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研究文化交融问题，有着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文化、政治背景，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浪潮。随着经济全球化，必不可免地要出现文化全球化。如果说，文化全球化是指各个国家和民族相互尊重异质文化，彼此学习、吸收，同时探索并弘扬人类文化的共同点，使不同文化个性和人类文化的共性相互促进，以追求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竭动力，那么这种全球化是应该鼓掌欢迎、极力促成的。但是现在一些国家鼓吹和推动的却是另外一种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其无比的经济强势，要把自己的文化作为人类终极的完美文化推向全世界，从而淹没乃至扼杀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固有文化；而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受压受损，既消减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弱势国家和民族文化主权的丧失，其结果必将是社会的动荡、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国际的不得安宁。近些年的世界状况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那种文化一体化，其产生和发展有着十分深刻的原因。首先是文化从来与经济、政治不可分。强势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商品(含知识产权)必然为其文化打开输入国的大门，又以其生产快捷直接诉诸人的感官的商品文化占领输入国的文化市场和人们的心中的文化之门。这是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自由流动相适应的文化现象。其次，从工业化初期，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起形成的欧洲中心论(即西方中心论)开始，既而相继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越论，以至近来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现在的文化一体化有着渊源有自的系统理论。强势文化输入国往往刚刚从农业社会脱胎出来，缺乏对基于工业经济的文化现象的研究。理论上的贫乏实际也就是思想堤坝的溃决，在强势文化汹涌而至时，社会知识精英不但不能提醒人们的警觉，有时还可能为之推波助澜。

与上述种种理论针锋相对的是文化多元理论和文化对话主张。文化多元化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总规律；文化对话则是人类自觉总结出的经验。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由之路，是求得世界和平稳定的必由之路。但是，这一方的理论建设却还显得不够深入，再加上没有文化霸权土义所借助的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媒体宣传，更显示了正方理论的招架无力。当今之策，一要努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学习别的民族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使二者不是相加，不是发生“物理变化”而是发生“化学变化”；二要加强理论研究，使经验与思辨相结合，正确回答从西方中心论到文化冲突论所提出的挑战，给予文化交融以理性的指导。

纵观人类的文化史，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不外乎两种情况。一个类型是靠战争强行推行自己的文化，消灭对方的文化。这种方式不但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给双方留下残酷血腥的记忆，而且文化的胜负并不以军事的强弱而定，还要看双方经济和文化的实力孰强孰弱。中国的北朝、宋未、明未都曾被异质文化民族打败，但是入侵的是游牧文化，终究敌不过发达的农业文化，因而几乎被完全同化。古埃及的法老文化、十一世纪印度文化之败于伊斯兰文化，除二者自身政权问题和军事实力的因素外，伊斯兰文化相对于古埃及神教和印度当时的佛教有其长处是其重要原因。另一个类型是和平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贸易和通婚。这是人类自其童年就惯常使用的主要方法。就人类的全部历史而言，这种方式占的时间最长，战争从来是短暂的。和平接触，给了人们选择、消化、吸收的充分时间；同时由于双方是出于自愿去接触、了解异质文化，因而降低了所有文化共有的排他性，增强了趋同性，反而加快了相互吸收和相融的过程。印度佛教之经小亚细亚传入中国，继而传至韩国，再传至日本，南方则由中国传入越南，都是在和平环境中完成的。佛教之能够实现中国化，历久不衰，与以和平方式进行文化交融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化的和平交融通常以点或面，或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以中国古代为例，著名的路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就是线与点形式的结合；佛教之传入中国则是点的典型。近代中国由于故步自封，以衰弱之农业文化败于先进的工业文化，其始为战争形式，固然也引起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憧憬与追求，但是抵制与排斥之力造成几多反复曲折，在近百年中始终未能动摇小农文化。与此形成对照的例子之一是澳门。葡国占领澳门400年，华葡长期和平相处，遂使澳门弹丸之地成为中华民族与西方文化相接相融之实验室。

以前曾听人说香港、澳门是文化沙漠，但稍稍沉静思考研究，则知此说仅见其一而未见其二。我于今年10月份在香港讲演时曾言：盖如自传统儒家文化标准观之，二地确乎文化不及内地；而若自西方文化观之，则内地岂不亦为工业文化之沙漠?二地之文化可谓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以文化交融形成一种新文化言之，则非但不可谓之文化沙漠，反而应谓之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驿站，中华文化输至欧洲至始发点。“文化沙漠”之说亦有文化“中心论”影响之嫌。

今就澳门言之，我们在澳门可以看到上百个佛教寺院，随处可见众多教堂和大三巴牌坊；澳门节日多，中国人既过传统节日、民俗节日和佛教节日，也过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等等葡人带来的基督教节日。基督教、天主教和西方的科学知识首先是从澳门进入中国大陆的；中国儒家经典也是经过澳门而传入欧洲的。澳门，最初是圣保禄大学，以后扩展至几乎整个澳门成为培养双语精英的基地。

中西交融的生活方式是澳门的特征。与此同时，中、葡文化的底层——价值观、伦理观、世界观却基本各自保持着特色，而这特色中也已经融进了对方的有益成分。正如澳门神甫潘日明在《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流》序言里所说

    我们不仅共存，而且还和睦相处，共同富裕，无论是躯体上还是精神上结合两种不同的文化而创造了第三文化。澳门的两位上帝——葡萄牙和中国，他们善于调和生性之不同并都以中庸之道为处世哲学，这并不违背福音这是基督教义和中国人智慧的结合物。事实上，（耶稣、菩萨、孔子、老子、甘地、里莎尔）为解决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和行为开创了非暴力、对话、矛盾合一、自然（大地和苍穹）和人类和谐的新纪元（澳门文化司署出版，1992）

土生葡人诗人李道安描写了被称为“土生葡人”的这一特殊群体，他写道：

    娶中国妻子乃出自天性，／以米饭为生，也吃马介休，／喝咖啡，不喝茶，／饮的是葡萄酒。/ /我的血有葡国猛牛的勇敢／又融合了中国南方的柔和。／／我继承了些许贾梅士的优秀／以及一个葡国人的瑕疵，／但在某些场合／却又满脑的儒家孔子。／／确实，我一发脾气／就像葡国人，／但也懂得抑止，／以中国人特有的和平。/ /长着西方的鼻子，／生着东方的胡须。／如上教堂，／也进庙宇。／既向圣母祈祷，／又念阿弥陀佛。／／(转引自汤开建《今日澳门》，高等教育出版社，2233——2234页，1999年，北京)

澳门在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相接相融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认为恰是一个典型的“点”。本来这个“点”是可以和“线”结合，成为近代中西文化的丝绸之路。但是自英人占领香港以后，澳门在中外经济中的地位遂被代替，而未能毕其功。

澳门的“土生葡人”，可谓是在澳门中葡文化成功交融的特殊产物。其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思维既有别于华人，也不同于葡萄牙本土。他们成立了澳门公职人员协会、“根在澳门”、“土生协会”等社团。现在中国政府在政策上充分照顾了这一特殊族群：他们也热爱澳门，愿意继续生活于澳门。他们有着极强的适应和复苏能力。对于他们今后在澳门如何生活，他们及其后裔如何既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又与中华文化相容相融，是值得深入而持久地研究的课题。

在澳门，中华文化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澳门同胞的爱国情怀。无论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还是祖国建设时期，澳门同胞都义无返顾地全力支援，倾家荡产、流血牺牲，在所不辞。林则徐的诗句被作为楹联写在莲峰庙里，可以正确地概括澳门人所继承和弘扬的中华民族精神：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佛寺，乃四大皆空、破除四缔、祈得佛果、解脫世人之地、但却以这幅联语警醒香客，这不但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也反映出佛教在这里又有了适应环境的变化。

在澳门这种中、葡两种文化(实际还包括了东南亚文化、日本文化等)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过冲撞和摩擦，也有血泪的一面，但毕竟不同于通过战争侵占和强行推行占领者文化的情形。这种交融的结果，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有没有和有多少普遍意义?例如有没有可能在内地某些地方(例如将来在一些地方可能出现“X国城”)、在世界其他地方(如“中国城”)得到“复制”?中华文化如何乐于容纳之?它对人类文化的接触、交融、发展有什么启示?一系列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该从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

我认为，澳门华洋杂处、不同文化友好共存、相互影响的祥和局面，应该给予世界以重要启示：异质文化之间应该对话，应该相容。换言之，对澳门四百年来文化演进的研究、其意义远远超过澳门一地，将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答，也会为应对文化一体化挑战提供宝贵的思路和经验。我更相信，澳门今后不但会继续起到中西文化交接“点”的作用，还会因为内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点”、“线”相连，成为工业化时代的敦煌，为中西文化交流，为祖国繁盛发挥超越历史的作用。

（资料来源：本稿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