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纷纷打入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上，中国的主权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开始遭到破坏，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经济上，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中国近代外交开始出现。 

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什么样的国家主权，决定什么样的外交，同时，什么样的外交又反映出什么样的国家主权。从中国近代初期外交来看，充分反映出以下明显的特点。 

一、外交上的不平等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再随着帝国主义的强迫，中国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1870年，爆发了天津教案。“清政府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胁迫下而屈服，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道歉。崇厚此次出访，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出使节到西方国家的。1871年初到达法国，当时法国正处在巴黎公社翻天覆地的动荡中。为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无法接待他，被搁在一个小城市中等了半年。他的主要随员两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军官，又把他带到英国美国逛了一阵，然后等到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了巴黎公社而站稳了的时候，才被带回法国。这时，以血腥屠杀巴黎工人而著名的梯也尔，刚刚登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不久，很傲慢地接见了中国皇帝派来“道歉”的使节。 

崇厚这次的出访，并没有成为常驻国外的使节。他在完成了“道歉”的使命后就回国了。直到1877年，清政府才开始在西方各国设立若干常驻使馆，其中的第一个设在伦敦，由郭松焘担任公使。但是郭松焘的出任，仍然是以马加理案而“道歉”去的。英国侵略者为在中国西南扩张势力，阴谋修建从缅甸仰光到我国云南思茅地区的铁路，于1874年派上校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近二百人，企图由缅甸进入中国云南，英国驻北京使馆派职员马加理前往迎接，1875年2月，马加理带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腾越人民义愤填膺，在云南边境杀死了马加理，并把柏郎率领的“探路队”赶回缅甸。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1877年，清政府派郭松焘担任驻英公使，由此就有了驻英使馆。 

从外国公使进入北京，中国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来看，这种一来一去在形式上有了互换使节的建制，但在根本上并没有平等可言。因为，外国公使进入北京，是侵略者打败清政府的结果，而中国公使前往西方国家，乃是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无理压迫的结果，这两种结果的出现，是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一种反映，因此，中国在外交上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平等。 

二、实足的买办性 

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以实现和达到自身的利益和目的为根本宗旨。可是中国近代初期外交，事事处处都依赖洋人，按照洋人的意图行事。1867年，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外交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以几个外国官员为主，另有几个中国官员参加而组成，由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时任驻华公使的蒲安臣充任首席代表。次年，这个“代表中国”的奇怪使团，从中国出发首站到达美国。蒲安臣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以中国的代表身份向公众发表演说、大放厥辞，按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梦想来描画中国的前途，说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欢迎美国的传教士。要求美国的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不仅如此，他还擅自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一个所谓《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这个条约不但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而仅其中一个内容就使中国穷苦人民被用诱骗和贩卖的方法输送到美国去充当“苦力”的事实合法化。 

美国当时主张侵略中国的列强实行合作政策，共同维持清政府的统治。这种政策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成为在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西华德是使美国成为太平洋上的帝国的主张的创始人。为了实现这个主张，美国力求使自己在共管中国的列强中居于领先的地位，由此可见，蒲安臣充当清政府的外交代表完全适应了这个目的。 

清政府在外交活动中，类似蒲安臣这样的情况简直举不胜举。崇厚到法国时，是以两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与他同行，第一任驻英公使郭松焘是以英国人马格里为顾问，关于伊犁问题赴俄谈判的曾纪泽，又是以马格里和日意格作为自己的顾问，1876年，李鸿章在同英国人举行烟台会议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天津税务司德国人璀琳成了他所仰仗的帮手。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升泰，1890年同英国的印度总督缔结藏印条约时，赫德派了他的弟弟赫政充任升泰的助手等。 

清政府依靠洋人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并不反映外交常识问题，而是反映了政治问题。这种借用洋人来达到和实现洋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满足侵略者的愿望和要求，帮助侵略者为侵略进一步合法化的做法，真是充满了彻头彻尾的买办性能。 

三、浓厚的投降色彩 

从中国近代初期外交不难看出，自从有了外国公使以后，帝国主义者就竭力要清政府派出驻外公使，完全是为了增加一个直接的渠道来把他们的影响渗透到封建统治集团中去。由于清政府已丧失其独立和自主作用，帝国主义这个目的在中国外交上是不用费多大气力的。1865年，阿古柏侵入新疆。数年间，侵占新疆南路八城，建立“哲德莎尔”王国，自称“毕条勒特汗”，并与俄、英等国相勾结。阿古柏这种企图分裂中国国土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恶劣行为，英国政府是在武器和人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当清政府准备进军新疆的时候，英国就以阿古柏的保护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英驻华公使竭力劝说清政府不要出兵，而要承认阿古柏在新疆南部的政权。针对英国政府支持阿古柏分裂中国领土的行径和阴谋，驻英公使的郭松焘完全接受英国的主张。1876年，他在所著的《使西纪程》中称颂英、法、俄、美等大国创立了“万国公法”，说他们能够以信义为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又说，俄英虽是“二霸”，但绝不依仗兵力进行掠夺，他们每次出兵中国，总是先反复据理争辩。所以中国“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不这样做是不可能“自立”的。郭松焘的意思是，中国要有出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地接受帝国主义统治，与侵略者“倾诚相接”，否则就无路可走了。 

喊出这种调子的中国使节还不仅仅是郭松焘一人，1887年，曾纪泽在英国的《亚洲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其中说道：经过中法战争后，反而中国与西国人相交更为亲睦，更出以实心，为从见所未见。其于英国尤为莫逆。诸国有所请于中国，苟能合理，每许虚公妥协，可从则从，从前亦无此舍己从人之美意。近日与诸国交接，中国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以后当复如是也。我以为中国虽记其前之屡败，决不愿弃其和好之心，盖中国不似他国，一受灾害始终切齿。”可见，这种无耻的言论已经达到公开地向侵略者献媚的程度，从郭松焘，曾纪泽这一类外交使节身上，已充分反映出帝国主义者已经成功地铸造出了合于他们需要的第一批“外交家”。 

中国近代初期外交，是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一种缩影。充分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清朝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卖国投降的屈辱行径，这在中华民族外交史上将是最可耻的一页。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的外交才会独立自主，扬眉吐气。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一洗中华民族百年外交之耻辱，从此，揭开了民族外交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资料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