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总不免要从今天的视角去评说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当前的生活经验能够使人们更深地思索过去，对历史上的功绩和失误看得更清楚、体会更深刻。历史不能照原样重演，已经逝去的岁月不能重新开始，对过去的悔恨、惋惜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能重铸过去。但我们却从历史中可以学习到未来应该怎样生活。人类的行为都以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过去中积累的智慧为依据的。让我们翻开十八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得最为深切的历史失误就是造成了闭关锁国形势的清王朝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闭关锁国的阴影曾长期笼罩在我们的头上。为此，我曾向有的同志建议，把研究范围订为十八世纪的中外关系，看看清政府怎样坚持闭关锁国，不愿意开放中国的门户。
要研究“闭关政策”，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历史上是否有过闭关政策？清朝政府曾否执行过“闭关政策”？因为有的同志持不同的意见，他们列举许多中外交往和通商的事实来说明清朝的对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在这篇序言中，我不可能对此作详细的驳辩，近几百年的历史非常丰富复杂而充满矛盾，留下了浩瀚的可以供人使用、驱遣的相互分歧的记载。如果不看历史的本质和主流，一般都可以容易地为两种恰恰相反的观点去掇拾自己需要的例证。当然所谓“闭关”或“开放”，是相对而言的，是比较意义上的词语。“闭关”不会是绝对的封闭，世界上最严格执行闭关政策的任何地方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不会和别的地方毫无交往。清初虽有“片板不准下海”之说。实际上岂能做到这一点。像桃花源那样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只存在于文士哲人的想象中，就是这一想象中的封闭世界也还免不了武陵渔父的突然闯入。因此，列举一些清代前期中外贸易和交往的史事并不能否认当时总的封闭形势。当时的清政府对外执行闭关锁国政策，这是禁锢国家和民族的桎梏，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有时会出现奇特而有趣的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历史进程，可能会显示很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反的景观。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经济繁荣、政治安定、国力强大，国家的统一和版图的巩固，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和过去作纵向比较，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后来居上是必然趋势，如果仅仅比过去有所进步而感到满足，自我陶醉，就有可能陷入停滞的危险。特别在近二、三百年中，地理距离的巨大障碍逐渐消除，许多在过去是遥远难达的地区变成了旦夕可及的近邻，世界上各个国家、各支力量相互竞争，你追我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当我们把所谓“康雍乾盛世”移到全世界的座标系上，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势和景观。当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十八世纪末，亦即乾隆晚期，法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革命，扫荡了欧洲的封建堡垒，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发展道路，在文化思想领域，有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等杰出人物，如群星灿烂，辉映天空。如果用资本主义青春期的崛起作比较，那末，同时代中国康雍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变得黯然失色，中国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看上去犹如衰颓的老翁，体态龙钟，步履蹒跚，失去了活力和生机。
人们长期思考着：在古代，曾经处在世界先进行列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和西方国家拉开了愈来愈大的差距？政治家和学者们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家族的社会结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庞大人口的压力、封建传统文化的负担、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等等。人们不无道理地从各方面来解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似乎不仅仅是发展速度的快慢，而在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上存在深刻的差异。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将会和西方世界很不相同。譬如两列火车在两条轨道上行驶，各自奔向遥远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两条轨道将在何时何处会合交接。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作用就是使各个地区靠近起来，进入一个世界体系。就像马克思所说，它迫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推行资本主义文明制度，按西方的面貌改铸全世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全世界或迟或早都发生了历史的转轨，即传统社会的动行机制，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撞击下发生改变，打破了常规和平衡，进入了动荡的斗争和变革之中，激发了自立自强的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世界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转轨中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走完了乾隆盛世的路程，随即与外国资本主义激烈冲突、备受欺凌、饱尝酸辛。一切斗争、探索、成功、失败都反映了转轨时的艰难。历史悠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维护的强大能力，在历史必须转轨时显示出巨大的惰性。它在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早期就产生了自我隔离机制，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在中国的周围设置了一道防波的堤墙，阻挡着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潮流。本来，历史进展是十分复杂的，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闭关政策的实施，使人们闭目塞聪，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错过了许多次选择和转变的机会，推迟了社会发展，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进行竞争的能力。
闭关政策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根源。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我延续的深厚的中国古代文明，这一文明必然带有排他拒外的倾向。明代后期，西方殖民主义东进，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书籍、仪器，这是继佛教之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但东进的欧风还不可能吹越过高耸的封建峰峦而遍及中国大地。十八世纪的中国反而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却，更加严格地闭关锁国。康熙后期，由于礼仪问题引起清廷和天主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冲突，雍正初年严禁传教活动，限制传教士来华，又限制中国商民出洋贸易、谋生。当历史提供抉择的重要时刻，中外关系被人为地阻绝，交往萎缩，关系冷却，阻碍了历史逐渐转轨的可能性。
乾隆朝继承了前朝的政策，但限制措施逐渐严格，趋于周密。乾隆初年，对中外贸易的限制尚少，态度比较宽容，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47），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俟夷船回棹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却比较宽容，不同意地方官吏的意见。复示“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可见当时清政府尚属开明，并无限制在一口通商的意向。
不久以后，清廷的政策就发生摇摆，在这本书中提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乾隆二十年（1755），一些原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商船不堪广州行商和粤海关官吏的勒索，来到浙江宁波贸易，企图变更贸易路线，另开通商口岸。乾隆皇帝对此很犹豫，一方面他担心外国商人在浙江活动，“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另一方面，又无意用强硬手段，禁止贸易。他一度考虑在浙江开辟第二个通商口岸，“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设立海关，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2]
一口通商还是多口通商？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大选择。如果允许浙江开埠，中英贸易由于更加接近茶、丝产地而获得发展，江浙富庶之区将被带动起来，广州的外贸垄断体制遭遇挑战，浙江和广东在招揽贸易方面将展开竞争，很可能会引起贸易规模和中外交往的迅速变化，产生有利的影响。可是乾隆在关键时刻，步步倒退，在一口通商和多口通商之间，在更加封闭和稍稍开放之间，选择的是前者，错误的选择，压倒了正确的选择。在这里，偶然性也施加一定的影响。由于要考虑浙江开埠的利弊，乾隆把原任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要他对浙江通商进行调查。中英贸易长期在广州进行，形成了一个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员吏役在内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得利其多，不愿使贸易转向浙江。杨应琚已任两广总督三年，正是对外贸易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他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理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乾隆帝接受他的建议，谕令“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3]。这道谕旨加强了闭关措施，形成了今后将近一个世纪内一口通商的不变格局。
自然，一口通商和闭关政策的严格化，不是杨应琚一纸奏文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广州利益集团完全能操纵的，它是众多历史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至少乾隆本人和大臣们都具有闭关锁国的倾向，所以很快就接受了杨的意见。闭关政策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像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远离其它文明中心的大国，要进入世界历史潮流，注定是艰难、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但是肯定历史的必然性并不等于认定人们对历史进程无能为力。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差别就在于人的能动的参与。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戏剧并没有上帝预先写好了的剧本，其中充满着机会、偶然性和多咱选择的可能，一切有待于人的设计、开拓、创造，不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乾隆在二十二年，曾有多口通商的设想，以皇帝的权威，实现宁波开埠是毫无困难的。当然，即使宁波开放，以后的中外贸易还会遭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中国的门户也不会完全主动打开，但比之一口通商的僵化模式将更有利于中外的经济、文化交往，更有利于中国的前进。
英国商人不甘心限于一口通商，千方百计希望取消禁令，因此而有乾隆二十四年（1869）英商洪仁辉赴天津呈诉，控告粤海关勒索，要求宁波开埠，结果反而引起清廷的强硬反应，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受惩处，而乾隆认为“番商有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情理亦属可恶”。[4]不但不准别口通商，而且将洪仁辉圈禁澳门。接着，广东制定《防范外夷规条》，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来华外商的严格约束，外商在广州只有很小的活动余地。同年，由于丝价上涨，清政府认为这是由于出口太多的缘故，竟禁止输出这一传统的对外贸易商品。这一愚蠢的做法，作茧自缚，反而影响了内地的经济和生计，几年之后，沿海各省纷纷要求弛丝斤出口之禁，恢复了生丝贸易。但在禁运的这段时间内，反而刺激了意大利等地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树立起了丝绸贸易的竞争对手，故以后中国的丝绸出口，一直疲软不振。
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日益不能适应增长中的中外贸易，清政府闭关措施越来越严格。清政府坚持闭关政策出于什么考虑？不少同志以为，这是为了防御外来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政策。这一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从后果来衡量，闭关政策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暂时的，中国的门户迟早必须开放，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打开。这一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缚了中国人民。按清朝的规定：中国人民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十八世纪末，尽管中外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中国人接触外国的渠道十分狭窄，对世界状况、西方科学文明毫无所知，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停滞凝止，没有进步。一旦中外矛盾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失去了防卫和应变的能力。闭关政策对中国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外国造成的不便。
环观十八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地丧失。十八世纪的清政府处在鼎盛阶段，财富充足、国力强盛，大批传教士的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中外交往前所未有的规模。十七世纪，荷兰曾侵占台湾，沙俄曾侵占黑龙江，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在中国的坚决反击下，外国的武装侵略均告失败。十八世纪的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商业关系，没有重大的军事对抗，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威胁，这种交往对中国利多于弊。如果中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国更早、更多地接触西方文明，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对外国势力一定程度的警惕和防范是应该的，但并无深闭固拒的必要。清朝统治者所以要执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并非担心外国立即有军事入侵的可能，而主要是针对国内的骚动和反抗，它害怕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频繁接触，不是带来中外之间无休止的纠纷，就是中外结合，增强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和力量。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指清朝的闭关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指满族）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5]当时来华的马戛尔尼也说：“吾实未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京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宣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 [6]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闭关政策的渐趋严格和乾隆中叶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有关。虽然外国人和抗清起义其实没有多少关系，但清政府总是疑神疑鬼，认为“外夷奸棍，潜入内地，诳诱愚民、恣行不法”，乾隆十八年发生了安徽的马朝柱聚众谋反案，其实马朝柱和外国人毫无关系，马却借用了“西洋寨”的名目，引起清廷对天主教的更加警惕，对传教的禁令更加严密。凡是和外国人有来往的中国人均被视为奸徒，长期居留外国的华侨，携资回国、财产抄没，人被充军。洪仁辉案例中，原告英国人洪仁辉和被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处以圈禁和遣戍，而代英国人书写状词的四川人刘亚匾被处死刑。统治者害怕人民和外国人交往，故而科罪最重。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回民田五起义，当时刚好查获有四名外国传教士潜入陕西传教，乾隆神经紧张地认为：“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亦未可定”，[7]谕令地方官吏留心稽查防范。十八世纪后期，国内阶级矛盾愈益激化，清廷防范中外交往愈益严密，闭关政策愈益严格。乾隆五十二年，皇帝写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8]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将会带来危险，给国内统治增加不安定因素，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当然，这是乾隆一厢情愿的打算。历史在无情地走自己的路，中英贸易日益发展，交往更频繁，矛盾更尖锐。是顺应时势采取主动，稍稍开放，给中国打开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还是顽固不变，严密封锁，拒绝交往，直到大门被侵略者的炮火所轰塌。历史摆在乾隆帝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可惜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对方兴未艾的抗清起义十分恐惧，对外来势力极为鄙视，深怀成心，选择了错误的方针，不愿开放中国的门户，一次又一次失去调整对外关系的机会。
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机会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觐见乾隆，这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清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对马戛尔尼的组成、使命、出发、航程，清政府的对策、接待、觐见、交涉以及使团的返回英国，作为极为详尽、细致的研究，把二百年前使团活动的历史场景再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确实看到这一使团在中外早期交涉史上的重要性，体会到由于谈判中止而给中国留下的不良影响。当年英国政府迫切希望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其态度是积极而郑重的，派出了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外交使团，其正式成员以及士兵、水手、工役达七百余人，分乘五艘船支，经过十个月的航行，才到达大清口外，由于英国使团以补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所以清政府最初的反应也是良好的，命令沿海各省做好接待工作，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进口。为了能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团，乾隆取消了每年例行的围猎，对使团的食物免费供应，十分丰盛，并预先规定使团回国时将赏给可供一年食用的粮食。一个英国使团的成员写道：“在伙食的供应上，我们迄今是很少理由可以提出异议的。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是慷慨到极点”。[9]
这一切并不预示中英谈判将会顺利进行。由于两国文化背景和政治观念迥异，对这次正式的外交接触的理解也不同。中国方面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只是单纯的祝寿、观光，仰慕中华的声教文明；而英国的目标是希望与清政府谈判，改变现行的贸易体制，扩大通商，建立经常的外交联系。
中英外交接触一开始就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是觐见皇帝的礼仪。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它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按照封建等级，名分构成的朝贡体系，英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和清朝周边的藩属国家、弱小民族一样，都应葡伏在自己的脚下，除了朝贡关系以外，它不知道国际之间还存在什么别的关系。因此，英国使臣觐见皇帝自然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这对欧洲国家来说被认为是屈辱，决不能接受。中英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的尊严和威信，难以找到妥协的办法。早在顺治时，俄国巴伊科夫使团、康熙时俄国尼果赖使团到北京，就发生过类似的争执。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再一次遇到了这个解不开的死结。这表明了在长期与世隔绝状态中形成的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制度和观念形态，与世界各国存在着极大的鸿沟，中国要进入世界，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交流，需要经历长期的、艰难的适应过程。
由于礼仪的争论，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10]
马戛尔尼以后觐见乾隆，究竟怎样行礼，不但当时争论激烈，直到今天，因双方记载互异，也真相难明。据英国的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和珅的奏折中说：“臣和珅带领……行三跪九叩礼毕”[11]在今天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涉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此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关系从相当高的热度一降而达冰点。
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影响中英关系的改善。譬如清廷命钦天监监副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协助接待和翻译，由于彼此矛盾，索德超对英国使团抱敌对态度，不会替英国说好话，交涉根本没有解释和斡旋的人员；又如乾隆年过八十，而负责接待的和珅贪婪成性，没有得到足够的礼品，对使团缺乏兴趣和热情。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即乾隆皇帝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影响他对西方的认识。乾隆本人才华出众，文武兼通，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他处处模仿祖父康熙，在这一点上却和康熙很不相同。乾隆曾写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原字髻上部下加召）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12]马戛尔尼使团为了要吸引和打动中国皇帝和官员们，用重金精心挑选和制造了足以显示英国科学水平和工业实力的许多礼品，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车辆、船只模型、图册、呢绒毡毯、乐器等等，分装六百箱，携来中国。可惜坐在皇位上的是对科学毫无兴趣的乾隆而不是康熙，他并不重视这些礼物，并且认为：外国能造的，中国自己也能制造。他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13]无知和自大，闭塞了他的耳目，对新事物无动于衷，一切视为夸大和平常。那些光学和数学仪器很快废弃，从圆明园中搬走，灵巧的车辆和逼真的船只模型没有全部装配完毕，使团特别带来了技术人员，可清朝官吏不感兴趣，并不打听各种机械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乾隆皇帝虽然亲自观看了大炮的试放，惊讶其威力，但却认为“这种杀伤力和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14]总之，西方先进的仪器物件无助于麻木的清政府激发兴趣，引起警觉，开拓视界。
英国使团于1793年9月26日回到北京，清政府认为祝寿完毕，使团的使命已完成，而马戛尔尼则认为事情还没有开始，急切地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对外扩张，寻找农副产品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的要求自然带有侵略性，如割取中国的岛屿等，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制度不同的中英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但当时中英矛盾并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也只能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对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避免外交接触，拒绝对方的全部要求，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英国的六项要求中，有不少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不仅从今天看来应予考虑，即使当时的清政府也并不认为绝对不能接受。例如，宁波通商的要求，乾隆帝在三十多年前就加以考虑并一度准备接受；又如允许外商到北京贸易，则早在康熙中就曾将此项权利给与俄国商队；改进广州纳税体制是乾隆自己说过的，又为以后两广总督长麟所承诺。英国的六项要求应予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改。即使清政府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谈判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只能用谈判手段扩大其贸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并设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让步和替代的办法。为了谈判成功，马戛尔尼使团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误会，要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向皇帝祝寿，广州贸易虽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议，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中国人。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不了解，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感到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再加上礼仪争执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国六项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干求”，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乾隆帝于9月30日回銮，立即下令马戛尔尼使团应于10月7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进行谈判，留住过元旦以后，清政府断然拒绝。没有经过任何谈判，英使团几乎等于被强行驱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词语强硬、全盘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
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对话也难于开始。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外交谈判。在当时最需要，也是较现实的是维持相互联系，通过积累，创造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不是达到什么外交成果。如果说，十八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以兵戎相见，英国把条约枷锁强加于中国，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使团在归途中和中国陪送大臣短期接触、对话，相互关系取得某些改善，但毕竟时间短促，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使团从北京至浙江，由军机大臣松筠陪送，共一个月零两天，从浙江至广州，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送，共一个月零八天。他们两人在沿途和马戛尔尼多次长谈，内容广泛，涉及外国的政治、贸易、外交制度、中国的法律、习俗、中英关系中的纠纷和贸易、税务弊端等等。松筠和长麟都是清政府中开明而能干的官员，他们在短期接触中对外部世界中英贸易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的意见禀告清廷，可能影响了皇帝，乾隆的态度有所缓和，给英王写了第二道语气较为温和的敕赖书，并允许英国使团隔年再来。马戛尔尼在与松筠、长麟接触之后，沮丧的情绪有所改变。“在北京时候，他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怀疑，但后来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总督自己（指长麟）向他做了解释并传达了皇帝陛下的真实心情，他已经感到放心，相信英国在华臣民的利益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证”。[15]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二百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于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清实录》，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丙子，卷305，13页。
[2]《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丁卯，卷544，23页。
[3]《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卷550，21页。
[4]《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壬戌，卷592，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115页。
[6]转引《中外关系中译丛》216页。
[7]《清实录》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癸卯，卷1213，11页。
[8]《乾隆御制诗》五集卷二十八、丁未二《上元灯词》。
[9]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26页。
[10]《掌故丛编》第七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
[11]《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
[12]《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三，癸卯一《题宋版周髀算经》。
[13]同上书，五集卷八十四，癸卯八，《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表贡至，诗以志事》注。
[14]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52页。
[15]斯当东，《英使节谒见乾隆纪实》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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