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俄蓄意发动侵占我国东北的战争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它们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中国的战争》）正如列宁指出那样，帝俄不仅是偷偷摸摸的窃贼，又是象野兽一样的明伙执仗的强盗。在1900年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帝俄是八国联军中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元凶，又是单独出兵侵略我国东北的强盗。
伺机吞并我国东北，是沙皇政府的既定国策，是“狂妄的政策”、“冒险政策”，是“犯罪的政策”。（《中国的战争》）在义和团的革命风暴刚刚席卷京津，波及东北的时候，帝俄财政大臣维特同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就对华政策曾进行过密商。当时，库罗巴特金露骨地叫嚷：“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维特伯爵回忆录》。）维特比库罗巴特金更狡猾一些。他认为“不要激怒中国人，才好保持我们在满洲的地位。”（《维特伯爵回忆录》。）不愿意一下子撕去“友好”的假面具，不愿意过早地采取不加掩饰的战争形式。正如帝俄的一个皇族英加雷切夫公开表露的那样：“我们希望西比（伯）利亚铁路之建筑，不为所阻，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满洲将如已熟之果，落在我们手中。”（瓦德西：《拳匪笔记》，八月二十六日之报告。）沙皇政府由于不希望即将竣工的中东铁路受到影响，打乱它的“和平”侵略计划，曾千方百计通过外交途径、或采取贿买清政府上层统治阶级的办法，制止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地区的发展。维特于1900年6月26日，曾电告伺机重掌清廷中枢大权的老卖国贼、两广总督李鸿章：如果“能使满洲的中国官厅维持地方秩序，并能设法保护北京使馆及俄国侨民，则俄国决不对华宣战”。同时，维特还假惺惺地命令中东铁路总工程师茹格维志借款给东三省，每省十万两，作为一种“友好”礼物。并说：“如果他们能使地方不致发生反对铁路及其员工的乱事，如果乱事起后他们能立刻制止，则此后当有新的报酬。”（罗曼诺夫著，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11页。）可是，这种如意算盘，不是维特所能拨弄得了的，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的反帝斗争，也决不是帝俄勾结清朝上层统治阶级所能阻止得了的。在义和团运动的革命铁拳打击下，维特只好把用“和平”侵略方式吞并东北的计划暂时收起来，亮出来一副凶恶本相，和军方一样，积极要求沙皇尼古拉出兵，大肆叫嚷：“当地如能有十万至十五万我国军队”，就能“把中国人打得粉碎”。（罗曼诺夫著，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11页）
帝俄蓄意发动侵占我国东北的战争，其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它们口口声声一再表白是什么“保路”、“镇压暴乱”，这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实际上，连它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幌子”（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1922年莫斯科版，第125页。）。维特的一个部下，指挥修建中东铁路一个区段的殖民主义分子希尔什曼也供认：“从战事一开始，军部的欲望就不仅是惩罚义和团而且也是想吞并满洲，这是一件公开的秘密。”（参见《维特伯爵回忆录》。）维特的欲望和军方的欲望别无二致，“吞并满洲”是沙皇政府的既定国策。对沙皇政府来说，镇压中国人民正义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保住对我国进行殖民主义侵略的大动脉——中东铁路，只不过是沙皇政府在当时推行蓄谋已久的侵占我国东北的既定国策的重要步骤而已。
帝俄侵略东北的战争既蓄谋已久，战前也做了大力准备。
在国内，沙皇政府发动了所有的御用报刊，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竭力煽动沙文主义的狂热。它们颠倒黑白地污蔑“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扬言“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大肆叫嚣“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维护欧洲文化等等，把帝俄发动的这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的罪责强加在中国人头上，来转移俄国人民对沙皇政府的不满情绪，煽动俄国士兵对中国的仇恨。
在沙皇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在刺刀的威逼下，由于采取强制措施，军事动员进行的很迅速。早在6月24日，沙皇即令西伯利亚和黑龙江一带的俄国官员：“即日起兵，兼及乡团，预备戎装，即往东三省及北直等处”。（《拳匪纪事》、《八国联军志》为6月25日。）从25日起，沿中国边境的后贝加尔、阿穆尔等军区开始了军事动员。5月底，帝俄已把它的远东边境部队七万人集结在沿中俄边境线上；之后，中东铁路沿线的“护路”部队也由原来的四千五百人激增至一万一千人；只待尼古拉二世一声令下，便可杀气腾腾地侵占我国东北地区。
在大规模入侵之前，帝俄还肆意制造了多起挑衅性的侵扰活动。帝俄派遣武装特务，潜入我国境内，剌探军事部署和设防情况；把中俄界河黑龙江强行变成一国的内河，禁止中国船只航行；出动巡逻舰艇在黑龙江上游弋，进行军事讹诈；运输军队和物资的船只，络绎不绝。6月下旬，帝俄的边境部队就侵占了与俄国交界的珲春县圈儿河、九道河、三道岭等地；肆无忌惮地侵入我江东六十四屯界内，在博尔多等处，非法建立“结雅一号”、“二号”哨所，作为进攻的桥头堡。帝俄发动侵略战争的阴云已笼罩着黑龙江、乌苏里江畔。
7月9日，沙皇政府正式发出了侵略我国东北的命令，揭开了侵略战争的帷幕。随后，尼古拉二世宣布由他亲自担任侵华俄军总司令，并任命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调动十余万名虎狼军，由北、西、东、南四面，分兵七路，向我国东北猛扑过来。
二、帝俄把侵略的矛头首先指向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南岸。从两江汇合口起至霍尔莫勒津村止，南北约五十华里，东西约七十华里。全境的土地面积约为一千二百五十三万五千余亩，相当于帝俄阿穆尔州已开垦的全部土地。这个地区开发比较早，“土地膏腴”，“富甲全省”。“每垧年终获粮，较之江右各田，浮收一倍有奇”。（《瑷珲县志》第8卷。）人口增长也很快。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人口有一万五千余人，其中，汉族居半，满族约占十分之三。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增至三万五千人。江东六十四屯直接由瑷珲副都统管辖，各屯设有“屯千”，负责征粮和行政事务，每年定期向瑷珲缴纳官粮。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国领土，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满族、达斡尔族和索伦族的故乡。
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沙皇政府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大片领土。这两个条约对江东六十四屯的归属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瑷珲条约》规定，“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北京条约》又重申了这一规定：“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这就充分说明，即使根据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居民仍有居住权，中国政府仍有管辖权。连帝俄阿穆尔州地方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江东六十四屯是“根据瑷珲条约满人居民占据的，和属于中国、归中国管理的”。（基尔赫涅尔：《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与占领瑷珲》，1900年版，第72、185页。）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享有完全不受侵犯的权利”。（《阿穆尔流域》，1909年莫斯科版，第149页。）
江东六十四屯的肥沃土壤，早为沙俄所垂涎，它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早为沙俄所觊觎，被沙皇政府看成是侵吞我国东北的桥头堡。沙皇政府霸占江东六十四屯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857年，穆拉维约夫率侵略军乘船到达海兰泡时，就“欲令江左屯户移居江右”（《黑龙江志稿》第34卷，第21页。），没有得逞。1858年，普提雅廷代表沙皇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此项无理要求，又被断然拒绝。《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吞噬的野心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逐步升级。沙俄通过移民蚕食的办法，强迫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划界（光绪6年、光绪9年、光绪15年），使江东土地逐渐缩小，有些村屯“被俄人杂居”，沙俄官兵还多次闯进各屯，肆意抓人、杀人和抢掠，越境侵占补丁屯等处。1898年，沙俄派出一批官兵闯入各屯，非法调查当地居民的户口、房屋、产业、六畜等数字，并强行收缴了从瑷珲派去保护各屯的一哨清军的全部枪械，为最后霸占作准备。沙俄阴谋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罪行，历历在卷，罄竹难书。在帝俄发动侵占我国东北的大规模战争之际，江东六十四屯首当其冲，成为“庚子之先”，就是沙俄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的继续和发展。帝俄的一个御用文人供认：“依我看来，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俄国居民（按：指地主资本家）中间对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有所预感，因为他们不能不清楚，迟早有一天应该提出占领阿穆尔河两岸的问题。若不把此河两岸全部占领，那么不论此地区的移民垦殖，还是它的安全和发展，都是不能想象的。”（《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与占领瑷珲》，第14页。）
7月8日，帝俄阿穆尔总督格罗戴柯夫借口“护路”，向黑龙江将军提出，把集结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俄军，途经爱辉、齐齐哈尔，开往哈尔滨。当时黑龙江将军寿山严词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郑重提出：铁路由中国负责保护，俄军如若进犯，定将遭到坚决回击。可是一意扩大侵略战争的沙皇政府，根本不理寿山的照会。7月12日和13日，满载军队和战备物资的兵舰和驳船，从水路，下航黑龙江，运往大沽、旅顺和哈尔滨等地。14日，俄轮“米克海尔”号，又拖带驳船五只，满载枪支弹药，逼近我岸航行，故意进行寻衅。当轮船行至三道沟附近河面时，我爱辉守军奉命进行阻拦，俄军“先发难端”，开枪开炮，向我阵地轰击。在“彼业已开枪，在我势难束手”的情况下（《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98页。），我国军民忍无可忍，进行自卫还击，迫使俄军仓皇逃回海兰泡，有理有节地粉碎了敌人的猖狂挑衅。之后，帝俄阿穆尔军事当局反咬一口，一方面向瑷珲副都统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向“结雅一号”哨所增派大量军队。15日，阿穆尔军区司令格里布斯基在两艘舰艇的护卫下，从一号哨所企图乘我不备渡江进攻爱辉，又被我阵地的猛烈炮火打退。帝俄侵略军接连失利，竟恼羞成怒，对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大下毒手，制造了二十世纪震惊世界的“黑龙江上的悲剧”。
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大屠杀先从海兰泡开始。
海兰泡（哈喇泊），原名孟家村，位于黑河镇的对岸。原来是中国的一个居民村。沙皇政府侵占了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以后，当时侵华巨魁、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就把它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海兰泡成了阿穆尔州的唯一城市，是该州的首府所在地。居民大约有三万八千余人，但半数以上是中国人。他们多数是出卖劳动力的苦工和小商人。
在沙皇下令进行军事动员的时候，阿穆尔州地方军事当局就煽动俄国居民殴打、驱逐居住在各村的中国人，抢劫他们的财产。“中国人怀着无声无息的仇恨，忍受着痛苦和侮辱”，“纷纷渡江至中国那一边”（兰森：《俄中战争》，七、《黑龙江事变》。）。在大屠杀的前几天，格里布斯基假惺惺地向中国居民保证：“在俄国领土上对于和平的外国人均不加害”，“他们将受到俄国法律的充分保护，不必惧怕，更不必离开城市”。（兰森：《俄中战争》，七、《黑龙江事变》。）可是，在7月15日下午，他突然下令封锁黑龙江，扣留了停在海兰泡接渡难胞的全部中国船只，“聚集前来的中国难民被无理驱散”（石光真清：《谍报记》。），不准一个中国人过江。与此同时，他还在《阿穆尔边区》报上公开发表《给阿穆尔哥萨克人的号召书》，煽动俄国人起来屠杀中国居民，并且歇斯底里地狂叫：“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为不必要的请示和等待批准而浪费时间”。（〔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1》，1958年版，第141页。）15日晚，又下令无例外地逮捕城内和附近村庄的所有中国人。中国居民的住宅、财产和商店随即被洗劫一空，抵抗逮捕者都被杀害。16日，野蛮的俄国军警强行把数千名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关进了警察署。警察署容纳不了，晚上又被带到精奇里江畔的一个木材厂的院子里。17日，在阿穆尔地方军政当局的头目亲自指挥下，野蛮的军警把抓起来的中国居民，驱往上海兰泡的黑龙江岸。在途中，这群野兽刀砍或枪杀了昏倒的或掉队的老人、儿童和体弱多病的人。到达江岸以后，又用鞭抽、刀刺、斧砍、枪击等残暴手段，将中国同胞赶进浪大流急的滔滔江水里。先下水的溺死，不敢下水和奋起反抗的人遭到俄军的射击和砍杀。甚至母亲怀抱中的婴儿也无一幸免。半个小时后，岸上中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兰森：《俄中战争》，九、《屠杀》。）从堆积成山的尸体里，发现没有中弹的活人，就把他们再打死，或扯着他们的长襟抛向江里去。当时，俄国哥萨克骑兵也参加了这场大屠杀。《西巡大事记》据当时目击者记录：“忽有俄马队，持枪兵三十名，持斧兵二十名，向商民砍击，枪斧交下，商民出不意，惶遽奔逃，均堕黑河而死。”《瑷珲县志》记载：俄兵先将中国商民，“圈围江边，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均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波力拥过江者八十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逃至江干者，又复开枪轰击，僵仆相望”。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尸体浮满了江面。从7月17日到21日，帝俄强盗进行了四次这样的大屠杀，夺去了六、七千中国同胞的生命。一份俄国官方笔录供认：“目击者的全部供词令人相信，这实际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国人斩尽杀绝和淹死”。日本当时派往海兰泡的一个谍报人员写道：“中国同胞的生命就被残酷地葬送在染满鲜血的黑龙江岸，不分男女老幼惨遭屠杀的尸体，象木筏一样为黑龙江的洪流所吞没。这是自从阿穆尔河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悲剧、大罪行。”（石光真清：《谍报记》。）
此外，在伊尔库次克、尼布楚、伯力、海参崴、库页岛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其他地方，沙俄军警对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中国居民，也发动了同样的大屠杀。在俄国境内的中国人，“被枪毙、水淹、火焚不下十余万。”（《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1页。）这充分暴露了沙俄侵略者极端凶狠残暴的狰狞面目。
帝俄在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和海兰泡一样，赤裸裸地暴露了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帝俄军警和武装的民军在接到格里布斯基“立即把城内和区内全部中国居民迁往黑龙江彼岸”的命令后，马上把各屯居民驱往黑龙江边。据《瑷珲县志》记载，当时悲惨的情景是：“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瑷珲县志》第8卷。）凶残的俄军“将各该屯华人驱逐入江，溺死者七千余人”。（《为姚都护咨请据约索还江东屯地由》。）格里布斯基还不满意，竟亲率骑兵，侵入江东六十四屯，先焚烧了补丁屯，凿沉了补丁屯的渡船，接着把来不及渡江的二十八屯同胞“聚一大屋中，焚毙无算。”（《瑷珲县志》第8卷。）从16日至21日，六天之内，江东屯落全部被俄人抢劫和烧毁。帝俄在血洗江东六十四屯后，阿穆尔总督按沙皇政府指令，悍然宣布：“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按：即我江东六十四屯）已归我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殖民者，供其专用”。（1900年8月17日（俄历8月4日）《阿穆尔报》。>%长期辛勤开发这块土地的中国人民遭到了帝俄侵略者的血腥屠杀，他们的一切劳动果实又被帝俄侵略者野蛮霸占了。
四、江东人民的愤怒反抗
义和团反帝爱国的伟大壮举，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居住在江东的中国同胞，也扬眉吐气，“得意洋洋”（《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与占领瑷珲》，第14页。）。尤其是帝俄强盗公然挑动战争和进行血腥屠杀，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意志和胸中久已燃烧的反抗怒火。
海兰泡的爱国同胞，面对帝俄的血腥屠刀，他们心向祖国，不畏强暴，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有的外国人做了如下的记载：“中国居民被虐待所激怒了，他们抛弃了消极态度”（《俄中战争》，七《黑龙江事变》。）；“中国人的情绪也明显地改变了，变得比较好斗和喜欢纠缠”（《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与占领瑷珲》，第10页。）；中国侨民“同仇敌忾”，“铤而走险起来反抗这一悲剧”（石光真清：《谍报记》。）。这些记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记录了海兰泡中国同胞的斗争意志和抗俄决心。7月14日，“米克海尔”号进行武装挑衅之时，在它拖带的驳船上服役的中国苦工，奋勇起义，离开了驳船，乘划艇快速驶至爱辉，投入了祖国怀抱。在帝俄下令逮捕中国居民时，居住在城里的中国同胞，纷纷闯出，大约有一千五百名汇集到距城三、四俄里的山间和丛林里。在被押往警察署和上海兰泡江岸的途中，他们“不是甘心情愿地走”（《围攻布拉戈维申斯克与占领瑷珲》，第31页。），有的寻找各种机会隐蔽起来，有的冲破警戒线，冲出虎口，有的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俄国警察和骑兵进行英勇搏斗，宁死不屈，直至悲壮牺牲。在21日被强迫“渡江”的中国同胞中，有的泅到对岸后，不顾个人安危，又投身于抢救江左难胞的斗争，使更多的骨肉同胞回到了祖国怀抱。
江东六十四屯人民，面对帝俄的军事侵略，大多数青壮男子，在爱辉义和团的鼓舞下，自动地武装起来进行自卫。博尔多战役，是江东人民抗俄正义斗争的一次激烈战斗。
博尔多屯在精奇里江口，与黑龙江右岸的卡伦山相遥对。帝俄在此非法建立一号哨所，是为监视我卡伦山阵地，控制江东六十四屯通往爱辉的江面。7月17日，爱辉军民目睹帝俄吞噬我江东土地、骨肉同胞遭受屠杀的悲惨情景，无不磨拳擦掌，义愤填膺。夜晚，有五百名自告奋勇的义和团战士和清军士兵组成的突击队，飞驰过江。他们在六十四屯人民的配合下，埋伏于距一号哨所一千四百英尺的凹地里。驻守该地有五百名俄军。18日凌晨，我军首先伏击了由该哨所派往加强二号哨所的一百名俄军及其所携带的军用物资。经过一阵猛烈的排射，领头的俄官，抱头鼠窜逃入一号哨所，其余俄兵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后又沿着通往海兰泡的大道，狼狈逃窜。在哨所的俄军，听到枪响，从睡梦中惊醒，顾不得穿衣，仓惶应战，企图负隅顽抗。当我军重伤连长巴索夫腿部后，龟缩在哨所里的俄军也开始溃退。我爱国军民越战越勇，斗志激昂，紧紧追击逃敌，打得敌人慌乱不堪。漏网的敌人逃到渡口，抢着爬上等在那里的俄轮，逃往精奇里江北岸。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民杀得“俄兵尸横遍地”，“死伤不下百余人”（《拳匪纪事》第3卷，《东三省失守始末记》。），拔掉了敌人据点，焚毁一座火药库，夺获了不少枪械弹药，为死难同胞报了仇雪了恨，为江东同胞争取渡江赢得了时间。漏网的敌军在海兰泡的俄军增援下，又反扑回来，我军被迫于18日晚返回爱辉。
博尔多战斗之后，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抗击沙俄入侵的正义斗争，仍在继续。7月20日，在位于界内南部嘎尔产河西岸的嘎尔泌屯发生战斗。防守该屯的二百名爱国居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撤出阵地。到21日，帝俄侵略军全部占领了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人民的抗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许多同胞在保护亲人渡江脱险、在保卫自己家园和捍卫祖国主权不受侵犯的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烈士们的业绩永垂青史。这是中国人民抗俄斗争史上光辉悲壮的一页。江东六十四屯被帝俄霸占以后，中国人民为收复江东失地，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中国政府有关当局亦曾为此多次提出交涉。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当时曾以极大的愤慨痛斥了沙皇政府的暴行，揭露它发动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给予中国人民正义的声援和巨大的支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就是所谓“俄罗斯‘文明传播者’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中国的战争》）
在俄国工人阶级和世界公正舆论的严厉谴责下，沙皇尼古拉二世作贼心虚，为了开脱罪责，欺骗世人，不得不假惺惺地按照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阿穆尔报》一类的献计，“来赎罪”，“来弥补我们自作自受的瑕疵”，于1901年5月成立军事法庭，对大屠杀进行所谓的“调查”和“审讯”。1902年结束“调查”后，沙皇政府只是把杀人凶手阿穆尔军区司令格里布斯基“免职”，但“并没有把他从军部罢黜”。（兰森：《俄中战争》，九、《屠杀》。）此后，在沙皇政府的专制淫威下，连帝俄某将军在日记中都写道：“黑龙江悲剧是俄国人避而不谈的话题。”（兰森：《俄中战争》，九、《屠杀》。）时至今日，苏修新沙皇也对此讳莫如深。但是，江东六十四屯旧迹犹存，鲜血染红了的黑龙江水奔腾不息，是永远也磨灭不了的历史见证。中国人民永远也忘不了老沙皇欠下的笔笔血债！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7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