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前后的十余年，是远东国际政治急剧变化的十余年。不仅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扩大和巩固在华侵略权益，而且为之进行激烈的外交斗争，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远东国际关系经历了空前未有的分化改组，且又产生着新的排列组合，呈现着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如何认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乃是能否正确认识这一时期远东国际政治和中国社会何以剧烈动荡之关键。因此，这一课题历来被我国史学界所重视。三十多年来，我国近代史论著普遍认为，“以义和团反帝运动作为分界线”，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在此前后“显著不同”。义和团运动以前，帝国主义列强推行的是“瓜分中国”的政策；义和团运动以后，则是“抛弃了直接瓜分中国领土”的狂妄政策，奉行在“保全中国”的名义下攫夺政治、经济权益的政策。有的论著虽然指出了上述见解的矛盾性，但仍未看到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政策演变的一贯性和深化性。我们认为，对这一课题作更深层次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时期远东国际政治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认识。
一
帝国主义列强公开叫嚣瓜分中国，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开始的。1895年初，沙俄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最先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955年莫斯科版，第34页。)。从此，以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为契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展开了凶恶的掠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由此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发展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外国资本不仅大规模攫夺中国铁路干线及重要工矿企业的让与权，而且极力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通过政治贷款，取得重要税收和财政的监督权和控制权。二是加紧划分势力范围或利益范围。到了1897年，法国资产阶级舆论界已经明确指出，“俄国的势力，自北而南，远及黄河；如果德国能得长江、黄河中间之地，则德俄两国应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属于俄国，黄河以南属于德国。英德两国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属于德国，长江以南属于英国。法国占据云南全省，以至巴麻东北边界，并巴喇马□打的山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 第3册，第287页。)。1895年至1899年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虽然与法国资产阶级舆论界揭橥的主张不尽相同，可是，中国长城以北地区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省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成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竟相问鼎中国，整个中国确实已经处于要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分割殆尽的危机状态。
但是，英、俄、德、日、法等国在中国纷纷划定“势力范围”，并不等于其对华政策的主旨就在于“瓜分中国”。英、俄、德、日、法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各自国情不同，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在瓜分中国问题上不仅各有各的打算，而且在急切程度上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注意，应该采取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
英、俄两国是争夺在华优势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英俄矛盾是影响、制约远东国际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我们论述的这一时期内，英俄两霸从中国东北到西南边陲西藏的漫长战线上，都展开了拚死地争夺。英国对华商品输出的总额表明，中国市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力地说明了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远远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英国外交在华所谋求的是优势而不是均势，暂时谋求均势也是为了重新取得优势。从这一特点出发，它既不放松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竞争，又不放弃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勾结，纵横捭阖，千方百计保持在华商业利益和政治地位。英国虽然和德国、法国，特别是和沙皇俄国相互划定势力范围，但它坚决反对在势力范围内实行门户关闭，反对彻底瓜分中国，主张在势力范围内确立所谓“贸易自由”的原则，主张“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毋须赘言，这不是出于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而是借此保证英国独占中国的全部市场，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势力从中国境内排挤、驱逐出去。在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较量的紧要关头，英国政策的这种性质一再显露出来。1898年4月1日，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在与德国驻英大使的谈话中说，保全中国是符合英、德两国的共同的利益的。“如果没有这一点，肯定地可以预料到俄国将更进一步地伸入中国，它不仅将威胁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而且也将威胁德国在胶州湾腹地的利益”。坚持这一点，则可以“确定俄国以后不得逾越的界限”(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1959年商务印书馆译本，第281—282页。)。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的1900年8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在向议会说明英国对华政策时也再次申明，英国“反对任何瓜分中国的行动”(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980年中华书局版，第157页。)。可以说，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决定了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恰恰不是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在英国侵华活动中只处于从属地位。
沙皇俄国则不然，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借款、筑路、建厂等最新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虽然日益广泛地被采用，但沙俄孱弱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足以与英国抗衡。因此，从整体来说，武力扩张和领土兼并始终在其对华政策中占有特出的地位。以扩张领土为目标，沙皇俄国曾两次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攻势，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猛攻就发生于1895年，迄止于1905年，中心目标是鲸吞中国东北。沙俄政府不仅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的磨盘注水者，而且也是利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掠夺最大利益者。分割中国北部领土，将从中国东北至西南的满、蒙、疆、藏大半壁山河尽皆囊入俄罗斯帝国版图正是这一时期沙俄外交的“根本任务”(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928年列宁格勒版，第177页。)。沙俄政府也正是以此增大同英帝国主义角逐的砝码的。
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德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威廉二世亲政以后，德国资本主义日益赶上并渐渐越过英国，旧有的殖民势力囊袋已经装不下德国日益肥硕的身躯，势将与英、法、俄等国争衡。德国外交政策也从专注欧洲一变而为“世界政策”。在这个“世界政策”指导下的德国对华政策呈现了极其复杂的现象。德国在欧洲身处法、俄夹击这一险恶形势迫使它总是设法要把俄国这股祸水引向远东，减少德奥东境所受的压力，以便全力打击法国，保持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正因为如此，德国几次怂恿沙俄在中国铤而走险，几次拒绝英国政府的联合抗俄的建议，同时又不放松和俄国资本的争夺。另方面，德国抢占了中国山东省作为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期间，德皇还企图用“铁甲拳头”打下瓜分中国的基础。但德国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使它并不满足于既得的这一隅之地，迫切需要更广大的中国市场。在这种场合，德国外交当局制定的对华政策是，“瓜分中国或仅划分为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就目前来说都是和我们不利的。人们经常想把我们限制在山东省，英国也竭力把我们排斥于长江流域以外，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商业逐年巩固，而且在这里也越来越能把英国的竞争排挤出去。因此，我们越把瓜分推迟，我们的时运就越好。”“我国的国际地位，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待英、美、日这一集团和对待俄法这一集团的正确关系上。因此，我们就能有时和这个集团一道走，有时又和另一集团一道走，而不致于使我们陷到敌对集团去。如果我们失掉这种能力，我们将陷入依附于某一集团的不幸境遇中。这种观点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不能置之不顾”(《历史译丛》，1962年第4期，第75—77页。)。
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又不同于德国。中日甲午战争议和谈判期间日本政府提出的议和条款清楚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对整个中国都怀有独吞之心。不过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政府却是把确立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置于首位的。对华政策是“北守南进”。所谓“北守”，就是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对俄国采取妥协态度。希翼以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优越地位为条件，换取俄国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地位的承认。所谓“南进”，是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东南沿海和华中腹地。尽管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后，日本政府积极赞同，但瓜分中国却是渗透着日本“北守南进”这一国策的骨髓的，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山县有朋在1900年8月20日提出的《关于北清事变善后》的意见书，较为突出、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精神。山县有朋指出，“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以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在划定此种势力范围时，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1966年东京版，第261页。)。
总而言之，义和团运动以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是存在着差异的。我们不能因之都是以攫夺中华民族利益，而一概称之曰是“瓜分中国”的政策。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英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并不是“瓜分”，而是“独占”；而俄、日这类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才用“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893页。)，才奉行直接瓜分中国领土的政策。这种差异的存在，既鲜明地反映了英、德、俄、日等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跨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特征，也明白地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英、德、俄、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时的各自具有的独特特征。同时，还鲜明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残酷无情这一基本态势。
二
《辛丑条约》订立后，义和团运动期间出现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险恶形势缓和下去。此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竭力实现已经攫夺到手的政治、经济权益，而且进一步攫夺新的权益。整个中外关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关系都出现了新的动向。承认这一基本形势，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这些新的动向能不能表明“帝国主义对中国只能象窃贼偷窃死尸一样，鬼鬼崇崇地进行瓜分，它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倡言瓜分中国了”，能不能表明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领土”的政策？如果我们详细考察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我们应该说，帝国主义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这一观点，没有看到俄、日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重要转变，低估了俄日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关系调整的意义；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争夺欧洲和远东的斗争对列强侵华政策的深刻影响，过高地估计了义和团运动的实际作用；没有看到中英、中美、中日三个商约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实行再分割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低估了这一系列重大史实的严重性质。
1904年到1905年的俄日战争，从中国东北边疆的局部范围来说，它只是俄、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但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全局来看，则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夺取势力范围这股狂潮的继续发展。义和团运动期间出现的帝国主义出兵中国这一形势，给俄、日两国的对华政策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沙俄政府顽固坚持要求清朝政府不是把中国东北直接割让给俄国，就是让俄国在政治、经济上控制东北。沙俄政府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关闭这一阴谋的破产，直接导致了俄国远东政策的恶性发展。”俄国对满洲的政策依然不变：俄国无意放弃对中国这一地区的统治。相反，它决定把这种统治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955年莫斯科版，第328页。)。这就是所谓“一切凭武器坚持”，最终“在远东确立我们（俄国）的霸权”(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日俄战争》1925年列宁格勒版，第42页，153页。)。饿国远东政策的这种变化，受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义和团运动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奉行“北守南进”政策，对俄大搞“满韩交换”，但以沙俄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为契机，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矛头再次指向中国北方，“北进南守”从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最终确定下来。同时，日本政府在到底是走俄日协商还是英日同盟的道路问题上作出了英日同盟的抉择，把“满鲜问题”作为一体，置于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日本政府认为，“韩国问题之解决如不同满洲问题联系起来，则不能令人满意”(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1956年东京版，第524页。)。英日同盟的作用，则是“迫使俄国顺应我方之要求”(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1956年东京版，第67页。)。通过中日甲午战争的“战后经营”而进入帝国主义形成阶段的日本，而今在英日同盟建立后与沙俄的对抗关系中，已经把瓜分中国作为自觉的对华政策。在这里还应该看到，义和团运动以前，当沙俄政府强占旅顺口挑起帝国主义强占中国海港狂潮之时，英、日等国不是刀兵相向，从沙俄手中强夺旅顺口，而是竟相压迫清政府索取“补尝”。它们相互搏斗，颉顽不下之际，为了避免丧失在华既得权益和突破僵局，又往往背着中国进行肮脏交易，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擅自约定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现在，英、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已经不惜诉诸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已经走向集团化和军事化。从帝国主义国际斗争的全局来看，俄日战争又是国际帝国主义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重新分割世界领土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战双方虽然只是日、俄两国，但英、法、德、美元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卷入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俄日战争，集中地反映了英日美和俄法德在中国的利害冲突。
俄日战争结束后，俄日、俄英、法日先后签订双边协定，英日同盟和俄法集团在华尖锐对立的形势缓和下来。这三个协定，贯串着帝国主义列强继续瓜分中国的阴谋。特别是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此后的十年间，将俄日协约所适用的范围不但扩大至内、外蒙古，而且扩大至全中国。岂止如此，俄日两国并且利用俄日协约所确立的协调关系，以咄咄逼人的态势，一再掀起向清朝政府攫夺政治、经济权益的高潮，制造了像所谓间岛问题和外蒙“独立”这样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重大事件。策划彻底瓜分中国，至始至终是俄日两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倾向。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以前，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狂潮中产生的英法、英德、英俄三个协定，已经将中国的四川、云南、两广、山东、长江流域、东北三省划分为势力范围，那么，这三个协定及其续约，不仅对这种强权关系加以肯定和修正，而且扩及西藏和内外蒙古，中国广袤的腹里内陆和沿海省区被帝国主义列强更严密地置于其控制之下。这些条约和协定所结成的侵略体系，就像一根根新的绳索，越来越紧地缠住了中国的周身，将中华民族推进更加险恶的境地，也使这一时期的远东国际政治深深打上了帝国主义列强继续瓜分中国的烙印。如果认为俄日战争只局限于中国东北一隅，战争的结果只是划定了俄日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如果认为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关系的调整涉及的只是中国局部地区，而忽视甚至割断它同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中国活动的联系，低估这些事件所反映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斗争的严重性质及其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与事与理都说不通的。
诚然，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间订立的所有协定中，没有一个敢于公开倡言瓜分中国，都堂而皇之地规定“尊重中国之独立与完整，及各国在华的商业与臣民同等待遇的原则”。就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华政策上作出这样的规定而言，确实表现了中外关系、远东国际关系的新的格局和新的动向，但这并不等于帝国主义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计划是否实现与这样一个计划曾被制订出来这个事实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应该是两码事。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规定，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实力地位决定的。众所周知，俄日战争结束后，欧洲国际关系急剧恶化。德国在近东和海上步步进逼，英德之间、德法之间、德俄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而在远东，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态势是日本乘着俄日战争的胜利，步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美日矛盾以争夺中国东北路权的形式尖锐地反映出来。这种局势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英、法、俄三国集中主要精力应付欧洲局势，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远东局势。为防止他国侵夺其在华的既得利益，相互牵制对方，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联合起来宰割中国的暂短局面。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可以因压迫中国的一致而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以谋求暂时的妥协，缓和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帝国主义各国间在华旧有的矛盾并未获得根本解决，且又与新的利害交织在一起，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向前发展。所以它们对中国的争夺也从未止息，瓜分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1907年以后的日俄联合打破这种均势、步步扩大对华侵略的史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说上述只是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强调其意义和地位，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中的另一内容，即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的制定，反映了列强最大经济利益之所在。经济侵略，是帝国主义列强巩固和强化它们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辛丑条约》订立后，英、美、日三国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新的商约。1905年至1911年间，美、日、俄、英等国在东北、长江流域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铁路控制权的斗争。举其大端者，日本在《中日东三省协定》中规定，“与南满铁路平行的任何铁路的投资利权，除日本以外，任何国家不得享有”。俄国在继订的《中俄商约》之中，几乎囊括了长城以北地区的所有的重要利权。帝国主义列强在剧烈竞争的同时，又开始结成垄断同盟，以攫取中国的铁路权益。1905年，英法两国财团组成国际卡特尔开其端，美国垄断资本为此制造舆论继其后。1911年，美、英、德、法四国财团组成四国银行团，取得了湖广铁路的利权，共同掌握湘、鄂、川、粤四省铁路干线的开发，并且与清政府订立了《货币改革及满洲振兴实业借款协定》，则是帝国主义列强攫夺中国路权这种新行动在组织形态上的表现。这些活动，确实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领域对华侵略的深入。和义和团运动以前相比，帝国主义列强在掀起第一次划分势力范围高潮的过程中，虽然攫得了各种投资利权，但一时还来不及直接从事大规模的实现这种投资的活动。义和团运动以后，它们就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这种投资的特权，来消化、巩固和扩大前一时期获得的侵略成果了，并且带有以前所不具备的新的特征和更加严重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些活动在经济领域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中国这一严重性质，即使是以瓜分中国领土为外交主旨的俄、日帝国主义也不放松对华侵略，表明了这些现象之出现，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合乎规律性的结果。仅仅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这个角度来认识其含义，显然是不够的。
概而言之，义和团运动以后，无论就政治领域而言，抑或就经济领域而言，帝国主义侵华政策都朝着深化这个趋势发展。倘若说义和团运动前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有“显著不同”，那么应该说，这种不同，不是表现在帝国主义列强放弃瓜分中国领土的政策，而是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表现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带有再分割这种显明烙印。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政策的这种变化过程，明显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从形成到成熟这个时代的进程。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会仅仅浸沉在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的变化的急漩中观察和思考，就不能兼从源头来探寻出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规律，就不能科学地阐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的不同之点以及产生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无法看清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变化的核心及基本趋向了。
三
义和团运动前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从实质上说来，只有深化这一客观史实，为什么在我国近代史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相反却低估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活动的性质及作用呢？换言之，为什么会过高地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实际作用呢？根本症结所在，除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之外，主要在于如何看待赫德、瓦德西等人的有关言论。
赫德是在中国进行了多年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瓦德西则是亲身参加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德军统帅。在怎样处理所谓“中国问题”上，是彻底瓜分中国，还是维持清朝政府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根据自身的深刻感受，作出了反对瓜分中国的结论。应该承认，这些人的意见在供帝国主义列强制定对华政策时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在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作用和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时也应该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但是，我们不应该将其作为唯一可信的史料来说明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也不应该只根据赫德、瓦德西的言论来代替对帝国主义列强实际政策的研究。须知，赫德、瓦德西的意见既不能代表整个帝国主义舆论界的动向，也不等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际对华外交政策。前面，我们谈到了正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进行再分割的诸种表现。如果话题稍涉远些，辛亥革命时期又再现了帝国主义要彻底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英、俄、日三国在承认袁记民国政府时，无不明目张胆地附有意在分裂中国国土、加强他们在华侵略势力的条件。此一险恶形势，正是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列强一系列侵略活动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割断了义和团运动前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政策的联系。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列强在侵华过程中同近代中国统治集团以及中国人民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关系和矛盾。在我们论述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正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反动统治集团方面所结成的关系，在长时期中所呈现的总趋势，是后者对前者越来越驯顺，终致达成双方密切“合作”的局面。这种演变是中国近代反动统治集团买办化日益加深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一买办化日益加深的一个具体体现。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能步步扩大侵略，是与这个总趋势紧紧相关联的。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人民方面所结成的关系，始终处在尖锐的矛盾和对抗之中。在近代中国，人民群众处在无权的地位。尽管如此，自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侵略中国起，人民就一直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义和团运动当然是具有重大历史功绩的。但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地理解。上述三种力量——帝国主义列强、中国反动统治集团和中国人民——构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统治集团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前一种矛盾总的说来越来越激化，从而刺激着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对中国的分割；它们与中国反动统治集团的结合也越来越密切；与此同时，它们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矛盾的展开，决定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同帝国主义勾结的中国反动势力一直居于上述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外关系中的每一事端，总以它们的利益为依归。我们强调要看到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政策的深化性，不等于否认义和团运动这样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但是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并不是随心所欲、一往无阻地前进。而是要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要经过种种苦难、曲折和斗争。阶级力量强弱对比的历史现实决定了义和团运动没有能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帝国主义列强在义和团运动以后依旧推行从政治上、经济上分割中国的政策，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无比严重的危害和后果。因此，我们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主要地不是表现在它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而是表现在通过义和团运动中的八国联军之役，特别是沙皇俄国强占东三省，彻底暴露了清朝政府的卖国性质，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革命，逐渐成为广大人民普遍的要求和一股洪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正式划开了思想政治界限和组织界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及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准备了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义和团运动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认清这一点，乃是我们争取完整、准确地研究义和团运动前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政策的一个关键。
（资料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8506，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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