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世界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按实力大小，划分其在华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是侵入中国最早的列强之一。它利用与中国毗邻的有利条件，将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俄国人在东北地区强占的利益包括：已大部竣工的中东铁路，以及从哈尔滨到大连和旅顺的南段支线；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尔滨、吉林、牛庄和沈阳等地的业务活动；由中东铁路公司开采的烟台炭矿和武范阳煤矿；松花江上的航运；及铁路修建指挥部的铁路管理和各种交易活动；在满洲从事这些企业活动的大约有一千五百名俄国平民和四千五百名铁路警卫队。

　　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瓜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震撼中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从山东、直隶向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着沙俄和其它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东北，义和团“是在沈阳、辽阳、营口和海城这些奉天省的最大的城市里”活动。他们攻击“俄国火车站”，“猛烈袭击了沈阳以南二百英里铁路沿线的所有火车站；三天之内他们赶走了铁岭以北和辽阳以南的俄国警卫队”（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138页），群众把火车弄出轨，破坏火车上的一些设备，使得沙俄帝国主义坐卧不安。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一贯采取绞杀政策。沙俄帝国主义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也不例外。开始，沙皇俄国只是企图扶植清政府，利用反动的清朝军队，镇压义和团运动。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声称：清政府如能使满洲的中国官厅维持地方秩序，并能设法“保护北京的使馆及俄国侨民，就保证不对中国宣战，并且俄国政府和俄国军队将全力帮助清朝镇压起义者。”（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18页）为此目的，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从库罗巴特金和沙皇那里得到的允诺”，指示东清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借款给满洲三省的将军，“各开立一笔十万两银（约合十五万卢布）”，其条件是，“如果他们能够控制本省，并且在义和团已经开始闹事的地方对他们镇压的话，这就算是第一次付款。”（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137页）俄国的收买果然见效。盛京将军增祺，便调进勇丁一千多名到省城，监视义和团的活动，以“严防肘腋之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3页）。吉林将军长顺也不示弱，他不但已经“压服了居民当中的义和团运动，甚至要向哈尔滨俄国当局提供一个团的兵力”共同围剿义和团。长顺还在吉林杀害了义和团净大法师敬际信。增祺从一开始就是亲俄的，指挥他的士兵消灭义和团。在随后发生的一场大屠杀中，义和团的领袖中许多被杀，另有许多被逐出了沈阳。盛京户部侍郎清锐杀害了义和团北团法师刘喜禄，同时还拴斩六十余名义和团战士。盛京将军衙门又命令各府、厅、州、县，对义和团“一律查拿法办，以绝根株”（《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3页）。

　　沙俄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扶持清政府对义和团进行残酷镇压，更激起义和团的强烈反抗。增祺在送皇帝的奏折中供认：“义和团民将省城教堂医院及俄公司及新民厅教堂一律烧毁”，“拳勇即往辽阳，将俄人在茨儿山所开煤厂焚烧，矿工全行潜逃，俄人惊惧，用火车载兵往来梭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6——307页）

（二）

　　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俄、德等国驻华公使，商定调兵进京。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恩密电俄国政府，请求迅速“派遣载有陆战队的军舰到秦皇岛，决定在必要时召陆战队来”津京地区，保护俄国利益。他还说：在“情况千钧一发”时，“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义和团的发展（《驻北京公使密电》一九○○年六月七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8页）。列宁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的反动本质，指出：“现在沙皇不仅是欧洲的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他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478页）　

　　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英、俄、美、法等四国驻华公使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恫吓，说：“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结果。”（《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二期第15页）同一天，英、俄、法、美、德、日、意、奥等八国，责令清政府用火车把四百名侵略联军的先遣队从天津、塘沽等地及时运至北京，保护他们驻华使馆的安全。六月二日，列强各国军舰三十多艘（其中沙俄有九艘）和八千多联军集结在大沽口外，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六月五日，又有六百多侵略联军由大沽登岸开往天津租界。六月十日，俄、英、法、美等列强拼凑了二千多侵略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他们在落垡、廊坊、杨村等地，受到当地义和团和群众的迎头痛击。六月十二日，沙俄步兵一千二百多人，携带大炮二十四门，在塘沽登陆。次日，一支哥萨克骑兵五百多人、马匹二百七十多头，并带着野战炮两门窜犯塘沽地区。联军在进攻津京地区的战争中，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相继两次约集各国驻华海军将领，策划侵占大沽炮台。六月十六日，基利杰勃兰特代表列强各国，向驻守在大沽炮台的清军官兵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暂借”炮台，在限定时间之内交出，否则将用武力夺取。清军爱国官兵拒绝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侵略联军公然发动对大沽炮台的疯狂进攻，当即遭到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浴血奋战的大部官兵壮烈牺牲，炮台终被侵略者所占领。六月十八日，二千多俄国军队向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东站）侵犯，炮轰义和团和居民住地，三四百团民和群众惨遭杀害。义和团战士在曹福田的亲自指挥下，奋勇杀敌，同沙俄军激战十多个小时，打死打伤五百多名沙俄侵略军，并把车站以北的据点全部收复。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使得沙俄侵略者万难支持，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义和团又在老龙头火车站，继续地打击沙俄侵略者。直到天津被侵略者攻占前，一直不断。义和团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一个外国学者写道：“西兵与华人接战，于六月十八号（五月二十二日）在铁路车站处一仗最厉，俄兵二千多名内，竟死伤五百名之多”，“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向尚不信其有此耐战之心，目下观之，彼等之勇猛及耐心之处较被围西人之心更胜矣。”（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第三册，第191页）到六月三十日为止，侵略联军有一万八千多人在大沽登陆，其中俄军有五六千人之多。七月十二日，沙俄关东省首席长官兼陆海军总司令阿历克谢耶夫亲自到天津，和各国侵略军头目密商，决定在当月十三日发动对天津的总攻占。于是，义和团战士和爱国官兵，同侵略联军展开了生死搏斗，打死打伤多名敌人。七月十四日沙俄等各国侵略军约八千人，凭借优势的兵力和先进的武器，侵占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城市——天津。

　　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沙俄公开宣布，俄国军队所占领的地区的财产归俄国所有。七月十五日，沙俄阿历克谢耶夫即约各国指挥官与会，讨论成立一个所谓“临时政府”管理天津。俄国主张委派一名总督主持“临时政府”，总督下面设立由八个国家各派一人组成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经过各国的争吵与暂时的妥协，侵略者共同组成了一个“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即“都统衙门”，对中国天津地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成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为以后掠夺中国领土、控制中国的内政开创了恶劣的先例。随之而来的是各国列强在天津划分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把“白河左岸一带地方”划归己有，建立了俄国租界。其它列强不甘落后，竭力效尤。

　　沙俄等帝国主义在天津地区无恶不作。沙俄军队把五万多人的塘沽，蹂躏得“无华人足迹”。有一千多户的新河区被列强军队烧杀，仅剩下三百余户。俄国军队把拥有一万户居民的北塘几乎全部焚毁，人口杀伤过半。侵略联军血腥屠杀天津城中居民，“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第二册，第157页）“俄人所据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从大沽到北京，“只是一片荒凉毁掠之景而已。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三册，第18页）

　　帝国主义联军在进攻天津的同时，又向北京地区进犯。这是沙皇俄国首先倡议和出面组织的。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俄军开始攻打北京东便门，其它列强各国向朝阳门、广渠门等地进攻，十四日北京城破，联军头目下令在北京城公开抢劫三天，实际不止于此。各国军队烧杀奸淫，劫掠索货，无所不为。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就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俄国和意大利共同占领“自午门起，至东单、西单牌楼止，东四牌楼以南，东安门内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5页）沙俄在北京张贴俄国布告，声称：“如遇有执持枪械华人，定必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枪，即将该房焚毁”（《俄国布告》，原件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有悠久历史的北京古都，变成了“联兵督队到京畿，红白参差各国旗”的凄凉之状。

（三）

　　沙皇俄国打着“保护中东铁路”的旗号，乘机出动了近十八万军队，从瑷珲、满洲里、珲春、三江口、旅顺等地，分六路侵犯我国东北地区，妄图实现独霸整个东北的野心。清政府对俄军的侵略采取“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页）的态度，使得俄军能够长驱直入。到一九○○年十月六日，沙俄“北部和南部的远征部队在沈阳以北会师，俄国人恢复了对整个中东铁路沿线的控制。”（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143页）

　　沙俄在侵犯我国东北的过程中，制造了如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于家沟和太平庄等惨案，纵火烧毁瑷珲城。仅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中，俄军就杀害中国群众约七千余人，抢掠当地财物难以计算。在俄国侵略者的血洗下，瑷珲城火光烛天，数日不息，数千余房，毁尽为墟，仅剩孤立的魁星楼。全城居民五万，死于俄军手里的有一万左右。面对沙俄军队的野蛮暴行，东北地区义和团和各族人民，以及清军中的爱国官兵，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俄斗争。哈尔滨的围歼战、卜尔多屯哨所的奇袭战和卡伦山激战，都使俄军闻风丧胆，死伤惨重。在瑷珲保卫战中，义和团和当地群众及爱国官兵，“据守房屋，进行了顽强抵抗”，“官兵死守着炮架直到阵亡。”（基尔赫涅尔：《围攻海兰泡与占领瑷珲》，第125页）最后坚守瑷珲城的“三、四百名中国步兵，英勇不屈地战斗到最后全部牺牲。”在北大岭伏击战中，义和团战士奋勇杀敌，鄂伦春族骑兵勇敢参战，清军爱国将领凤翔率兵抗击，自己身负重伤仍顽强战斗，三次落马起而奋战，直到壮烈殉国。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与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使得沙俄学者惊异并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人中“有许多人表现得不愧为真正的英雄”（基尔赫涅尔：《围攻海兰泡与占领瑷珲》）。“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往上爬；十二岁左右的少年，年纪轻轻的姑娘，年迈的老人仍毫不畏惧地迎着敌人冲上去。”（格·里·岑：《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1900年满洲事件纪略》，第228页）

　　在沙俄等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共同镇压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了。但无数革命的先烈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的斗志。沙俄等帝国主义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俄国在镇压义和团和侵华上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故沙俄窃取了许多在华特权和利益。例如掠夺赔款一亿三千多万两白银，占整个赔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居第一位，另外又勒索宗教赔款一万八千两白银。对此，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尔毫不讳言地说：一九○○年俄国的对华战争，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27页）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是绞杀义和团运动的国际宪兵。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81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