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势力一片喧嚣。他们制造种种歪曲真相、颠倒黑白的谣言和谬论，肆意诬蔑、诽谤和攻击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竭力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及其罪行进行辩护。然而，侵华者的喧嚣压制不住真理的呼声。当时，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进步力量，给予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以巨大同情和声援。他们发表演说、谈话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无情揭露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猛烈抨击其侵略、掠夺中国的反动政策，充分肯定了义和团的正义斗争。这些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文献虽说为数不多，但却集中代表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进步力量的心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至今，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并将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深深纪念。

　　一

　　1900年6月中旬，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此前后，他们大造舆论，污称义和团是杀人放火的“拳匪”，咒骂中国人“愚昧”，诋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是“中国人仇恨欧洲文化和文明”，是“黄种人敌视白种人”。在德国，曾经下令派兵强占了中国胶州湾的德皇威廉二世，还捏造了中国人企图征服世界的“黄祸论”，极力煽动战争狂热。1900年7月，在他于不来梅为德国侵华先遣部队送行时扬言，要对中国作“示儆的惩罚与报复”，并歇斯底里叫嚷：“无需任何怜悯，决不留下任何俘虏……要象一千年以前阿提拉率领下的匈奴人那样，为自己争得永垂史册的光荣。德国人也同样应该在中国大显身手，使得千年之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敢睥睨德国人。”（（苏联）纳罗奇尼茨基等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第1册，第273页。）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挺身而出，奋力反击帝国主义的谬论。6月19日，即八国联军强占中国大沽炮台后的第三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题为《铁拳》的社论（该社论中译文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1—7页。引文不再注出。）。该文着重揭露了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反动实质，并深刻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文中明确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文章追述了德皇威廉二世在强占胶州湾时发表的“用铁拳打进去”的演说，以及德国工人阶级领袖倍倍尔严斥“租借”胶州湾乃是“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的讲话，认为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为怪了。”该文强调说：“这种侵略政策以及对中国民族尊严和民族存在的一切侵犯行为的后果，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当八国联军“同中国作战”的时候，中国完全有理由为“保卫自己的民族财产”而战，而对这个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横加攻击”，则是帝国主义的“无耻”行为。文章还高度赞扬了中国军民抗击八国联军的民族自卫战争，称颂“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因此，该文最后号召说：“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此后，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李卜克内西、梅林、倍倍尔、蔡特金等，相继发表文章或演说，一致强烈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列强对义和团运动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血腥镇压，号召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起来反对德国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6月20日，即《前进报》发表《铁拳》社论的第二天，《新时代》发表了梅林《中国的骚乱》一文。梅林针对威廉二世为代表的“德国霸权政治家”们发表的谬论批驳道：“据我们所知，中国人从来没有企图拿着武器去扼杀欧洲的‘文明和人道’，然而‘铁拳’政策到中国去干什么，却是大有文章的，无论如何，是跟欧洲的文明和人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尖锐、深刻地指出：“欧洲列强侵袭中国不是为了文化和文明，或者别的诸如此类的美好事物，而只是为了要瓜分介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球上的最后一块大的销售市场罢了。”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更加坚定地反对它自始至终都在谴责的这种政策，永远不去苟同它”。梅林要求德国工人群众与那些把侵略中国说成是“爱国主义”或是“为了民族利益”的欺骗宣传划清界限，他说：“这些爱国主义者们都是在全力养育着自己国内的暴君政治，而凡是去帮助锻造架在中国人脖子上的枷锁的工人，也恰好是在把自己身上的锁链栓得更牢。德国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这么干的。”（《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50—551页。）7月4日，梅林又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题为《正在成熟的庄稼》的文章，他针对威廉二世在不来梅的演说中所谓出兵中国是为德意志帝国受到侮辱与嘲笑、为宗教信仰和文明而战的无耻谰言痛加驳斥，他说：“那些以为‘租借’了胶州是个外交上的杰作的反动的霸权政治家们，已经把德国推向流血的、毫无意义的冒险的边缘。甚至可以说，把德国推向了一场将扼杀现代文化一切成果的世界大战的边缘。”（《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52页。）指出欧洲列强们出兵中国，完全是为了“争夺利润”和掠夺中国，根本不是什么“为宗教信仰而战”。

　　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火不断扩大，以及他们残酷镇压义和团和屠杀中国人民等暴行不断增加，德国许多城市和地方纷纷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抗议活动，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等人积极参加一些群众集会，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和德国政府战争政策的反动本质，强烈谴责八国联军野蛮暴虐的强盗行径。1900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因茨召开代表大会。该党主席保尔·辛格在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德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讲话”，他指出：“德国的对华政策起源于世界政策，它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获取一块德国领土，通过占领一个省在中国站稳脚跟。”这种对华政策“是为满足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沙文主义的领土欲望和资产阶级的资本利益服务的。”（《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53页。）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世界政策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富有掠夺性和侵略性”的殖民扩张政策，坚决反对德国政府“派军队去中国”的非法行为，并“要求全党广泛开展抗议活动，为反对反人民的对华政策而斗争。”（《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54—555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柏林、莱比锡、巴伐利亚、米格恩、黑尼欣、忒尔岑等地方的工人和各界群众，都举行了民众集会，德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华和支援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运动形成了高潮（赵振玫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0页。）。

　　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正在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俄国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同时，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十分关注。1900年12月，列宁创办的《火星报》问世。就在《火星报》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217页。）。这篇文章不仅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沙皇政府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侵华政策的殖民主义本质，而且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以铁的事实和尖锐的笔触，严厉驳斥了国际反动势力的反华论调，给予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以巨大的赞助。

　　当时，义和团运动正遭到八国联军的凶残剿杀，沙俄军队除参加了八国联军的行动之外，还单独攻占了中国东北地区，“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正在“庆祝胜利”，欢呼俄罗斯“在远东的新成功”。针对帝国主义势力的这种狂呼乱叫，列宁满腔愤慨地说：“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力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列宁还在文章中彻底戳穿了帝国主义者制造反华舆论的险恶用心。他强调指出：“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还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也遭到俄国人民遭到的那种苦难，……遭受到侵入中国的资本的压迫。”因此列宁号召：“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列宁在谴责“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的同时，教育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认清这种殖民政策进一步使俄国“人民破产，更使人民腐败和受压迫”，“变成奴隶”，是“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所以，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与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两国人民的斗争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和论断，洋溢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不仅是对沙皇政府和其他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沉重打击，从而给予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巨大声援，同时也从理论上武装了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把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讲，作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也为列宁主义的民族解放思想提供了重要事实和依据，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无疑，这应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国际意义之一。

　　二

　　义和团运动之际，世界上一些进步人士也仗义执言，批判、鞭笞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谬论与罪行，为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而大声疾呼。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早在1868年，马克·吐温在《对华和约》的杂文中，就斥责侵略者在中国强拓租界地的无耻行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对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更加关切，并表示热烈的支持。1900年秋天，他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我反对兀鹰把脚爪伸到别国的土地上去。”（《世界文学》1959年8月号，第128页。）1900年8月12日，就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马克·吐温写信给友人说：“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人方面。欧洲的匪徒们曾经欺凌了他们多少年，我希望他们将一切外国侵略者驱逐出境，永远不许他们再来。”（《世界文学》1959年8月号，第128页。）同年11月，他还在美国公众教育协会年会上致词，宣称：“我是一个义和团人，义和团人是爱国的，我祝他们胜利。”又说：“为什么列强不退出中国，让中国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呢？事情都是外国人闹出来的，只要他们能滚出去，那是多么大的好事。”（转引自顾长声：《马克·吐温揭露传教士对义和团的镇压》，《学术月刊》1983年第5期，第73页；参见《新华日报》1963年1月30日钟山文艺版《我也是义和团》（中译文）。）当八国联军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镇压义和团并借机勒索中国人民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马克·吐温闻讯极为愤慨，立即赶写了《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文章（该文英文原文见于《The Portable Mark Twain》，first Published in USA by The Viking Press 1946，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1977，PP、595—596，以下引文不再注出。），于1901年2月发表在美国有影响的杂志《北美评论》上。以后不少报刊转载此文，纽约反帝同盟还把它印成单行本发行12万册以上，引起了西方舆论界的震动。

　　在《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一文中，马克·吐温揭示了帝国主义者带给中国和其他殖民地人民“文明礼物”的实质，对西方各国的殖民主义政策给中国等被压迫民族造成的灾难发出了严正的谴责。“坐在黑暗中的人”本是美国传教士对各殖民地居民的称呼，而肩负起所谓“白人的重担”，将各弱小民族从宗教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正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所自夸的“大功”。在这篇文章里，马克·吐温借用这一说法，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传教士的侵华罪行进行了尖刻的揭露，对所谓“文明传播者”虚伪、丑恶的表现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他首先转引了圣诞节前夕纽约《太阳报》发表的一则发自北京的消息，并特意在一些字句下面加了重点：“在华外国教会美国委员会的可尊敬的艾明特先生，日前曾到各处去索取义和团所造成的损失的赔款，如今已经旅行回来了。不论到何处，他都强迫中国人出钱。……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之十三倍的罚款。这样获得的钱，都将用于传播福音。艾明特先生声称，比起天主教徒所获得的数目来，他所收集的赔款并不算太多，因为天主教徒是除了金钱以外还要求以人头抵人头。”这则消息又说：“艾明特先生曾提起传道师们对中国人的态度。他说：‘……我要批评批评美国人。美国人的软弱的手及不上德国人的披着铁甲的拳头。跟中国人打交道而用软弱的手段，难免被中国人利用。’”“法国政府将退还法国兵所劫掠的物品的声明，此间人士觉得极其可笑。法国兵与德国兵比起来，更是把劫掠当作家常便饭的人，事实上，信仰天主教的文明人，打着法国国旗，带着新式枪械，今天正在劫掠直隶省的村庄。”马克·吐温利用这则消息和艾明特牧士的亲口实供展开议论，揭穿了欧洲“文明传播者”的假面具，说明了美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与欧洲列强的侵华行径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他讥讽道：“艾明特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穷的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赔款，因此就让他们自己、他们的女人和他们无辜的小孩子都势必慢慢地饿死，就为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让我心里忐忑不安；虽说他的言行，总合起来看，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神明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毫无疑问，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的历史中都无比无俦的。不过，我知道，一个俗人要是做出了那种事情并且用那种言语来替自己辩护，那可就该让我浑身乱颤了。”对于西方侵略者标榜的“文明之福”，马克·吐温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文明之福推广到我们坐在黑暗中的弟兄，总的来看，向来都是很赚钱的好买卖”，“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的任何别的把戏来，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和更多的别种利益。”“藏在那里面的，才是那位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与自由来换的那个实在东西。”这里，作者让人们看清了，所谓“文明之福”，原来正是西方侵略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给那里人民造成的无穷灾难。充任八国联军翻译和谋士的美国长老会著名传教士李佳白，曾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大谈“基督教文明”在中国传播的业绩，以西方传教士们普遍持有的极大偏见认为，“中国人民身上那种世传的、内在的、妄自尊大的排外特性是排外暴动的首要原因”（《中国排外暴乱的原因》（选择），《义和团研究会通讯》总第7期，第17页。）。与这种看法相反，马克·吐温在他的文章中指明，正是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玩弄的“文明”把戏，“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抗”，激发了“中国的受诋毁的爱国志士义和团员的愤怒的起义。”

　　马克·吐温《给坐在黑暗中的人》发表后，遭到了美国反动势力激烈反对。特别是美国基督教各差会极为恼怒，纷纷发表声明、公开信等，为传教士在中国等地的丑行进行辩解，并向马克·吐温施加种种压力，要他向公众公开道歉。但这位杰出的作家毫不屈服，他在主持正义的美国人民的支持下，对反动势力坚决回击，继续在《民友报》、《论坛报》、《北美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痛斥传教士的诬蔑和谰言。

　　在亚洲，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直接影响了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甲午中日战争后，朝鲜实际上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掀起驱逐“倭洋”争取国家独立与自由的起义斗争。1900年7月，义和团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的爱国者欢呼：“义和团的壮举！义和群雄唤起了人民宣誓消灭倭洋，形成万里长城般的巨大力量。穷途末路的倭洋，则在北京受到包围，在天津被击破，死亡不可胜计……烧毁了教堂，破坏了铁道电线，所向无敌。自称‘联军’的乌合之众，怎能击败愤怒了的中国人民？联军之覆没，指日可待，倭洋再也不能立足于中国大陆了，这还不是痛快的一件事么？……这还不是千载难逢的壮举吗？”（（朝鲜）崔泰镇：《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第34页。）这是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支持和声援，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咒诅和痛恨。正如一位朝鲜学者所说：这样的支持和声援”，“同封建统治者们的态度完全相反，而带着真正的人民性。虽然具有着朴素的形态，但是在两国人民之间，从帝国主义时代一开头，已经形成了萌芽状态的共同斗争和连带关系，贯通着共同斗争的气脉。”（（朝鲜）崔泰镇：《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1959年第2期，第34页。）

　　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了侵华的急先锋，积极参加了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号称“东亚宪兵”。日本军国主义控制的舆论界，对义和团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以此掩盖事实真相，欺骗日本人民。然而，日本的进步力量努力向本国人民介绍义和团运动的真实情况，驳斥统治者散布的各种谎言和谬论。

　　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积极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宫崎滔天（又名寅藏），在1900年10月4日至10月18日的日刊报纸《二六新报》上，发表了以《独酌放言》为题的连载文章。该文是以记录一个嗜酒的“无赖道士”对客人的酒后“放言”为体裁写成的，其中吐露了宫崎滔天自己的想法，表现出他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的积极评价。文章借“醉客”与“道士”的对话说道：“如果遭到为白人所瓜分的灾祸，那！作为支那人，你将怎么办？你不生气吗？生气，当然要生气，生了气又怎么办？那就只有当义和团了，当义和团。……要正正当当地去当义和团，那是人的天真自然的感情嘛。”又说：“在支那的传教士都是政治家的爪牙，政治家的爪牙也好，可他们是站在国与国之间充当盗贼的媒介，所以就更坏！”“从义和团的骚动中，看到了支那的生死问题。……首先，要是究其本源，问其所以，那传教士的行为要负很大的责任。挥舞着博爱人道的大旗，却干着盗贼中间人的勾当，真是难以想像。你要生在支那，这时你定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拚个你死我活吧！”文中还通过“无赖道士”的“放言”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说他是一个“具有文明思想的人”，并说孙中山“根据时间和场合也可以成为义和团”，还说“如果我生在支那，一开始我就当上义和团了。”（（日本）久保田文次：《宫崎滔天对义和团的评价》，1990年10月“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济南）论文。）这篇《独酌放言》，给予西方传教士以及八国联军的侵华活动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巨大同情和深刻共鸣，同时也显示出了宫崎滔天探讨义和团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关系的惊人胆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份名叫《女学杂志》的刊物，它对日本出兵侵华始终持反对态度。1900年12月出版的《女学杂志》第512号上，发表了一篇《支那人文明论》文章，该文借用据说是一位义和团员与一位西方记者的谈话，来为义和团的正义斗争进行辩护：“我们热爱秀丽故乡的自由山河，而你们却来占港口割土地，我们拳党才下决心为了摆脱你们的干涉，除了杀了你们以外没有其他道路。我们决不是凶猛好战的野蛮人，更不是掠夺别人的盗贼。我们为了让你们睁开眼睛，也曾进行劝告和哀诉，但你们都不听，只好运用最后的手段，即拿起武器斗争。”（《支那人文明论》及《义和团赞论》中译文见王晓秋：《日本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呼声——青柳猛〈义和团赞论〉及其他》，《北方论丛》1982年第4期，第103—104页。）1901年2月25日发行的《女学杂志》第513号上，还发表了作家青柳猛（青柳有美）的《义和团赞论》一文（《支那人文明论》及《义和团赞论》中译文见王晓秋：《日本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呼声——青柳猛〈义和团赞论〉及其他》，《北方论丛》1982年第4期，第103—104页。）。这篇写于1900年的文章，针对舆论界几乎都把义和团描绘成一群暴徒，而怜悯在华外国人遭遇的情况，一开始就指出，真正值得同情的应是“那些集全世界的恨怒于一身，成为万人咒骂对象的义和团徒”，“应该痛责的恐怕并非是义和团，而是那些外国人（包括日本人），……特别是依仗外国政府的势力而骄横妄为的传教士们。”该文强烈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侵华罪行，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觉醒的表现。“中华民族不管其感觉如何迟钝，也总是要觉醒的，总要拿起武器为清洗他们的耻辱而战斗的。”义和团的斗争就是对列强侵吞胶州湾、旅顺口及威海卫等地的“当然回答”。作者毫不留情地斥责日本政府对中国派出“不义之师”，造成中国千百万“宝贵生命流血牺牲，还从他们的土地上掠来了财富”。因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其罪不轻，应受到“天刑”惩罚。作者还将帝国主义列强形象地比喻为“手持凶器抢劫的强盗”，对待这些强盗，中国人“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文章又指出，正是由于欧美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采取野蛮行为，才使中国人痛恨地称他们为“洋鬼子”和“东洋鬼”。所以，“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酥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也是极不公平的！”青柳猛的这篇《义和团赞论》，观点鲜明，爱憎分明，极具针对性和战斗性，是当时批判、声讨帝国主义侵略者，支持、声援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篇杰作。

　　当时，欧洲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也就义和团运动的某些问题，发表了比较客观的评论。例如有的认为：“六十年前，欧洲以强力逼中国通商，至四十年前，教士陆续至东方，分布各处，直欲将中国素所信奉若父母神佛，一概欲湔除之。六年前，又强逼中国建造铁路，又纷纷传说瓜分中国。欧人之逼迫中国如此，华人所以思自强以与欧人抗也。以红拳会而论，亦以欧人逼迫，思以自保之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240页。）或说：“现在闹事之人，名为大拳会，旗书‘助清灭洋’……细揣其故，谅因近年来欧洲各报，屡倡瓜分中国之议，华人闻之，自必不悦，因怒生恨，积成今日之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241页。）还有的指出：“近日中国北方之事，实因欧洲各国往往无理干预，且有意蚕食中国疆土，中国忍受折磨，为日已久，故一旦起而与洋人为难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242页。）等等。这些较为客观的报道和公正的言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澄清了事情的是非曲直，有利于各国人民认识义和团运动的真相，当然是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种帮助。

　　三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如果从它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镇压而失败的时间算起，至今已经过去整整90个年头了。今天，我们回顾当时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进步力量对这个运动的有关论说，仍感到真理的巨大力量。当我们探讨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作用等问题时，或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文明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国际环境等问题时，上述论说所阐明的道理或揭示的历史真相，依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不容人们忽视。例如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这个老问题上，人们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中，提出许多新的解释。但是，倘若撇开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重大因素，单纯、笼统地用所谓“中西文化冲突”的主观框架去解释，恐怕就很难对得住历史的结论。同样，在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上，如果一味指责义和团的落后性，大谈义和团“拒绝西方文明”、“反对先进的近代化生产方式”，竭力淡化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的历史意义和巨大功绩，也是难以对得住当年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早已得出的正确结论的。另一方面，从上述论说还可以看出，当世界刚刚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就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有力支持和声援，从而使义和团运动已经成为各国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时中国人民并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然而，今天已经站起来并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会忘记历史上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帮助，并将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章来源：《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201，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