一个中国官员来到了护路队的哨所，要求哥萨克士兵还回那支火枪，但被护路队拒绝。但不久，沙俄迫于中国人的强烈反抗，撤消了伯都讷的业务所。

8月初的一天深夜，在一个名为老少沟的地方，一支宿营的哥萨克大车队突然遭到了袭击，有几发子弹洞穿了哥萨克的帐篷。在睡梦中被惊醒的哥萨克士兵急忙持枪跑出帐篷，但出去一看，周围一片寂静。事后，人们才知道，枪声是从当地村子里发出的，显然是愤怒的居民所为。

12月，在昌图附近，也发生了一起当地居民袭击护路队的事件。其时，护路队的一个名为切尔诺夫的步兵大尉，奉命带领七名哥萨克士兵前往该地进行地形测量、测绘工作。7日晚8时，一大群当地居民突然持枪对切尔诺夫等人居住的帐篷频繁射击。切尔诺夫见中国人来势凶猛，被迫带着钱和图纸匆忙撤退。愤怒的中国居民焚烧了帐篷和财产。

在宽城子——铁岭一带，也不断发生当地居民和“红胡子”袭击护路队的事件。当时，这一带的农民因沙俄修路，侵犯了他们“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龙脉”。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这一带“令人迷惑的地形”被想象成为一条卧龙，这条龙正在此地休息。而沙俄为筑路进行的无休止的勘测工作搅乱了龙的正常休息，自然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又由于沙俄在勘测工作中，任意损害居民的耕地，随意践坏禾苗，蛮横地拒不赔偿。这就迫使当地居民多次向勘测队和护路的骑兵连开枪射击，并一度迫使勘测队的带队段长普罗辛斯基下令暂停工作，返回城里。6月中旬，沙俄又派出了两个勘测队，并由两个骑兵连的46名哥萨克士兵护卫，吉林副都统也派了12名士兵参加护卫工作。但当他们一到宿营地，就遭到了截击。这时，吓破了胆的普罗辛斯基赶紧让6名哥萨克士兵护卫自己，而派其余哥萨克和12名中国士兵向开枪的方向追击。由于沙俄勘测队护卫人多示众，袭击者在密林弹雨下，向村里撤退。哥萨克士兵追出数里地之后，忽然出现前面村庄有几个带枪的骑马人，于是立即开枪。双方相互射击了一阵后，骑马人急忙后撤，哥萨克和中国士兵催马追赶，眼看就要追上，骑马人忽然在村内消失。刹那间，村中开始吹起了信号喇叭。哥萨克追进村子，找不到人，气急败坏地将村子包围，逮捕了14个人，但经审讯，这14个都是村里的民团成员，与袭击者无关。普罗辛斯基最后只得将他们全部释放。

7月下旬，铁岭一带还发生了几个邻近村庄的居民联合发动袭击护路队的事件。当时，这几个村庄的居民一听说俄国铁路工程师前来规划铁路用地的消息，十分愤怒。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挖了战壕，摆设了两门中国旧式铸铁的火炮，还准备了一些手持喇叭和枪支。

7月26日，本区段第一分段段长谢列金斯基工程师来到了一个名为大房河村的地方，进行勘测工作。他刚一进村，迎面传来了阵阵的锣鼓声和喇叭声，同时又见到一片黑压压地扛着锄头或手中拿着枪的村民在村长的带领下涌向村头。村长见到谢列金斯基工程师之后，对沙俄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予以愤怒地斥责，并告诉他，没有铁路长官的命令，不准沙俄在此处动工、勘测和修路；村民们也不能收留任何一个俄国人，不准租房子给他们住。谢列金斯基见中国村民人多示众，吓得浑身发抖，只得向铁岭地方官求救。四天以后，谢列金斯基在10余名哥萨克士兵的武装护卫下与中国官员又来到了大河村。他们来到了村头，依然是看见这里挤满了人，房顶上站着一些持枪或拿石块的中国人。未等谢列金斯基说话，村长立即吩咐村民让出一条道来，他向谢列金斯基用手指了指拿喇叭和枪支的村民和部分中国士兵，然后又指了指摆在村中的两门旧式火炮。这时，人群中也发生一阵阵的嘲笑声。谢列金斯基见到中国人十分不好惹，被迫带着人马回到驻地。但他还是不死心，一天后的中午，他又来到了大房河村，要求与村长进行谈判，以解决“争端”。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向地方官吏施加压力并派遣护路队骑兵连连长捷尼索夫上尉率领20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士兵前来声援。清廷地方官吏迫于沙俄压力，满足了沙俄的侵略要求，允许他们“放心”地动工。谢列金斯基对此感到很满意。于是，他指挥哥萨克士兵用军刀在高粱地里开辟一条田间小道。但是他们刚一走出高粱地，就迎面碰上了几个手拿小旗和喇叭的中国士兵和村民。随后又有数颗子弹朝他们打来。捷尼索夫听到枪声，率领哥萨克士兵冲向高粱地，但也遭到了村民们和中国士兵的射击，村中的两门旧式火炮也发出了轰击声，击伤了一名哥萨克士兵和两匹马。但由于哥萨克武器装备精良，中国村民和士兵在枪林弹雨中被迫撤退。

1899年6月，在中东铁路西线，发生了一起护路队第五步兵连的一个哨所被“红胡子”全歼的事件。6月9日，一批俄国工人和哥萨克士兵在工长的率领下，来到安达站，在附近搭起了帐篷。帐篷刚一搭起，立即有三个佯称是蒙古人的中国人来到这里，他们说自己来此的目的是来寻找丢失的马匹。俄国工长向他们提出收购一些羊只，获得同意。双方商定好了价钱之后，三个中国人立刻走开了。谁知，一伙“红胡子”在当天夜里悄悄地摸到了俄国士兵的帐篷，开枪打死了工长，击毙了帐篷里的所有哥萨克哨兵，抢走了全部财产、现金和四支枪。事后，铁路当局才得知那三个前来寻找马匹的中国人就是“红胡子”，他们是前来探信的，为晚上“红胡子”的袭击行动做准备。应铁路当局的请求，沙俄派遣第十一骑兵连连长米茨克维奇步兵中尉率领25名哥萨克士兵前来安达围剿，中东铁路护路队司令格尔恩格罗斯上校也带领20名护路队队员前来声援。“红胡子”得知消息，即沿着盐碱沼泽地的蒙古草原撤退。俄国护路队穷追不舍，在此后长达16天的日子里，他们在草原兜了一个又一个圈子，除了寻找到一些零散的“红胡子“的脚印和一些废弃物品外，什么也没有找到。护路队的这次搜剿毫无结果，只得悻悻地返回哈尔滨。

在中国居民、红胡子反对沙俄护路队的斗争中，除了得到前面所述的中国官吏士兵的声援外，还得到东三省最高官吏的支持。1899年7月，当俄国一支勘路队拟将铁路由黑龙江省城附近的富拉尔济旗屯内经过，需占长约二里、宽约一里的地面，为此要拆毁民房20余座，屡次向“屯众商买”，皆被当地居民以沙俄“应遵守（合同）设法绕越”为词拒绝。黑龙江将军恩泽也认为：“恐一经迁就之后，应绕越而不绕越者更多矣。”他请求总理衙门“代奏请旨”，照会沙俄公使，使其遵守合同修造铁路。

《东清铁路合同》本无任何条款准许沙俄随意砍伐东北的森林，但沙俄勘路队以铁路需用枕木、架桥建房、日用柴薪数额巨大，多次要求或私自进山盗伐森林。吉林和黑龙江将军有鉴于此，决定创设木植公司，规定所有各地木植，均由该公司承办；俄国人所用的木材，按值抽税。但沙俄侵略者拒不执行，这引起了吉林、黑龙江两省人民的愤怒，并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例如，俄人砍伐后未来及运走的林木有的被焚毁，有的被“盗走”，而当俄人寻找时，即遭到居民的痛击。中国居民还强烈反对沙俄侵略者滥采石块。1899年12月29日，在离四平街车站附近的太阳沟村，护路队不顾中国居民的强烈反对，强行到采石厂开采石块。当地居民得到消息，立即前来制止，但却遭到第三步兵连哥萨克士兵的枪击。愤怒的群众也用步枪、长矛、石头、铅沙等武器予以还击。在双方的战斗中，两名哥萨克士兵受了伤，一名被铅沙打伤了头部，另一名是被长矛刺伤了胳肘。

1900年5月，哈尔滨南的西屯车站丢失木材后，铁路工段长带着两名俄国工人，并在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步兵连的保护下，到一个名为头屯的中国村庄去寻找。他们还临时高价雇了一个中国人引路。来到头屯后，他们在引路者的指引之下，搜查了全屯的每一个户、每一个院子，结果未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但依然不死心，继续搜查。但当快到屯庄门口时，忽然在一群喊声的伴随下，许多手持铁锹和木棒的中国居民向他们扑来。中国居民先将那个引路者一棍子打倒在地，又给了冲进人群逞威风的一名俄国人一顿木棒。哥萨克士兵费拉辛科脑袋好像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立即从马上栽倒在地，失去知觉。许多士兵被活捉，带回屯庄示众。侥幸逃得性命的工长和两名士兵，慌忙到附近哨所搬请救兵。谁知救兵一到，又陷入包围圈中，有的遭到痛打，有的手被砍伤，有的武器被夺。被活捉的依然带到屯庄示众。类似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不一一例举。

沙俄侵略者在铁路区域开矿，掠夺中国的资源，同样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这些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为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而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