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发端于19世纪初叶。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文化已开始由传教士引进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界的隔绝状态，西方文化梯航而来，与中国文化频繁接触。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并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式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外来侵略、民族压迫的痛苦和耻辱出现于中国社会。

　　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美国传教士来华始于19世纪30年代，他们在华活动，无疑起到了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作用。但是，由于美国传教士要在中国扩大“基督福音”的宣传，利用办学校、翻译出版西书、创办报刊等办法作为传教的有力工具。这样，传教士就成为接触普通中国人和传播西方文明的桥梁。

　　本文通过对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某些方面的考察，进一步探讨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一

　　教育是传教最强有力的辅助手段。美国传教士来华后，很快就意识到，由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和以信仰佛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距离实在太远，他们的福音传播方式不能引起中国人民的共鸣。为改变直接传教成效不大的状况，加快在中国发展基督教的势力，他们率先在中国办起了教会学校，通过学校传播基督教教义，这是美国传教士在华的重要文化活动。

　　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1830年2月由美国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贝满学校。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收留了四、五名学生，并且举办不久便关闭(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1978年版，第67页。)，论影响并不大，但它毕竟开创了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办学的历史。1836年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是由寓居广州的外侨组织，由美商奥立芬赞助，裨治文任该会的秘书。该会具有商办教育的性质，但又明显地具有办学校同传教结合起来的倾向。马礼逊教育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除要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并以此为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授给他们。这些学校还将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5卷，第374页。)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即向英、美发出呼吁，要求派遣教师前来中国开办学校。美国耶鲁大学马上作出反应，派该校毕业生布朗来华办学，经费由马礼逊教育会提供。1839年，马礼逊学堂正式在澳门开学，首批学生六人，1842年迁往香港，学生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人(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马礼逊学堂课程的内容包括基督教教义、各种近代西学知识和中国汉语。除汉语由一位中国先生任教外，其它各门课程皆由布朗夫妇执教。布朗不仅给学生灌输各种新的西方知识，而且还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容闳等人到美国深造的促成者。1847年布朗夫妇回国时，容闳、黄胜、黄宽三名学生随同赴美，在布朗和美国友人的帮助下，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学生。黄宽赴英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名留英学生和中国第一位西医的传播者。

　　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在华开办的学校逐渐增多。他们先后在广州、宁波、福州、上海等地创办教会学校，除男子学校外，也开始创办女子学校。1868年，美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3页。)。有了条约的保障，美国传教士便更积极地在中国各地设立学堂。一大批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青年传教士纷纷来华，致使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据统计，到1898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已拥有155个教会、849个分会，40027名中国教徒，1032所初等学校，有学生16310人；有74所中等以上的学校，拥有学生3819人。(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19世纪下半期，美国传教士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有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设的蒙养学堂（1876年改称为文会馆）；1865年圣公会在上海开设的培雅学堂，第二年又设度恩学堂，1879年合并成立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71年圣公会在武昌开设文惠廉纪念学堂；1881年监理会在上海开设中西书院，后来发展为东吴大学；1882年长老会在山东开设广文学堂，后来发展为齐鲁大学；1889年长老会在广州开设格致书院，后来发展为岭南大学；1888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开设汇文书院，1889年公理会等在河北通州开设华北协和书院，后两校合并为燕京大学(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228页；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4—75页；罗荣渠：《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37年版，第643页。)。此外，还开办有北京贝满女学（1861年）、上海圣玛利女学（1881年）、广州真光女学（1881年）以及上海中西女学等等。(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1978年版，第621—622页。)

　　移植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教会学校在其建立和发展的同时，与清朝固有的教育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朝的教育制度基本上因袭明朝，教育偏重于科举，读书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必须习作八股文以应付科举，以求进身之道。这种弊端丛生的封闭型传统教育，在教会学校建立后，便遇到了西方开放型教育的冲击和挑战，并受到极大的影响。

　　首先，教会学校宣传和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新学与旧学相比，新学的确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新学不仅教人讲科学，也教人掌握科学参预社会竞争。这就在中国引起人们对新学的兴趣。随着传教士在学校传播西方文化，一批初步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也在成长。在这方面美国传教士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如，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81年在上海开设的中西书院，八年的西学课程循序渐进，高年级的数理化课程有化学、重分、微分、积分，还有航海测量、天文测量等等。189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他就教会学校为什么要开设西学课程列举了三大理由：一是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二是可以使教会有声望；三是可以使毕业生更有能力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无论教会学校开设西学的目的何在，事实上，教会学校确曾培养出一批具有新思想、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这些人在洋务企业中，在中国海关、邮局以及数理、医、农、工各部门中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其次，教会学校的一些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逐渐为中国所接受。19世纪60年代，中国教育开始了改革。改革的主要标志是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的广州同文馆的创设；以后又陆续开设了一些工科学校和军事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有许多都效仿教会学校。有些学校还聘任传教士担任教习或总教习，使中国官办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西学的阵地。比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任教期间，逐渐引进算学、化学、国际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新课程。京师同文馆内，除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任算学教习外，其余课程皆聘请英、美、法传教士任教。此外，全国各地兴办的新式私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程式，也仿效教会学校。

　　再次，美国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也起过积极作用。传教士不仅通过在中国办学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有的传教士还撰文强调要振兴中国教育就必须改革教学内容和方式。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拜会恭亲王时，曾面呈《创设学校议》一文，文中首论学校的重要，并介绍新学的种类及设立新学的方法，进而提出改革学制和考试制度的建议(李佳白：《创设学校议》，见《万国公报》第7卷（1895年）第84期，第4—5页。)。狄考文发表《振兴学校论》一文，批评中国学校教授的内容太窄，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主张广设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开办大学和女学，把中国的士、农、工、商纳于学。狄考文还主张向清廷建议取消科举制度，代之以西方学校授予学位的办法，同时提出取消八股文、增加学校科目等主张。林乐知还利用他主办的《万国公报》的有利条件，发表了许多议论中国教育的文章。文章涉及范围广泛，有的批评中国教育制度阻碍人才的成长、有的建议中国改革科举制度并兴新学。传教士这些活动和呼声对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20世纪初，清政府明令废八股、停科举、开新学，虽是为适应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要求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清政府做到这一步，与传教士的宣传也是分不开的。

　　当然，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包含有西方的文明，但也有相当多的糟粕。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世界知之甚少，西学随着传教士输入中国，长期禁锢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的确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加上分辩是非的能力较差，有些人不分良莠，主张一律吸收，统统“拿来”，“全盘西化”。这种“拿来”与中国国情不符，“全盘西化”当然化不起来，但它的确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和崇洋思想。尽管如此，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应该看到，这对于中国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一概抹杀的。

　　教会学校毕竟同中国传统的公学、私学都不周，因为中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以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教人学而优则仕，是以作官为培养目标；而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则是以传播西方的文明为中心，教人面向西方，是以培养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为目标。不同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从文化素质上说也不同，前者是要因循旧的传统、维护旧的道德，后者要打破旧的传统、废弃旧的道德；从心态上说，前者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比较墨守成规、缺乏冒险精神，缺乏开拓竞争的心态，后者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比较视野开阔，对现实容易产生不满，比较容易产生崇洋媚外的心态。两种类型的学校在中国社会并存，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一大冲击。但由于中国的传统封建教育制度根深蒂固，它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因此，教会学校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它毕竟无力摧毁中国的封建教育制度的顽固体系。

二

　　翻译和出版书籍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早在1834年11月，广州外侨就成立了一个名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为该会的秘书。该会标榜的主要宗旨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3卷，第378—384页。)几年后未见成效。1838年裨治文撰写一部名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书，该书系统地介绍美国的情况。全书分两帙，上帙叙述美国大略，下帙分别评述美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文地理，书中还常常把中美两国的情况作比较。该书对美国政治制度来源、组织与功能作扼要叙述，成为以后三四十年间中国人对美国情况了解的主要来源。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增补的有关美国的材料，几乎三分之二来自这部书；梁廷楠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介绍美国的专著，书中的资料来源也是以这本书为主要依据。该书初版时署名高理文，后经修订，书名改称《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第三版出版时又更名为《联邦志略》，署名裨治文。

　　1839年，林则徐出于同英国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需要，组织人员选译瑞士人瓦达尔1785年编著的《各国律例》（全名是《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与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的原则》）。林则徐还委托当时在广州开设眼科医院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参加摘译。这是国际法被介绍到中国的开始。

　　鸦片战争后，大批西书在中国被翻译和出版，这当中美国传教土亦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世纪在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都为英、美新教传教士所操纵。其中主要机构有三家：一是京师同文馆，出版了一些有关洋务知识的书，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二是江南制造局（1865年成立）1867年成立翻译馆，出版了一些科技书，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三是广学会（1887年成立）。前两家为清政府官办，长期聘用传教士担任翻译工作。广学会是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初名为“同文书会”，1892年改名为广学会。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李佳白等为该会的主要成员。广学会除出版宗教和政治书籍外，还出版大批西方科学著作，从规模和出版书刊的数量而言，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翻译和出版的书籍的数量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其中属于自然科学著作的为数不少。1866年丁韪良编纂刊行了一部介绍西方科技的书，名为《格物入门》。该书分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共7卷、70到80年代，林乐知与中国学者郑昌棪合作又陆续从英文中翻译了《格致启蒙》共4卷（化学、地理、天文、格物），由江南制造局刊行。丁韪良与同文馆学生胡玉麟等合编《格物测算》8卷（其中3卷为力学，其余各卷为水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由同文馆刊行。传教士除了译刊上述多科性、综合性的科技读物外，还译出不少基础性、理论性的学科书籍。如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聘用的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与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1871年刊）就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书之一。

　　在西学书籍的出版中，大量的西医西药书籍也由传教士译刊出来。美国浸礼会堂教士罗孝全翻译的《家用良药》一书在广州出版。1853年赴华，在广州传教行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在1859—1886年间，翻译出版了20余种书籍，主要书籍有《西药略释》、《眼科撮要》、《割症全书》、《炎症》、《裹扎新编》、《内科阐微》、《皮肤新编》、《内科全书》、《实用化学》等，全面介绍西医内、外、眼、皮等科学知识，影响较大。西医、西药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对引进和传播西医西药知识、培养西医人才都产生直接的影响。

　　此外，美国传教士还翻译和出版过一批关于历史、地理、教育、法律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仅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的社会科学书籍就有：《印度国史》、《俄罗斯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史》、《万国史》、《东方交涉记》等。他在广学会出版的译作有：《中东战纪本末》、《中西关系略论》、《治安新策》、《列国岁纪政要》、《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多种。《中东战纪本末》除广泛搜集了中日双方在甲午战争中的大量原始史料外，并摘译了中外报章上的战讯和欧美时人对甲午战争的评论。该书出版后曾风行一时。

　　值得一提的是丁韪良翻译的《国际法基本原理》（1836年在美国初版），该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律师、外交官惠顿。丁韪良在上海传教期间就已开始翻译此书的部分内容，后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推荐，得到清政府总理衙门恭亲王奕■的同意，派章京陈钦、李常华、方浚师、毛鸿图4人“悉心商酌删润”，并拨银500两交付京都崇实印书馆刊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7卷，第26卷，第26页。)，于1866年问世，书名改为《万国公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完整的国际法著作。此书中文本初版300本，分别送给清政府中央和各省以及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与外事有关的各级官员。继《万国公法》后，丁韪良又和他人合作或独自翻译、编撰了《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陆地战役新选》、《中国古代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著作。从传播知识来说，这许多译著的出版，对于中国官员了解国际法，提高他们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不能说没有作用。

　　西书的译刊和传播，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值价观。长期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束缚下，科学技术处于低微的地位，被视为“末学”，斥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近代西书的大量出版，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特别是大批科学技术书籍的出版，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项——科学。这些科学技术书籍的引进，对于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观念是极大的冲击，对于中华民族的觉醒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左宗棠在上清政府总理衙门书中所指出：“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左宗棠集》，《书牍》第9卷。)

　　西书的出版对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也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来源。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志士，为了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竭力向西方学习，包括广泛地阅读各种西学书刊，希望能从中获得可以救中国的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受过传教士译著的影响。康有为在上海时所读的西书译本多是广学会和江南制造局出版的书籍。梁启超不仅大量阅读西书，而且还写了许多评论的文章。他们的著作有许多新知识都是来源于这些西书。甚至光绪皇帝也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内订购89种书籍(书目刊载在1989年《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附录内。)。他对这些书“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1页。)

三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除了翻译和出版西书外，还特别重视创办报刊。我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刊就是由传教士首先创办起来的。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中国“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就是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美国传教士也和别的国家传教士一样，在办报上投入很大的力量。

　　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1842年以前以广州为据点，然后向通商口岸发展。传教士在中国早期的办报活动中虽以英国最为活跃，但影响较大的当首推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ery，旧译《澳门月报》、《中国文库》）。

　　《中国丛报》创刊于1832年5月，直至1851年12月停刊，共坚持20年，刊出了20卷（每月1期，每年1卷）。该报除免费使用美国公理会送来的印刷机和英文活字外，美商奥立芬还提供开办费和拨给一所楼房作为编辑、印刷之用。裨治文为这个刊物的编辑，另一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被指定为该报的印刷者和发行人（不久他也参加了编辑工作）。在《中国丛报》创刊号中，裨治文毫无掩饰地指出该报的主要宗旨和任务，就是要通过出版《中国丛报》广泛了解中国各种情况，包括了解中国气象、土地、江河流域的出产等自然资源；了解中国商业的过去和现状；了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如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等关系(《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1卷，第1—5页。)。因而，《中国丛报》辟有名目繁多的栏目，主要有宗教消息、书评、文艺杂谈、时事日志、近代中国介绍、中美关系、英国对华政策等等。

　　就内容而言，《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历史、地理、文化、气象等，就内容的份量而言，《中国丛报》又特别注重报导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它记载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译载了许多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等重要文件，并提出了各种侵略的主张。该报的发行对象为欧美各国政府及商业团体和在华的外侨，以及在南洋活动的传教士等。《中国丛报》对欧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如，中美《望厦条约》的一些不平等条款就是根据该报提供的情报拟定的。因此，《中国丛报》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中国丛报》又以大量篇幅翻译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学、农业、科技。如，该报曾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介绍中国妇女的缠足，以及缠足习惯的起源、程度和影响；还登载过几编讨论关于汉字拉丁化表音法的文章，并提出各种不同的汉字拉丁化的方案。

　　最早用汉文向中国介绍西医西药知识的刊物是1868年由嘉约翰医生在广州编辑发行的中文《广州新报》，每周出版1期，1884年改为月刊，更名为《西医新报》(嘉惠霖：《博济医院百年史，1835—1935年》（W．W．Cadburyc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1835—1935）上海1935年版，第39、134页。)。1887年嘉约翰又为新成立的中华博医会创办了《博医会报》，该报分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这份期刊是19世纪末在中国出版的唯一西医学的学术刊物，对于了解当时疾病分布与教会传教医生的活动，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19世纪下半期，传教士主办的报刊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该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在上海创刊。林乐知在创刊号中，阐明发刊的宗旨是为了加强教徒之间的联系和向教外宣传。但是由于该报宗教色彩浓厚，内容狭窄，读者有限。70年代后，《中国教会新报》为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形势和民众求知的需要，由专言宗教改为兼言政教，并易名为《万国公报》（1874年），成为一份宗教、政治、社会和科技的综合性期刊。《万国公报》1883年一度中断，1889年复刊，并成为广学会的会报。该报直至1907年因林乐知病逝而停刊，前后出版达34年之久。

　　从内容看，《万国公报》刊载范围较广。首先，它以大量篇幅介绍西学，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成果。它刊载广学会、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方科技著作，配合当时的洋务活动，广泛宣传介绍近代煤铁开采和军事生产技术，它还刊载不少自然科学的文章。如，1871年2—4月刊载艾约瑟《格致新学提纲》，列举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发表以来300年间西方科学的重大发现和发明。同时，《万国公报》也重视介绍西方国家社会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介绍美国、法国的总统选举，英国的议会制度，欧美的教育制度、图书馆设置，还介绍中国留美学生，宣传天赋人权说和西方民主政体。《万国公报》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介绍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刊物。当然，它并非要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译介欧美社会主义学说中各个流派时无意中稍带，而且只是片言只语，还误把马克思说成是英国人。此外，《万国公报》还提出各种涉及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改革主张。在教育方面，主张创新式学校，采用新式学制，改革考试内容和考生出路问题等等；在经济方面，主张造机器、开矿、设商部、建银行、行钞法、举办邮政、奖励发明、编制国家预算等；在政治方面，主张兴民权、设议院等。

　　《万国公报》初刊时，印数很少，销量不大。直到1894年因刊载甲午战争消息和评论才引起大夫们和上层官吏的重视，销路陡增。据统计，《万国公报》的销售量1876年为1800份；1897年增至5000份；到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时激增至38400份(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61页。)。可见《万国公报》对中国社会上层人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当然，因为传教士办报的动机是为了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和发展教会势力，因而，它刊载的文章不能不处处有所流露。

　　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国主办的报刊，起过三方面的作用。第一，教会报刊内容丰富，大幅度地介绍西学，开阔读者的视野，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对中外文化的沟通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出现。教会办的报纸栏目多，内容广泛，还采用先进的铅印和石印技术，不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出现，都以教会报刊作为参考和借鉴。第三，《万国公报》提出的各种主张对维新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维新派志士康有为在他的《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中所提出的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皇朝经世文三编》第16卷，第5—13页。)，完全是借西法来整顿中国的弊政，内容与《万国公报》所论相合。梁启超的“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变官制”的主张也出自于那里。谭嗣同在创设算学馆时，也主张馆中要公置《万国公报》等各种报纸。连光绪皇帝也阅读《万国公报》。可见，《万国公报》是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必读报刊。

四

　　美国传教士大批来华是在中国闭关自守政策业已松绑的时刻。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国人民在开展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意识到需要学习日新月异的西学知识，了解西方，因而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美国传教士适应了西学东渐的潮流，把传教和宣传西学结合起来，成为先进的中国人了解西方的重要媒介。在客观上起了促进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第一，美国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有助于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传教士介绍的新知识和信息，使中国人耳目一新。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曾借助美国传教士伯驾和裨治文等人提供的资料了解西方。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对美国还相当陌生，对于美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国家概况等，清廷上下都不清楚，连道光年间官修的《广东通志》也误说美国在非洲(阮元：《广东通志》第630卷，列传63按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册，第1566页。)。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不仅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了解了美国，魏源、梁廷楠等人通过该书，还对美国民主制度产生了朦胧的向往。曾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畲撰写的地理学专著《瀛环志略》，就是他通过与美国来华的第一批传教士雅裨理接触，虚心向他和其他外国人了解外国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详细问及各国的地理位置，经过5年的努力才写就的。本书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介绍世界地理及各国概况的科学著作之一，同美国传教士的关系密不可分。近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洪仁玕、王韬、谭嗣同、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进思想的启蒙，都与传教士所传播的西方文化有关。

　　第二，美国传教士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对中国的出版、新闻、教育、医药等文化事业起过积极作用。美国传教士涉足的译书、办报和学校教育领域，无不留下重要的影响。在这些部门中，美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一起，确实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起了媒介作用和启蒙作用。

　　第三，美国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有利于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中美两国遥隔太平洋，19世纪初，美国人对中国十分陌生，连当时美国总统华盛顿都不知道中国在地球的哪一方。正是美国传教士把中国的史地概况、典章制度、文学艺术、风土人情等源源不断地介绍到美国，才使美国人开始认识到在地球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国。美国传教士在华期间写了大批介绍中国的书籍。如，1833年来华的卫三畏就撰写过多部介绍中国的英文著作，主要有《简易汉语教程》（1842年）、《中国总论》（1848年）、《汉英拼音字典》（1874年）、《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1877年）、《中国历史》（1897年）等。其中《汉英拼音字典》和《中国总论》曾是外国人研究了解中国的必备之书。

　　第四，美国传教士输入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有些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文化。第一批近代自然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原来就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在与传教士合作编译和编著中，吸收西方的文化，对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的理解更为深刻明彻。如数学家李善兰在没有接触西学前，完全靠研究中国的传统算学方法，独立地跨进了高等数学微积分和素数判定的门槛。正因为他的科学造诣，所以他在被邀与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西方格致之书时，英译本谬误之处全凭李善兰深广的数学知识加以匡正审定。连传教士也承认，西人遇到“西国最深算题，请教李君，亦无不冰解。”(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14页。)

　　总的说来，输入外来知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不无好处，起码能节约人力、资源和时间，起到“人耕我获”之利；又可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决定取舍，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传教士对西学的引进，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他们所设立的学校、翻译出版书刊等，都是近百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之一。尽管各人的情况不一，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仍有他们一席之地。当然，由于他们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更由于其殖民主义和宗教的动机，不能不使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和所介绍的西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0){ for(var i=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