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海军，是在西方侵略者不断进犯袭击后清政府大办洋务时期的产物。在这支海军里，有一批我国早期派遣到美、欧留学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随着洋务运动兴起由于建设海军的需要而配备的专业人才，以后随着中国海军的建设和发展而成为中国海军的骨干力量和重要将领。在马江和甲午反侵略战争里，他们为祖国作出了贡献和牺牲。这些为数不多的早期留学生，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英勇气慨，唱出了可歌可泣的时代最强音，值得后人学习和永远怀念。
（一）
在1884年前，中国虽已有第一批留美官费生（于1881年未完成学业即全部撤回）和第一批派赴西欧留学的海军官费生（于1880年学成归国）这两起留学生归来，但参加中法马江之战的却只有第一批留美归国官费生的一小部分。为了说明其来龙去脉，有必要简要追溯一下有关的史实。
中国第一批由政府派遣的官费留学生是由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联合奏准派遣于1872—1875年、每年30名分、四年赴美国学习的120名十岁到十六岁的少年（当时概称为“幼童”），原预定学习期限为15年，从初级到高级进行系统的文化、科学技术学习，按规定应于1887一1891年分别学成归国。但由于清政府中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破坏，而没能按预定目标进行到底，中途于1881年便被全部撤回。这些人中除了詹天佑欧阳赓二人在耶鲁大学学完专业刚刚毕业，有几个快要读完大学外，其余大部分都还没有完成学业，有的刚进大学，许多人还在中学阶段（详见戴学稷、徐如《留学浪潮与中国民主革命》，载于《素馨集》，北京大学出版1993年出版。）。回国时他们大多数的长处是熟谙英语，具有基本的科学知识和一定的技术才能，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说是学有专长了。这一批被撤回的留美学生据李鸿章的奏折，“除因事故（先期）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外”，1881年（光绪七年）分三批撤回时总数实为94名（李鸿章《肄习西学请奖析》，《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十三，页十六一二十。）清政府对于这一大批在国外学习多年的归国留学生并不很重视，相反地还认为他们沾染了西方的“恶习”而加以歧视。尽管如此，由于办洋务的需要，他们分别被分发到当时新兴的海军、邮政、电报、铁路、矿冶和外交等部门学习或工作。其中被派遣到海军部门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的有容耀垣、曹家祥、吴敬荣、邝国光、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等七人；到大沽口炮台鱼雷艇工作的有蔡廷干、丁崇吉、梁普时、王良登、郑廷襄、邝炳光、徐芝煊等七人（容尚谦《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李喜所译），《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宋晞《容闳与一百二十名官学生——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史略》（原载《华罔报》第二期）。）。而分发到马尾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学习的最多，达十六人。他们是：詹天佑、欧阳赓、容尚谦、陈钜镛（溶）、陆永泉、邓士聪、吴应科、苏锐钊、宋文翙、邓桂庭、邝咏钟、徐振鹏、薛佑福、杨兆楠、黄李良、吴其藻（名单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第437页。亦见林萱治主编《福州马尾港图志》第111页。）。
分发到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学习的这16名留美学生，被单独组成一个班，即驾驶班第八届。其中有二人（陆永泉、邓桂庭）未毕业即因故离校，剩下14名一起学习到毕业。这些归国学生与驾驶班其他各届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按规定期限学满三年，而是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着重补习了驾驶方面的知识技能，便于1882年即毕业参加航海的实习。因为他们在美国已学习过各种基本课程了。到1884年8月中法马江之战前，这14名学生有一人（苏锐钊）调广州黄埔水陆师学堂任教；有四人（吴应科、宋文翙、徐振鹏、邓士聪）调北洋舰队；有一人（欧阳赓）重返美国求学以后当了外交官；有一人因伤去世（陈钜镛）；只剩下六人留在福建水师，一人在福建船政后学堂任教。其中在福建水师所属舰船上服务的六人为：容尚谦、吴其藻、杨兆楠、邓咏钟、黄季良、薛有（佑）福。留福建船政后学堂任教的一人为詹天佑（据《欧阳庚生平自述》，台湾《传记文学》第47卷第6期。）。
1884年8月23日中法马江之战爆发时，容尚谦、吴其藻、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等五人都在旗舰“扬武”号上，邝咏钟一人在炮舰“振威”号上。战争是由法舰不宣而战开始的，它们首先便集中主要火力轰击扬武舰。扬武舰用尾炮进行还击，当时薛有福是扬武舰的枪炮官（薛有福写给凯蒂的信注（一），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2期。）而专司燃炮的是杨兆楠。他们面对着法国兵舰依仗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悍然发动突然袭击，不仅毫无畏缩，而是进行坚决反击，“赶将尾炮向孤拔船上连放三次”（容尚谦口述，刑部尚书锡珍等奏折附片（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转引自郑国珍文，见福建社科院历史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这是同时在扬武舰参战的容尚谦亲口讲述的。作为杨兆楠、薛有福的同学和当时在同一艘兵舰上作战的见证人，容尚谦所述的事实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此后又经由闽海关税务司法来格的进一步核实。在法来格的海关报告里曾这样写道：“‘扬武’用它的尾炮很准确有效地回答‘伏尔他’号的第一阵排炮。第一弹就打中了‘伏尔他’号的船桥，击毙引水（自上海来的，名汤姆士）和五个法国人。在炮弹爆发时，孤拔正站在引水人身旁，仅免于死”（《闽海关税务司茨来格（E．Farago）报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四）《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第213页。）。但是由于“扬武”舰的右舷中鱼雷受了重伤，管带张成首先弃舰，“乘山舴艋逃去”，舰上官兵虽顽强抵抗，无奈扬武已逐渐沉没，驶至近岸搁浅，不久即为浓烟烈火所吞没，杨兆楠、薛有福和黄季良随沉舰殉国，容尚谦潜入水中，游至海岸，他和吴其藻二人幸免于难。在另一艘炮舰“振威”号上的邝咏钟，战争爆发后随着振威舰管带许寿山，沉着应战。振威首先遭到从闽江口疾驰而来的法舰“凯旋”号的袭击，法方集中三艘军舰的火力攻击顽强抵抗的振威舰。振威船身多处中弹，遭受重创，许寿山与大副梁祖勋带领二副邝咏钟等全船官兵开足马力向法舰“德斯丹”号冲去，以求同归于尽，中途因锅炉中炮爆炸，船身开始下沉，邝咏钟与管带许寿山等以英雄气概，壮烈捐躯。
事后，在这次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容尚谦写道：“参加这次海战的六位年轻人（指留美归国的六位）中有四位坚守岗位，履行职守，以身殉国”（容尚谦《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这四位“以身殉国”的便是前述的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邝咏钟，生还的两位是他自己和吴其藻。这时他们的年龄都很轻，分别在二十一至二十三周岁之间（容尚谦《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与他们六位同在福州的詹天佑，并没有参加这次马江之战。过去由于上海《普源西字报》的误传，学术界多依据并不可靠的史实加以渲染，我认为应予纠正。除了十年前郑国珍同志所写的《马江海战时詹天佑在福州船政局学堂任教并未参战》一文（容尚谦口述，刑部尚书锡珍等奏折附片（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转引自郑国珍文，见福建社科院历史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所列举的有关史料论据外，这里再补充几点。
第一，如前述，容尚谦所写的《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关于马江战役的有关叙述都不曾提到詹天佑曾参加这次战斗。作为亲身参加这次战役的当事人，又是与詹天佑一同出国一同归来的留美同学，容尚谦不可能不知道詹天佑是否参加了马江战役。他在他这部记叙他们自己经历的小传里，关于詹天佑是这样写的：“詹天佑，分往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教习。中法战争爆发后，被调往广东黄埔水师学堂任教。……”而在他为自己以及死难四人和吴其藻的小传里都明白地提到他们或者牲牺或者参加战斗而幸存。
第二、可以说明詹天佑未参加中法马江战斗的是詹天佑另一名留美同学欧阳庚。欧阳庚是与詹天佑同届赴美学习，又是120名早期留美学生中与詹天佑为仅有的两名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获得学位，又是1881年同时撤回时都分发来船政后学堂补习的。他在自己的《生平自述》中写到中法马江战役时，只提及“邝咏钟、薛有福、黄季良，杨兆南均阵亡，仅容尚谦、吴其藻幸免于难”（据《欧阳庚生平自述》，台湾《传记文学》第47卷第6期。）而只字未及詹天佑。可见当时詹天佑不曾参加马江之战。
第三，是詹天佑自己书写的有关材料。詹天佑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15日自天津写给美国友人诺索布夫人的信中回溯往事道：“我从耶鲁毕业，回到中国，与欧阳赓及其他十四位留美同学被分发到福州船政局，然后登舰实习，在1884年我被调往广州黄埔‘水陆师学堂，任教。后来我北上天津，参加铁路工作一直到现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上），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号63页。）在这里，詹天佑自己也只字未提到他曾参加中法马江战役的事。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他果真参加了这次战斗并在众多官兵死难中幸得生还，他必定印象深刻，不可能略去不提的。
根据以上三个史料论据，加上其他的论证，我认为詹天佑是没有参加马江战役的。
中法马江战役发生在福建福州，而从福州的船政学堂自1877年派遣到西欧英法等国学习的三十余名海军留学生于1880年都已学成归来。这些留欧学生其中学习驾驶的归国后都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的舰艇上服务或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因而都没在福州，更不在福建水师中。而学习制造的有的虽分发在福建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工作，但他们多是负责技术方面的，因而在1884年马江战役中也便没有留欧的学生参加了。
中法马江战役是在清政府避战求和、观望等待、祈求第三国调停的对外妥协退让方针上而导致失败的。这次战役的惨败，使蓄积了多年的福建水师功亏一篑、毁于一旦，在清政府错误方针政策下，七百余爱国官兵血洒马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清政府为大办洋务需要而遣送出国培养的归国留学生有六名直接参加战斗，表现得都非常英勇，四人壮烈牺牲，二人幸而生还。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正式较量。十年以后，又有一场更大规模的海战——甲午中日黄海大战和威海保卫战发生。
（二）
在甲午中日海战里，包括丰岛（牙山）、黄海（大东沟）、威海几次战役中，归国留学生参战的较之中法马江战役中要多上两三倍，在战场牺牲及与战舰共存亡的情况更为惨重。
以下让我们看看各战役中的情况。
首先是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
这次战斗，实际是日本有预谋地对中国海军运兵船的突然袭击，也是甲午中日海战的序幕。当时济运、广乙二艘自朝鲜牙山启航返国，被日舰吉野、浪速、秋律洲三艘围截，日舰不论在吨位、马力、时速还是在炮火、兵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开始不久，广乙就不支逃遁，日方三舰合攻济远，邦带兼领大副都司沈寿昌（留美归国学生）“屹立司柁，并指挥炮手还击”（据吴杰章等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第175—176页。）双方炮战一个多小时，互有伤亡，激战中，沈寿昌被飞来一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二副柯建章亦被弹“洞胸死”。为了摆脱被歼灭和保全舰只，管带方伯谦（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下令挂白旗向日本海军旗诈降，借以迷惑敌人，随后全速向西逃遁，并在日舰吉野迫近时猝用尾炮连发四弹，使吉野受创不敢再追，终于甩掉了紧迫不舍的日舰，返抵旅顺。
丰岛之战济远舰虽稍受损伤犹得安全返航，不仅保全了舰只本身而且予敌以创伤，它的战绩应予肯定。方伯谦作为济远舰的指挥官，在以弱战强的不利条件下，用诈降的手法迷惑敌人，不仅摆脱了强敌的围攻堵击，保全了自己，而且出其不意地给穷追的敌舰以重创，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多少年间曾有不少论者对方伯谦的诈降予以责难，认为这是贪生怕死，应当说，这种遣责是不恰当的，因为“兵不厌诈”，方伯谦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舰只，如果不设法逃跑而在不利的形势下滞留鏖战下去，最终无疑的必将是被歼毁和俘获。因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称许方伯谦“甚谙海战”。
其次，在黄海海战中。
黄海海战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大决战。中日双方都倾其全部兵力企求挫败对方，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这次大规模的战斗中，除提督丁汝昌外，主力舰艇（包括两铁甲主力舰和巡洋舰的大部分以及其他小舰艇）的管带、帮带、大副，以至战役主要指挥官大都是留英、留美的归国学生。其中在北洋海军中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右翼总兵兼旗舰铁甲舰“定远”的管带刘步蟾、左翼总兵兼铁甲舰“镇远”管带林泰昌、中军右营副将兼巡洋舰“经远”管带林永升、中军左营副将兼巡洋舰“济远”管带方伯谦、中军右营副将兼巡洋舰“靖远”管带叶祖珪、左翼右营参将加副将衔兼巡洋舰“超勇”管带黄建勋、练习舰“威远”管带林颖启、练习舰“康济”管带萨镇冰等都是第一届留英学习海军的归国学生，巡洋舰“致远”帮带兼大副陈金揆（管带邓世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广丙”舰帮带兼大副黄祖莲、“福龙”号鱼雷舰管带蔡廷干等均为早期留美归国学生。早期留美学生容尚谦（“寰泰”号管带）、吴应科、宋文翙、曹家祥、王良登，吴其藻、徐振鹏等也都参加了中日海战的各有关战役，但他们的具体战斗岗位和实况尚不明确，还缺乏具体确切的史料（见容尚谦《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和宋晞《容闳与一百二十名官学生——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史略》（都缺乏具体情况）。）。
在黄海大战中，留英学生、经远舰管带林永升遭到号称日本“帝国精锐”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中弹甚多，“火势陡发”但他毫无惧色，指挥全舰官兵“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当他奋勇督战时“突中敌弹，脑裂阵亡”（《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致远舰任帮带兼大副的陈金揆（留美学生）在管带邓世昌的率领下，亲操驾驶，冲锋直前，击伤日舰多艘。为保护旗舰免遭吉野等放出的鱼雷快船袭击，他毅然转舵，“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使定远舰免遭伤害。经过激烈的战斗，致远中弹甚多，船身倾斜，世昌认为“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金揆赞同和支持这个意见，与世昌密切配合，开足马力，直向吉野冲击，不料中途遭敌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倾刻沉没”。金揆与邓世昌同时落水壮烈牺牲（《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位于舰队右翼之超勇号管带黄建勋（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所在船系木质包铁的旧式快船，速度慢，武器设备陈旧，在吉野等围攻下虽竭力还击，但已受伤严重，引起大火，不久即右舷倾斜。建勋坠水后有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特抛长绳以援之，被他推掉而殉职于大海。当超勇舰中弹焚没后，此时广丙、平远、福龙等舰艇亦参加战斗。广丙号帮带、留美学生黄祖莲指挥广丙炮手配合平远舰击中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使之起火，福龙鱼雷艇管带留美学生蔡廷干下令乘机对西京丸发射两枚鱼雷，惜都未中，遂使西京丸幸免于难。
在黄海大战中总兵兼定远管带刘步蟾（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以舰队排成“人”字阵，定远号恰在“人”字顶端，他率领这个旗舰冲击在前，直入敌阵，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当提督丁汝昌在飞桥上身负重伤后，他又代为督战。在他的指挥下，定远和镇远两铁甲舰在五艘日舰的包围下沉着应战。他以熟练的航行技巧“指挥进退，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反而把对方旗舰松岛号击伤，“并合击伤其左侧一船，白烟冒起数丈”（《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也是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率舰与定远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敌舰，使日方不得不承认“定远、镇远二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的事实。在鏖战中，当旗舰定远号的桅楼被毁无从指挥时，靖远管带（也是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叶祖珪主动出来，代旗舰升旗收队，使北洋舰队保持队伍，在追击敌舰10余里后，才返回旅顺港。
在黄海大战中，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在双方激战中因舰身受伤较重，中途驶出战场返回驻地，李鸿章据报，不等查清真相，不经审问，匆匆奏报清廷下令“即行正法”，成为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路线和李鸿章避战保船错误方针的替罪羊。在这问题上，百年来争论不休，近年以来福州曾专题集会研讨（见《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及其他有关论文。）在此就不作赘述。当时与济远舰先后退出战场的还有广甲号，广甲管带方敬荣，亦为早期留美归国学生，他率舰逃至大连湾三山岛外的险石滩，因船底触礁进水而致搁浅，无法驶出。吴敬荣弃船登岸，广甲号被日舰击沉。
黄海大战后，1894年11月，北洋舰队巡游渤海返抵威海时，镇远号进港时因落潮而误擦暗礁致底板裂缝数处共三丈有余，虽采取紧急措施，堵住漏水，安然进入港内，但管带林泰曾严于自责，仰药自尽。他是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中的佼佼者，曾被誉为“闽厂学生出色之人”，留英时“资深学优”，回国后长期任职海军，在中国近代海军的早期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勋，这时又担负着北洋舰队的要职与重任，是北洋海军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将领。正当大敌当前的危难之际，他的死无异是中国海军的重大损失。
第三，威海保卫战阶段。
黄海大战，中国方面在舰艇和海军官兵以及骨干力量虽遭到严重的损失，但同时也予敌以重伤。此时北洋舰队仍保持一定的实力，但在清政府和李鸿章的错误方针指导下，不敢重新组织力量对敌出击，而只是龟缩在威海卫港口内，进行防御，实际上是被动挨打。由于日军陆军在山东荣成角的登陆成功，采取陆海夹击而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终成坐以待毙的危殆局势。
这时威海港口外的战斗仍很激烈。奉命在威海港口外驻守日岛的康济练船管带萨镇冰（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率部顽强抗击，誓死拚搏坚持苦守达十天之久，直至提督丁汝昌下令撤退才回到刘公岛上。日岛失守后威海卫形势更加危急，来远、威远和靖远等巡洋舰先后被日军从陆、海方来的炮火所击沉。1894年2月8日夜，刘步蟾下命将他的座船定远号自行爆破，以免为敌所有，随之他即服毒自尽，表示绝不屈服于敌人。2月11日，丁汝昌也在镇远舰上服用鸦片烟自杀。第二天，北洋舰队向日军投降，清政府与李鸿章经营了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履没。
在威海保卫战期间，威远练船管带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林颖启反对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不以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为然，特献策万言，主张对敌主动进攻，使其不及回顾，以求转败为胜，但不为当权者所采纳。1895年1月30日，日本陆军第二军在龙须岛登陆，随即占领荣成向威海进逼，形势极为危急，林颖启又陈“形格势禁之策”，自请往南帮炮台“相机攻击”，又不被接受。2月6日，他所率领的威远号，被日本鱼雷艇进入威海卫港内偷袭而中雷沉没，林颖启被救登岸仅以身免（据孙克复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林颖启》。）。
当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湾龙须岛登陆后，1月30日，发动海陆夹攻威海卫港，拟进占威海南帮龙庙嘴炮台，当时任广丙号帮带兼大副都司、留美学生黄祖莲指挥广丙将士开炮阻击、顽强抵抗，使日军受到阻挠，但随着日军后续部队大集，龙庙嘴炮台终为日军攻占。日军利用有利地形，即用此炮台猛轰港内北洋舰队，黄祖莲在激战中中炮壮烈牺牲。
但是在留学生中也有个别人在威海保卫战的紧急关头动摇，密谋逃跑的。例如1895年1月30日日军开始海陆夹攻威海后，福龙鱼雷艇管带留美学生蔡廷干竟与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密谋逃跑。2月7日，蔡廷干率福龙号从威海港北口逃出，绕过北山嘴，沿山东半岛海域西驶，企图逃出烟台，途中由于“锅炉管损伤”而为日舰围攻，成为俘虏（《中日战争》（三）405页，并参考《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蔡廷平》。）。
总计在甲午中日几次海战中，留学英、美归来的留学生的海军中高级将领参战的不下20名。其中留英归来的海军学生此时多任舰队较高职务，有位居总兵、副将等二铁甲舰和各巡洋舰管带的，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方伯谦、黄建勋、林颖启、萨镇冰等第一届留英以海军为专业者；有任较小舰艇和鱼雷艇的管带和帮带、大副都司等职的吴敬荣、蔡廷干、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等十数名由美国学习归来后从事海军者。由于史料的欠缺，其中有的人在甲午战争中的职务与作用尚不很明瞭。
在这20名左右的自英、美归国的留学生中，在中日海战中的表现绝大多数都是忠于职守、誓死如归、英勇顽强的，其中在战斗中牺牲在丰岛（牙山）战役中的有沈寿昌一人；牺牲在黄海大战中的有林永升、黄建勋、陈金揆三人；牺牲在威海保卫战的有黄祖莲一人。而在最后阶段以身殉国与舰共存亡的有林泰曾、刘步蟾二人。计共为国家民族英勇献身的达七人之多。另外还有被清政府冤杀的方伯谦一人。共死亡八人，较中法马江之战多出一倍，其中留美学生三人，留英学生五人。
近代史上我国在一百多年前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派赴美、欧留学归来的人数总计才一百六、七十人，其中1872—1875年派遣留美四期中途撤回的共90余名，参加海军的为20余人；1877、1882、1886年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为主派遣的三届赴英法等国专门学习海军包括驾驶与舰船制造学成归来的为76名（《中国近代海军史》第157页。）。这些留学生的素质和学习成绩多数是优异的，特别是第一届的海军留学生，经过多年的实践磨炼，到这时都担任起海军的要职，成为主要的骨干和领导力量。但经过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以后，遭到严重的摧残，早期的海军骨干人才此时已凋落殆尽、所剩无几了，应该说这是极大的损失，关系到我国以后的海军建设和发展至为重大。
中法马江之战和甲午中日黄海等海战，我国都以惨败告终。为了捍卫神圣的祖国，成千上万的爱国官兵，英勇献身，其中也包括了十余名我国早期的留学生，他们是在祖国幸勤培养下成长为优秀人才和海军将领的。他们的牺牲，是国家、民族人才上的大损失，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则是值得后人学习和永远怀念的。这些早期的留学生是我们当今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们的光辉榜样。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文史版》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