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沙俄这个“东方民族的恶魔”（斯大林：《关于东方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90页。），对我国推行了极其露骨的干涉政策。它从伪装中立，乘机扩张，到勾结清朝，绞杀革命，对我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一）
沙俄是最早从陆路侵略我国的西方国家。还在太平天国起义前二百年，沙俄就侵入我国北部边疆。我国人民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同沙俄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由于中俄之间有几千里相连的疆界，同时，从1715年起，沙俄东正教使团，就常驻北京，打着传教旗号，干着间谍勾当，在沙俄侵华活动中起着里应外合的特殊作用。这些特点，不仅使沙俄在侵华中处于比西方列强有利的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它在一段时间之内所使用的侵略手法，也与其他国家颇有不同之处。
1851年1月，太平天国起事于广西。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震撼了清朝的统治，也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列强在华的侵略势力。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出于一贯仇恨人民起义的反动本性，它对中国封建地主阶级表示同情，对清朝统治的前途表示关注。1851年10月间，“自称是哈巴罗夫的继承人”的穆拉维约夫（伊·叶菲莫夫：《布钦斯基教授对穆拉维约夫伯爵的评论和回忆》1896年彼得堡，第13页。）以“悲天悯人”的腔调说：“我一向深信，中国发生任何革命，对我国贸易以及我国对华的一切关系都有害无利，因此，我衷心祝愿中国皇帝迅速平息骚乱、恢复秩序”（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1891年莫斯科，第一卷，第298页）。并且指出：一旦形势“迫使中国政府向我们求援”，那时，“当然我会根据我国自古以来对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和我国一贯支持他国合法政府平定叛乱的对外政策来作出这种答复”（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1891年莫斯科，第一卷，第295页）。
但是，当时想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还有其他西方列强，首先是英国。如何处理与其他侵略伙伴的关系，是同他们勾结起来，共同行动呢？还是撇开他们，自己单干？这是沙俄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英国是从海路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太平天国起义后，它跃跃欲试，妄图趁火打劫，以扩大中国市场，发展侵华势力。为了更迅速地实现其侵略目标，英国建议沙俄联合行动，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
1853年初，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借口上海外商的贸易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威胁，从香港赶到上海进行阴谋活动。5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给英国驻俄公使西马摩各厘的信中指出：“从最近来自中国的消息可以看出，中部诸省日益蔓延的起义近来规模十分巨大，中国政府即使竭尽全力，各国商业仍大受威胁。”因此，他认为文翰此行，就是“利用目前的危机，以便在中国对外事务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优惠，作为对世界各国商业具有诱惑力的在中国市场上发展外国贸易的最好手段。”同时，克拉兰敦指示西马摩各厘向沙俄政府说明，英国“要与其它文明国家共享所获得的优惠。如果其他国家的代表想和英国合作，以谋得到相同的利益，就应该毫不迟疑地与之合作”（“克拉兰敦勋爵致西马摩各厘的急电副本”，（1853年6月17日）第六十七号“革命和对外政策档案”，《红档》第二十一卷，第183页。）。
英国的建议引起沙俄的重视。沙俄对英国所提出的“共享”侵华利益，当然无异议，但在“合作”问题上，却另有自己的打算。
首先，沙俄感到自己力量不足，鞭长莫及。沙俄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公爵说：
“本外交部认为，我们未必能采纳英国政府的建议，因为英国人有靠近中国的东印度领土，又占领了香港，它依持自己颇为庞大的海军力量，可以采取一切方法帮助中国政府。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和中国之间隔着辽阔的蒙古草原，无论多么大的军队，要通过它都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天然险阻。当然，取道满洲要方便些，但是我们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兵力本身，——尤其是当邻近的蒙古可能发生骚乱的情况下——也不允许我们有这种考虑。如果我们在堪察加的海军舰队能派些战船到天津或上海，表示一下我们对清朝命运的关切，那末，毫无疑问，从海上给一些帮助会便当得多。但是，鉴于中国舰队的现状，这样做也是行不通的”（“给驻伦敦公使勃龙诺夫男爵的急电草稿”（1853年5月23日）《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3—184页。）。
其次，沙俄政府认为，“合作”只对英国有利，而对沙俄不利。因为，英国掠夺的重点在东南沿海，而沙俄则在北部地区。沙俄长期未曾染指“五口通商”，更不敢指望在东南沿海地区与英国抗衡；相反，却害怕英国插手东北地区，破坏他们在那里的侵略阴谋。因此，沙俄外交部的态度是：“我们的利益和欧洲列强的差距实在太大，所以，我们确定自己在黑龙江的边界问题上，当然不能指望和他们合作”（“（沙俄）外交部给柯伐列夫斯基少将的复信”，《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9页。）。
加之，当时英俄在国际上矛盾重重，也妨碍他们之间的“合作”。1853年9月，沙俄的扩张政策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854年3月，英法两国站在土耳其一边对沙俄作战。于是，英俄联合干涉中国革命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沙俄决定对中国革命采取单独干涉的方针。
（二）
侵占黑龙江流域，从东面打通出海口，“分享东洋（太平洋——引者）的国际利益”，是沙俄的既定政策。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前，沙俄早已制定了一个名为“目标——黑龙江；手段——外贝加尔军队；执行人——穆拉维约夫”的侵略计划。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沙俄决定利用中国的动乱形势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
沙俄首先打出“援助”清朝的旗号，准备从插手干涉中国革命中捞到好处。据沙俄外交大臣高尔察科夫1857年给普提雅廷的指示说：
“看来，以推翻当今王朝为目的的起义，虽则进展缓慢，可是仍在蔓延着；我们不可能确切了解中国人民对待这个事变的同情程度。但是，无疑的，皇帝的拥护者必然清楚地看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因而这些人自然会用尽一切手段去平定骚乱。但是，迄今皇帝的军队几乎屡战败北。很可能，这个政府就会求助俄国。我们诚然不想插手对中国内政的任何干涉，但是考虑到，一方面，我们获得阿穆尔河地区有重要意义，另一万面，英国人诡计多端，他们无疑地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为此可能会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来平定叛乱。因此，如果该政府请求援助，我们不应拒绝。但是，这种援助绝对不应超出保卫我军较易达到的满洲的范围之外；并且只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之下，即要在阿穆尔河和其它问题上得到有利于我们的结果……”（《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3页。）。
这个沙俄高级官吏的一番话，真是不打自招，全部供出了沙俄以干涉中国内政来达到其侵略目的的罪恶阴谋。
但是，50年代中期，太平天国革命发展迅猛，势不可当。外国侵略者慑于其革命声威，并认为清朝的灭亡似乎已无法挽回。因此，一度停止了干涉中国革命的叫嚷，伪装中立。甚至企图与太平天国拉关系。沙俄表现尤其狡猾，它一面“装出不干涉的姿态”，一面向北京使团发出指示，要求“收集一切事态的最准确的情报，甚至包括由于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事态而引起英美及其它在那里的外国人的动向的情报”（《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7页。），以便伺机而动。
与此同时，沙俄的侵略活动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变得愈来愈明目张胆了。因为，沙俄认为，“目前中国的内乱，正是开辟阿穆尔航线的大好时机”（“穆拉维约夫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的秘密报告”（1853年11月29日）巴尔苏科夫：前揭书，第二卷，第107页。）。1857年6月北京东正教大司祭巴拉第给沙俄政府的报告指出，太平军在福建附近地区接连告捷，清朝内外交困，对侵略者十分有利。巴拉第的报告写道：“我觉得，这里的政府，内心意识到不可能坚持住阿穆尔的争议线，将把新的边界线看作既成事实，按照中国的外交精神，对于这一事实在根据时效尚未成为天然的和不可争议的事实以前，双方会用体面的沈默加以掩盖，巧妙地避免宣扬出去”（《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5页。）。沙俄政府接到巴拉第报告后，断定“天朝帝国被人瓜分”的日子已经到来，立即指示穆拉维约夫“利用这个大好时机”，“采取坚决行动”（“斯韦尔别耶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1856年7月8日）巴尔苏科夫；前揭书，第一卷，第453页。）。
这时，沙俄采取实力政策，妄图首先用武力在黑龙江地区建立实际统治权，然后通过谈判强迫中国承认既成事实。
为了侵华的需要，沙俄下令迅速在东西伯利亚建立一支军队。1851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使部队扩充至五万人，内有哥萨克兵一万七千多人（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1918年赤塔，第三卷，第34页。）。1854年初，沙皇尼古拉命令穆拉维约夫强行通航黑龙江，向中国政府挑衅。这一伙人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俄国等待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决定性时刻”（巴尔苏科夫：前揭书，第一卷，第364页。）。
1854——1858年间，穆拉维约夫在一片狂热的“拿下阿穆尔”（巴尔苏科夫：前揭书，第一卷，第364页。）的喧嚣声中，率领舰队，不顾中国的反对，四次闯入我国黑龙江航行（瓦西里耶夫：前揭书，第三卷，第54，65，75，91页。）。舰队顺着江流而下，沿途炫耀武力，大张声势。公然声称，如果中国阻挠航行，“我至少应当及时地向他们表明，我们准备向蒙古和满洲地区进军”（“给扎博林斯基的信”（1855年10月30日）巴尔苏科夫：前揭书，第一卷，第438页。）。
1855年6月，沙俄军舰运载第一批移民来到黑龙江口的马林斯基（阔吞屯）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附近，建立了五个俄国移民村，共有四千人（查尔斯·佛维尔编：《西伯利亚之行》中译本，第277页。）。1858年，又在黑龙江北岸新建了三十二个军人村屯。
与此同时，沙俄又向我国乌苏里江东岸地区伸出魔爪，1858年，它派兵占领伯力，建立军营，改名哈巴罗夫卡（1898年改名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成了沙俄在乌苏里江扩张的前沿堡垒。1859年，又擅自向该地区移民，建立了布谢村，上米哈伊洛夫村，下米哈伊洛夫村，伯爵村，亲王村等二十二座村镇（瓦西里耶夫：前揭书，第三卷，第140页。）。
沙俄不断派兵屯驻我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以巩固军事占领。1858年12月，又正式成立“阿穆尔哥萨克军”建制，该军共有哥萨克兵员七千七百七十六人，连军属在内，约有二万人之多。此外，还驻扎三个步兵营，约有兵员二千多人。
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迫使清朝签订条约，承认其侵占黑龙江地区的既成事实。
1857年2月，普提雅廷被任命为出使中国全权代表。5—6月间，普提雅廷来到伊尔库斯克，恰克图等地，同穆拉维约夫会商如何配合行动。穆拉维约夫保证要以武力为后盾，支持他完成这次“外交上的远证”（巴尔苏科夫：前揭书，第一卷，第490页。）。正当他沿江而下，前往北京的前夕，沙俄外交大臣高尔察科夫又从彼得堡发来电报，再三叮咛：“您应当始终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已决定占领阿穆尔河的左岸，而且我们的奋斗目标应当是，在取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条件下，来办好这件事的手续”（“致普提雅廷伯爵电报稿”，（1857年6月8日）《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4页。）。
当普提雅廷还在来华途中的时候，沙俄就训令其驻京的宗教使团告诉清政府，胡说什么，“在中国处境困难的时刻，西方列强乘机对它施加威胁和战争，这一战争正是在广州发生；只有俄国一个国家向它派来友好使团，甚至准备不仅给以道义上的声援，还要在用于对付内部敌人的弹药方面给以一定的物质援助”（《黑龙江将军奕山奏与木哩斐岳幅会商两国边界经过情形折》（1858年6月2日，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沙俄一面以“援助”为饵，诱清朝上钩；一面又以武力讹诈，压清朝屈服。事实上，还在1857年5月25日，普提雅廷就向沙俄外交部提议：“如果北京政府态度固执，请求允许对库页岛或瑗珲采取军事示威”，这一建议博得了高尔察科夫“非常的赞赏”（“外交部亚洲司给北京宗教使团的信”《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1页。）。
1858年5月间，正当普提雅廷在天津与清朝谈判之时，穆拉维约夫便率领军舰七艘，兵士数百名在瑗珲附近江面摆开阵势（“普提雅廷给外交部的电报”（1357年5月25日）《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4页。）。造成兵临城下的局面，强迫奕山于5月28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瑗珲条约”。然后，6月13日，普提雅廷又迫使清朝签订另一个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过了两年，即1860年11月14日，沙俄的另一个侵略分子伊格纳切夫又以所谓调停英法联军侵略有功，迫使清朝签订了第三个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综合这三个条约，沙俄除了取得西方列强同样的各种特权之外，共吞并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地区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四十万平方公里。
条约的签订使沙俄殖民主义分子欣喜若狂，高尔察科夫向沙皇上奏疏，狂呼：“中国所签订的同类条约中，同俄国缔结的条约乃是最早的一个”。“它开拓了俄罗斯广袤无垠的疆土”，“请允许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您陛下表示由衷的祝贺，因为在您所统治的时代中写上了灿烂辉煌的新篇章”（“高尔察科夫奏疏”（1858年8月7日），《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7页。）。而殖民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则因侵略有功，晋封伯爵。
（三）
沙俄在我东北地区达到侵略目的以后，便重申其“保清朝，打太平”的反动方针。
1859年初，沙俄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赴京履任，外交部给他发了一道训令，说：
“十多年来，中国内战持续不断，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而中华帝国终究依然存在。……这个帝国尽管遭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震荡，可是它存在了三千年，而且保持了它本身的法律甚至风俗习惯的全部独立性，很难预料国内混乱和外来文明的种种压力将对它发生何等作用。不过，我们仍不完全赞同那种认为中华帝国的末日已经临近的观点。……中国历史的进程表明，经过一段时间，即二百年时间，就有一个新的王朝通过战争或内部改变而接替中国的王位。人民对此已养成习惯，以致于目前他们正在等待着这种更替，因为清朝的统治已持续了相当于此的时期。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就在您驻节北京期间发生，所以现在应首先考虑加以应付的问题是，建立中国以前的（明朝）或新的王朝对我们更为有利呢，抑或照旧维持满人的江山对我们好处更大？中国王朝总是具有不能容忍外国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更替对于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好处。此外，我们应当为所有的条约，从彼得大帝时代的某些外交往来。直至最近签订的两个条约，而感谢现今的王朝。因此，在同样的条件下，最好还是支持满人保住中国的王位”（“给伊格纳切夫的训令稿”（1859年2月17日）《红□》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9页。）。
这表明，沙俄确认保护清朝的反动政权符合他们的侵略利益，清朝非保不可。
中俄瑗珲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老沙皇立□宣布，“为表示其对中国政府之亲善，特恩准赠予一万支来复枪及附件和五十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致彼罗夫斯基公函原稿”（1858年11月5日）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8页。）。沙俄公使普提雅廷把这个决定通知清政府的时候，还提出愿意派沙俄军官来华教练中国军队（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第39页。）。与此同时，沙俄外交部还拟定了“一笔总额五十万卢布的特别拨款，此款规定用于建立中国的军事力量”（“高尔察科夫奏稿”（1859年1月17日）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8页。）。老沙皇也批准赠与清朝的军火将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启运中国。
但是，这一切正在筹划间，传来了英法联军再度挑起侵华战争的消息，沙俄深怕清朝的军队不用这些洋枪洋炮去屠杀太平军，而向外国侵略者开火，便中止了援助。
1860年，俄英法美先后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战争结束。沙俄旧事重提。于1861、1862年间，分批向清政府赠送了洋枪一万支，洋炮八尊，炮弹五百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第39页。）清政府用这批武器装备了《神机营》和《天津洋枪队》，在文祥督领下，1866年出关镇压东北农民军，在一次战斗中就屠杀了农民军战士三四万人之多（“从吴煦档案看太平天国时期老沙皇的丑恶面目”《文物》1976年，第五期，第21—22页。）。
沙俄还直接出兵镇压太平天国革命。1860年“北京条约”签字后，伊格纳切夫向清政府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会剿发逆”。这位公使对奕□说：“发逆在江南等处横行，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二是“代运南漕”。这位公使又说：“明年南漕运京，恐怕沿途或有阻碍，伊在上海时，有咪（美）国商人及中国粤商情愿领价采办台米、洋米运津，如令伊寄信上海领事官，将来洋船沙船均可装载，用俄咪（美）旗帜，即保无虞”。（《文物》1976年，第五期，第22—23页。）虽然由于清政府踌躇不决，这两条建议均未实行。但沙俄为清朝解危救急，处心积虑之情，已可概见。
1862年初，太平军攻克杭州，声威大振，乘势分兵三路进攻上海；北路从嘉定攻打宝山，包围上海；西路从青浦攻入松江，前锋迫近上海近郊七宝；南路从平湖、乍浦、嘉善攻入浦东，连克川沙、奉贤、南汇。上海中外反革命势力惊惶万状，勾结起来，抗拒太平军的攻势。1862年春夏间，沙俄军队直接参加了上海近郊的三路战事，疯狂屠杀太平军。
在北路，太平军攻吴淞，克高桥，进逼宝山、上海两县城，该处法国海军悍然向太平军开炮轰击，沙俄驻沪军队也出动布防，在虹口附近的元通寺阻击太平军，使此路攻势，顿时受挫。
在西路，1862年4月4日，上海西路发生一场决战。俄军刚到上海不久，就参加联合部队，对太平军作战，迫使太平军从王家寺和龙珠庵后撤。包括沙俄军队在内的六支反革命军队，都因而受到清朝嘉奖。
在南路，1862年4月25日，太平军攻至南汇县的周浦，地主团练闻风而逃，可是，“适浦西天主堂派俄兵四十名，洋枪队四十名，团勇二百名到镇”（“1862年4月25日中外会防公所给吴煦的探报”，《文物》1976年，第5期，第23—25页。），向太平军驻地开炮，迫使太平军向东南撤出。
沙俄的海军也出动了。1862年9月，沙俄驻华公使巴留捷克照会奕□，声称：“欲贵国复回和平”，决定派波波夫“带领兵船，前赴中国，如果贼匪扰乱紧要海口，本地方官独力难支，该提督帮同中国官兵堵御击退。”（同治朝《东华续录》第十三卷，第51页，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45页。）巴留捷克还向清政府说明，波波夫可以和清朝地方官员在上海各处“察看何处情形吃重”，就到那里“会剿”，而且表示沙俄参与镇压太平军“专为和好，并无他意”，“不肯收受雇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50页。）。
波波夫负责指挥的三艘兵船，于12月7日到达上海。9日，波波夫和李鸿章会见，再三表示和清朝“实心和好，闻海口不靖，派兵前来帮同堵剿”。这个侵略分子大肆吹嘘沙俄的海军实力，说什么沙俄舰队“分布东洋，自日本海以至黑龙江，所在皆有，听调即来”（董恂：《洋兵纪略》见《太平天国》第四册，第550页。）。由于当时英法侵略者的势力已控制江浙一带，不容沙俄插足，波波夫三艘兵船在上海暂驻了不到半年时间后，于次年5月间驶离中国海面。尽管如此，沙俄兵船这番举动，充分暴露了它准备扩大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险恶用心。
包括沙俄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给中国人民这次伟大革命运动造成严重威胁。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们在外国干涉者面前，不畏强暴，英勇奋战，“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5页。）。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太平天国革命终于被勾结起来的中外反动派打入血泊之中。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再次证明，包括沙俄在内的外国侵略者是中国革命的凶恶敌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0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沙俄所推行的是鲸吞中国领土的“犯罪的政策”（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7页。）。而且在当时侵华的西方列强中，它野心最大，所攫取的权益也最多。这里还要指出，沙俄不仅侵略我国东北，还阴谋策动蒙古和新疆脱离中国，置于其“庇护”之下（1859年2月17日沙俄外交部给伊格纳切夫的训令中说：万一太平天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俄国准备夺取满洲，准噶尔和喀什噶尔。训令说：“这些地方当然将会更早一些脱离中国，但只有当我们确切知道中华帝国将在何种条件下覆亡时，我们的意向才能明朗化；目前这个时刻，我们只能说一个大致的设想。我们的意见是，现在应尽可能对这些地方施加更大的影响，而在一旦统治者本身自愿的情况下，就决定把他们置于我们保护之下”。（见《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99页）早在1353年，沙俄外交部向沙皇报告说，蒙古“至为重要，它超过俄国在其它方面的利益，”表示一旦蒙古“利用事变摆脱中华帝国的羁绊”时，沙俄不能“漠不关心”（见《红档》1927年，第二十一卷，第185页）。虽然囿于形势，沙俄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而只集中于掠夺东北，但它对我西部边陲的扩张野心已昭然若揭了。
同时，沙俄也和其它西方列强一样，插手干预中国内政，与清朝政府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天国。而且，沙俄在这一罪恶事业中，始终采取积极的姿态，充分表现出它那国际宪兵的反革命凶恶面目。
今天，苏修学者齐赫文斯基之流，竟厚颜无耻地大肆宣传老沙皇对中国的所谓“睦邻”政策。说什么：“俄国不同于英国和法国，它在十九世纪中叶继续同中国保持着睦邻关系”（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第176页。）。苏修学者们妄图篡改历史，为老沙皇涂脂抹粉。然而，墨写的谎言岂能掩盖血写的事实！苏修文人这样卖力为老沙皇当年的卑鄙行为辩护，只不过暴露了他们为新沙皇今天的扩张政策辩护的丑恶嘴脸。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