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场震惊中外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一八五三年三月，英勇的太平军攻占了东南重镇——南京，随即在此定都，并改南京为天京。

　　太平军奇迹般的胜利，使得满清王朝惶惶不可终日；同时，也使英、法、美资本主义列强感到震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疯狂攻击太平天国，叫嚣要干涉中国革命。当时上海的英国资本主义喉舌《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叫嚷“叛乱运动的最后成功将是敌视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信号。如果外国不进行干涉，大清王朝被推翻，我们的损失将是很大的，我们的所得将是零。”他们甚至公开“希望英国政府将和皇帝一起，并帮助皇帝反对他们难以控制的臣民”。(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170页。)

　　然而，面对着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西方列强出于维护和扩大各自在华的既得侵略利益，迫切需要了解太平军的真实情况，并注视中国内部形势的发展。为此，英国驻清公使文翰（Samue George Bonham）和法国驻清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分别于一八五三年四月和十二月相继去天京。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关于太平天国的第一手情报，以研究对策。

　　美国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动，自始即密切注视其发展。适于此时，英、法、俄三国正因近东问题而彼此剑拔弩张，战云密布。而美国则正以世界列强之一的新姿态，积极介入中国事务，尤其是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年的英、法、俄三国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西方各国在中国最积极、最活跃的国家即是美国。一八五三年四月二日，当时美国驻清王朝的公使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就乘“色士奎哈拿”号（Susquehanah）兵舰离开上海，想到天京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他是最早企图到天京的外国侵略分子。可是，因中途兵舰搁浅，而被迫返回上海。(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178—179页。)然而，马歇尔并不甘心，当英国公使文翰刚从天京返沪的第二天，马歇尔立即去见他，迫不及待地企图从文翰那里得到有关太平军进展的详情。

　　然而，在未熟悉太平军内幕之前，各国朝野最初几乎都对太平军的进展抱一种对西方有利的希望。有位传教士曾乐观地说：“这次新运动（太平军）如果在中国成功，必有大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Willlam Gillespie，The Land of Sinim（1854），P237。)大多数英国教会人士都认为，太平军乃大有裨助于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教会立刻在英国募捐五千余磅作为在中国印刷《新约》之用。(S．K．Latourette，A History of G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p，226。)当时，美国在华的传教士，对太平军亦抱同样的态度。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美国传教士泰勒医生（Dr．Taylor）曾到镇江太平军罗大纲营中工作三日，除了为士兵治病外，还散发了宗教小册子。他对太平军甚有好感，称太平军为“我们的朋友”。(Thomas T．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P．283—284。)由于这批传教士的报告，美国民间普遍对太平军持有同情态度，并希望他们能获得成功，以使基督教可以传遍整个亚洲。(T．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210。)

　　至于各国在华商人，因为普遍不满满清王朝，所以也对太平军抱极大希望，希望太平军得势后能够将中国全部向他们开放。一位在上海的美国商人于一八五三年写信给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说：“我希望洪秀全能成功地推翻满清政府。我们的境况或可改善，因为听说他是一个开明的人。”(lbid，P．212—213。)当时的外国商人甚至希望西方各国能给予太平军以援助，并试图以此来作为与太平军讨价还价的筹码，以迫使太平军对外国商业和传教事业采取开放政策。

　　就连积极主张支持满清政府的美国公使马歇尔也曾一度深信太平军可能获得成功。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时，他写信给国务卿麻西（M．L．Warcy）称：“就所有我所知者而言，中国政府已完全为叛军所困扰，现存的朝廷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lbid，P．212—213。)五个星期后，他又致函国务卿，要求训示。倘若太平军有更进一步的胜利时，美商应向何方缴纳关税。换句话说，即马歇尔准备在事实上承认太平天国政府。(T.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212—213。)

　　美国政府当时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只要看一下一八五三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皮尔斯（Franklin Pierce，1853—1857，民主党）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便可知道。皮尔斯说：“目前中国的情况，大约可使那广大的帝国发生重要的改变，可与之获得更广泛的接触。新近任命的驻华公使所接到的训令是竭力运用一切机会，以开阔并扩张我们的商务关系，不仅限于在中国，且应及于其他亚洲国家。”(lbid，P．212。)皮尔斯所指的“目前中国的情况”，显然是指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又分兵北伐、西征，从而声威日壮这一新情况。他所说的“大约可使那广大的帝国发生重要改变”，即是指美国政府估计太平天国有取得全国政权的可能性。当然，也包括满清政府出于维持其政权的需要，而对外国列强，其中包括对美国作出更大的让步的可能性。因此，皮尔斯所说的“可与之获得更广泛的接触”和训令新任驻华公使麦莲，（R·M·Mclane）要竭力运用一切机会以开辟并扩张我们的商务关系，也明显地意味着：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在华的侵略权益，而指令他的代表同时去和满清政府和太平天国政府进行多边接触，但在表面上仍持“中立”姿态。

　　一八五三年十月十八日，美国总统皮尔斯委派麦莲为新任驻华公使，取代其前任马歇尔。在麦莲未赴任之前，所有美国与“中国交涉事件，交副使伯驾（Peter Parker）暂行摄理。”(《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以下简称《史料》），148页。)

　　一八五四年四月初，麦莲到达香港。四月三日，伯驾给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份照会。照会中说：美国公使麦莲“今已行抵香港。喜得乘机与贵爵大臣会面……约俟本月十七日，可望大臣麦莲到来”。(《美副使伯驾致两广总督叶名琛照会》，《史料》148—149页。)然而，叶名琛不愿与其纠缠，因此，他于四月六日复照伯驾说：“本月初七日（即三月初七日）接据贵副公使来文，欣悉麦莲公使来粤接办五国贸易事务，自必诸臻妥协，本大臣甚慰于怀。至定期会晤一节，本大臣亦甚愿相晤，以昭和好。但，本大臣现值办理数省军务，昕夕未遑，容俟稍暇，再行择吉得以畅叙也”。(《两广总督叶名琛致美副使伯驾照会》，《史料》151—152页。)

　　麦莲可谓出师不利，一上任就碰了个软钉子。对此，他甚是恼火。于是，他指责叶名琛的上述照会既“与两大国大宪真诚和好交接之礼有间；亦与贵国前钦差耆及本国前钦差顾圣（Caleb Cushing）在望厦所定诚实又睦之条约不协。”(《美使麦莲致两广总督叶名琛照会》，《史料》153页。)然而，叶名琛根本不予理睬。没奈何，麦莲只得乘坐佩利司令（M·C·Perry）所指派给他的美国海军中最新式的火轮军船“色士奎哈拿号”，离粤北上。五月一日，麦莲抵达上海。

　　麦莲到上海的第三天，当即与沪道吴健彰及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会晤。在会晤时，麦莲发表了一通与满清政府似乎很友好的话。他说：“现在贼匪踞扰沪城，以致中华税务有碍，各国贸易有损，实堪忿恨。各国官商未能帮同剿贼，更深惭愧。甚至物议沸腾而咪国实无助贼之心。刻下本公使亲自来沪，欲往镇江等处察看贼匪情形。如果有可为之处，可以商量，并欲为整顿商务，使中华税务有盈无细，方为安心。”(《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许乃钊片奏》，《四国新档》美国档，页63。)

　　五月九日麦莲又照会两江总督怡良说：“迩来两国大宪所当关怀而必切切留心者，则内地、北方之纷扰也。而于贵部堂治下之两江等处尤甚。现本大臣订于四月二十一日即五月十七日左右，亲到洋子江内镇江府之焦山地面中国水师船只屯泊之处。俟到彼后，当委派本行辕内的可靠属员，亲将此公文赍递，现特先将副本缮录印封，交吴道预行代送呈电，万祈贵大人早到该处，俾得会晤。”(《美使麦莲致两江总督怡良照会》，《史料》页156。)此后，麦莲“旋即开始驶往福州、宁波而之镇江”。(《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咸丰两朝，页346。《江苏巡抚许乃钊片》，咸丰四年五月十五日（1854年6月10日）。)

　　显然，麦莲要“到镇江等处察看”也好，要怡良去镇江府焦山地面中国水师船只屯泊处会晤也好，都只是其企图前往天京与太平天国接触，并搜集有关情报，以为美国修改和制订其对华政策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托辞而已。事实上，镇江南京等地本非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外国船只是不准许擅自闯入的。更何况。麦莲竞随意发号施令，指定要满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怡良去某地会晤；同时，又要擅自会见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这更是无理。因此，麦莲的天京之行，本身是美国政府无视中国主权的侵略行径。

　　早在麦莲走马上任之前，美国政府在颁发给他的训令中赋予他以“便宜行事之大权”以处理中国内乱中的局势。如果中国分裂为许多政府，麦莲可以代表美国与每一个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与之订立他认为妥当之条约。对中国内乱，决不支持任何一方，遵守极严格的中立态度。如果清廷拒绝修改条约，则可转而与太平军谈判。(李定一：《中美外交史》第一册页220。)

　　因此，麦莲的天京之行，显然正是秉承其主子的旨意而行事的。他来华的主要任务：一是乘清政府动荡不安的时期，要挟清政府，并迫使其修约。通过修约，进一步扩大其在华的特权，以谋取更大的侵略权益；二是出访天京，以进一步搜集太平军的第一手情报，并试探太平军的态度，以达到其一旦当太平军夺取全国政权取满清王朝而代之，或太平军凭借其军事实力，称雄于东南一隅时，也能从太平军那里满足其梦寐以求的扩大侵略权益的贪欲。

　　麦莲的天京之行，在当时就曾引起清王朝的钦差大臣、统帅江北大营的琦善和指挥江南大营的向荣所忧虑。琦善在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九日（1854年5月25日）的奏折中称：“臣查外夷不可与共功，古人所戒。咪利坚（美利坚）夷酋既称情殷报效，何以不在上海助剿？而镇江、瓜州均非码头之地，何以辄欲驰入长江？”(《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琦善奏片》，《四国新档》，美国档，页66。)向荣也于五月二十三日（6月18日）的奏折中称：“臣查该夷恳求接见，词意似尚恭顺，惟一经前来江宁城下，与贼会晤，是否察看为我助力，有无通贼情弊，均难揣测。”(《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向荣奏片》，《四国新档》，美国档，页67。)而麦莲也正是企图乘中国内部政局动荡之机，利用矛盾，一方面以与太平军接触、谈判的姿态为筹码，来迫使满清政府对其进一步让步，从而全面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又以支持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为诱饵，诱迫满清政府以更多的国家主权来酬谢他。同时，他又打着“友谊”的旗号，通过天京之行，企图摸清太平军的底细，以售其奸。显然，美国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打着中立和不介入的旗号，坐观局势的演变，以收渔翁之利。所谓“中立”政策也即是渔翁政策是也。

　　正是在这一既定方针的指导上，麦莲开始了他的天京之行。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麦莲乘坐“色士奎哈拿”号军舰从上海出发，随行的有舰长布嘉南（Buchanan）、翻译裨治文牧师（E．C．Bridgeman）、贺博生牧师（Culbertson）少校杜耳（Duer）、使馆官员嘉鲁义（Lewis Carr）、李来（E.A.Leroy）等。五月二十四日，该舰到达镇江府焦山地面。“清总兵李德麟等随即过船会晤。该酋麦莲交出公文一角，系托转交两江总督之件，并云，拟即前赴镇江等处察看情形，五、六日而返，仍就焦山恭候总督会商”。《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咸丰两朝，《江苏巡抚许乃钊片》，咸丰四年五月十五日（1854年6月10日）页346。)其实，这只是麦莲虚晃一枪之招。当天，麦莲又以美水师提督布嘉南的名义，照会太平天国镇江督兵大员。照会中说：“本军门带领有我合众国头等火轮战船名苏士贵限拿，并随行备用小火轮船一号，本日已抵镇江府地面，舟中有我合众国钦奉便宜行事全权驻中华公使大臣驾座。现因本国钦差大臣欲与贵国丞相、元帅等互相照会，是以本军门清贵大人将此意转达南京内外一带所有文武员弁，致可周知我国钦差大臣尊美之品性，友谊之诚意，复由贵国当事司员卫护，导引由本舟中奉遣赍送钦差大臣公文之各使，俾得直达南京面呈是望”。(《美水师提督布嘉南致太平天国镇江督兵大员照会》，《史料》页159。)

　　然而，麦莲自作多情，当其座舰突然闯入太平军水师防区时，却遭到了太平军战士的炮击。于是，他不得不被迫停航同太平军进行交涉。麦莲派少校杜耳、翻译裨治文等上岸拜见太平军殿左五检点吴如孝，(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页179。)并呈递照会。照会中麦莲一伙强词夺理地向太平军提出：一要“详细伸明开炮之故”；二要认错，不然“待至南京回日，必要报复”；三要将此所谓在镇江“受欺凌的情况，直达太平天国国主。”同时，还擅自决定并通知太平军，“翌午一点钟，本战舰即启程前往南京。”(《美水师提督布嘉南致太平天国镇江督兵大员照会》，《史料》页159。)可见，麦莲一伙的内心是何等地藐视太平军，其口中的友好言辞，其实只是虚伪、欺骗之辞而已。

　　太平军殿左九检点为此发布晓谕：“照得有言当言，有事当行，古之道也。尔等船支入我圣境，当即饬令兵士暂停开炮，恐彼此伤和。但船支泊在大江意欲为何，未据禀报。今着水师官员前来询间，如有情事，即行禀报可也”。(《太平天国殿左玖检点晓谕》，《史料》页160。)太平军这一“恐彼此伤和”而暂停开炮，以及为弄清美舰“意欲为何”而派官员前去询问的决定，既体现了其友善之意；也体现了其为维护主权而认真对待这一突发事件的严肃态度。

　　太平天国殿左五检点吴如孝在第二天的复照中，也对布嘉南的来照作了义正词严的答复。他说：“因我中原残妖未尽，所以江船来往，不得不警饬军机。适者是贵国突然来船二只，却未预闻于本检点，此我军士放炮之由。”同时，吴如孝又通知布嘉南，根据“我左辅正军师东王有令，凡有邻封事宜量略，不论水陆前来，准止边关，传奏候旨宣夺等因”，因此，请布嘉南将船权泊江溪，本检点代为先奏，候我主旨下定夺可也”。(《太平天国殿左伍检点吴如孝致美水师提督布嘉南照会》，《史料》页161。)这也是太平军维护主权的正当要求。

　　而布嘉南却不遵太平军的法令，竟于同日的照会中，蛮横地通知吴如孝说：“本军门现已定于翌晨驾驶本国火轮兵舰苏士贵限拿，并载本国钦奉便宜行事官衔如常一同前往南京”。(《美水师提督布嘉南致太平天国殿左伍检点吴如孝照会》，《史料》页160。)

　　五月二十七日，麦莲乘舰到达南京观音门外江面。布嘉南又立即照会太平天国掌兵元帅，声称麦莲“欲与贵国丞相、元帅等官互相照会，是以本军门请贵大人尽已权能，卫护由本行署差去各司员，致彼可将本国钦差大臣来南京之友好之美意，达知贵国当权大宪为望”。(《美水师提督布嘉南致太平天国掌兵元帅照会》，《史料》页161。)此照会仍由杜耳、裨治文与嘉鲁义上岸递呈。显然，麦莲正是想在此会见太平天国当权的领袖。

　　“色士奎哈拿”号在南京江面停泊了四天。在此期间，美方人员乘机到处乱窜，妄图搜集太平天国方面的各种情报。为了阻止其随意行动，太平天国正提中关江丙新致函布嘉南，通知他：“所有兄台欲明早到南门瞻望妖塔，弟已代禀与国候大人矣。蒙批云云，已经禀奏东王九千岁殿下，候金谕遵行等因。奉此，理合照会，望东王九千岁金谕出时再行前去可也”。(《太平天国正提中关江丙新致美水师提督布嘉南照会》，《史料》页162。)太平军殿右二检点胡海隆又于五月二十九日札谕美方人员：“既来我天国游看，或有何事预先禀明，要遵我天国之礼仪，方可准其出入，任其游看。以后若欲进城，必要带通语识字之人同来，方可知其我天国之礼仪也。”(《太平天国殿右二检点胡海隆札谕番邦兄弟》，《史料》页162。)

　　然而，这些“番邦兄弟”根本不顾太平天国的法度，仍然擅自乱窜，并闯入天京城中。对此，胡海隆等又以札谕形式向他们发出严正警告。札谕中严正指出：“昨天所来番地兄弟一人，忽撞入城，大非理道，但念其初至我国不识天情之礼，稍无怪责。此即札谕诸弟，既来天国，即要凛遵天国仪节。奈于本午尚有八名，复胆窜游南门，窃窥圣城，实属尔等自欲有求天瞋。本大臣姑念尔等无知，再行札谕。当此我主天王奉承上帝旨命诛妖之际，尔等自后仍敢擅以往来，致被圣兵不明来由，按奉天命诛戮，休谓本大臣谕颁不早，而无见容之量也”。(《太平天国殿右二检点胡海隆等札谕》，《史料》页163。)太平天国的这一照会，义正辞严，有理有节，致使这些番邦兄弟的非法行为不能不稍加收敛。

　　同日，太平天国地官又正丞相罗苾芬和另一刘副丞相札谕布嘉南，正式答复其二天前致太平天国掌兵元帅的照会。札谕中指出：

　　一、太平天国业已建都天京，现在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四海向化之时；

　　二、来照中擅用照会东王等语，实属大不合理，而自当跪具禀奏，方合投诚之道理，以见来朝之忠忱。是以本大臣阅此照会，未呈东王金阅，诚恐触怒金颜，负罪匪轻；

　　三、姑念尔等居于海宇，未知我天朝之礼制，犹可宽恕，嗣后务须遵照制度，虔具禀奏为是；

　　四、必须备办奇珍宝物，来享天王，以表尔等识天之心；

　　五、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与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居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疆土，坐享荣光。(《太平天国地官又正丞相罗苾芬等札谕美水师提督布嘉南》，《史料》页163—164。)

　　麦莲接到此一复照后，既气愤，又失望。气愤的是，太平天国竟把他们堂堂美利坚合众国视为前来投诚的番邦，还要备办奇珍异宝，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失望的是，他此番窜至天京，打算能会晤东王的计划落了空。于是，他令布嘉南又一次照会太平天国。照会中声称：由于太平天国复照中“所用语句正是朦昧，殊令本军门诧异。况并未将本国钦差大臣在船之事提及，即其余言语，亦皆尽非友谊之意，并无尊重我国之辞，是以本军门于此时，不得不暂止不与贵国照会知闻矣。

　　现只因奉本国钦差大臣着令达知，以后遇有必要与贵国天京大宪知会之事，有如讲论，按照中华与本国所订立条约内所载，凡属我国商民在中华所应得之利益公义等事款，本国钦差大臣自必早日以礼以尊敬事照会，并望所与互相照会之员，亦依样以恭敬礼仪相答。又着本军门达知，在我国国家向来与别国交往，从无纳贡，即使纵有自大之国，我合众国亦总未有尊之为上者也。兹付去本国纪略一本，旗式一纸，乃我钦差送上贵国首相细阅，以免日后恐有错误，认别邦为我国之差也。

　　现因钦差欲往天京上之洋子江，是以本船翌晨即启行前去，大抵在礼拜四日即六月初一日回途，必经此处也。”(《美水师提督布嘉南致太平天国照会》，《史料》页164。)

　　诚然，从太平天国与美方往来的照会来看，似乎美方显得“彬彬有礼”，而太平天国却有自大之嫌。然而，美方之有礼，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其意图、其内里是十分肮脏的。而太平天国自大的背面，却包含着维护天朝尊严之感。当然，其自大既源于夷夏之辨的传统偏见，也与太平天国所持的愚昧宗教观点有关。

　　第二天（即5月31日），美舰窜向和州、芜湖等处。六月二日，美舰又经天京“回至焦山寄碇，由镇江水营递来照会”，(《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怡良奏》，《四国新档》，美国档，页68。)要与清两江总督怡良会晤未成，遂返回上海。

　　麦莲的天京之行，前后达十余天之久。然而，他未能达到其会晤东王，并摸清太平天国真实情况的预期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麦莲的天京之行是以失败告终的。然而，麦莲必竟是个老手，尽管他未能晤及东王等太平天国的核心人物，然而，他从太平军其他官员的照会中，从他手下之员东钻西窜所得到零星情报中，毕竟尚能嗅出一点气味。因此，他得出了“彻底了解太平军的成功，对于外人并无好处”的结论。(T．Dnnett，Americans Eastern Asia，P284。)回上海后，麦莲即向国务卿麻西建议（六月十四日），“美国政府必须改变政策，如欲在满清政府所控制的地区，设法扩张商务，保持条约权利，自必须要力求防止变乱，维持各地和平秩序。”(李定一：《中美外交史》第一册，页222。)

　　于是，麦莲改变了其表面上的中立态度，而仍然秉承其前任马歇尔的主张，采取支持满清政府的政策。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麦莲与怡良在昆山会晤。此后，上海海关问题的处理，小刀会的被镇压，都与麦莲态度的转变及其对华政策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

　　从麦莲天京之行的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对西方列强所取的态度：

　　一、当西方列强擅自进入他们的防区时，他们会立即采取防卫措施，并给以必要的警告和惩罚。麦莲座舰“色士奎哈拿”号，在镇江遭到太平军炮击这一事实，即是明证。

　　二、西方列强如欲在天京或其它太平军占领区内出入，必须得到太平军有关人员的批准，而且，必须带好翻译人员，以懂得和遵守太平天国的礼仪。如若违背天国仪节，擅自往来，即要按奉天命诛戮。

　　三、太平军称洋人概为兄弟，待之也颇热情，他们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

　　四、西方列强如欲与太平天国交往，必须敬天识主，跪具禀奏，方合投诚之意。同时，又必须备办奇珍异宝，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才能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疆土，坐享荣光。

　　显然，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在当时已有了一定的国家观念和主权观念。然而，其主权与国家的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也尚认识不清。他们往往出于朴素的宗教情感，而至良莠不辨，以至容易上当受骗，如果其观念清楚的话，那么西方列强未经许可，其船只是不准在太平军管辖区内任意航行的。如若违反，就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以保卫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如果其观念清楚的话，外国人未经准许是不准在其辖区内随意乱窜的，这里无所谓“故念尔等无知，稍无怪责之理”。也正因为如此，外国侵略分子才敢于肆意乱窜，无视太平天国之法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太平天国的英雄们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提高了对外国侵略者的识别能力，这在太平天国以后的历程中是能够找到不少佐证的。

　　太平天国与美国的早期关系究竟如何？从太平天国方面来说，由于其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认识不清，因而仍然只能沿用中国传统的对待蛮夷的观点来对待它。既然是夷，那么就必须跪具禀奏，必须备办珍宝，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了。显然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尚不能摆脱盲目的以大国自居，以自己为中心的夜郎自大陋习的影响。也正因为太平天国的英雄还不善于处理此方面的关系，因此，就不能达到在战略上孤立满清王朝之目的，以至于反而使自身陷于孤立状态之中。这也是太平天国自身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客观事实。

　　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其在华的既得侵略权益。至于采取何种政策，那只是手腕而已，而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如何完全打开中国的大门，以使偌大的一个中国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原料产地和销之无穷的商品市场，成为他们这伙冒险家的乐园。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麦莲的天京之行对他来说也可以算是成功的。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了，如果太平军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话，他们一伙所得到的将是零。而要扩大其在华已经取得的侵略权益，就必须，也只有去支持那个十分腐朽，但出于自身的体面，暂时还不肯进一步拿出更多的权益来酬谢这些西方列强的满清王朝。所以，麦莲返沪后所取政策的明显改变，对太平大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由于其时的中国国内局势仍在急剧变化，太平军北伐和西征的胜利捷报频频传来，英、法、俄三国又正在克里米亚角逐、较量，所以，各西方列强的“中立”旗号，一时还不能全然收匿起来。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他们以后的实践中，还得不断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他们还得不断摸索，不断前进，以他们的坚强信念和满腔热血，去谱写一曲曲动人的新篇章。

　　【资料来源：《史林》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