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们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虽然未直接参与武装侵略，但从战争开始就是英国侵略者有力的帮凶。(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26页；刘培华：《近代中外交关系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版，70页；王绍坊：《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6页。)然而，仔细分析、研究这段历史的有关资料不难发现，当时美国并非简单地尾随英国，充当其侵略帮凶。鸦片战争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以维护美国自身在华利益为宗旨，遵循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方针，着眼于扩大远东国际贸易市场，对中国实行经济和外交侵略，利用英国侵华战争的胜利，在中国攫取了更大权益，并且奠定了此后美国在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外交基础。

一

自十八世纪末至鸦片战争前，美国对华贸易自始就是在同英国的竞争中进行的。当时，外国在中国的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处口岸。而“美国人在广州只有一个愿望，即保持贸易按照他们的竞争者所享有同样有利或更加有利的条件继续开放给美国人，所谓竞争者主要是英国人。”(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美国人的这项“愿望”就是利益均占原则，即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前提下，分享别国在华贸易的利益。它即是美国最初的对华政策，也是美国早期孤立主义外交方针的典型反映：“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324、32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其实质是美国在对外交往中只追求利益，不承担任何义务。“美国的行动，绝对不能顾虑别个国家的利益。一切只能为美国自己的实际及永久利益打算。”(《华盛顿全集》十一卷，42页；十二卷，144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19页。)它是乔治、华盛顿总统根据美国独立初期稚弱的国力，为避开欧州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而确定的自我保护方针，以后便逐步成为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一直到1914年‘重大准则’的传统的解释为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起了很好的作用。”(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120页。)在早期对华贸易中，“为了遵循尽可能避免政治纠葛以扩充贸易的基本政策，美国政府的作用维持在最低限度。美国商人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本身的努力，虽然政府以优惠税则给予鼓励并允许商人自己推举一名领事，但不发薪俸。作为追求个人财富的商贾，他们凭自己的能力来到东方，自担风险，在中国当局所允许的自由范围内进行活动。”(Warrrenl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页。)1784年8月，美国货船“中国皇后”号首次从纽约远航抵达广州。当时驻广州的“欧州各国代表都欢迎美国人，甚至英国人也表示友善，好像很想忘记最近的美英战争一样。”(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美国商人在广州卖掉了他们的人参及其他货物，用赚到的钱买了一船茶叶和各种各样的中国货，于次年5月返抵纽约。“这次航行的纯利估计有三万零七百二十七美元，约为投资额的25％。”(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当时的国务卿杰伊（JOHN JAY）在收到“中国皇后”号管货员山茂召（SHAW SAMUE）有关这次航行的报告后，便以国会名义答复：“国会对于美国公民为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的这个第一次努力所获得的成功特别满意。(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1786年当山茂召再乘“希望”号船赴广州时，杰伊便正式任命他为美国驻广州及其他中国口岸的领事。这表明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很重视对华贸易。此后来华贸易的美国船只逐渐增加：1784—1789年，来到广州贸易的美国商船已达十五艘(彭淑龙（译音）：《美国对华贸易》5页。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29页。)；1800年，美国进入广州的船只数目首次超过英国(W．Milburm，Oriental Commerce 1913年版，Vol．2P．486。)。在对华贸易中美商所获利润相当优厚。中美发生贸易关系的第二年（1785年），一艘从纽约开来的商船，载货8860磅，在广州脱手，购买茶叶、南京布和瓷器等运回纽约出售，共得37000英镑，相当于原来购货成本的4倍以上。费城的中国贸易的先驱基拉德（Stephen Girard）在广州的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投资于地产和公共工程、银行和保险公司、铁路和航运企业。在十九世纪初年，他已经自有船只18艘，其中有8艘专门从事中国的贸易。( J．Coldstein，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1682—1846，1978年版，P．41—43。)惊人的利润激起美国人对华贸易的狂热，“每一个小坡小溪，能容五个美国人居住的小村，都在计划广州去。”(休斯：《两个海沣通广州》，27；11页。转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27，26页。)

进入十九世纪后，在广州的贸易中，美国已经成为英国唯一的劲敌，它不仅不甘心尾随英国之后，分享其对华贸易利润的残羹，而且还进一步与英国展开竞争。对华贸易的竞争，也是导致1812—1815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使美国最终在经济上完全摆脱英国而独立，“……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自由与英国或任何其他强国竞争对华贸易了……”(休斯：《两个海沣通广州》，27；11页。转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27，26页。)1815年后，美国开始采用快速的飞剪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以缩短航行时间，加快贸易周转，英国商船对之望尘莫及。同时，美商也不顾东印度公司的限制，插手该公司传统的两项专利贸易——中国茶叶和英国棉毛纺织品。美商经营的茶叶，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而且转运欧洲，最后走私到英国，甚至直接从广州运至英国的殖民地(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2页。)。美商直接从英国制造商手中购买英国劣质棉毛纺织品运到广州，并在那里以比东印度公司还要便宜的价格出售。(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另外，在十九世纪初期，英美两国在汇兑业务上的争夺，构成了广州对外贸易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东印度公司利用它原来的独占地位，对美国商人多方加以限制，而一切行动“只能为自己的实际和永久利益打算”的美国商人，则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竭力反限制，以优厚的汇率吸引原来购买东印度公司汇票的商人，从而实际上取得了比东印度公司更为迅速的进展。(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1953，p．63。)美国人的活动对东印度公司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使公司面临“毁灭性的竞争”。(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4页。)

在罪恶的鸦片贸易问题上，美国也不甘心尾随英国之后，而是通过走私及各种投机方式，在中英双方赚取巨额利润。美国不仅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而且以走私的方式赚取双重利润。美国向中国出口鸦片，始于1805年左右。(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他们究竟输送多少鸦片到中国来，始终是一个秘密。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采用走私的方法。根据显然是缩小了的公开记载，在1805年刚开始的时候，全年输入是120箱，也就是100担左右(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二十年以后，这个数字就变成1200到1400担。（22）十九世纪初，鸦片价值还只占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到了二十年代末，它就超过一百万大关，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价值几乎相等。进入三十年代之初，又进一步突破两百万元的水平，远远超过出口商品的价值。当时，美国的鸦片飞剪船是臭名昭著的武装走私船。这种船“每边都有两门大炮，中间还有更大的长汤姆炮。在主桅周围，架着大量的枪矛，后甲板的武器箱内，装满了手枪和刀剑”，它碰上中国巡船“决不改变航路”(陈庆华：《鸦片贩子的美国人》，《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11页。)侵略气焰十分嚣张。美国还在鸦片贸易的货源上挖英国的“墙脚”。当时英美运往中国的鸦片货源产地有两处，一是印度，所产鸦片质量较好，大多为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另一处是土耳其，所产鸦片质量次于印度。美国烟贩难以搞到印度鸦片，便以土耳其为货源地。在1806一1834年的二十九年中，根据有关记载，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一共是8901箱，这个数字已被大大缩小，实际输入数量要大得多。(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4页。)英美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印度鸦片在东印度公司的严格垄断下，美国不能染指，使美国烟贩怨愤不已；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入大量鸦片，又使英国烟贩们叫苦不迭。1807年，东印度公司就向英国政府表示，对于新来的美国竞争者“若不加以制止，将严重损害英国的贸易”。(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5页。)美国烟贩除了贩运土耳其鸦片，还在波斯和伦敦收购印度鸦片。通常，从波斯、伦敦等地贩运鸦片所获利润。要比土耳其鸦片高出四分之一。在中国，土耳其鸦片不如印度来的鸦片值钱，美国烟贩有时被用来掺杂在价钱比较高的鸦片中。(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这是美国烟贩挖英国烟贩“墙脚”的又一手段。此外，美国船可以随便从英属印度装运货物到广州，在这些托运的货物之中夹带鸦片。在1839年向林则徐呈缴鸦片时，在20283箱的总数中，运交英国行号而为美国人所持有的鸦片共1540箱。这批托运的货物没有一箱是来自土耳其的。(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至于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扩大对华贸易。尽管英国人表现出很大“善意”，美国人却从来未表示过愿意承担合作的义务。

总之，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华合法和非法贸易活动中，美国从未与英国进行合作，充当英国侵略中国的帮凶。而是与英国展开激烈竞争，在孤立主义方针指导下，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对中国采取了独立的贸易、侵略方式。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初则坐观成败，继则从中渔利，利用中英对峙局面，大发贸易横财。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在广州下令所有外商将其鸦片悉数交出，并具结申明，以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否则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美商系于共同利益，与英国人一致行动，拒绝缴烟。5月25日，在广州的美商联名上书国会，建议美与英、法、荷诸国采取一致行动，并要求派遣一支海军来华以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迟迟不表态，只在1842年派遣东印度舰队驶往中国伺机而动。而当时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为“保护外国人的团结一致”，不仅下令英商将所有鸦片移交给他，由他代缴给林则徐，以便将事态升级到两国政府之间，而且“情愿为美国人手里的印度鸦片担负完全责任”(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美国人则顺水推舟，将1540箱鸦片交给义律，既避免了直接经济损失，也为以后分享英国侵华战果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美国领事七那（Samuel Snow）还背着英国“竭力向林氏证明美国人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同英国人不能相提并论”。(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以便留有退路，两面受益。

义律代表英国商人缴出二万多箱鸦片后拒绝具结，命令全体英商离开广州去澳门、香港，并“建议凡共同行动的外国人，一体从广州撤到澳门”。以便对中国实行贸易抵制．“但是美国商人别有怀抱。自从英人撤出广州那天起，各国就分道扬镳了。(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因为美国人此刻意识到昔日对华贸易最大的竞争对手英国商人自动撤离广州，无异于为美国商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独占贸易机会。他们抓住时机谈判，“于7月3日与中国在较宽大的形式下具结”，(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从而获准恢复进口通商。“其后几个月，美国人经办着陆上调配所有业务。……美国人为英国人把货物运进运出，有时在香港把英国货装上船，绕一趟马尼拉，不开舱就运回广州，通过这样一套形式，来逃避法网。每一种能够浮得起的船只，都硬被投入服务”(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利用中英对峙局面，美国人不仅扩大了其正常的对华贸易，而且大搞居间走私，转手贸易，既帮助英商脱手积压货物，又掏了英商的腰包，同时还破坏了中国对拒绝具结的英商所实行的经济制裁，英国商人愤忿不平：“在这期间，美商赚钱最多，他们的船只，被雇自香港将英人的货物运到广州，按照每吨十二元半的‘便宜’运费。他们就是这样‘照顾’他们的英国朋友！”(《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五册．第40页。)。尤其是在与清政府具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后，美国商人还利用合法身份走私贩运英国鸦片，赚取中英双方的钱，捞取不义之财。“在保结签字三天后，美国巡洋帆船‘哥伦比亚号’司令列德（George Reed）从澳门向海军部报告：‘现在停泊于此间各航线上的英国船只，还装有不少鸦片，这些鸦片是绝对不会运回原起运地的。鸦片贩卖一定是在此间沿海进行。因此如果听说有以美国旗帜保护走私的事情，我是不会惊奇的’。”(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1842年4月，美海军少将加尼（Lawarnce Kearny）被派到中国统帅东印度分舰队，当时“距立具保结不过两年的功夫，他就发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美国国旗正被广泛地利用来包庇鸦片走私。美国公民，即使不是以公司身份，至少也是以个人身份积极从事于这种贸易。(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1843年5月19日，加尼从厦门致函海军部长：“美国国旗现在是这种非法贸易的唯一护符了……英国船艇已经离开江面，这使得作为美国旗帜保护下的运输业者的美国人居于特殊有利的地位。”

可见，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也没有简单地充当英国侵华帮凶，而是孤立主义方针下投机取巧。美国乘中英交战之际与英国展开竞争，扩大对华贸易：“美国的产品……对付英国的竞争很是成功。在1842年10月到1843年7月这九个月之内，美国输往中国的国产品价值在170万元以上，并在两年之后打破了200万元的纪录，在这期间美国人运入中国的英国和欧洲产品已经减到不足20万元之数”(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从而切实地维护了美国“实际的和永久的利益”。同时又在客观上助桀为虐，帮助了英国侵略中国。义律在1939年也承认在他阻止英商去广州贸易期间，“如果不是美国商人留在岗位上不动，英国人可能就进去了。我没有力量制止他们不去。现在当令的贸易已经过去，而且我们身边有了强大的力量，我们能够使中国人屈服了。”(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

三

鸦片战争，美国人已经隐约地瞥见到亚洲是美国制造品的一个市场”。因此美国不仅不满足于坐享英国侵华战果，而且撇开英国单独与清政府谈判，在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幌子下，利用英军对华战争的胜利。恐吓讹诈，不战而胜，胁迫清政府与之缔结《望厦条约》，在中国攫取了更多权益，成为继英国侵华之后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集体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

早在英军兵临南京城下之际，美、法军舰即紧随其后在下关江面巡弋、窥测。中英《南京条约》缔结后，美国商人即迫不及待地尾随英国要求在新增开的五个通商口岸与英国分享贸易权益。1842年10月25日，美商啵呐（C．O．Paullin）即以“在奥东风闻宁波地方，各国俱准通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4，中华书局，第2498页。)为辞，首先从定海驶往宁波城外三江口，要求在宁波贸易通商。美国政府则不满足于坐享英国侵华所获权益之残羹，它急欲通过缔结条约，在分享英国侵华所获权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攫取新的权益。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不久，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即“试图替美国人取得中国根据南京条约给予英国的权益，并准备在中美两国之间签订条约。”(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1842年10月8日，他致函耆英，要求“为美国商人取得与最惠国相同的地位”(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美国政府亦“觉得美国能够开始进行安全谈判的时机终于到来，如果要想获得和英国相等的利益就必须这样做”(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12月31日，泰勒总统向国会发布一篇咨文，建议任命一位专员“驻在中国密切注意美国公民的企业，……授权和地方当局交涉，并且准备在必要时……在本国政府的指示下与清帝国高级官员交涉，并且通过他们上达皇帝本人。”(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1843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议案，决定拨款四万美元作为与中国开始外交的费用(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组织一个使团赴华谈判，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加雷布·顾盛（Caleb Cushing）任团长。他被任命为驻华特使全权公使，有签订条约的全权。美国政府给顾盛三项指示：其一是要“争取美国船只按照英国享受的同样条件，进入中国开放的诸港口”；其二是“要保持美国政府的尊严，要永远肯定地说不是来进贡的”，并随身携带一封总统致皇帝的信，准备赴京面呈皇帝；三是“必须坚持最惠国待遇的原则”(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顾盛的使命表明，美国政府不仅要在中国享受与英国同等的待遇，而且旨在向中国强调美国的独立性和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要求中国对美国“一视同仁”，使美国受所有各国在华所享受的平等权利。实质上就是企图分享各国在中国所获取的一切权益。同时，顾盛的使命不仅旨在攫取与英国相等的在华权益，而且更着重于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待遇”，即要求清政府承认美国总统与道光帝同样至尊。在泰勒总统致道光帝的信中，还特地详细介绍了美国的版图和二十六州的情况，以便使中国对美国的国土民情有深刻的印象。实际上，美商当时已在中国获取了比英商更多的权益。顾盛的使命正是要以条约将美商在中国所享受的“比英国人占便宜的”一切利益固定下来，并且设法攫取新的权益，为以后进一走扩大侵占中国市场奠定基础。

顾盛的使命反过来又启发了英国人。为了弥补中英交涉中忽视“政治待遇”的缺陷，英国利用最惠国待遇中的利益均沾原则，在1843年10月8日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中”添出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准英人一体均沾等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9，第2762页。)，主持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甚感诧异，再三询问才知英方对手“税则码头业已议定，断不敢另有要求，惟闻咪唎坚欲求进京，倘蒙大皇帝允准，伊国亦当邀恩”(《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9，第2762页。)。但以后这一条款遂成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开端。英国以预约“均沾”美国人进京谨见皇帝待遇之名，在外交上取得了以后均沾其他各国在华所获新权益之实。而随后的中美《望厦条约》又援引《虎门条约》中的这一条款，作为“均沾”各国在华权益的依据。可见，美国不仅分享了英国侵华全部战果，而且还以自己的外交行动启发英国首开对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纪录，为它在中国享受蓄谋已久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突破了外交屏障。

1844年7月3日，清政府在顾盛的恫吓之下，派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顾盛签订了《望厦条约》。在条约中美国除了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有关特权外，还进一步攫取了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美国可在通商口岸建教堂、医院等新的权益。在谈判中顾盛进京的要求被拒绝，为了避免谈判失败，顾盛以退为进，提出“如果此后在北京接见西方国家使节，也应欢迎美国的使节。”(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重申了“政治待遇”的机会均等原则。因此，“美国条约是经过更长的时间，更审慎拟定出来的文件，在许多重要部分比英国条约优越”(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它表现在“这些以武力为英国人取得的让步，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被美国人坐享其成”(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并且实现了顾盛使华的核心目标——“确立最惠国待遇原则”。尤为重要的是由美国首先倡导的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为核心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迅即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竞相援引，成为它们集体侵略中国的条约依据：“作为经营贸易的基础来说，美国条约比享利·朴鼎查爵士所缔结的各协定要高明得多，而且如此的高明，以致它即变成为几个星期之后议定的法国条约取法典型，也变成为1847年3月29日签订的对挪威和瑞典条约的蓝本。美国条约中高明的规定也随即赢得英国人的承认，并且大加利用。”(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因此，美国是继英国侵华之后，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集体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同时，奠定了以后美国对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外交基础，并着眼于远东国际贸易市场的扩大”。

综上所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美国并未与英国结成任何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联合阵线”，(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80页。)也不是简单地尾随英国侵略中国，充当其侵略帮凶。美国是在其既定的孤立主义外交方针指导下，采取“利益均沾”的外交侵略方式，狐假虎威，坐享其成，“均沾”了英国侵华战争之利，拒负联合行动之责，并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攫取了更多权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体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