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西段边界同中印东段和中段边界一样从未划定，我方认定的传统习惯线分为两部分，以空喀山口为交接点。空喀山口以北是新疆皮山、和田两县和印属克什米尔辖下拉达克的边界，空喀山口以南是西藏日土、噶尔、札达三县和拉达克的边界[1]。前者可称为近代中印西段边界新疆段，后者可称为近代中印西段边界西藏段。这里主要讨论1840—1949年间的近代中印西段边界问题，对此前或此后的史事亦略作叙述。
有关近代中印西段边界问题的藏文史料主要有《拉达克王统记》、《第五世达赖喇嘛传》及续传等，十分重要。汉文史料主要为道光年间驻藏大臣孟保的《西藏奏疏》。近人的研究成果有一些。自中印两国刊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之后，黄盛璋先生的《中国地图有关中印边界的画法的分析研究》及《清代西藏阿里地区中印边界的历史研究》两文涉及到这一问题[2]，主要使用了近代的英印史料，作了在当时国内已属较详细的论述。但黄文未能使用藏文、特别是藏语地名原音；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一些重要的汉藏文及外文史料亦未使用。另外周伟洲教授的《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一文[3]，有关西藏段使用了新的史料，比黄文更进了一步。此文实际上叙述至1853年。但黄、周二人可能由于见不到上述《报告》，所以均未使用。笔者在该《报告》及黄文和周文的基础上，力图参考更多的有关汉藏及外文史料，拟作一补充性的概述。至于英文史料，在国外，最多的还是英文史档及各种专题研究，数量远远超过藏汉文史料，其中多有为英印侵略势力张目的，论述时不可不辨。
有关这一地区的地图，真正经过测绘的始于1840年以后，全出于西人之手，光绪末至1949年间绘制的地图最多，主要出于英人之手。为了说明文中所涉及的地名，我们比勘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西藏方面的地图及地名资料，并参考了近几十年来国外有关这段地区的研究论著所附地图。
一、新疆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传统习惯根据
该传统习惯线以东的地区若干世纪以来就属于新疆和阗。对于这一地区的疆界，不同时期的汉文官书均有记载。这一地区不但是我国维吾尔和柯尔克孜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息活动的场所，而且一向由我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凡此种种。甚至许多英国方面的材料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承认。
（一）喀喇昆仑山脉作为和阗的南部边界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权威的官书记载着和阗南部的辖境一直延伸到喀拉喀什河河源一带的山岭，即喀喇昆仑山（又称为葱岭），河源一带的山岭是和阗的南部边界。在清朝，这一带的山脉曾以满语命名为“尼蟒依山”，即雪山的意思。1782年的一部由乾隆审定的集前此有关新疆地区史地文献之大成的权威性著作在谈到和阗的疆域时说：“按和阗为于阗转音，乃西域回部。……于阗隶我版图，如前史所载，地有河源。”[4]这就是说和阗河发源于和阗境内。1820年一官书在谈到和阗境内山川的时候进一步说明，作为和阗河支流的喀拉喀什河河源一带山岭属于和阗。“尼蟒依山在和阗南，东西有二山，和阗河分出其麓”[5]。20世纪我国的官书对于和阗南部的边界也保持一贯的说法。例如，1911年由新疆巡抚袁大化总裁和编纂的一书就是这样描述的：新疆南部的边界“过喀楚特（即坎巨提）又转为东西线至尼蟒依山哈拉哈什河（即喀拉喀什河）源接西藏界而止”[6]。
同我国的官书一样，中国的地图，特别是一些权威的地图，也是二百年来一贯地表明喀拉喀什河源在和阗境内，河源一带的山脉（即喀喇昆仑山或称葱岭或尼蟒依山）是和阗南部的边界。在早期以古代绘图法绘制的地图中，可以举出1760年的“乾隆内府舆图”和1818年的“大清会典图”作证明。20世纪以来，由于测绘技术的进步和对边境地区有了进一步的勘察，中国的地图就更精确地表明和阗的南界的位置。现举出两张权威性的、大比例尺的地图来证明中国的地图早已正确地标明了这条传统习惯线。这些地图是中国参谋本部制图局1918年制印的二百万分之一中国舆图和中国国防部测量局1943年编绘、1948年制印的百万分之一中国舆图，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传统习惯线的具体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前公开出版的一般地图对这一部分传统习惯线的画法基本上是同上述各图一致的。
根据以上我国官书的记载和中国地图的画法，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疆同拉达克的传统习惯边界历来是沿喀喇昆仑山脉，并同现行中国地图的画法一致，它有着可靠的无可置疑的历史和传统的根据。
（二）新疆同拉达克之间的传统习惯线以东的地区，历来是新疆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生息活动的场所。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维吾尔族就从北方迁移到现在的南疆地区。同维吾尔族在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非常相似的柯尔克孜族迁移到昆仑山脉以南，最晚也在18世纪初叶。这两个中国境内的兄弟民族多年来就在这整个地区采盐、放牧、打猎，他们的足迹遍及哈吉栏杆、奇台达板、萨格兹库里、阿克赛湖、林济塘、冲塔什、克孜勒吉勒尕等地。这些地区迄今还留有他们在不同时期所修建的许多石垒房子、石羊圈和其他建筑物及各种遗物。
由于他们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息和活动，很自然地，他们就用自己的突厥语给当地的山川要地命名。例如：“喀喇昆仑 ”是黑石群的意思，“喀拉喀什达里雅”是墨玉河的意思，“阿克赛钦”是白石滩的意思，“萨勒吉里干南库里”是黄山谷湖的意思，等等。
（三）传统习惯线还可以从印度地图中找到证明。在19世纪中叶英国统治克什米尔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印度地图一直把边界画在喀喇昆伦山，甚至画到喀喇昆仑山以南。
东印度公司的制图师约翰·瓦克于1846年绘制的“伦奇特·辛格大君逝世时和英国政府同杜李伯·辛格大君之间以及古拉伯·辛格大君之间的条约区分领土时的锡克疆域范围图”，就表明当时克什米尔（包括拉达克）的疆域北面只到喀喇昆仑山以南的什约克河，甚至没有包括什约克河的东面源流和努布拉河；在东面只到东经78度左右，没有到达喀喇昆仑山。
又如约翰·瓦克奉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命令所画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就把新疆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边界画在喀喇昆仑山。
再如1862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英属印度斯坦的北部边境图”，也清楚地标明新疆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边界是在喀喇昆仑山，并且注明“葱岭或喀喇昆仑山”字样，说明在这里的葱岭就是喀喇昆仑山。
以上地图说明，早期的印度官方地图对新疆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画法同中国地图的画法是接近的。同时，这些地图也证明“葱岭”在这里就是喀喇昆仑山。
（四）新疆同拉达克之间的传统习惯线，在一些英国的“旅行家”、“考察家”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官方人员的记述中也可以找到证明。例如，穆尔克拉夫特说：“和阗的河流——喀拉喀什河、喀喇达里雅或称黑河（突厥语‘喀喇’意为黑，‘喀什’意为河）发源于和阗山。”[7]在这里，他明确地把喀拉喀什河作为和阗境内的河流来描述。
1846—1847年英属印度政府委派的勘察克什米尔东部和北部边界的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克宁汉说：“拉达克是信奉佛教的藏族所占据的最西边的地区。它的北面是以喀喇昆仑山与中国的和阗地区分界。”[8]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拉达克和和阗的分界线的是喀喇昆仑山，而不是如印度方面所声称的昆仑山。
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派往南疆地区活动的海华德中尉说：“喀喇昆仑山的主脉是东土耳其斯坦南面的天然边界，沿着这条山脉向东伸延，从穆士塔格到喀喇昆仑，从喀喇昆仑到羌臣摩诸山口，在地理上和政治上可以确定为克什米尔大君领地的北界。”[9]他所描述的东土耳其斯坦（即新疆）同拉达克的界线基本上是同我国所指出的传统线相符合的。
屡次到南疆地区探察的英人斯空伯上校说：“喀喇昆仑山构成现时克什米尔邦北边的边界，它们从中国、俄国、阿富汗和印度帝国大山脉交接处向南行，经过巴勒提斯坦和拉达克的一部分，到西藏边境。”[10]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氏所描述的克什米尔的北部边界从它同中、俄、阿的交接处起到它同新疆和西藏的交接处止一直是东南行的，即全部沿着喀喇昆仑山，而并没有如印度现在的地图所画的那样：在通过喀喇昆仑山口以后，折向东北并跳上昆仑山，然后再折向西南。斯氏的描述是符合于中国指出的传统习惯线的。
1933年印度大三角测量局局长布拉德和印度地质测量局局长海顿合著的一书写道：“印度测量局从未能越出拉达克的边界去测量第浦桑盆地的东缘。”[11]众所周知，第浦桑盆地位于喀喇昆仑山口以东，中国的边界线跨过这一盆地，盆地的东缘在新疆境内。上述引文证实了中国边界线。
从上述以及其他一些“旅行家”的报告和记述中，还可证明中国方面所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以东的地区向来是中国边民生息和活动的场所。
例如，上述海华德在批评某些英国旅行家任意在地图上篡改边界线时说：“在最近的土耳其斯坦图上，边界线伸延到克里阳河谷（位于新疆昆仑山区）的卡特屯。但是不仅这个河谷，而且叶尔羌和喀拉喀什河谷也都是向土耳其斯坦的统治者纳税的柯尔克孜人常去的地方。”
英国测绘师高德文·奥斯腾(Henry Haversham Godwin-Austen)记载道，当他1863年到班公湖地区探察时，他的向导告诉他：“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种称为柯尔克孜的游牧民族放牧的地方……这些人在平原上来来往往，从平原到伊里奇（即和阗）和东边未曾调查过的地区。”[12]他所叙述的情况证实了柯尔克孜族人民甚至穿过阿克赛钦地区到班公湖附近活动。
（五）1947年印度独立后，由于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有争议，从那以后就提出新疆的阿克赛钦为印度领土，几年前持此观点的一位印度前官员兼学者还就此题目写了一本300多页的书[13]。该书尽管征引了大量的英文史档和论著，却未提1930—1932年间在该地区从事科学考察的中瑞西北考察团，该团的一位中国学者及两位瑞典学者在这一地区考察了这么长时间，却未见英印方面在此有任何主权的象征，如派驻边防部队或驻扎官员等，反而是经过了中国方面的准许才得以进行考察活动。他们因为工作需要，有时会进入印度克什米尔一侧，却未遇到任何抗议。瑞方的安保德(Nils Peter Ambolt)在考察完毕后即从拉达克经印度回国，也未闻英印方面对此有任何异议[14]。该考察团的负责人是著名的斯文赫定，当时其一举一动在印度及西方世界均属新闻热点。实际上，在阿克赛钦的归属问题上，考察者考虑的是它应属于新疆，还是应属于西藏这样一个问题。
二、清代西部西藏边外诸部考
乾隆以来，有关西藏的汉文文献中出现了一些西部西藏边外诸部名称，这些部族邦国随着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相继被吞并，今已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对于这些部族邦国，中外治藏史及中亚史者似未有考及者，笔者考勘有关藏文史籍及中外文献，概述其嬗变源流，以为论证中印西部边界的最可靠证据，亦可为印度史及藏史研究者之一助。
（一）库呢与噶尔厦。成书于嘉庆初年的官纂《卫藏通志》卷十五“部落”“库呢”条记载：“在藏属阿哩地方之西界，其地与甲噶尔、廓尔喀部落交界。其部长名热咱乌尔生，嘉庆之丙辰（嘉庆元年，1796年）遣人来藏。”阿哩即今西藏的阿里地区。藏人当时称印度为rGyagar，音译为甲噶尔。廓尔喀在今尼泊尔境内。我认为库呢为藏文Khunu的音译。《藏汉大辞典》[15]Khu-nu条释为：“昆仑，库陆。阿里地区一地名。”译为库呢比库陆妥当，因为有文献根据。我们没有在西藏方面的其它藏汉文史料中发现1796年有关库呢遣人来藏的记载，翻检《仁宗实录》、《嘉庆起居注》及其它国外史料亦不例外。库呢当时为阿里西境外一小王国，首领如附近的小王国一样称作raja。唐以来汉译梵经旧谐音作罗者，清朝按习惯将西藏边外的属藩首领称作部长，即部落长之意。该部长名热咱乌尔生，未见有关史料，但热咱似为raja译音；乌尔不可考；生今多译作辛格，意为狮子，源于蒙古语的僧格，因为这一带曾是蒙古族莫卧尔王朝的领地，后成为锡克族的势力范围，锡克族奉行狮子崇拜，raja及一般人的名后多缀辛格。
当时的库呢国中心地东邻阿里，南邻甲噶尔，东南邻廓尔喀，相当今西藏札达县边外的萨特累季河流域，属印度喜马偕尔邦[16]。初编于17世纪，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后又多次增订至拉达克王朝结束的藏文史籍《拉达克王统记》有dKar-zhvavi Khu-nu之句，藏语vi意为……的……，即dKar-zhva的Khu-nu。《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七收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二十三日驻藏大臣升任四川总督琦善的上奏，言：“查堆噶尔本（指阿里地区的首府）有大小五处营官，系达赖喇嘛所属，均与拉达克及英夷所属之库鲁、农底、泥底、噶尔厦、加木比、作木朗、降纳乌、比宁巴、奔阿、辖果、觉拉木、聪萨各部落犬牙相错，并无要隘可守。”[17]考订这12个与西藏堆噶尔本比邻的部落，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西藏西部边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中的噶尔厦为Dkar-zhva的译音，库鲁为Khu-nu的译音[18]。《藏汉大辞典》无Ga[r]-sha及dKar-zhva的辞条。Lahul当时在库呢的北邻，不可与其西部约四百公里处的今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混淆，后者在当时的英文文献中写作Lahore。
（二）农底与加木比。农底即多次出现在《拉达克王统记》中的Nyung-ti。上引《印藏古物》同页注为Kulu。《拉达克王国》及西方藏学界对此均无异说。《藏汉大辞典》无Nyung-ti辞条。Kulu古国当时位于库呢的西北，即旁遮普邦北部，后之英文史料多称作Kulu、Kullu、Kooloo或其它音近的译音。今印度这一带仍有地名Kulu。《世界地名录》[19]译作古卢，为了不与库呢或库鲁混淆，我们采用了各自的译法，即用古卢对译农底。
英国学者哈密尔顿(Francis Buchanan Hamilton)1802年进入廓尔喀从事调查，直到1814年，其间搜集了不少资料。他指出：据廓尔喀学者哈日巴拉巴(Hariballabh)的介绍，“Kullu（古卢）国总的来说以Pariyat（帕日亚特）山脉与Chamba（加木比［国］）相隔，中心地带为Bayas（比亚斯［河］）流域，Sangskrita（梵文）作Bepasa（河），而其疆域延至圣语所言Satadru（萨塔朱［地］），在这些人的方言中称作Satarudra。库鲁疆域辽阔，为寒冷的贫瘠山地，产羊很多，生长的粮作物多为phaphar、chuy和uya。从所言来看，这chuya似为Holcus sorghum（蜀黍、高粱），然而因气候寒冷，此说不太可信。库鲁与Thibet（西藏）交往甚密；由于交往如此随意，以至均与Chief（头人，即前言部长）有关，该头人尽管被认定为纯Rajput（婆罗门任头人的），但却遭到南部山脉更纯的居民的嘲笑。其名为Ratra Singha（热查·辛格，此名虽与前言热咱乌尔生中的热咱［乌尔］生相对应，但因国属不同，故非一人），Pritama（普利塔玛）之子”[20]。
哈考特(A.F.P.Harcourt)19世纪60年代曾任英国驻古卢助理委员(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Kooloo)，是英方在古卢的最高行政长官，1868年广泛搜集资料，于翌年写成《喜马拉雅的古卢、拉合尔和斯皮蒂诸地区》（The Himalayan Districts of Kooloo,Lahoul and Spiti,伦敦，1871年）一书，后附一详图，但德里1972年改版重印时大概因技术原因略去了此地图[21]。
加木比又在农底北邻。
（三）泥底、作木朗、降纳乌、奔阿、辖果及聪萨。泥底为Niti的译音，乃位于今西藏札达县泥底山口南部略偏西约20公里处印度境内一村名。《西藏地名资料简编》[22]言衮拉(dGun-la)山口意为冬山。又作dGon-la，名尼提山口，藏文作Nyi-ti ri-vgag。《藏汉大辞典》无Ni-ti或Nyi-ti辞条。道光至民国年间，有不少英国人士经泥底从泥底山口入藏，他们的地图清楚地标明了Ni ti的所在。
作木朗乃位于今尼泊尔久木拉县一带的与西藏毗邻的一古国名，乾隆以来的藏汉文献多有记载。乾隆末年被廓尔喀吞并。
降纳乌在驻藏大臣孟保的《西藏奏疏》卷一“剿办森巴生番”第25叶上下两次作降纳沃尔地方，第26叶下作甲纳沃山，均为藏文Byang-la-vur的译音[23]。《藏汉大辞典》无此辞条。降纳乌为一古国名，位于今西藏普兰县边境山口强拉以西。有趣的是，强拉藏文作Byang-la，可能藏人见降纳乌在强拉以西，故因音谐字。降纳乌在乾隆末年被廓尔喀吞并，后又被英国侵占。上引《世界地名录》称古毛恩(Kumaun)为印度一地区名，但未标经纬度。
比宁巴与觉拉木未能考出。
奔阿，《卫藏通志》记载：“补仁，与宗朗所属奔阿交界。”[24]补仁即今西藏普兰县，宗朗即为木朗的异译。奔阿当在今普兰与尼泊尔交界处。
辖果，乃Shaikot的译音，见阐多拉(Khemanand Chandola)所著《历代喜马拉雅的穿越：中部喜马拉雅与西部西藏间关系研究》（Across The Himalayas Through the Ages,a Study ofRelationsbetween Central Himalayas and Western Tibet,新德里，1987年）一书后所附地图。具体位置在普兰县最南端的南入尼泊尔境不远处。
聪萨，为藏文Tshong-sa的泽音，《西藏地名资料简编》言意为市场。根据西藏自治区测绘局1978年出版的藏汉文各九大张拼接的“西藏自治区政区图”，札达县边境内外此藏文地名有二：一在西藏境内，译为葱莎，《西藏自治区地名录》标为北纬31.1度，东经79.0度处；另一在印度境内，译为村沙，从地图看应为北纬30.8度，东经79.8度处。前一葱莎较为著名，屡见于近代英印游人的记载；又因在民国年间西藏地方政府与边外的代赫里格尔瓦尔地方政府（Tehri-Garhwal，此译名从上引《世界地名录》，藏文汉译作真日，今为印度北方邦一区［县］名）为此地及附近一带屡起纠纷，故印度事务部有专门的一卷档案留存。
三、西藏阿里地区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传统习惯根据
此段边界线以东，印方提出争议的地方历来属于阿里，是西藏人民历来生息活动的地方。其中除了一块很小的巴里加斯(Parigas)地区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被印度侵占以外，其余地区始终在我控制之下，由西藏的日土县（1960年前为宗）管辖。
西藏地名录甲乙种本未收巴里加斯地名，《西藏地名资料简编》标在典角（碟穆绰克）西北我噶尔县境内，注明为外来语。
（一）在过去的一二百年中，我国的官书和文件对于这条传统习惯线的位置都有着相当明确的记载。例如，《清朝续文献通考》就说明西藏的传统习惯线在北边接喀喇昆仑山脉，西藏“西北抵喀喇昆仑山，接新疆和阗州”[25]。
关于斯潘古尔湖地区的边界，藏历木牛年（1865年）1月17日噶厦给阿里噶尔本的一份文件载明，边界是在斯潘古尔湖以西的莫尔多的那喀。文件说：“查楚舒勒与日土宗的莫尔多的那喀距离很近。”今西藏地图无莫尔多及那喀地名，但在拉达克传教的德国牧师的著作后所附地图中作Mordo，标为楚舒勒与斯潘古尔湖西端间的一山口[26]，正在今我方主张的边界线上。
（二）印方力图论证碟穆绰克地区属于拉达克，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传统、习惯的证据证明这一地区无可争辩地历来属于西藏。1753年噶陀仁增活佛为拉达克王室纠纷进行调解后所拟的调解书记载着碟穆绰克的边界是在它的西边的拉日噶波。这份文件说：“我亦于此月（水阳猴年七月）之下弦初十日抵达西藏王和拉达克王之边界古鲁的圣地——碟穆绰克拉日噶波。”古鲁乃梵文老师之意，藏人用于达赖喇嘛的尊称，古鲁的圣地即藏地。可见碟穆绰克肯定在藏境。
除了上述文件以外，拉达克境内的头人早在130多年以前就承认碟穆绰克属于西藏，而边界是在碟穆绰克西边的拉日噶波，也就是到达我方所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他们在藏历土羊年（1859年）同碟穆绰克头人订立的一项文书说：“碟穆绰克拉日噶波和这山沟内水草、羊圈等，以前就属于西藏政府，今后自当仍属（西藏）政府。”由此可见，碟穆绰克地区的边界线是在碟穆绰克以西的拉日噶波，而不是如印方所主张的那样在所谓的“拉日河”。
碟穆绰克地区在我国境内的事实，甚至在英国方面的一些有权威性的材料中也得到证明。1920年由英国外交部历史组写成的一书说：“疆界约在碟穆绰克下游25英里处（北纬33度）穿过印度河。”[27]这同我国指出的边界位置恰好一致，位于上游的碟穆绰克是在我国境内。曾任英国驻西藏、不丹和锡金政务官的查里·贝尔在一书中也同意这样的说法，并在附图中表明碟穆绰克是在中国境内[28]。上引克宁汉一书第18页及附图，还有斯特拉彻1851年绘制的拉达克图、1880年约瑟夫·夏万绘制的中亚图，均表明碟穆绰克在中国境内。而前二人曾被英政府指派为勘察拉达克和西藏边界的委员。
（三）在上述传统习惯线以东的地区一向是西藏人民放牧的地方。班公湖以北的哦夷草场、尼阿苏（《地名录》作尼亚格祖［gNasbtsugs，《简编》言意为树林集中之处］牧点，位于日土县33.9/78.8处）草场、卓博噶波草场和空喀山口附近的草场都是他们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地方。碟穆绰克地区的草地也一向是他们放牧的地方。在长期使用这些牧场的过程中，阿里的牧民已经形成了一种看界守山的传统和习惯。由阿里地方当局委派和由牧民当中推举出来的专门守山的人员经常在传统习惯线一带的山岭中来往巡查。这种传统习惯已经在班公湖地区和碟穆绰克地区继续了一百多年。长期担任守山看界的老人本世纪60年代时仍健在。
（四）中国地图对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的画法历来同现在的画法一致，中国参谋本部制图局1918年制印的二百万分之一中国舆图和中国国防部测量局1943年编绘、1948年制印的百万分之一中国舆图就是权威性的证件。我方所指出的西藏阿里地区（包括碟穆绰克在内）同拉达克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从印方的官方地图也反映出来。如1881、1889、1900年印度测量局的地图和1908年“帝国印度地志”的附图，尽管这些地图对西段边界的其他地方的画法有错误，但是对于碟穆绰克地区的边界的画法却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上述地图中，大多数地图的边界线还把尼阿苏画在中国境内，切过班公湖的西半部，即基本上符合我方所指出的边界线。
从以上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我方所主张的西藏同拉达克的传统习惯线是有着确凿的传统习惯的根据的。
班公湖近北的克什米尔与西藏的边界争端发端甚早，1863年亲至当地的上引英国测绘师高德文·奥斯腾曾谈到克什米尔当局与西藏方面争执季节性宿营放牧地尼阿格祖和班公湖东端的库尔纳克废堡。当时他品评事实，倾向于藏方。这场争端一直持续了下去，到了1945年，当时任英国驻拉萨外交使团负责人的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在其所编供英方参考的《西藏概要》中言此争端仍在，他称之为卓博噶波之争，他更是偏向藏方[29]。
卓博噶波地名不见于我方的地图，在英印方面的地图上标于尼阿格祖下方，是个只有几平方英里无常住人口的劣质牧场。1918年，藏方的日土宗本下令藏人逮捕了一位在此争端地放牧的名拉甲（Lhagyal,拉达克人）的克什米尔臣民。
（五）如前所述，在英印殖民地时期，对中印西段边界已形成一占上风的意见，这段边界就是这样维持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央政府即认定了这种状况。但为何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方面会有异议呢？这就牵涉到克什米尔问题，而这又与后来划入克什米尔的拉达克有关。拉达克自吐蕃王朝后期，作为赞普王子所建王国，本身就是西藏的藩属。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拉达克经常占有西部西藏，行使管辖权，以至在第六世达赖喇嘛时期与西藏经过战争达成了各守边界的协定，这就是现在中印西段边界西藏段的由来。到了1842年，拉达克被克什米尔的道格拉锡克族军事政权吞并，道格拉政权此时悍然发动侵略西部西藏的战争，作为对拉达克政权的领土继承，提出整个西部西藏为其所属，结果被藏军击败，这就是所谓的森巴战争。尔后道格拉政权发展成为统一了整个克什米尔的政治势力，虽然后来被英国占领，但克什米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却留存了下来。1947年的印度独立是伴随着印巴分治而产生的，在如何将克什米尔一分为二的问题上两国产生了长期的争端，其中又有克什米尔的独立要求，情况益为复杂。印巴将克什米尔问题的争端闹到了联合国，而谈到克什米尔的疆域，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与西藏的边界，印度方面对此不大了解，为了准备资料，遂委托克什米尔方面，克什米尔方面根据自已所藏的大量文档，提出了多余的领土要求，这就是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由来。
四、结语
入清以来，中印西段边界在个别地段有西藏地方政府与边外个别部落长代表间的停战协定式的界定，并无近代国家边界的严格划定方式，且与各自后来的中央政府并无行政上的继承性，故仅可供定界时参考，并无国际边界法律上的效力。实际上，现属印度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在过去的吐蕃王朝灭亡时期是一逻莎（今拉萨）赞普王子首创王国地，是纯粹的藏地，这是中外所共认的，只是到了清道光朝，由于内忧外患，再加上当时的驻藏大臣对历史不了解，才默认了英印对拉达克的统治权。由于交通不便，有清一代的驻藏大臣没有到过西部西藏边界。民国年间，虽有中央代表在藏，但也无暇及此。勘定西部西藏的边界，要参考大量的英印方面的英文文献和游记，而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方面通英文的寥寥无几，手中更无有关的文献。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在西藏又有了代表，当时亦无暇及此。1959年平定西藏叛乱后，中央驻藏人员增多，马上就遇到了中印西段边界谈判问题，为了准备及分析资料，提出证据，我方参加谈判人员（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一个藏族人员参加）除了通英文外，没有人以前到过西藏，或从事过藏学，更不懂藏文，也不掌握有关的汉文史料，所以没有提出本文所挖掘出的一些证据，这就是当时的具体情况。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中国外交部，第1页。
[2]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边界历史地理研究论丛》，后一文系与王士鹤先生合撰。
[3]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
[4]《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九。
[5]《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五八二。
[6]《新疆图志》“国界一”。
[7]William Moorcroft:《和阗志》Notice on Khoten,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1832年第1卷，第244页。
[8]Cunningham:《拉达克》Ladak,1854年，第17—18页。
[9]G.W.Hayward:《从列城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旅行和叶尔羌河河源考察记》Journay from Leh to Yarkand and Kashgar,and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s of the Yarkand River,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70年第40卷。
[10]R.C.Schomberg:《未知的喀喇昆仑》Unknown Karakoram,1936年，第9页。
[11]S.G.Burrad,H.H.Hayden:《喜马拉雅山和西藏的地理地质概述》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Himalaya Mountains and Tibet,1933年，第121页。
[12]见其《论拉达克的班公湖地区》Note on the Pangong Lake District of Ladakh,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1867年第37卷，第343—363页，又收入同年伦敦的《地理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另有其它两种杂志转载。
[13]拉尔(John Lall):《阿克赛钦与中印冲突》Aksaichin and Sino-Indian Conflict,新德里，1989年。
[14]见安氏与瑞方另一位参加者诺林(Eric Norin)博士合纂的《斯文赫定的中亚地图，地图纪要，卷一，记录与测绘》Seven Hedin＇s Central Asian Atlas,Memoir on Maps,Vol.1,Records and Surveys,斯德哥尔摩，1967年，以及诺林著《在西部西藏的地质考察》G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Western Tibet,斯德哥尔摩，1946年。
[15]《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6]在这一带传教多年的德国牧师弗兰克(A.H. Francke)所著《印藏古物》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加尔各答，1926年版第2卷第125页注dKar-zhva为Lahul, Khu-nu为Kunawar。
[17]中华书局标点铅印本卷六第3088页点作“库鲁、农底泥底、噶尔厦加木比、作木朗、降纳乌、比宁巴奔阿辖果、觉拉木、聪萨”，成了8个部落，可见对这一带地理的概念模糊，有必要澄清。
[18]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所著《拉达克王国》（The Kingdom of Ladakh,罗马，1977年）一书第43页认为阿旺贡噶伦珠土登格勒迥乃索南坚赞(Ngag-dbang kun-dgav lhun-grub thub-bstan dge-legs vbyung-gnas bsod-nams rgyal-mtshan)所撰《达仓热巴传》rNal-vbyor gyi dbang-phyug Audiyana-pa Ngag-dbang rgya-mtshovirnam-thar legs-bris vaidurya dkar-povi rgyud-mang第31页的Ga[r]-sha即Lahul。Ga[r]-sha及dKar-zhva的译音，藏人达仓热巴从西藏朝圣路经此地，随音记字，故与文献音近而字异。
[19]《世界地名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20]见其所著《尼泊尔王国记》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Nepal,爱丁堡，1819年，第315—316页。书后所附地图标明了古卢及毗邻地区的所在。
[21]该书第113—115页记录了至其成书时的古卢王统世系，十分珍贵。
[22]《西藏地名资料简编》，西藏测绘局1979年版。
[23]此藏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次仁加布1988年的硕士论文《试论1841—1842年西藏、森巴之战》第26页及索引所引西藏档案馆的此战役记载。
[24]《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25]《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
[26]《印藏古物》第1卷，加尔各答，1915年；第2卷，1926年。
[27]“西藏”，第4页。
[28]Charles Bell:《西藏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1924年，第7页。
[29]《西藏概要》，加尔各答，印度政府行政出版社1945年版，第122—125页。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