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与日本”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旨在探讨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态度。以前，中国和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论及较少，显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认为，对于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当时的日本政府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并没有积极地从事干涉活动（注：沈镜如：《戊戌变法与日本》（《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是：“作为新兴的侵略国之一的日本，也是积极从事干涉活动的主要角色。”）。

一

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态度主要是由当时日本推行的“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所决定的；当时日本政府的外交基点是，无论中国采取改良主义还是坚持保守，日本政府只能以日本帝国的利害为唯一标准来利用这些机会。

日本的“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是在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开始实行的。明治初年到1918年，日本的外交总方针是，“脱亚入欧”，争当“世界大国”，基本策略是，倚强凌弱，远交近攻，侵略亚洲邻国，挤进欧美列强的行列。与此同时，在不同阶段又有适应形势需要的短期外交方针和策略。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打败了中国，并在1895年4月17日迫使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于是，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为远东一霸国，“脱亚入欧”的大国目标初步实现。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便发生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给日本以很大刺激，并影响了日本的内政外交。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走访日本外务省，正式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俄国还用武力支持干涉，几艘俄国军舰开进神户和被指定为和约批准点的芝罘（烟台），摆出了如果拒绝干涉就立即诉诸武力的姿态（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3页。）。虽然日本军部强烈反对归还辽东半岛，但鉴于陆海军已经没有抗击强敌的能力，所以，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95年5月4日表示完全接受三国干涉，放弃辽东半岛（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5页。）。“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当时富有谋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伊藤博文等强烈感受到日本与西方列强相比军事力量的孱弱，故认为当务之急是扩军备战、充实国力；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日本还只是个“次等强国”，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所以在外交方针和策略上必须作适度的调整。于是，日本政府形成了短期的外交方针和对华政策，这就是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以后至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前夕实行的“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目的是“退养国力，坐待事局之变化”。这时日本的具体外交策略是，对欧美列强实行协调或追随外交，并努力寻找同盟者；对中国，则尽量不制造引起西方列强干涉的事端，以推迟瓜分中国的时间，暂时保全中国。因为只有列强的“均势”才能保持中国的存在，而当时日本的实力还不够强大，马上瓜分中国对日本不利。（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

在“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对于1897年底至1898年春俄、德、法、英在中国强占港湾、掠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等活动，日本政府采取沉默克制的态度。1897年11月，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强租胶州湾，后获得胶济铁路铺设权。1898年3月，俄国又租借旅顺、大连湾，获得中东铁路铺设权。1898年3月底，英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同年7月1日正式订约。1898年4月，法国要求广州湾租借权和云南铁路铺设权，清政府马上表示同意（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稿》（三）第255、256页；（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99页。）。这一系列事件大大刺痛了曾把辽东半岛这块肥肉吃到嘴里又被迫吐出来的日本。但是，日本政府既没有对俄、德、法提出抗议，也没有向中国提出租借的要求，而是抱沉默关注的态度。当时，日本的许多报纸纷纷非难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国家主义”情绪最严重的《日本》杂志指出：“因为有害东洋和平而还辽的我国，本来绝无容忍俄、德、法如此暴举的理由，而新内阁（第三次伊藤内阁）却竞然保持沉默……我国首先要将占理之处公诸天下，从而尽到对东洋和平的责任。”（《日本》1898年1月25日社论：《责任的继续》）（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公开批评日本政府对俄、德、法三国不发一言抗议的态度。一贯倾向中立的《万朝报》也主张日本有对三国抗议的权利，并强调日本绝对不能从威海卫撤兵。1898年3月4日的《万朝报》在《外交的无策》一文中指出：“正是由于日军驻屯威海卫，才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俄、德、法的暴举。如果日军撤退，就会引起比目前更为严重的后果。”（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1898年4月9日，《国民新闻》载文说，为了恢复均势，应该把威海卫改为长期租借，若英国反对，也应在舟山群岛或台湾的对岸割地（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伊藤博文政府对这些社会舆论不予理睬，仍然坚持政府的方策，该打时必打，民间不必说三道四。按照早就制定的方策，日本政府在1898年4月22日要求北京政府发表不割让福建的宣言。虽然清政府接受了这个要求，于4月26日发表了宣言，但日本不少报纸却认为这个宣言毫无价值，并继续非难政府的无能。（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

1898年6月11日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正式开始以后，日本政府仍然推行“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为什么采取如此对华政策，原因也是很清楚：首先，由于日本“国力尚未充实”，故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仍需谨慎，对中国仍然不能单独采取行动，只能和列强协调，以“均势”来保全中国。其次，戊戌维新运动的发生并没有引起东亚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即既没有出现列强干涉中国戊戌维新运动的情况，也没有出现维新运动引发中国内乱的局面。在“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对于刚刚开始的戊戌维新运动，日本政府则采取“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史实表明，日本决策阶层一开始就对戊戌维新运动表示怀疑和冷淡，不相信中国改革能取得成功，还担心支持中国改革派会得罪清政府和西方列强，影响日本在华利益。大隈重信系的《报知新闻》认为，中国维新运动只是“康有为一派志士奔走各地鼓吹改革的空喊”（《中国谈》，《报知新闻》1898年7月15日）（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亲官方的《时事新报》也对中国维新派的力量和维新方法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例如：“在皇帝的庇护下，依靠这些地位低下的人的力量能实现改革吗？”“采用这样激进的方法会不会反倒引起混乱？”（《设置制度局议》，《时事新报》1898年8月8日）反映伊藤博文、井上馨一派观点的《东方日日新闻》在1898年6月23日载文指出：虽然中国改革派在成立“保国会”等组织时曾提出联合日本以阻止西方列强扩张的主张，但作为日本来说，不能无视清廷与列强而支持改革派（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中国戊戌变法后期明显表现出来的改革前景的暗淡，更坚定了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这方面的有力佐证是，伊藤博文游历中国时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不同态度。

二

日本外交的决策人物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不仅具体体现了日本政府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对华政策，而且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态度。伊藤博文是日本倒幕功臣、维新元老，历任首相，他来华时正值中国“戊戌政变”前夕，维新势力与守旧势力的斗争处于白热化的关键时刻，故研究他的中国之行，是探讨“戊戌维新与日本”关系问题时必须十分重视的事。

伊藤博文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游历中国呢？以前有的学者认为，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完全是日本政府针对中国戊戌维新的一项特别行动，主要目的是“以‘赞助’光绪皇帝变法为手段，把已经建立起来的亲日势力移植和渗透到中央的核心组织里，以便通过这次变法真正成立一个日本所能完全控制的新政权。”（注：沈镜如：《戊戌变法与日本》。）我认为，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国的情况，其中包括了解维新运动的态势，并且保持和发展与清政府的关系，扩大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影响。伊藤博文在1890年就任日本贵族院议长时给黑田清隆的一封信上曾这样表示：“东洋大局之问题，将来不能等闲视之，一会期（日本第一届议会）完峻后，余愿奉派赴中国而为驻扎中国的公使，万一不能委派为公使时，漫游中国亦可，此事如蒙允许，余当为一会期议长。”（注：《伊藤博文传》，参见李文海、孔祥吉：《戊戌变法》第196页。）1898年第三届伊藤内阁辞职后，伊藤博文马上以下野政治家的身份来华游历。1898年7月21日日本的《镇西日报》声称：“伊藤侯爵乃东亚第一流人物，瞻前顾后，维持亚洲大局，深惜中国执政大臣俱在梦中，毫不警觉，兹特航华，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伊藤此行所关甚大，故特志之。”（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397页。）天津《国闻报》也报道：“伊侯此来具有深意，甚望与中国协力同心相助为理，固不仅为寻常游历之计。”（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393页。）这些资料可以说明伊藤博文早就特别重视中国对东亚国际形势的巨大影响，故想亲自到中国作一番考察；他不是真正来“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而是为日本帝国的最大利益而奔忙。

下面考察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主要活动。

1.主动拜访荣禄、李鸿章　　伊藤博文1898年9月11日抵天津，第二天上午9时就去拜访直隶总督荣禄，“谈历一点钟之久”。同天下午6时，荣禄在天津北洋医学堂举行宴会，为伊藤博文接风，在座作陪的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02页。）。9月14日，伊藤博文到达北京，第二天就去贤良寺拜会已被免职的李鸿章，谈了一小时。9月16日，李鸿章又回拜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曾对李鸿章说过这样一句话：“阁下在北方建造了一个有伟大势力的藩屏啊！”（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70页。）这是伊藤讽刺李鸿章亲俄。伊藤博文本来还想觐见慈禧太后，只因“戊戌政变”未实现。伊藤博文一到中国，首先主动拜访和接触掌握清政府实权的“后党”——中国保守派的重要人物荣禄和李鸿章，并打算觐见慈禧太后，这说明他想拉拢守旧派，交好清政府。

2.会见总理衙门大臣　　9月15日，伊藤博文与总理衙门大臣奕ｋｕāｎｇ＠①、崇礼、廖寿桓、张荫桓等会谈了一个半小时。伊藤博文首先表示：“我到贵国正是贵国朝廷改法之时，甚为欣幸。”某大臣问：“改法尽用年少之人到底有无流弊？”伊藤博文答道：“用年少人固可，但必须才识胆三者兼备之年少人方可用，否则未有不败，尚不如用老成人而以年少者佐之。且改法须有轻重有次序，若杂乱无章，则必不可。”又有某大臣向伊藤博文建议：“阁下如见皇上，凡中国应改之处，与现在改不得法之处，务必直言无隐。”伊藤博文则说：“我是外臣，未便先言。如贵国皇上有事下问，则我知无不言，但我言之无人助，皇上行之也是枉然。我看总署诸公，未必以改法为然，且近来用新进而退老成，亦不免太骤。”（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10页。）伊藤博文到中国后已经了解到，除了张荫桓等少数人支持变法外，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大多倾向保守，故伊藤博文的话很圆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他们的心理，从而不得罪这些守旧的大官。

3.与康有为的交谈　　9月18日下午，康有为专门到日本使馆拜访伊藤博文。康有为首先表达了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的热切期望，并请其指教：“我皇上锐意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但伊藤博文竟然说道：“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大自尊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康有为连忙解释道：“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但伊藤博文继续教训说：“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伊藤博文的态度不禁使康有为感到失望，便反驳道：“侯爵轻蔑敝国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以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得之六七。”伊藤博文问：“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何哉？”康有为告以主要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制肘、光绪无权和顽固守旧大臣之阻挠，故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剀切陈说”，以使其“回心转意”，支持光绪变法。伊藤博文随声附和道：“既如此，仆谒见皇太后，谨当竭尽忠言。”（注：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641、642页。）由上述可见，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访华抱有很大期望，但伊藤博文对康有为的态度却相当冷淡，没有给予任何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故见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162页。）

4.觐见光绪皇帝　　9月20日，即“戊戌政变”前一天，伊藤博文在勤政殿亲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待之以亲王礼仪，赐座御座之侧。伊藤博文首先赞扬了中国的新政：“陛下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日可立而待，外臣不胜钦佩，此实东方盛业，长享景福。”光绪皇帝说：“贵国与敝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明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伊藤博文回答：“敬遵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光绪表示：“但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46页。）觐见光绪后，伊藤博文确实又曾与总理衙门大臣们会面，但大臣们不向伊藤博文请教有关变法的事项，“讵后总署王大臣会晤伊藤，并不问及政务，殊为可惜”（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47页。），而伊藤博文也不主动向他们提出有关变法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对此，我认为，伊藤博文在觐见光绪皇帝时表示赞赏中国新政，只是表面上应付光绪皇帝而已，无意真正援助中国的维新运动。这一点从觐见光绪皇帝后伊藤博文与某大臣的非正式会谈中可以得到证实。某大臣问伊藤博文：“我国现拟变法，请问应以何者为先？”伊藤博文说：“皇上面谕将变法次序详告总署大臣，然此事实难言也。我系外臣，非详知贵国情形，则不能代筹此事，非洞悉各国政治及己国利弊不可。”（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25页。）

5.参与救护维新派人士　　1898年9月21日，中国发生“戊戌政变”，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马上授意日本驻华使馆采取措施，保护梁启超出逃，并通过外交途径营救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驻日公使的黄遵宪和亲日英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注：（日）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69-578页。）。其主要目的是保存亲日的维新派势力和维护日本政府的面子。

6.南下游历长江，访问张之洞和刘坤一　　伊藤博文于9月29日离开北京南下，游历长江，10月5日抵上海，10月13日赴武昌访问了湖广总督张之洞，10月19日又东下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06页。）。他们会谈的内容史料记载很少，不过，伊藤博文此次拜访的目的显而易见，即看重和拉拢作为南方实力派和洋务派大官僚的张之洞和刘坤一。

通过考察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主要活动，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作为日本外交战略的一着棋，伊藤博文访华的具体策略和根本目的是设法笼络清政府，遏制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从而加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并继续保持列强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存在的状态；对于中国的维新派和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也是以这一基点为转移的；2.伊藤博文虽然在光绪皇帝面前赞赏中国的变法，但由于伊藤博文通过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接触和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他已经基本认定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还担心维新派无谋会引起中国内乱，从而招致列强介入，加速瓜分中国的行动（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所以，伊藤博文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十分冷淡的态度，这显然意味着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继续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

三

日本政府及日本民间舆论对“戊戌政变”的反应，也说明日本政府对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

“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日本政府追随英国，没有采取措施反对政变，只是设法救护亲日英的维新派人士。大隈重信首相曾表示：“如有与日本帝国在对华政策上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国家，而且该国能始终遵守人道主义、文明之通义、公正之真理的话，日本将与之携手合作，共同处理目下的清国事变。”（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14页。）1898年9月27日，大隈首相指示驻华公使林权助：“汝可向总理衙门作友善的劝告，鉴于目前紧张的局势，中国不但不可对维新分子有过激的处置，同时在各方面都要采取温和的手段。汝可单独前往，或与其他愿去的公使一道前往。”（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663页。）弄清沙皇俄国并没有在幕后操纵“戊戌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太后仍是殖民主义者可利用的工具以后，从1898年10月中旬起，日英政府都转而肯定“戊戌政变”，支持慈禧政权。1898年10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同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谈话时认为：“俄国并没有参与这次事件（‘戊戌政变’），而且这类事件对俄国也和对其他国家一样，并不涉及其利益，因此当前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理由。”“不必担心外国利益会因反改革命运动（‘戊戌政变’）而受到特别的损害，中国的政治将如以往那样发展下去。”（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685页。）1898年11月11日，《字林西报》转达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对“戊戌政变”的看法：“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且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20页。）伊藤博文系的《东京日日新闻》载文指出这次政变最令人担忧的是国际背景，也就是西太后一派是否企图以俄国为靠山的问题，不过现在看来“两者之间似乎还没有达到那种关系。”（《北京的形势》，《东京日日新闻》1898年10月19日。）（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无论是改革派执政还是守旧派执政，都是中国的内政，“外交的核心在于保持我国的权力和利益不要受其内部事务的牵连而陷入危险的政策。”所以，该报发表文章要“避免列强之间的互相冲突，通过列强的协调，支持北京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以必要的资金和兵力援助北京政府进行兵制改革、财政整理和机构改革等等，这是今日之要务。”（《现内阁和中国问题》，《东京日日新闻》1898年11月26日。）（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东京日日新闻》的见解代表了当时日本政府对“戊戌政变”和整个戊戌维新运动的态度。1898年末，日本政府提出驱逐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讨好清政府与拉拢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实力派。

日本民间舆论对日本政府关于戊戌维新和“戊戌政变”的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评说。《日本》杂志在1898年10月13日发表的《中国皇帝的危难》一文中指出：“虽然不应干涉内政，但在主权者将被他们废绝的今日，不想讲什么救济的办法，难道不违背友好国的情谊吗？”“为了解救邻邦中国皇帝的危难，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如果一味投机取巧，怕丧失当今北京政府的欢心，或以张之洞、李鸿章之流的向背行事，那么作为东亚先进国的名声将会丧失殆尽。”（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1898年10月27日，《日本》杂志又刊登《政变前后的措施》一文，责问日本政府：“对于这次政变，我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是否竭力劝告北京政府减少波动，还是对皇帝的安全做了什么防范措施？有没有尽力救护改革派？这次政变本来可以反过来利用，以促进中国的自新，但由于我国政府放过了这个机会，以致让训政政府巩固基础，而使多年积累起来的革新势力受到重大打击。”文章还建议，为了促进中国自新，日本政府应该采取如下对策：1.否认训政政府，2.劝告让皇帝复权，3.要求采用文明制度（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万朝报》在1898年10月27、29、30日连载长篇社论《中国改革说的两个时期》，就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所持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万朝报》认为，中国改革派志士的言论行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志士非常相似，“其议论之峻峭”、“其动作之激切”、“其规画之躁急”等等，常常使守旧派有机可乘。《万朝报》指出，日本外务当局的方针是并不指望康梁一派的改革取得什么实效，而是寄希望于具有伟大头脑、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如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以有秩序有规律的渐进方针，来进行对种种旧习的刷新，但事实说明，依靠他们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实行改革是不会有效的。“如果说只从现在维新党的轻举妄动而料其最终成功是所谓愚者的，那末，不希望其成功的外务当局那种幼稚的说法，岂不比愚者更愚？”（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

在“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日本政府对刚刚正式开始的中国戊戌维新运动采取“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戊戌变法后期明显表现出来的维新的暗淡前景，更坚定了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伊藤博文中国之行对中国守旧派和地方实力派的着力拉拢和对改革派领袖康有为的出奇冷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基本上追随英国，没有采取反对政变的措施，不久便转向肯定政变、支持慈禧政权，而日本民间舆论则激烈评说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的旁观态度，这些进一步说明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态度。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日本政府既没有热情切实地支持，也没有积极地从事破坏活动，而是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这是出于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不管守旧派在中国掌权还是改革派在中国当政，最重要的是维护日本在华的侵略特权和利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匡加力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