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英国一再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疯狂推行分裂中国西藏的政策。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英国侵略者趁中国政局动荡，唆使并支持达赖十三世及其追随者背叛祖国，搞所谓“西藏独立”，妄图使西藏脱离中国，最终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邦，中国西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与俄国争夺西藏的斗争极为剧烈，为尽快将沙俄势力逐出西藏，达到完全控制西藏的目的，英属印度总督寇松(Curzon)推行“急进政策”，在1903年1月致印度事务大臣汉米尔顿(Hamilton)的信中，首次提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问题，寇松叫嚷中国驻藏大臣并非总督，而是“大使”，达赖十三世才是西藏的“合法国主”，中国只是西藏的“宗主国”，印度应撇开中国，同达赖喇嘛直接交往，他建议派军护送英国使团进藏。（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第183-184页。）众所周知，从13世纪起，西藏已成为中国领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明、清三朝的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一直进行着有效治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寇松企图用“宗主权”概念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旨在为今后英国扩大对西藏的侵略，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提供法理依据。寇松的谬论符合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和赞同。
1903年冬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次年占据拉萨，强迫西藏贵族与僧侣签订《拉萨条约》。英国政府指示其驻华公使萨道义向清廷声明，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要求清政府同意《拉萨条约》。
《拉萨条约》公布后，“各国议论蜂起，俄尤从中牵制”，（注：《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16，1932年，第6页。）沙俄驻华公使声称如清廷批准《拉萨条约》，则必须“将库伦、新疆等处地方事权让我国经理，亦需另订新约”。（注：《东方杂志》，第1卷，第10期，“藏事志要”。）清廷亦深感《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派外务部左侍郎唐绍仪前往印度同英国侵略者谈判。1905年春，中英双方在加尔各答谈判时，英方代表费利夏重弹英国政府关于中国在西藏只有宗主权而无主权的谰调，唐绍仪则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拉萨条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必须“解剖明白”，改订“切实可行之约”。（注：何藻翔：《藏语》，上海广智书局，宣统二年（1910年），第18页。）双方围绕着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英方代表深知如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不仅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的《拉萨条约》如同废纸，不具有丝毫法律效力，而且亦将堵塞今后侵略西藏的道路，故对这一问题“辩论甚力，固执不移”，（注：何藻翔：《藏语》，上海广智书局，宣统二年（1910年），第20页。）唐绍仪亦坚持原则，决不让步，谈判陷于僵局。1905年末，英国保守党政府下台，自由党组阁，寇松调离印度总督职务，明托(Minto)出任印度总督。自由党政府认为英国主要敌人是德国，英国应从自己的全球战略出发，缓和同俄国的矛盾，加以清廷拒绝批准《拉萨条约》，英国从该约获得的侵略特权无法兑现，不得不对英国侵藏政策稍作调整。190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缔结《续订藏印条约》，以此约为“正约”，1904年的《拉萨条约》作为该条约的“附约”，英国在“正约”中允诺“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拉萨条约》第9款第4节原规定西藏境内“无论何项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均不许各外国或隶各外国籍之民人享受”，《续订藏印条约》对此作了修改，该约第3款宣布《拉萨条约》第9款之第4节内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82年，第345-346页。）从现象看，似乎英国已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实则英国侵略者分裂中国西藏的野心，丝毫未变，1907年订立《英俄协约》时，英国政府再次用“宗主权”概念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有的学者说“在光绪三十三年的英俄协约中，亦经英俄两国彼此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确有领土与主权。”（注：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台北）1974年，第214页。）此说与事实不符。真实情况是1906-1907年，英、俄两国背着中国政府，就西藏、阿富汗与波斯问题在俄国圣彼得堡举行谈判，在谈判中，英国政府曾指示英方代表向俄方代表声明：“西藏作为一个中国享有宗主权的封建国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力，有权同周边国家订立通商、边界等条约”。（注：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Vol.IV，第341页，London,1929年。）1907年8月订立的《英俄协约》宣布：“英国政府与俄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原文：Les Gouvernements de LaGrande Bretagne et de Russie,reconnaissant les droits suzerains de LaChine Sur le Thibet)。（注：同上书第4卷，第352页。）可见，无论保守党政府还是自由党政府均忠实奉行寇松的侵藏方针，两者对西藏的政策并无本质区别。
英国殖民主义者图谋扶植班禅，取代达赖的政治地位，在西藏建立亲英傀儡政权，再次表明英国并未放弃分裂中国西藏的侵略计划。
1904年英军侵占拉萨前夕，达赖离藏出走，逃至蒙古的库伦，欲往俄国投靠沙皇，被清廷截留在库伦。次年春，清廷谕令达赖去西宁，由西宁返回拉萨。英国视达赖为亲俄派，担心达赖回藏继续奉行亲俄抗英政策，增强俄国在西藏的势力，极力制止达赖返藏，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照会外务部说，如清廷允许达赖回藏，“英国会被迫再次采取行动反对他”，（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Study,1976年，第14页。）同时，利用班禅与达赖的矛盾，笼络居住后藏的班禅，英国驻江孜商务专员欧康诺(O''Connor，旧译卧克纳）力主向班禅提供军火武器，加强他的军事实力，将英国商务代理处从江孜迁往日喀则。1905年，欧康诺向英印政府建议乘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之际，邀请班禅访印，同他建立“友谊”，帮助他“摆脱达赖控制而独立，填补政治真空”，（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Study,1976年，第27页。）英印政府外交大臣戴恩（Dane，旧译戴诺）赞成欧康诺建议，他认为扶植班禅有助于将俄国势力排除出西藏，最终使西藏并入印度，那时班禅“还可能成为一位印度统治首领”。（注：Alex Mckay: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1904-1947,1997年，第27页。）1905年11月，欧康诺率士兵50余名至后藏，胁迫班禅前往印度。清廷识破英国侵略者阴谋，电告驻藏大臣有泰：“闻印政府乘达赖未回，遣人入藏，诱班禅来印，借迎英储为名，实密谋废达赖图藏”，要他设法“防范阻止”，（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63年，第222页。）清政府并照会英国驻华使馆说：“班禅倘有擅行商定事件”，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注：《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96,1932年，第2页。）班禅在印度两次会晤威尔士亲王，并同英印总督与英国驻印度军队总司令基切纳勋爵会面，于1906年2月离印返藏。英国驻江孜代理商务专员贝利(Bailey)继续同班禅保持密切接触，1906年秋英印政府官员贝尔(Bell)也曾往后藏拜会班禅。（注：Charles Bell:Tibet,Past and Present,1992年，第82页。）次年春，欧康诺从英国返回印度，再次敦促英印政府对西藏实行“分而治之”计划，他建议向班禅提供步枪400支，装备其卫队，鼓励班禅脱离拉萨，宣布政治独立，在西藏南部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以日喀则为首府，英国应承认并支持这个新国家，派英国代表率卫队驻日喀则，向该国提供武器。（注：Alex Mckay: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1904-1947,1997年，第35页。）英印总督明托支持欧康诺计划，他于1907年2月2日电告印度事务大臣摩莱(Morley)说：“班禅喇嘛只有很少一点武器，欧康诺建议向他送去300或400支步枪，如您授权给我做这件事，这是极易办到的。”（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1，1966年，第135-136页。）2月3日，他又致电摩莱，建议以印度政府拟向班禅赠送汽车为借口，派欧康诺去后藏会晤班禅。（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1，1966年，第136页。）此际，英、俄两国正在圣彼得堡谈判西藏问题。英国扶植班禅的阴谋已引起沙俄密切关注，俄方谈判代表扬言，西藏的宗教领袖除达赖外还有班禅，“俄国佛教徒可能觉得有必要同他建立关系。”（注：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第4卷，1929年，第338页。）由于做贼心虚，英国政府指示英方谈判代表，如俄方问及英国阻止达赖返藏，是否准备以别人取代他的地位时，英国代表应说明英国政府拒绝干涉西藏内部事务，不会采取此类措施。（注：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第4卷，1929年，第339页。）英印政府扶植班禅的计划彻底暴露了英国吞并西藏的野心，英国政府估计该计划一旦付诸实施，必将加剧英俄两国在西藏的矛盾，破坏正在进行的英俄谈判，妨碍英国推行拉拢俄法集团，同德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决定将这一冒险计划暂时搁置。
二
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强迫西藏地方当局订立《拉萨条约》，中国西南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为巩固边防，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1906-1910年，清廷采纳张荫棠、联豫等人建议，在西藏实行局部改革，如开办巡警以维护地方秩序，在拉萨设邮政管理局，创办商品陈列所，派人讲解各类商品的制作方法，编练新军，在拉萨设陆军小学堂，培养新军军官，开办汉文讲习所与藏文传习所，从国外购买印刷机器，出版中国古典经籍的藏文译本，创办《西藏白话报》，成立禁烟总局，封闭鸦片烟馆。川边的打箭炉（康定）、巴塘、理塘与察木多（昌都）均是四川入藏必经之地，这些地区的居民多数为藏族，分别归土司与呼图克图管理，老百姓须向他们交粮纳税，服各种劳役。为使四川能有效地支援西藏，清廷决定大力经营川边，1906年任命赵尔丰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拨银100万两作为他经营川边的经费，赵尔丰在川边积极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收缴部落印信，将原归土司管理的地区，分别改设府、县，老百姓耕种的土地、放牧的草场、饲养的牲畜均须向官府完粮纳税，在川边开办制革厂，聘请外国技师勘探金矿，招民垦荒，设立学堂。清廷在川边与西藏的改革，引起英国侵略者敌视和不满，他们惊呼，几年内西藏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西藏向英国开放的通商地，“将会转变为向各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将会完全丧失”，（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1，1966年，第132页。）对清廷的改革横加指责和干涉，英国驻华使馆照会外务部，谴责拉萨出版的《西藏白话报》刊登反英言论，要求清政府严行禁止。驻藏大臣联豫曾计划架设巴塘至拉萨的电报线，聘用丹麦工程师监工，英国即以中国违背1906年的《续订藏印条约》为借口，向清廷提出抗议。清廷在川边与西藏的改革亦触犯藏族上层、寺院喇嘛与地方头人的利益，遭致以达赖为代表的西藏守旧势力反对。达赖集团为维护其权力与既得利益，不惜引狼入室，投靠昔日的敌人英国，英国为实现分裂中国西藏的野心也需利用达赖。1907年达赖擅自起用一度被监禁的亲英派夏扎·边觉夺吉，任命其为“伦软”（最高行政长官），向英国发出愿意和解信息，次年1月，达赖一行从西宁抵达山西五台山，在五台山逗留达数月之久。英、美、俄、德等国官员纷纷上山，拜会达赖，表示亲善。达赖在五台山曾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进行密谈，他向柔克义表示“不相信中国在西藏的改革”，并将英国发动的第二次侵藏战争说成是一场“误会”，（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Study,1966年，第19页。）再次表达同英国和解的愿望。柔克义乘机为英国政府充当说客，劝说达赖同英印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他向达赖保证“印度政府寻求同西藏建立密切关系的目的，纯属商业性质”，他说西藏与中俄两国相距遥远，而“印度却是西藏近邻”。（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Study,1966年，第19页。）柔克义与达赖在五台山的谈话受到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欢迎。柔克义以美国驻华公使身份上山会晤达赖，唆使后者背离祖国，投靠英国，标志着近代史上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开端。
1908年7月，清廷谕令达赖“来京陛见”，10月达赖至京，清廷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年俸1万两白银。达赖希望获得不经过驻藏大臣直接向清廷上奏章的权利，他曾就此事征询柔克义的意见，柔克义认为达赖的请求完全正确，怂勇他向清廷提出，清廷却拒绝达赖这一请求，谕令达赖回藏后，“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总6020页。）使达赖深感失望，更加坚定了他投靠英国的决心，在京期间，他不断派人去英国驻华使馆联系，表示今后愿同印度建立最友好的关系，（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14,1993年，第76页。）请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转达他对英王陛下的敬意，朱尔典也往达赖寓所拜会达赖。10月22日，英外交大臣格雷指示朱尔典“通知中国人……我们无意在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方面设置障碍”，（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 A Casestudy,1976年，第18页。）表明英国对达赖集团的政策已有根本转变。陪同锡金王储来北京旅游的前英国驻江孜商务专员欧康诺，同达赖接触频繁，他向达赖集团保证“英国政府并未对达赖喇嘛怀有恶意，如他回至拉萨，英国准备同他建立友好关系。”（注：Alex Mckay: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the Frontier Cadre,1904-1947,1997年，第46页。）达赖除同英、美、俄驻华使节紧密勾结外，还派人同法国驻华外交官联络，他宣称将准许传教士进藏传教，愿派宗教使团去印度支那访问佛教寺庙，委托法国架设打箭炉与拉萨之间的电报线，（注：Laurent Deshayes:Histoire Du Tibet,1997年，第256-257、258页。）向法国献媚讨好，谋求支持。清廷对达赖的分裂主义野心已有所觉察，表面优礼有加，暗中防范甚严，意图将他的权力限制在宗教领域。清统治者与达赖矛盾重重，貌合神离，加以英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旁煽惑，推波助澜，两者最终决裂只是时间问题，据柔克义说达赖是怀着对中国政府“强烈不满的心情离开北京的”。（注：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Study,1976年，第20页。）
1909年，清廷谕令四川知府钟颖率两千新军进藏，企图依靠武力，加速在西藏推行各项新政，进一步激化了清廷与达赖集团的矛盾，达赖在返藏途中命令其心腹夏扎·边觉夺吉等人组织藏军抗拒川军入藏。1909年12月，达赖一行回至拉萨，继续派藏军赶往昌都，阻止川军进藏，断绝对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派使者进京面见日、法、俄、英驻华公使，请求给予军事或外交支持。（注：LaurentDeshayes:Histoire Du Tibet,1997年，第256-257、258页。）川军冲破重重阻挠，进入藏境，1910年2月12日，前锋进抵拉萨，达赖一伙于当晚逃离拉萨，流亡印度，吁请英国帮助他“反抗中国人”。（注：Francis Younghusband:Indiaand Tibet,1985年，第392页。）2月25日，清廷谕令革除达赖名号。英国驻华代办穆纳(MüLLer)奉命向清廷递交抗议照会，威胁说英国对西藏境内的和平遭到破坏，“不能漠不关心”。（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14,1993年，第158页。）3月5日，穆纳再次就川军入藏与清廷罢黜达赖问题向外务部交涉，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英国原以为川军进藏，达赖叛逃，定会在西藏境内引起支持达赖集团的大规模叛乱，英印政府已派兵进驻哲藏边境，准备侵入西藏。孰料西藏政局较为平静，清廷在西藏的统治日益巩固。英国考虑到贸然进行武装干涉，必将激起全中国人民反抗，损害英国在华政治与经济利益。此外，根据1907年《英俄协约》，英、俄双方均承担了不干涉西藏内政的义务，英国对派军进藏不能不有所顾虑，鉴于武装干涉时机远未成熟，1910年5月，英国政府通知达赖，英国“不能干涉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事务，”（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14,1993年，第159页。）达赖转而乞求沙俄援助，亦无结果，只得仍在英国卵翼下等待时机。
三
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扩大，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烽火迅速蔓延西藏，驻藏川军中的哥老会发动士兵起义，囚禁驻藏大臣联豫，原川军统领钟颖利用其在军队中的影响，杀害起义领导人，释放联豫，窃取藏中军政大权，驻拉萨川军同色拉寺与甘丹寺发生武装冲突，西藏政局混乱，四川亦不安宁，英国驻华使馆向英国政府报告说：“赵尔丰已在四川首府成都被公开处决……四川省一向负责处理西藏事务，但在1912年初该省人民已四分五裂，5个军政府在四川各地行使管理权，四川内部行政机构与税收体系已经瓦解，以致该省既不能提供钱财也不能出动兵员保持至拉萨的道路畅通，看来1800名驻藏川军很可能被切断归路，全被屠杀，藏人将成功地摆脱其宗主国的统治，有效地重建他们的自治权力机构。”（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14,1993年，第292页。）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内部战乱不已，中央政府权力空前削弱，不可能出军支援边疆地区；沙俄正向蒙古伸出魔爪，导演外蒙“独立”丑剧，一时还无力顾及西藏，正可乘机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1912年2月，英国印度事务部拟定了新形势下英国侵藏的指导方针，内容有如下三点：
“1.中国在西藏有宗主权，而无主权，也即他们可派驻藏大臣驻拉萨，但不能干涉西藏内政。2.除驻藏大臣拥有纯属礼仪性的小型卫队外，中国军队不得驻在西藏。3.除驻藏大臣及其属员外，中国文职官员不得驻在西藏。”（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2，1966年，第434页。）从上述内容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被完全剥夺。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备忘录中对英国侵藏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西藏名义上仍保持中国拥有宗主权的自治国地位，实际上，应使其处于完全从属于印度政府的地位”，（注：Dorothy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A Political Review of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1969年，第149页。）也即最终使西藏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邦。基于这一侵略方针，英国侵略者向达赖暗示“中国暂不敢进兵”，鼓动他们回藏“收复主权”。（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在英国唆使下，达赖派其心腹达桑占东回藏，组织藏军，发动叛乱。6月，达赖一伙从噶伦堡动身返藏领导所谓“独立运动”，命令叛军向拉萨等地发动总攻，并向川边进犯，相继攻陷理塘、江卡、贡觉等地，进而围攻巴塘和昌都。英国怂恿达赖集团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激起全国各族人民愤慨。云南都督蔡锷认为“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覆亡之虞”，（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四川都督尹昌衡更进一步指出：“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危”，（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一致要求袁世凯政府出军平叛。袁政府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命令尹昌衡进军西藏，蔡锷派军支援。尹昌衡指挥川军，在川边击败西藏叛军，解除西藏叛军对巴塘和昌都的围攻，收复理塘、贡觉与江卡等地，滇军亦攻克盐井，使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遭致沉重打击，英国向川边扩张侵略势力的阴谋彻底破产，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尹昌衡在组织和领导川边战役的胜利中功绩卓著，应予肯定。
英国见川、滇两省出军平叛，达赖叛军不堪一击，急忙从幕后转向前台，向袁政府进行交涉。
1912年6月23日，朱尔典往见袁世凯，指责川军进藏平叛，他说：“川军远征西藏的军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实际情况是四川省每年需负担庚子赔款的份额100万银两，他们却拒绝支付，正用这笔钱充作远征西藏的军费，同时，中国为填补赔款的差额却向列强借债”，他警告说如果川军进入西藏，“英王陛下政府将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任何贷款。”（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2，第430-431页。）8月17日，朱尔典又奉命向袁政府外交部递交英国政府备忘录，主要内容有：“1.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否认中华民国有权超越1906年中英协定第1条的规定，干涉西藏内政。2.自1910年以来，中国在西藏采取行动，接管该国内政，并且1912年4月21日袁世凯总统令所宣布的政策，直视西藏为与中国本土省份相同的省，中国政府对此应予否定。3.中国政府可派驻藏长官，带适当卫队驻拉萨，有权在西藏对外事务方面向藏人提供意见，但不得在西藏派驻无限数量的军队。4.英国在准备承认中华民国前，需得到中国政府有关上述1至3点的书面声明。5.在中国未作出这一声明前，英国将向中国完全关闭中印边界，只许从拉萨撤至印度的中国军队越过边界”。（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2，第435页。）英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故伎重演，妄图用“宗主权”概念破坏中国领土主权，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诱饵，引诱袁政府上钩。9月，英国驻华使馆再次向袁政府送交照会，声称中国若派兵入藏，必与英国有“直接之冲突”。（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66页。）
袁世凯刚刚窃取政权，财政十分困窘，急需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和援助，以便镇压国内革命力量，建立独裁统治。英国以提供贷款、外交承认与武力威胁为手段，向袁政府施加压力，果然取得成效，袁世凯命令川、滇两省西征军停止前进，特别告诫尹昌衡不得派军进入藏境，“致启衅端。”（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83页。）西征军被禁止入藏讨伐叛乱，使达赖集团获得喘息机会，为他们消灭驻藏川军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钟颖为首的部分川军，在哲蚌寺与丹吉林寺广大爱国僧众支持下，坚守拉萨，西藏叛军久攻不克。朱尔典致函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四川与云南两省实际上已不受中央政府控制，主张就困守拉萨的川军撤离西藏作出安排，这样既可“增强北京政府在同四川协商时的力量”，亦可“消除他们向西藏进军的各种借口”，（注：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卷2，第431页。）英国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指使尼泊尔驻藏官员出面调解，以保证川军安全离开西藏为条件，诱使驻拉萨川军放下武器，分批经由印度返回内地。
达赖集团进入拉萨，残酷镇压反对他们分裂祖国的西藏贵族、僧侣与群众，在西藏建立恐怖统治。
英国控制西藏的另一顾虑是沙俄干涉，因此急欲同沙俄在西藏问题上达成谅解，摆脱1907年英、俄关于西藏协定的约束。1911年12月，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支持下，粉墨登场，自称皇帝，宣布“大蒙古国独立”，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次年，沙俄仍一意孤行，同外蒙傀儡当局签订《俄蒙协约》与《俄蒙商务专条》，在外蒙取得一系列重大政治与经济特权，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俄浪潮，沙俄处境不妙，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向英国让步，纵容英国侵略西藏，意图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注意力从外蒙引向西藏，英、俄在宰割中国边疆地区问题上达成如下谅解：英国同意俄国在外蒙有完全自由行动权；俄国则承认西藏为英国势力范围。1912年末至1913年初，英国以保护在西藏的侨民为借口不断派军进藏，进藏英军达5000余人，分驻亚东、江孜与日喀则等地（注：《民主报》，1913年1月7日。），引起中国政府严重关注与社会舆论猛烈抨击。1912年12月23日，中国政府对8月17日的英国政府照会作出答复，明确宣布：第一，1906年中、英有关西藏的条约规定，除中国外，他国均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英国8月17日的照会声称“中国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是否改西藏为行省，纯属中国内政，不许外国干涉，但“中国对西藏并无即时改行省之意”；第二，中国“并无派遣无限制军队”驻扎西藏之事，根据1908年的《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国有权派军进藏保护商埠与印藏交通；第三，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问题，不能将此事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注：《民立报》，1912年12月30日。）
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不得人心，遭到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西藏叛军进犯川边失败，西征军驻扎川藏边境，随时均有可能进藏平叛，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严正立场，迫使达赖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表达和解意向，袁政府亦对达赖集团采取安抚政策，下令恢复达赖名号，俸金照旧支付。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未能得逞。
（资料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