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644年，清廷定都北京，此后，自17世纪直至19世纪，朝鲜的燕行使团不断来到中国，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同清王朝不同阶层人士进行接触，并将其所见所闻，撰写成文，报告朝廷，有些则著录成书，刊行于世。在众多的《燕行录》著作中，秉笔直书，内容全面，著录完整，史实重要诸方面是其主要特点，《热河日记》则是其最具影响的代表作之一。当然，作者们在记述广泛的同时，各自侧重面不尽相同，这也是很自然的。

乾隆中期以后，一些朝鲜学者走进了来华的朝鲜使团，他们的身份虽然不同，但目的明确，其有关《燕行录》的著作令世人瞩目，意义重大。在这些学者之中，著有《热河日记》的朴趾源就是其一。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鲜正祖四年)是乾隆皇帝七十寿辰。为此，有关各国派遣专使和使团前来祝寿，朝鲜自不例外。于是，朴趾源便以随员名义，随其三从兄锦城尉朴明源正使、郑元始副使、赵鼎镇书状官等一行于是年六月末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他心仪已久的中国之行。

朴趾源的一生是在关心国事、几经坎坷、极力提倡“利用厚生”之学中走过的。韩国李佑成教授曾为之写道：“先生的一生，为促使十八世纪末落后的祖国文明化，而献出了毕生之精力。尤其是在‘利用厚生’学说研究和新文化运动方面更专心致力。”[①]可以说，朴趾源“利用厚生”的思想和主张体现了18世纪朝鲜的“利用厚生”学说。

英祖十三年(1737年，清乾隆二年)三月五日，朴趾源出生于汉城名门，世称“冠冕大族”的潘南朴氏之家。其字仲美，号燕岩。其先祖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卫国功臣。如八世祖文康公绍(冶川)和六世祖忠翼公东亮诸公，他们的事迹颇受国人敬重。及至朴趾源出生之后，这个名门望族已经家道中落，生活贫寒，其父也与世长辞。自此，他在祖父朴弼均的抚育下长大成人。朴弼均为人正直，性刚毅，做官以廉洁自律。他对朴趾源日后成为朝鲜之著名实学家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其祖父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之下，朴趾源虽为名门之后，且颇具才华。但他并不立志科举，更不与权贵交往，在贫困生活中，潜心学问，淡泊名利，大约在三十岁前后他已是国内的一位有名的学者了，因此，当时的其他学者，如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等人都虚心向他问学，他也非常热心地同他们讨论“利用厚生”之学。1776年，正祖即位，朴趾源为了避免权奸洪国容加害于己，遂移居至黄海道金川郡燕岩峡，继续研究学问，广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正祖四年(1780年)，洪国容被流放后，朴趾源的处境有了改善，是年，随朝鲜使团来华，时年四十四岁。

早在朴趾源使清之前，他已从前辈和挚友关于《燕行录》的著述和谈话中知道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如洪大容的名著《湛轩燕记》以及同洪大容、朴齐家的恳谈。心系国事民生的朴趾源对上述内容给予了极大关注，“前辈的纪行文字为燕岩展示了一个充满无限诱惑的中国；他要到中国一睹大国风采，把足可厚生利用的思想与技术带回自己的祖国。”因此。“当时他是带着浓郁的求知欲和特别的探求心赴清访问的。”[②]

是时，朴趾源年富力强，才华横溢，他以其在实学方面的主张，并结合在中国的深入考察和亲身感受，遂有那令人感佩、影响深远、闪烁着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思想光辉的《热河日记》的问世!显然，清代中国与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朴趾源于纯祖五年(1805年，清嘉庆十年)因病逝世。此前，他先后任缮工监监役、汉城府判官、安义县监、沔川郡守、襄阳府使等职。晚年则专心致力于著述。一生著作颇多，包括小说、诗歌、政论等诸多方面。其间，他遵英祖之令，上《课农小钞》，主张应同等对待农工商以维护其“生业”，强调实学即是有关农田水利之事。他还指出：“农工商丢失生业，乃是士无实学之故。”[③]在安义，他身体力行，推广其“利用厚生”的具体主张，受到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赞誉。有关这方面内容，笔者将在下文另述。

（二）

朴趾源关于“利用厚生”学说的思想及其《热河日记》不仅在其一生中最具影响，同时在18世纪朝鲜的“北学派”内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在“北学派”的诸项主张里，有二点非常重要：其一，为了缓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民生，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他们坚决主张“利用厚生。”韩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全海宗先生著文列举了朝鲜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五位实学家，并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北学派”的重要人物朴趾源(另外四位则是栗谷李珥、硒溪柳馨远、星湖李潠、茶山丁若镛)。他指出：“唯独燕岩以‘利用厚生，来代替‘经世致用’。他的这一主张是有根据的。在经典上也可找出‘利用厚生’一词，但是解释为‘工制什器，商通财货，以利民生，使衣食图谋民之厚生，。如此看来，我们不难理解燕岩将农工商相提并论，不谈修己治人，提倡‘裕民益国之效’；无须执迷于‘六经’，主张‘利用厚生’的原因。”与栗谷李珥等四人相比，朴趾源“重视实用和实践，主张同等对待农工商各行业，以保证其‘生业’，他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由此看来，燕岩实学，即北学派实学是游离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派)实学的一种理论。”[④]

其二，“北学派”的学者们为了实现其“利用厚生”的思想和主张，他们提出要学习中国。因此，倡导学习清代中国有关“利用厚生”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其“利用厚生”学说的重要内容。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在批判传统的“华夷论”的同时，敢于面向现实，认真结合朝鲜实际，指明清王朝文化中的诸多先进之处。

应当看到，批判传统的“华夷论”是全面、深入认识清王朝文化进步性的前提，只有解决了这个重要的认识问题，才能进一步扫清“斥清尊明”的障碍。显然，这是能否正确认识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文化的关键。在这方面，“北学派”先驱洪大容指出：“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⑤]他肯定满族建立的清王朝，“若今时之夷狄也，以其久居中国而务其远图。”[⑥]

朴趾源在赞同和吸收上述思想的同时，他从实际出发，正视满族一统华夏的现实，承认汉族文化在清朝统治下正在延伸和发展。这样，他就能正确看待中国在“利用厚生”方面诸多可取之处，呼吁引进中国的先进技术，裕国利民，富强朝鲜。朴趾源郑重表明：他既不是上层士大夫，也不是中层知识分子，而是一名普通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不同意他们有关斥清尊明、乃至灭清复明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严肃指出：

“一部《春秋》，乃尊华攘夷之书……我东士大夫之为《春秋》尊攘之论者，磊落相望，百年如一日，可谓盛矣。然而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中华之城郭、宫室、人民固自在也，正德、利用、厚生之具固自如也，崔、庐、王、谢之氏族固不废也，周、张、程、朱之学问固未泯也，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固不变也，彼胡虏者，诚知中国之可利而足以久享，则至于夺而据之，若固有之。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而况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圣人之作《春秋》，固为尊华而攘夷，然未闻愤夷狄之猾夏，并与中华可尊之实而攘之也。故今之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稚鲁，自耕蚕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学焉。人十己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挺而足以挞彼之坚甲利兵，然后谓中国无可观可也。”[⑦]

此后，随着在中国考察的不断深入，他进一步指出：“夷狄之主函夏者，未尝不袭其道而有之矣……然其功利之享，虽其法之出乎夷狄，集其众长，莫不以精一为师也。故向所谓才智力量震天动地者，所以成中国之大，而二十一代、三千余年之间成法遗制可得以考焉。”[⑧]

是年八月十五日，朴趾源参加了在承德举行的乾隆帝七十岁庆典之后，返回北京。路上，他在古北口一带对比了该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今昔巨变，并由此想到了清王朝的“盛世”景象，他深有感触地写道：“今升平百余年，四境无金革战斗之声，桑麻菀然，鸡狗四达。休养生息乃能如是。汉、唐以来所未尝有也！”[⑨]

综上所述，可知：朴趾源认为康、乾之治，逾越汉、唐，在18世纪朝鲜的实学家、“北学派”中坚人物和广大学者之中，这种对于“夷狄”所建王朝如此高度的评价可谓前无古人!对当时的知识界、思想界产生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那么，朴趾源做出以上评价的根据是什么呢?笔者依据《热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通过农事、平叛、修史等事肯定康熙、乾隆二帝的政绩。

1、作者在新民屯永安桥周围看到，“以连抱大木编成为梁，梁高数丈、广五丈，两沿木头齐整，如一刀裁划。梁下沟浍，缘水无际，青泥润烂，若辟此为万区水田，不知岁收得几亿万石红稻香粳?”[⑩]但是，朴趾源却由此看出康熙、乾隆二帝的“深长之虑。”他写道：“或曰康熙皇帝为《耕织图》、《农政》诸书，今皇帝实是老农家子弟，非不知关外青黧土为上上田，第以关外之地为自家根本之乡，水稻■香，饭颗润烂使民恒服，则筋解骨软，难以用武，不如常食黍粱、早稻，教民善耐饥、壮血气而忘口腹也。宁弃千里膏沃之野，令作瘠土向义之民，此其深长虑也。”

2、在《燕行录》系列著作中，对吴三桂之三藩之乱时有述论，并起到了补证史实的作用。[11]^]朴趾源在是书《铜兰涉笔》内记述了英祖八年(1732年，清雍正十年)译官崔寿城使清见吴三桂、吴世蟠之部下吴光彬事，证明“当时宽大之政。”[12]书内记曰：“光彬尝受吴三桂伪牒，以此被谪，仍居于此，年方八十七，耳聋神昏，不能酬酌。出视当时文籍，”计有①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周王授吴光彬为金吾侍卫游击事；②洪化元年七月，兵部拟升授吴光彬加参将职衔，管理内府事；③洪化二年七月，户部差授吴光彬为户部员外郎事。以上“俱有印押。盖吴三桂起兵四年而改元也，自作九锡禅文，李克用之所不为，誓死他日复唐社稷，大明遗黎日望义旗，天下有谁知周家洪化?吴光彬尚以此牒为家藏旧迹，其意可知，而亦可见当时宽大之政。”

3、全文抄录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和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的两次上谕，肯定乾隆帝在修史时“崇奖忠贞”，“以明季殉节诸臣，各为其主，义烈可嘉，自宜查明锡谥。”[13]^]其中，如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足为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至若钱谦益之有自诩清流，腼颜降附……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意。”对此，朴趾源尤表赞同，他在书中写道：“钱牧斋谦益，字受之。其身世半华半胡，其文章半儒半佛，其名节扫地，终不免浪子之号。上愧其师孙高阳承宗，下愧其弟子瞿留守式耜，中愧其妻河东君柳如是……今见乾隆诏斥受之，谓其自用诩清流，腼颜降附，诡托缁徒，丧心无耻，可谓愧杀钱谦益。我东先辈不知受之之失身，徒见其《有学》、《初学>等集，未尝不为之伤惜，钞其诗文，多列之文丞相、谢叠山之下。近岁以来，颇亦闻其毁板禁藏，而功令俗生家未必能尽知之，故今详录焉。”[14]

此后，朴趾源在《日记》中再一次称赞乾隆帝，“今皇帝斥钱谦益诏，有曰‘犹假借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者’，可谓洞照其奸情矣!”[15]经过对今昔正反两方面人物的比较研究，朴趾源对清王朝的一个重要认识则是“清之立国，专以表贤瘅恶之典服天下心。”[16]

二、通过使团使清及其有关事例说明清政府官员人等是友善的。

1、仆役昌大渡白河时，“赤足为马所践，蹄铁深入，肿痛乞死。无代控者，事极狼狈”。[17]朴趾源见他“又饥又寒，又病又睡，又涉寒溪，极可虑也。”渐近热河，此事被清朝的一名提督发现，于是这位四品提督对昌大嘘寒问暖，雇车载之，“亲为劝食。”待其渐愈，又以坐骑授之，嘱曰：“汝先去追公子，若道中欲下，须系之过去车后，我自可赶得，毋虑也。”朴趾源等使团人员甚为感动，“提督之意甚厚可感也!”“颐其年近六十矣，为外国一贱隶如此其费心周全，护此一行虽其职责，其行已简略，奉职诚勤，可见大国之风也。”此事在朝鲜使团成为一时之热门话题。

2、去年朝鲜驻京使馆之南馆失火，清军奋力扑救，纪律严明，无秋毫犯，传为美谈，当是时，“夜方三鼓，馆中鼎沸，一行币货委积城底，马数百匹阗门争出。已见甲军数干，严卫如铁城，数十水车并驱而入，扁檐(担)两桶水，随注车箱，无点水冗费。救人者皆着毡帽、毡裘，裘帽皆渍水，手持长柄斧、钩镰枪，冲焰冒火，隳突随意。须臾火灭，寂无喧扰，物货乱置者无一闪失。可见中国法度之严，每事之不苟艰如此云。”[18]

3、清政府厚待燕行使者，“今此使行，所持方物，不过纸席，而中国赐赉供给留馆员役，常费十余万云。比诸清初，可谓反为贻弊中国。”[19]

三、至于朴趾源本人在同清朝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平民商人等倾心交谈、以酒会友之时，处处洋溢着友好热烈的气氛，时时传颂着动人的佳话，这在《日记》中俯拾皆是。在他们之间，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促膝长谈，内容广泛，情节感人，乃至通宵达旦，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也是朴趾源进一步改变对传统“华夷论”认识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朴趾源在《日记》内以其犀利的笔尖做犁铧，刺破了那岁月沉积的传统“华夷论”之内层，再现了“夷狄”所建王朝的辉煌，这种胆识和魄力，令时人瞩目，令后人敬仰。

（三）

通过在中国详细的调查、访问，特别是对中国有关“利用厚生”诸多方面的考察，朴趾源较为全面的看到了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繁荣的景象，从而，使其对满族所建王朝更加认同，对清代中国科学技术先进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明确。在《日记》内，他尖锐批评朝鲜一些人所谓“胡无百年之运”的论调，认为“其虚妄甚矣!”[20]这样，也就更加坚定其在朝鲜推广中国科学技术的信心和决心，进而使其“利用厚生”学说更能闪烁出实心和实用的光辉!因此，深入述及《日记》中有关乾隆朝“利用厚生”的实证是很有必要的。

是年六月二十七日，朴趾源刚刚进入中国便看到边界的一个酒铺“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豚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痔皆精丽如画。”他颇为感慨地说：“嗟呼!如此然后始可谓之利用矣，利用然后可以厚生，厚生然后正其德矣。不能利其用而能厚其生，鲜矣。生既不足以自厚，则亦恶能正其德乎?”[21]

这里，作者通过对边界的一个普通酒铺的赞叹，明确而严密地说明利用、厚生、正德之间的关系，从而也说明了他的“利用厚生”的思想和主张。

自此，对乾隆朝有关“利用厚生”的考察与研究，始终是作者关注的热点，并以此为宗旨贯穿在《日记》的全书之中，正如该书(原序)所说：“城郭宫室、耕牧陶冶，一切利用厚生之道皆在其中。始不悖于立言设教之旨矣。”全书关于清代中国“利用厚生”情况的记述和评论范围广博，内容丰富，论述详实，具体包括：居室、制砖、水井、火炕、市场、酒楼、儒商、车辆、桥梁、畜牧、天文、历算、医药等十多个方面。有些内容在书中则专题评述，并结合本国情况比较其优劣。限于篇幅，笔者择要介绍民居、烧砖、车辆三个方面的内容。

早在朴趾源跨过朝中边界、赞誉乾隆年间的一个小酒铺之时，他对当地民居结构统一、门户齐整予以极大关注，并坦述内心的变化，令人肃然起敬。是时，他“望见栅内闾阎皆高起五梁，苫草覆盖，而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街乎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排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往者洪友德保尝言大规模细心法。栅门，天下之东尽头，而犹尚如此。前道游览，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佘猛省曰：‘此妒心也。’余素性淡泊，慕羡猜妒本绝于中，今一涉他境，所见不过万分之一，乃复浮妄若是，何也?此直所见者小故耳。若以如来慧眼，遍观十方世界，无非平等。万事平等，自无妒羡，故谓张福曰：‘使汝往生中国何如?’对曰：‘中国，胡也。小人不愿。’俄有一盲人，肩挂锦囊，手弹月琴而行，余大悟曰：‘彼岂非乎等眼耶?”[22]

不久，他便对住房布局、结构、标准进行了详细记录，并简略比较了中朝民居的差异：

“凡室屋之制，必除地数百步，长广相适，铲划平正，可以测土圭、安针盘，然后筑台。台皆石址，或一级，或二级、三级，皆砖筑而磨石为梵。台上建屋皆一字(字)，更无曲折附丽。第一屋为内室，第二屋为中堂，第三屋为前堂，第四屋为外室。外室前临大道。为店房，为市廛。每堂前有左右翼室，是为廊庑寮厢。大约一屋长必六楹、八楹、十楹、十二楹，两楹之间甚广，几我国平屋二间。未尝随材短长，亦不任意阔狭，必准尺度为间架。屋皆五梁或七梁。从地至屋脊测其高下，檐为居中，故瓦沟如建瓴。屋左右及后面无冗檐。以砖筑墙，直埋橼头，尽屋之高，东西两墙各穿圆窗。面南皆户，正中一间为出入之门，必前后直对。屋三重四重，则门为六重八重，洞开则自内室门至外室门一望贯通，其直如矢。所谓洞开重门、我心如此者，以哈其正直也。”[23]

在我国许多省区，房与砖密不可分，欲盖房，先烧砖，此乃理之必然。朴趾源在关注居室的同时，以其敏慧的目光考察了乾隆年间盖房用砖的规制、用法，强调“万砖一影”。其盖瓦之法尤为可效。对两国民间盖房的用料、方法做了比较，倡导学习中国。《日记》指出：

砖“长一尺，广五寸。比两砖则正方，厚二寸。一匡拓成，忌角缺，忌楞■，忌体翻。一砖犯忌则全屋之功左矣。是故，既一匡印拓而犹患参差，必以曲尺见矩、斤削砺磨，务令匀齐，万砖一影。其筑法，一纵一横自成坎离，隔以石灰，其薄如纸，仅取胶贴，缝痕如线。其和灰之法，不杂粗沙，亦忌黏土，沙太粗则不贴，土过黏则易坼。故必取黑土之细腻者和灰同泥，其色黛黧如新燔之瓦，盖取其性之不黏不沙而又取其色质纯如也。又杂以茼丝，细锉如毛，如我东圬土用马矢同泥，欲其韧而无龟。又调以桐油，浓滑如乳，欲其胶而无罅。其盖瓦之法尤为可效。瓦之体如正圆之竹而四破之，其一瓦之大恰比两掌。民家不用鸳鸯瓦，椽上不构散木，直铺数重庐簟，然后覆瓦。簟上不藉泥土，一仰一覆，相为雌雄。缝瓦亦以石灰之泥鳞级胶贴，自无雀鼠之穿。屋最忌上重下虚。我东盖瓦之法与此全异，屋上厚铺泥土，故上重；墙壁不砖筑，四柱无倚，故下虚：瓦体过大，故过穹。过弯故自多空处，不得不补以泥土，泥土厌重，已有栋挠之患，泥土一十则瓦底自浮，鳞级流退，乃生罅隙，已不禁风透雨漏、室内室外罔不铺砖，尽庭之广，丽目井井如画棋道。屋倚于壁，上轻下完；柱入于墙，不经风雨。于是不畏延烧，不畏穿窬，尤绝雀鼠、蛇猫之患。一闭正中一门则自成壁垒城堡，室中之物都似柜藏。由是观之，不须许多土木，不烦铁冶墁工，甓一燔而屋已成矣。”[24]

此后，朴趾源又从中朝盖房的主要用料——砖与石之利弊进行了比较，指出：无论从其样式或制做，还是论其运送和使用，其结果都是砖胜于石，“此可为铁论!”[25]为此，作者继续深入考察途经之砖窑，记下了“数家相聚，必有一座大窑以烧砖，范印晒曝，新旧燔烧，处处山积，盖为日用先务也。”[26]他认为当时砖窑在构造、使用、工料诸方面都胜过朝鲜，而以前之燕行使者，如金昌业等人，虽“皆说利而不详窑制，”所以，他先坦言“我窑之误，”继之详细分析乾隆朝民间之砖窑，“今观此窑，砖筑灰封，初无烧坚之费。任意高大，形如覆钟，■顶为池，容水数斛。旁穿烟门四五，火能炎上也。置砖其中，相支为火道，大约其妙在积。”[27]从而生动体现了他在“利用厚生”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和对广大百姓的深切的关心和爱护。

车辆是中国古代重要工具，用途广泛。朴趾源对此悉心观察，专题论述，记有太乎车、大车、独轮车、救火车、缫车等等，强调“大凡车者，出乎天而行于地，用旱之舟而能行之屋也。有国之大用莫如车，故《周礼》问国君之富，数车以对。车非独载且乘也，有戎车、役车、水车、炮车，千百其制，而今不可仓卒俱悉。然至于乘车、载车，尤系生民先务，不可不急讲也。”[28]因此，他紧密结合朝鲜的具体情况，首先讲到“我东未尝无车，而轮未正圆，辙不入轨，是犹无车也。然而人有恒言曰：‘我东岩邑，不可用车。’是何言也?国不用车，故道不台耳。车行则道自治，何患乎街巷之狭隘、岭陇之险峻哉!”在中国，同样“固有剑图九折之险、太行羊肠之危，而亦莫不叱驭而过之……所在中国之货财殷富，不滞一方，流行贸迁，皆用车之利也。今以近效论之，我使之行，除去百弊，我车我载，直达燕京，何惮而不为也?”

其次，在朝鲜，“民生日用而不可缺”、“民生日用而莫不欲相资相生”的物品举不胜

举，“然而此贱而彼贵、闻名而不见者，何也?职由无力而致之耳。方数千里之国，民萌产业若是其贫，一言而蔽之，曰车不行域中。请问其故，车奚不行?一言而蔽之，曰士大夫之过也。平生读书则曰《周礼》圣人之作也，曰轮人、曰舆人、曰车人、曰轴人，然竟不论造之之法如何、行之之术如何，是所谓徒读，何补于学战?”“诚以利生民之日用，而有国之大器也，今吾日见而可敬可喜者。推此车制而万事可徵也，亦可以小识干载群圣人之苦心也夫。”

在这里，朴趾源既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又表明了自已是以“利用厚生”为己任，他那由中国车制而引发的由衷的喜悦之情，使我们看到了一颗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心已跃然纸上！

（四）

18世纪的朝鲜知识界，对于哪些是满族所建清王朝的“壮观”，有着很大分歧。这种思想分歧的根源首先在于传统“华夷论”的认识，对此，朴趾源在予以批判的基础上，明确表明“曰壮观在瓦砾，曰壮观在粪壤。”[29]他进而分析道：“夫断瓦，天下之弃物也，然而民舍缭垣，肩以上更以断瓦两两相配，为波涛之纹，四合而成连环之形，四背而成古鲁钱，嵌空玲珑，外内交映，不弃断瓦而天下之文章斯在矣。民家门庭，贫不能铺砖，则聚诸色琉璃碎瓦及水边小砾之磨圆者，错成花树鸟兽之形以御泥淖，不弃碎砾而天下之画图斯在矣。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矢者奉畚而尾随，积■痔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

“不弃断瓦而天下文章斯在”，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其无弃物，推此可知”。朴趾源的这种“壮观论”深刻展示了其“利用厚生”学说的精华。

倡导学习清代有关“利用厚生”的先进科学技术是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的重要内容。但是，作者在书中多方举例、反复提倡之时，他并非一味表示赞同，对有些属于浪费现象的，如丧舆及丧葬制度，他在《日记》中就明确提出“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此最不可晓，非可取法也。”[30]

商业是“利用厚生”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31]为此，朴趾源在《日记》内用了很多篇幅评述了乾隆年间中国的商业状况，如市场、集市、商业街、商队、当铺、商店、酒楼、商人及其登记制度等。作者认为儒商对于商业是非常重要的，他很赞赏当时的儒商，并同他们推心置腹，结为好友。在《日记》中，他详细记述了他们的姓名、字号、祖籍、像貌、学问、特长、为人、思想(如论官、论商、思乡)等，这些内容对清代商业史、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是很有益的。

作者既是一名著名的实学家和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酒中豪杰。因此，他对沿途所到的酒铺、酒楼的建制、对联、诗歌等，颇多关注，凡有利于“利用厚生”、又令其赏心悦目者，他都记在书中，如“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闻名应驻马，寻香且停车”[32]等等。在研究“酒文化”热的今天，《日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由于时代的局限等原因，朴趾源不可能如我们今天这样评价满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清代的盛衰功过，因此，《日记》中也有“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东人有五妄，实由中土之自侮”[33]等内容，然而，同其对传统“华夷论”的批判相比较，他在这方面比其同时代的学者迈进了一大步，无愧于那个时代的先声。

朴趾源对于“利用厚生”学说和他在中国的所得，在实践中广泛应用，身体力行，政绩卓著。1792—1796年(朝鲜正祖十六年——正祖二十年)，他在安义县监期间，“将平时深入研究的科学技术接合于此地。潜心致力于‘利用厚生’学的先生，即任起就把在北京获得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工匠，创造性地制作使用了风具、织机、龙尾、水转、轮碾即织布机、扬水机、水碾等生产器具，修建了做为官衙的附属建筑物的百尺梧桐阁、孔雀馆、荷风竹露堂、莲花池等。这也是将自己在北京学过的制砖技术，实际运用于建筑物中。”其次，“先生由衷地爱护关心此地居民，倾心注力于民生。遇凶年大灾，救恤饥饿流离的饥民多达一千四百余人，在咸阳水灾多发地区，筑造堤堰以防洪水，力推敬老之风，以使教化风俗。”[34]

朴趾源在其一生中，为改变18世纪朝鲜的“文明化”，为研究和实践“利用厚生”学说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其间，他为尽快发展朝鲜工商业而“在流通与技术革新领域做出了超凡的贡献，”[35]从而使其代表作《热河日记》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辉。正是在朴趾源及其《日记》影响之下，“北学派”另一位学者朴齐家在其著作内发出了“力学中国”的时代强音。[36]

此外，《日记》中的大量记载反映了18世纪朝鲜“实学”与“北学”之间的区别。“如果说乾隆时期的清朝考证学学风对星湖产生一定影响，则燕岩接受的是清朝‘文物’的影响。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统的实学和北学的差异。”[37]

简言之，正因为朴趾源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并与朝鲜广大民众同命运、共呼吸的伟大思想家、实学家，所以其著《热河日记》充分反映了他的“利用厚生”、“经世济民”(即“利于民、厚于国”)的极其可贵的思想，并为两国间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还为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的关系做了极好的说明。《日记》不仅是朝鲜民族史、韩国实学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研究清代中朝关系史、清史的重要文献。这也是本书在《燕行录》系列著作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原因。从清史角度看，它包括了清代政治、文化、社会、商业、经济、人物等多方面内容。《日记》有待于我们对之全面深入的研究。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作者王政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