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城寨位于九龙半岛东部，今启德机场之北，又称九龙城，面积不到７英亩。１８９８年６月，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面积达９４６．４平方公里的九龙半岛地区，中国仅保留九龙城寨主权。１８９９年，英国单方面破坏条约，派兵强占九龙城。自此中英间关于九龙城治权之争从未停止。九龙城寨成了中英关系的一个“计时炸弹”。中英两国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因其治权而发生冲突。
一、九龙城寨问题的由来
九龙城寨是由两广总督耆英倡仪修建的，并得到了道光皇帝御准。城寨建成于１８４７年５月。中国兴建九龙城寨，主要是为了监视英国人在香港的所作所为，防范英国图谋九龙半岛。正如耆英在其奏折中所说，兴建城寨“不惟屯兵操练，足壮声威，而逼近夷巢，更可藉资牵制”［①］。
九龙城寨倚山而建，与港岛只有一水之隔。城寨城墙上安有巨炮，整个港岛海面都在其射程之内，加上港岛四周的海域仍在中国管辖之下，难免令英国人产生莫大疑虑。因而英国人一直希望夺取对岸的九龙半岛。
１９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１８９８年４月２日，英国驻华公使麦克唐纳（Claude MacDonald）向奕ｋｕāｎｇ＠①说：“香港殖民地不满足于它目前的界线，希望展拓界址。”［②］２４日，麦克唐纳根据英国外交部指示，向李鸿章出示展拓界址的地图，强索大鹏湾到深圳湾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及水域。［③］李鸿章没料到英国胃口如此之大，大惊失色，坚决不允。但英国却一再坚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李鸿章被迫同意了英国的要求，但是坚决反对英国占领九龙城，理由是：该处设有中国衙门。［④］这样九龙城问题成了谈判的焦点。此后中英围绕九龙城问题进行了长期谈判。
英国对于中国保留九龙城寨的管制权，本来极不赞成。英国外相贝尔福（Balfour）曾指示一定要得到九龙城，不惜为此而削弱其他要求。［⑤］当时代表在港英商利益的香港总商会对香港岛的防卫问题十分关心，指出“入侵军队在城寨的掩护下，可以长驱直入”，［⑥］因而反对租借地不包括九龙城寨，害怕影响他们在香港的安全。
但是在谈判中，中国在九龙城寨问题的毫不让步，使得英国无计可施。为尽快得到租借地，４月２８日，麦克唐纳致电英国政府说：“谈判中主要困难是九龙城问题，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该城的管辖权，希望九龙城暂留在中国手中。”［⑦］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复电麦克唐纳，同意中国的行政管理权可以在九龙城继续保留，但又指出中国保留九龙城管辖权，“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妨碍。”［⑧］
１８９８年６月９日，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其中关于九龙城问题是这样规定的：“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⑨］英国坚持在条约中加上“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这样英国随时可借口九龙城对“保卫香港有所妨碍”，取消中国对该城的合法管辖权。
二、英国强占九龙城及中英交涉
《专条》签订的消息甫经传出，立刻在英国各界引起巨大反响。英国海军联合会香港支会、香港总商会、伦敦商会等组织纷纷要求英国当局取消关于九龙城的条款，将九龙城及其附近码头纳入租借范围［⑩］。因而新界租地还未移交，英国已开始谋划夺取九龙城。１８９９年３月３１日，英国驻华代理公使艾伦赛（Bax-Irronside）受命正式通知总理衙门：关于九龙城问题，英国“决不容许中国在英国领土内享有军事管辖权，也不许在英国女王治下的领土继续保持中国驻军”。［①①］
１８９９年４月，新界人民反对英国接管的武装抵抗，成了英国占领九龙城的借口。英方借口“中国军队”对英国接管实行的抵抗对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要求中国官兵立即撤出九龙城。［①②］英国在感到与中国谈判无实效时，遂决定借机攻占城寨。
５月１６日，港督卜力（Henry A.Blake）派兵开进九龙城，将城内官弁兵丁一并逐出，军械军衣悉行搜夺，在城内升起英国国旗，并强行封闭九龙海关。［①③］第二天英军迫使１５０名中国平民及守城官员离开城寨。
在强行占领九龙城的同一天，英国也派兵强占了深圳。
英国违约强占深圳和九龙城，使清政府十分震惊。５月２２日，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向英外交部提出抗议，指出英国此种强制行为，违反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①④］总理衙门还于５月２１日向艾伦赛递交抗议照会，抗议英国违反条约规定，派兵将城寨官兵驱逐，要求英国撤军，并依照条约规定处理事情。［①⑤］
对中国的抗议，英国不但不理会，反而将英国占领九龙城及深圳的责任归于中国。５月２３日，艾伦赛回复总理衙门，认为责任不在英国，皆因粤督曾答应港府，在英国接管新界前维持秩序，但未能遵守诺言。所以要对“暴民袭击英军，焚烧警察席栅负责。”［①⑥］
英国对于占领九龙城和深圳两地态度不同。５月３０日，索尔兹伯里在给罗丰禄的复照中表示：英国政府不能容许中国在九龙城恢复权力。但对占领深圳则表示：“关于该地的永久性安排留待将来考虑。”［①⑦］
英国对占领这两个地方的态度所以不同，是由于英国占领深圳过于仓猝，某些问题事先考虑不周，造成某些被动。对占领深圳可能引起的国际后果也估计不足。英首相索尔兹伯里担心“英国在深圳河以北过度扩张会使人认为女王陛下政府正在肢解中国。”［①⑧］
６月２６日艾伦赛按英国政府的指示照会总理衙门，无理要求中国对新界居民抵抗英国一事支付１５万元赔款。如果中国答应，英军拟撤出深圳。［①⑨］
中国政府对于英国得了土地，又要赔款的作法十分愤怒，予以回绝。并声明保护边界是英国政府的责任，无权向中国要求赔款。［②⑩］
中英之间的谈判僵持了几个月，一直未有结果，使得英国当局反而忧心忡忡。这是因为深圳居民对英国占领军持“公开敌对态度，”而且北面的东莞县“动荡不安”，英国担心这种状况波及新界。为此，卜力于７、８两月连续函促英国政府就是否归还深圳问题“迅速作出决定”。［②①］
后来，英国政府表示同意从深圳撤军，但要求中国保证在英军撤退后，保护那些曾对英军友善的中国人。［②②］总理衙门十分合作，除向艾伦赛当面作保证之外，又致令地方当局保护那些友善对待占领深圳英军的中国人。［②③］另一方面，又锲而不舍，一再向英国追讨九龙城。
１２月１４日，总理衙门约见麦克唐纳。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表示（收回城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城寨的命运和金州城相连。中方忧虑若九龙城寨的条款不受尊重，会导致中国对重要的金州城的治权也被剥夺。［②④］
麦克唐纳不同意庆亲王的说法，无理地说中国在城寨施行治权，不但与香港武备有所妨碍，而且是对香港构成危险的重要来源。［②⑤］
清政府在与英国多番交涉失败之后，又委派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中国政府希望靠他的外交经验和在国际上的声望，把九龙城的治权争取回来。
李鸿章在上任之前，先在北京会见了麦克唐纳，要求英国归还九龙城。［②⑥］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９日又在香港会见卜力。他又向卜力提出收回城寨的要求。还说“倘英国占取城寨，可能招致俄国不满，而产生复杂问题。”［②⑦］李鸿章回广州后，又会见英驻广州领事司科特，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都被回绝。这样李鸿章奔波三地交涉，终未成功。
三、民国时期中英关系及九龙城的交涉
经过李鸿章的交涉，英国始终不敢强行管治九龙城。后来由于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暂时停止了交涉。民国初年，新安县改称宝安县。当时宝安县曾派员管理九龙城，但被香港政府阻止。民国初年，因中国军阀割据，战乱不已，对这个小小孤城，谁也不敢插手。
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０日，港府派人到九龙城张贴告示，说港府要发展这个地方，城内居民限９月前迁出。［②⑧］九龙城内居民对港府拆迁计划十分恐惧。同时他们也知道九龙城特殊地位。因而他们向两广特派员甘介侯申诉。他们在申诉中提出“城内仍归我国管理。”［②⑨］甘介侯迅速将此事件呈报了外交部。
６月２８日，甘介侯受外交部之托向英方交涉。他指出港府勒令城中居民迁走“并不符合条约的内容的和精神……中国仍保有处理城寨事务的权力。”［③⑩］但港府对甘介侯的抗议未作出回应。７月２７日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向英国公使兰普森递交照会，申明中国拥有九龙城的管治权，要求港府取消限令九龙城居民搬迁之成议。［③①］这个时期，中国的着眼点在于城内居民处境，并未萌发收回城寨的念头。［③②］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英国官员绞尽脑汁，企图证明英国政府对九龙城行使管辖权是有理的，但未敢公开提出。英国外长西蒙（John Simon）主张避免同中国政府讨论管辖权问题。但他又表示，港督不应放弃或推迟实施有关九龙城的计划。［③③］这就是说，英国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就管辖权问题同中国政府正面交锋，实际上却又不停止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动。１９３４年６月，港府再次通告九龙城居民搬迁，次年６月，６户九龙城居民被迫迁出城寨。中国政府一再抗议，但英方却置之不理，一意孤行。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９日，香港４名警察带领５名工人，进入九龙城，拆掉城内第２５号民房。九龙城居民代表当天即用长途电话向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报告，３１日，他们又到广州请愿。中国外交部闻讯向英驻华使馆递交一份备忘录，抗议港督“强拆２５号杨姓居民屋宇”，促请英国“迅速查明制止”。［③④］
此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在广东登陆，攻陷广州。有关九龙城 的交涉再度被搁置一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中国政府想乘有利的国际形势，在战争后恢复行使九龙城的管辖权。但英国政府执意恢复对香港的统治，即使在九龙城问题上也不准备让步。在这种背景下，中英在九龙城问题上再度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１９４７年９月，宝安县政府拟恢复九龙城治权，并制订了详细的复治计划。港英当局得知此事后，于１４日发表否认中国主权的声明。［③⑤］１７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九龙城治权从未放弃。”［③⑥］
港英政府否认中国对九龙城的治权，引起中国各界不满，但港英当局却无视这些不满，继续在九龙城制造纠葛，抑制中方复治计划，终于引发了全国性抗英风潮。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港府限令城寨内所有新建木屋两周内拆除。两广特派员对此表示异议，但港府仍决定九龙城居民必须迁出。［③⑦］１９４８年１月５、６日两天，港府派大批警察及工人强行拆除九龙城内房屋７０余间。１月１２日，港府又派更多的警察闯入九龙城拆屋，与城内居民发生冲突。警察向居民开枪，这次冲突中有７名居民受伤，２人被捕。这就是震动一时的“九龙城事件”。
“九龙城事件”传至国内，引起激烈反应，全国立时掀起一股反英潮流，国内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披露事件真相，抨击港英当局。广州、南京、上海、长春、昆明等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反英游行。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被游行人群捣毁，英国国旗被烧。广东省政府拨款５亿元，用于救济城寨居民。［③⑧］港英当局慑于国内民情激愤，才逐渐缩手。
港府拆除九龙城内房屋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１月６日，中国外交部刘次长对英国大使馆参事拉布谢尔（Labouchre）当面提出抗议，请他电告香港政府停止强行拆迁措施，并释放被捕居民。［③⑨］然而英国大使馆１月１０日给中国外交部的复文中称“他们不能将中国政府关于九龙城司法权所作之声明，视作是有法律依据的而加以接受。”［④⑩］态度十分强硬。
“沙面事件”发后，英国政府极为不满，英外交部向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表示：广州英国领事馆及英侨产业被毁事体严重，指责煽动者广发传单，歪曲事实，张大其辞，而中方则纵任其所为，以致发生事故。郑天锡否认中国政府纵任传单散发，强调事变只是阴谋者利用民众激昂之怨愤而酿成，他责怪英方未能训令香港政府释放被捕者和停止使用武力，以致民愤未能平息而令人利用。［④①］
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安抚英国，避免因此而破坏两国间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在九龙城问题上态度明确，不甘示弱，一再通过外交途径与英方交涉。
１月２６日，英国外相贝文向中国驻英大使馆发出照会，声称港府“除日治时期外，从未间断对九龙城寨行使其完整之治理权”，对于拆屋事件解释为“是为了预防火灾及疾病的威胁”，贝文将事态扩大、引起骚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国和香港两地中之报纸的煽动，以及宝安县长视察九龙城的刺激性行动。［④②］
中国外长王世杰阅罢，认为“其内容颇有与事实不符之处”，［④③］为防日后误会，拟就一篇复文，驳斥英方论点，解释中国仍享有城寨主权的原因。照会指出：英国在九龙城寨内不能行使管辖权。中国自１８９９年撤出九龙城寨及停止行使对该区之管辖权，纯因受武力压迫所致，中国不但从未放弃在该区之管辖权，凡遇港府企图占有此项管辖权时，均严厉反对。照会认为城寨居民的反抗及“沙面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港府不理会中国政府的多番警告，仍一再作出拆屋之挑衅行为之结果，也是英国政府对中国在城寨的治权不予尊重的结果。［④④］
当时中英双方都不想使事态扩大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双方在就管辖权问题行公开辩论的同时，还进行频繁的秘密磋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最初，中国方面提出将九龙城改成公园，名字称为中山公园或中山纪念堂。将两广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设在公园之内。［④⑤］英方拒绝了这项要求，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国拥有城寨的主权。［④⑥］
鉴于英方的态度，２月２日，王世杰接见英国大使时说：此案如久延不决，在港九或中国大有续生事件之可能，中国政府准备于必要时按照１８９８年条约派警察入驻九龙城。［④⑦］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引起英方重视。２月８日英方向中方提出将九龙城改为同盟公园，以纪念对日作战之盟国阵亡将士。［④⑧］中国不再坚持在城内设立特派员公署办事处，但公园的管理权须归中国政府。［④⑨］后来中国方面作出让步，同意设立同盟公园，由两国共管。但英方却采取拖延办法，迟迟不予答复。此后随着国内战事日紧，国民政府就更无暇顾及此事了。
四、小结
百年以来，九龙城寨问题一直是中英关系的一个死结，它随着“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而生，此后便成了一个不时发作的隐疾。清政府视城寨为租借地上一枚棋子，以维持中国的军事、经济利益，故死抓住九龙城不放。进入民国以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及民族自尊心不断提高，要求取消各种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主权呼声越来越高。然而英国却视城寨为心腹之患，是对整个香港及九龙租借地的重大威胁，因而不容中国在城内施行管治，并采取强硬措施，拆除城内民宅，终于引起举国上下强烈反对，中英两国也围绕城寨问题进行了激烈交涉，城寨问题成了中英关系的一个寒暑表，中英在不同年代对城寨治权的争执，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国民心态和中英两国关系的具体情况。在具体的交涉中，两国政府都采取谨慎措施，尽量不使城寨问题破坏两国关系。
历届中国政府都支持拥有对九龙城的管辖权，但由于中国国力衰弱，２０世纪以来中国未能实行管辖权，没有派遣官员和军队进入九龙城。又由于中国政府态度坚决，英方在此间也比较谨慎。１９４８年之后，港府对九龙城采取不管不问的政策，九龙城成了“三不管”地区，成了各种罪恶的滋生地。新中国建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然重视九龙城问题，并于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７年对港英拆迁九龙城行为提出严重抗议。迫使港府停止在九龙城的行动。
１９８４年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的问题得到解决，中国恢复对九龙城的管辖权就更不成问题。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香港提出准备清拆九龙城寨，在原址上兴建公园。中国对此表示理解。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４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英两国政府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解决了中国政府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对整个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从而为尽早从根本上改善九龙城寨居民生活环境创建了条件。……从整个香港的繁荣稳定出发，我们对于香港英国政府准备采取妥善措施，清拆九龙城寨，并在原址上兴建公园的决定表示充分理解。”［⑤⑩］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九龙城问题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手里得到解决。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７６卷，第３—４页。（台湾）国风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
②、④《同总理衙门会谈记录册（１８９７—１８９９）》，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２３３／４４，第１８１页。
③《麦克唐纳致索尔兹伯里电》，１８９８年４月２５日，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１７／１３４０，中国第一号（１８９９）第３１页。
④《同总理衙门会谈记录册（１８９７—１８９９）》，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２３３／４４，第１８１页。
⑤转自刘伟编著《香港主权交涉史》上册，第２１７页。（香港）广角镜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
⑥《香港总商会主席致索尔兹伯里》，１８９８年５月５日，Ｆ．Ｏ．１７／１３６０，第１９９—１２０页。
⑦《麦克唐纳致索尔伯里电》，第１４０号，１８９８年４月２８日，Ｆ．Ｏ．８８１／７１１８，第５９页。
⑧《索尔兹伯里致麦克唐纳电》，第１３５号，１８９８年４月２８日，Ｆ．Ｏ．８８１／７１１８，和５９页。
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册，１９５７年三联书店出版，第７６９页。
⑩《香港总商会主席致索尔兹伯里》，１８９８年７月１６日，Ｆ．Ｏ．１７／１３６０，第３２０页。
①①《艾伦赛致索尔兹伯里函》，第９３号，１８９９年４月１５日，Ｆ．Ｏ．１７／１３７３，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①②《殖民地部致外交部函》，第４７号，１８９９年４月１７日，Ｆ．Ｏ．８８１／７２２６，第７０页。
①③《卜力致张伯伦电》，１８９９年５月１６日，Ｆ．Ｏ．８８１／７２２６，第２３９页。
①④《外交部致殖民地函》附件，第１４６号，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２日，英国殖民地部档案。Ｃ．Ｏ．８８５／５，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①⑤《艾伦赛致索尔兹伯里电》，第３３５号，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３日，Ｆ．Ｏ．８８２／５，第１６１页。
①⑥《艾伦赛致总理衙门函》，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３日，Ｆ．Ｏ．１７／１３４６，第２３５页。
①⑦《索尔兹伯里致罗丰禄函》，１８９９年５月３０日，Ｆ．Ｏ．８８１／７２２６，第２７８—２７９页。
①⑧《外交部致殖民地部密函》，第３５６号，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７日，Ｆ．Ｏ．８８１／７２２６，第２６２页。
①⑨《艾伦赛致总理衙门》，１８９９年６月２６日，第１４９号附件，Ｆ．Ｏ．８８１／７２４１，第１４９页。
②⑩《艾伦赛致索尔兹伯里密函》，第１４９号，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７日，Ｆ．Ｏ．８８１／７２２６，第２６２页。
②①《卜力致张伯伦密函》１８９９年７月２０日，８月１９日，Ｆ．Ｏ．８８１／７２４１，第２６３—２６４页。
②②《艾伦赛致总理衙门函》，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６７日，Ｆ．Ｏ．１７／１３７９，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②③《总理衙门致艾伦赛函》，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Ｆ．Ｏ．１７／１３７９，第１９５—１９９６页。
②④《麦克唐纳致索尔兹伯里函》，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Ｆ．Ｏ．１７／１３７９，第３０５—３０７页。
②⑤同上
②⑥《麦克唐纳致索尔兹伯里函》第１１８号，１９００年１月５日，Ｆ．Ｏ．８８１／７４６４，第６９页。
②⑦《卜力致张伯伦报告》，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９日，Ｃ．Ｏ．１２９／Ｎ．５５２８，第１６５—１７０页。
②⑧鲁金：《九龙城寨史》，第９０页。
②⑨《罗文干致英驻华公使照会》，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７日，Ｆ．Ｏ．２２８／２１００，第４１—４２页。
③⑩《甘介侯致Ｅ．Ｊ．Jamieson函件》（英译本），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８日，Ｃ．Ｏ．１２９／５５４／１４．Ｎｏ．１３８３２，第３８页。
③①《罗文干致英驻华公使照会》，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７日，Ｆ．Ｏ．２２８／２１００，第４１—４２页。
③②梁炳华：《城寨与中英外交》，（香港）麒麟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８０页。
③③《外交部致殖民地部函》，１９３４年３月９日，Ｃ．Ｏ．１２９／５４６／１１，第９１—９３页。
③④《中国外交部致英国大使之备忘录》，１９３７年１月５日，Ｆ．Ｏ．２２８／２１１７，第６页。
③⑤鲁金：《九龙城寨史》，第１０２页。
③⑥《中央日报》，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８日。
③⑦黎世伟主编：《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编译社出版１９４８年，第９８页。
③⑧梁炳华：《城寨与中英外交》第１６３页。
③⑨《外交部驻英使馆第５８２号电》，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民国档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４１页。
④⑩《外交部驻英使馆第５９４号电》，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３日，《民国档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４１页。
④①《郑天锡致外交部第５５８号电》，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６日，《民国档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４３页。
④②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第９８—１００页。
④③《王世杰致郑天锡６２号电》，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７日，《民国档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４７页。
④④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④⑤《外交部驻英使馆第６０１号、６２３号电》，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６日、２７日，《民国档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４３、４７页。
④⑥转自梁炳华：《城寨与中英外交》第１９８页。
④⑦《外交部致驻英使馆第６３２号电》，１９４８年２月２日，《民国档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４８页。
④⑧《驻英使馆致外交部第４６４号电稿》，１９４８年２月８日，《民国档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４９页。
④⑨《外交部驻英使馆第４６４号电》，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８日，《民国档案》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４９页。
⑤⑩《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５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匡加力
（资料来源：《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