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被英国打败后，就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徘徊不前，国力日渐羸弱，貌似强大的清王朝实际上处于风雨飘摇、不堪一击的险境，不仅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而且连一向为中国所藐视的日本也开始觊觎中国。1868年，日本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国力逐渐充实，由此奠定了日本异日海外雄飞的基础。刚刚摆脱困境的日本，野心便迅速膨胀起来。制定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这就是“大陆政策”。具体内容为，即把对外扩张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至世界。（注：转引自商鸣臣：《甲午战争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有学者指出：“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日本人）对英国日趋关心。因为英国击败了自古以来被日本奉为楷模的中国”。（注：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时代》，木铎社，第180页。）日本在与西方的接触和交往中，也逐渐认识和了解西方文明，更深刻体会到科学技术和现代机器的巨大现实威力。因此，在日本兴起了一股“脱亚入欧”的思潮，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与“脱亚入欧”说法不同，但目的相同的舆论是“兴亚论”，较早的代表人物是被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皇道派”尊为先觉的佐藤信渊。佐藤于1849年撰写了《存华挫狄论》，力主“存中华，挫夷狄”。该书卷末说，中国失败于鸦片战争，但愿“满清君臣卧薪尝胆，济贫恤亡，上下同劳苦，练兵数年，以起复仇之义兵，挞伐英夷，全力逐之；俾使东洋无其遗类，庶能永为本邦之西部屏障。此即著《存华挫狄论》之主旨也。”（注：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启乾译：《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4页。）很显然“存中华”的最终目的是寄希望清国振兴，成为日本的“西部屏障”。他的后继者们如岸田吟香、荒尾精、根津一、近卫笃麿等人为代表的“兴亚论”者，不仅继承了他的衣钵，而且在实践着他的理论，他们打着保全中国的旗号，配合日本的武装侵略进行文化侵略，手段之一就是办学校。甲午战争前，尤其是中法战争前，日本尚处于“脱亚入欧”的热潮中，对日本的团体在中国办学校不仅不支持，相反极力反对。由于学校培养的人才在随后的日本侵华中，作用越来越明显，日本政府的态度也逐渐由反对到支持，进而直接资助。使这些学校的规模、招生人数、影响越来越大，为世人瞩目。可以说，日本在中国的教育是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甲午战争前的学校 

1、东洋学馆。1884年8月7日，由日本自由民权家中江兆民、末广重恭、植木枝盛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东洋学馆正式开学，这是日本在上海，也是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教育事业，而且是不同于西方教会学校的、在中国培养日本人的学校。该校创办的公开宗旨是培养通晓清国的政治、人情、风俗、语言等人才。东洋学馆创办的实际目的，从《东亚先觉志士传记》的记载可见一斑，明治17年1月（1884年1月），在长崎福冈玄洋社的平冈浩太郎和日下部正一的会谈，道出了在中国创办学校的目的。“上海是东洋第一的贸易港，在此地创办支那语学校，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另外，如果打开支那革命党员交际之道，一定要设立学校。”（注：汪辉：《上海——日本的教育事业的开始》，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第一部（教育学）第48号，1999年。）东洋学馆创办后，在学科设置上根据《东洋学馆课程概略》，分为政治经济学、法律学、商法学、理学、哲学五科。其中理学和哲学两科暂时没有教授。各学科的学制为4年。同时为了教授汉语和英语，设立了两年预科。东洋学馆的设想很好，但实际上课程的全部构成仅是中国语和中国文学等与中国有关联的内容。其教学大纲也是模仿当时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课程内容。东洋学馆由于不具备专门的教师，课程实际上并未实行。因此，开办之初即遭到了上至日本政府，下至当时上海的日本人社会的批评（注：汪辉：《上海——日本的教育事业的开始》，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第一部（教育学）第48号，1999年。）。鉴于此，东洋学馆不得不制订新的方针，对学校进行改造，同年10月，《朝野新闻》总编末广重恭被推举为馆长，并且将校名改为“兴亚学馆”，11月下旬又改为“亚细亚学馆”。改建后的学馆只设汉语科和英语科，而汉语的教育内容基本上是四书五经，这与学馆最初设想的培养中日贸易人才的目标相距甚远。改建后的学馆虽然得到了上海领事馆的认可，但仍遭到日本政府的否定。1885年3月19日，文部省在回答去年12月末广等人提出的“亚细亚学馆设立申请”时，认为亚细亚学馆的设立者山本忠礼、馆长末广重恭以前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受到过监禁的处分，学馆与明治14、16年的“学校教员品行检定规则”相抵触，拒绝了末广的申请（注：汪辉：《上海——日本的教育事业的开始》，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第一部（教育学）第48号，1999年。）。1885年4月9日陆军大臣大山严给学馆的答复同文部省一样，坚决反对学馆的设立（注：汪辉：《上海——日本的教育事业的开始》，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第一部（教育学）第48号，1999年。）。 

东洋学馆得不到日本政府支持，学校因经济危机难以为继，（注：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顾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82页。）到1885年9月3日，存在了一年有余的东洋学馆正式解散。 

虽然学馆存在的时间短，招收的学生只有十几名。但作为近代日本对华活动的先行者被《对支回顾录》和《东亚先觉志士纪传》所推崇的达8人之多，这些人在中法战争及以后日本对中活动中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后不仅成为东亚同文会的骨干，而且在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在中国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均成为中心人物（注：汪辉：《上海——日本的教育事业的开始》，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第一部（教育学）第48号，1999年。）。可以说学馆开启了日本长达数十年的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序幕。 

2、日清贸易研究所。日清贸易研究所是荒尾精继汉口乐善堂之后，又在上海创办的学校。荒尾通过在汉口办学，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同参谋本部和外务省的看法有所不同，因此，回国后的荒尾基于三年间在中国的体验，将调查、收集来的情报整理成“复命书”，提交给参谋本部。“复命书”除介绍当时中国的现状外，也提出新的对清政策，强调贸易立国，认为掌握了商权就确立了对清的优势地位和亚洲的主导权，其理由是“贸易是国家经济之本，民生富饶的枢纽，何况优胜劣汰、竞争激烈、弱肉强食逐鹿中原的今天。”主张设立“日清贸易商会”（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24页。）。在日清贸易商会下附设日清贸易研究所。荒尾的设想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之后，荒尾退出军界，开始着手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设立和招生工作。 

1890年9月，通过荒尾的多方奔走，经过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斡旋，当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和大藏相松方正义从内阁机密费里拨付四万元资助荒尾办学，（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24页。）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位于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开学时，该所有学生150人。在赴上海之前，荒尾对学生的训话中讲到：“研究所不是单纯教授学问，打算做学问的应该去大学。有志于中国，打算一个人闯天下的去上海”（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90页。）。表明了学校的教育宗旨不是培养学者，而是培养全面了解中国的“支那通”。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荒尾精是所长；根津一为代所长（1890年11月荒尾回国，所长一直由根津一代理）。 

研究所的学科由商业教育、语言教育、一般教养及兵式体操四部分构成。修业年限为四年，其中一年为实地调查。从课程的设置来看，学生除了钻研语文及若干中国问题的课程外，作为训练经济人才的专门课程几乎是空白的。 

1893年6月，随着89名学生毕业，苦苦支撑了三年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由于财政困难无法解决，只培养了一届毕业生就关闭了。毕业之后的学生全部分派到日清商品陈列所实习。 

研究所的成果有如下几点：一是甲午战争发生后，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几乎都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等特殊任务，其中汉口乐善堂人士及研究所毕业有9人为清军所捕斩首。（注：黄福庆：《甲午战前日本在华谍报机构——汉口乐善堂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13号，1984年，第326页。）二是1900年创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其中时代风尚，虽与往昔多少有些不同，但在它的精神方面，可说是研究所的后身（注：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顾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82页。）。三是编辑出版了《清国通商综览》一书。这是汉口乐善堂人士在中国的调查活动留给后人最大的成果，该书是根津一于1892年根据调查报告编辑而成的。共两编3册2300多页。当这部有组织的调查成果“问世之后，使世人因而了解老大帝国的实情，获得了有识之士莫不感奋”的赞誉（注：黄福庆：《甲午战前日本在华谍报机构——汉口乐善堂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13号，1984年，第328页。）。该书不仅是日本最早有组织化的集体调查的成果，也是日本以实际调查所得资料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加以综合整理公诸于世的最初文献。后来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调查旅行的成果——《支那省别全志》，也是模仿《清国通商综览》编纂方式而来的。 

二、甲午战争后的学校 

甲午战争后，在日本兴起了中国问题研究热，热心中国事务的人士组织了许多有关的“兴亚“的组织团体、机构。东亚同文会就是其中之一。 

东亚同文会的前身分别是东亚会和同文会，由于两会目的相同，并且人员相互交错，1898年11月2日两会按大隈重信的要求，经过协商正式合并，合并后更名为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笃麿，副会长为长冈护美，陆实任干事长。从1899年开始，东亚同文会每年都可以从外务省机密费中获得4万日元津贴。东亚同文会也忠实地向外务省汇报情况和报告，这使该会打上半官方的印记，成为本世纪初20多年间日本对中国进行研究及文化事业最重要的机构（注：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1899年春，东亚同文会召开春季大会，制订了四项建会纲领：①“支那保全”；②扶助支那及朝鲜的改善；③研究支那时事，以期行动；④唤起社会舆论（注：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顾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70页。）。 

其中，创办学校是东亚同文会经略中国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1、南京同文书院。1899年10月，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南京会见了从欧美各国巡游回国，途径上海的近卫笃麿。在近卫到来之前，刘坤一已经会见过日本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派遣的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和福岛安正等人，尤其是1899年4月，刘坤一在南京与福岛安正会晤后，向日方传达了一个信息，希望雇请日籍教师及专家来华，以图在军事、矿务及工业等方面实现现代化”（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76页。）。因此，当近卫向刘坤一介绍东亚同文会的宗旨，打算在中国创办学校，并希望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和帮助时，早有此意的刘坤一爽快地答应了近卫的要求（注：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顾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88页。）。同年12月，刘坤一会晤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东亚同文会的代表，会晤的结果是成立南京同文书院，招收中日两国学生（注：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页。）。担任院长的是东亚同文会的干事长佐藤正。不久，佐藤因病辞职，由根津一接任。 

南京同文书院招收中日两国学生，目的是使两国学生增深了解，加强友谊，作为将来提携的基础。学制三年。招生办法是：每年从各府县招收二至三名的公费生，后来又招收了同文会留学生、农商务省海外实施业绩练习生、自费生，第一届共招收了20人左右（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79页。）。学生分两个班，同文会的留学生和有一定外语素养的为第一班，其他的人为第二班（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80页。）。学院开学三个月后，义和团运动已经从华北波及到了长江流域。书院听从刘坤一的建议，将书院的师生迁到上海跑马场附近的退省路（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86～87页。）。南京同文书院的历史结束。 

2、东亚同文书院。1900年8月，迁到上海的南京同文书院，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教头兼监督菊池谦三郎。 

东亚同文书院在《创立东亚同文书院要领》上阐明了书院的“兴学要旨”和“立教纲领”。“兴学要旨”是“讲中外之实学，育中日之英才，一可以树中国富强之基，而可以固中日辑协之根。期望保全中国，制定东亚久安之策，立宇内永和之计。”“立教纲领”即“德育为经，施教圣经贤传。智育为纬。”目的是希望学生成为各自通达强立，国家有用之士，当世必需之才。 

东亚同文书院也是从日本各地府县选拔来的。第一期学生共从一府十六县招收了公费留学生51名，再加上自费生4名，共计55名。 

第一期学生到上海之前，于1901年4月30日在东京华族会馆举行了入学式。在入学式上，近卫会长叙述了书院设立的经过，并对他们提出了要求；根津讲述了将全体学员召集到东京的深刻含义。入学式之后，学生先后到东京、大阪、神户、京都等地参观，后来又增加了拜谒皇宫。这种入学形式成为书院的一个传统。由于学生在各大城市参观时所住的旅馆都是当地最好的旅馆，这种入学式给学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87页。）。 

由于东亚同文书院自建院以来，始终处于动荡的战争年代，所以校址也几次变迁。 

退省路时期(1900.8——1901.4)。刚刚迁到上海的临时校址是原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地址。书院在此存续8个月。 

桂墅里时期(1901.5——1913.7)。1901年5月，书院从临时住所移到高昌庙桂墅里，5月26日，东亚同文书院举行了开院式，参加开学典礼的有东亚同文会的副会长长冈护美子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等人，中国方面参加开学典礼的有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的代表上海道台袁勋树、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代表上海知县刘怡、盛宣怀等中外人士数百名。张之洞将刻有《诗经》的石刻作为纪念赠送给书院（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91页。）。 

书院成立之初，有两个专业，一是商务科；一是政治科；学制三年。到了1918年政治科停止招生，该科最后的毕业生是在1921年6月（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98～99页。）。 

1901年11月，书院将学生分为两班，赴苏州、杭州进行见学旅行，这是为今后的中国内地旅行做准备，这一活动成为后来历届见学旅行的恒例而坚持下来。1902年8月，一期生38名在森茂教授的带领下，赴山东的芝罘、威海卫进行为期两周的修学旅行。可以说是中国内地旅行的肇始。同年12月，部分一期生赴汉口旅行（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81页。）。 

1902年书院学友会创立。活动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座谈性质的茶话会；另一类是组织体育活动，学友会包括四个部（网球部、棒球部、远足部、击剑部）。学生都是会员，目的是为了丰富学生的业余文化活动，使学生之间进行了解、沟通，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也缓解学生的思乡之苦。（注：薄井由：《上海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1905年，书院学生林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等人受日本政府委托开始奔赴新疆伊犁调查，这是英日同盟成立之后，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的，双方约定合作调查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英方负责从印度到新疆西南之线的调查，日方调查从新疆伊犁到蒙古的库仑之间的地区。7月18日，林出贤次郎从北京出发，单骑出玉门关，经吐鲁番、乌鲁木齐、直达伊犁历时一年多；波多野养作则历时21个月，从乌鲁木齐折向青海、宁夏而返。另外三名学生分别赴乌里雅苏台、库伦、布多等地。林出贤次郎等人调查结束后，完成了《外蒙古视察复命书》等报告，日本政府通过学生的调查报告获得了中国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实情，对日本政府的决策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01页。）。鉴于书院完成了这次“负有国家重大使命的大旅行”，从1907年，日本外务省出资3万元（每年1万元）作为书院中国旅行的补助金，大旅行有了经济保障，遍及中国各个角落的大旅行开始进入了成熟期（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12～113页。）。大旅行调查一直进行到学校关闭，参加中国大旅行的书院学生达5000人，旅行路线700多条，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个别的调查小组最远的到达东南亚、俄国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这些调查活动经过整理之后，除了书院保存之外，还必须送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各一份，这样调查活动就与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行径连在一起，书院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抗日战争期间，有不少学生直接参加侵华战争或做随军翻译。 

1913年7月初具规模的书院被战火所毁，书院只得临时在日本长崎县大村町租借寺庙临时上课。 

赫司克而路临时校舍时期(1913.10——1917.4)。由于旧校舍为战火所毁，1913年10月，在上海赫司克而路33号的临时校舍建设完成。大村的师生和大旅行中的三年级学生也回到书院。 

1914年，为开发中国资源培养人才，东亚同文会向日本政府建议增设农工科。经日本政府同意，书院于当年9月增设农工科，该科历时8年，由于财政上的困扰，到1922年6月废止。先后共毕业60名学生。 

在此期间，书院又在公共租界的西端，靠近法租界的徐家汇虹桥路购买了土地，开始了新校舍的建设。由于高昌庙校舍是在战火中被焚的，日本借此向中国索取所谓赔偿金作为新校舍的建设费达22.5万元，在此基础上东亚同文会拨付了一部分资金，书院的师生集资一部分，共耗资35万元，新校舍于1917年4月22日正式竣工（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13页。）。 

徐家汇虹桥路校舍时期(1917.4——1937.9)。1917年4月书院迁到徐家汇新校舍，时间长达20年。 

1918年书院向日本政府申请新设中华学生部，经帝国会议批准后于1921年正式招生，到1931年停止招生，中国学生在书院所占的比例很小。 

1918年10月，为更积极地、有组织地研究中国，成立了以教头森茂为部长的中国研究部（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19页。）。 

1920年起，为了与日本国内学校教育同步，将入学时间由8月改为4月，学制由三年延长到四年（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20页。）。 

1921年的2月，书院制作了新的院旗，院旗为紫绀色，在旗的中央用金丝绣上“同文”两字。书院还为院旗举行了创定式（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20页。）。同年7月，根据日本政府13日第328号敕令，书院为外务省直接管辖的专门学校（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50页。）。 

1935年，书院为纪念书院的开拓者，在虹桥路建成以近卫笃麿、荒尾精、根津一为祭神的靖亚神社。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9月15日上海市警察局接收了同文书院，书院的师生只得到长崎避难。10月18日长崎的临时校舍开设。10月徐家汇校舍被战火烧毁。物产馆存放的从中国各地搜索的物产样品8千余件遭毁坏，图书馆被烧，其中被烧毁的日文书25000余册，汉文书52000余册，西洋书籍8200余册，共计85300余册（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55页。）。校舍经过这次炮火的袭击，基本上荡然无存。 

租借交通大学时期(1938.4——1945.8)。1938年4月，书院临时租用交通大学做临时校舍，于17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书院租借交大一借就是7年，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才关闭。在此期间，书院升格为大学。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时期(1939.1——1945.8)。1937年书院到长崎避难后，在书院里上至大内院长，下至在校的学生和教师希望书院升格为大学，已毕业的书院生也希望母校升格为大学。大内院长就东亚同文书院的升格问题，向毕业生发出了一封信，寻求赞同和支持。信的主要内容为“伴随着战局的扩大，开战以后书院应该发挥更加重大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首先应该采取对国家最有效的合适的方法，作为具体的手段是把书院升格为大学，在规模、学生数增大的同时，有必要在教育方面进行扩充。在今后的战后工作中，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必要的。培养的学生不是只知书本上的知识，很有必要培养成能广泛地参与东亚事务，高瞻远瞩的栋梁之材。为了改变很容易就被学阀左右的日本社会，书院升格为大学很有必要，这个时期是把本书院作为中国研究的最高学府的绝好机会。”（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56页。）1938年1月，书院与同文会及有关方面就此事进行了磋商。东亚同文会对这个建议也十分赞同。1938年11月8日，由近卫文麿会长向有田八郎外务大臣提交了《东亚同文书院设立申请书》。书院在12月9日正式成立了“大学升格准备委员会”，1939年1月得到国会的同意，决定将同文书院升格为大学。但公布的日期却是同年12月26日，对大内畅三的任命是在1940年1月28日（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62页。）。而1939年4月入学的学生作大学预科的第一学年。 

东亚同文书院的完结。1943年10月，随着日本在中日战场的吃紧，学生动员制度强化了，针对书院征兵犹豫的特殊恩典停止了，月末实行临时征兵检查（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63页。）。到1944年10月，随着时局的重大变化，编成学徒劳动队，在陆海军的军需工场进行劳动服务（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96页。）。1945年战况对日本越来越不利，上海至长崎的航线十分困难，46期学生已不能到上海。 

1945年5月，通过与各方面的交涉，借用富山县吴羽所在吴羽航空机株式会社的工场和宿舍作为新的校舍。1945年9月15日，日本投降一个月之后，中国军队进驻书院租借的交通大学，开始对书院大学进行接收。接收机关是“教育部京沪特派员办公处”，负责人是蒋复瑰，而图书是郑振铎对照目录直接接收，包括华语部的诸位教授长达十几年制作的华语辞典卡片、学生的调查报告书等。但书院大学的学籍簿、成绩簿因为被当时的校长本间喜一藏匿，所以未被接收。两簿现存于日本爱知大学。与书院有关系的人从1946年1月开始到4月末基本都归国了。书院的历史彻底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爱知大学。 

三、结语 

透过日本在上海所办学校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创办学校完全不是他们所标榜的为了中日文化交流，为了中日相互提携，为了日中贸易，为了保全中国，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日本侵华服务。 

1884年创办的东洋学馆尽管培养的学生很少，但是，它不仅开创日本在中国开办学校的先河，而且为后来的学校培养了骨干，是文化侵略的先锋。汉口乐善堂是甲午战争前日本第一个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从事调查活动的机构，他们留给后人的《清国通商综览》，对日本研究清末时期的中国问题极具参考价值。以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大旅行就是遵循汉口乐善堂人士的活动模式而进行的，《支那省别全志》也是模仿《清国通商综览》的编纂方式。可以说汉口乐善堂对东亚同文书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培养贸易人才为借口的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强调通过贸易达到中日提携，其实质是在于通过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加强日本的经济力量，为强化军事力量而铺路。虽然研究所在中国只有三年时间，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几乎都志愿从事担任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等特殊任务。日清贸易研究所是继承汉口乐善堂所走的路线而设立，也是被公认为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书院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宗旨是从他们那里继承和发展过来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和东亚同文书院均是根津一一手操办的。 

东亚同文书院的发展过程中，处处显示了前面学校的影子，所不同的是，书院对中国的研究和调查更加公开化、系统化、全面化，在一定的时间内，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以及日本政府的特殊资助。1906年有一位英国军官在参观完书院后，听得一位中国官吏说：“1870年，德法战争之时，德国人了解法国的事情要比法国人详细；现在日本人了解中国胜过中国人对本国的了解。”（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55页。）事实上书院的毕业生大部分都留在中国，回到日本的也从事与中日关系有关的工作。也可以说直接服务于日本的军方和政府。近卫文麿曾特函书院，“战争以来，学生从军或协助皇军行动，对国家贡献很多。”（注：沪友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1982年，第155页。）这是最好的明证。留在中国的毕业生也几乎全在日军的特务机关或是日军扶持的傀儡政权中服务，尤其是在满铁，毕业生多得难以统计清楚，学生之外，初创时期的森茂教授，是个著名的“大陆浪人”，1907年到满铁调查部工作后，参与了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运动。（注：苏智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5期。）书院学生直接参加侵华战争作随军翻译更是不计其数。即使未直接参加侵华战争的，书院大旅行获得的调查报告，为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总之，日本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尽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值得纪念的一面，但是称其为日本侵华的帮凶毫不过分。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