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秘第四四四号
维持学界同志会组织之件
清国留学生熊朝鼎、李景、熊垓·主·今回文部省令取消运动者·反对·维持学界同志会组织·其事务所·牛込区药王寺前町七十一番地·设置·本会·公使馆·脉络·通·其役员左·如·右及通报候也。
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警视总监 关清英
珍田外务次官 殿 申报先（内外文相、警保局长、普通学务局长）
维持学界同志会
代表人：江庸、蹇念益、熊垓、陈榥。
理事、庶务、会计：黎迈、张孝凖、李穆、蒋尊簋（gui）、熊范舆、谭学夔、李景折、李维钰、施台愚、熊朝鼎、朱学曾、钱家澄。
书记：姚华、周大烈、江赵铭、张一鹏、胡衍鸿、徐寿堂、朱大符、陈汉第。[1]
但美国维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教授汪荣祖却认为，陈炯明与刺杀邓铿并无关系，此案真正的主使者是孙中山。汪荣祖的论点是，指陈炯明杀邓铿是胡汉民、孙中山所言。胡、孙为陈的政敌，对其说法存疑当不为过。而从邓的经历看，他从军之初便和比他大八岁的同乡陈炯明一起，被刺时仍是陈的参谋长，“他是以陈的心腹与孙打交道的。就像胡以孙的心腹与陈打交道一样。1921年6月28日，陈炯明进军广西时，由邓铿全权代行职务，第二年二月，陈回海丰老家，仍由邓全权代行职务，可见信任之专。”而且到邓死时，也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邓、陈两人摩擦不和。反而在当时一些反映孙陈冲突的事件中，他“只知服从陈司令”，坚决站在陈炯明一边。
冯自由是辛亥革命时期颇有名望的革命家，1912年当过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此后不久，又被孙中山、黄兴推荐为稽勋局长。1925年因为反对联俄、联共为主要内容的三大政策，被开除出国民党，后来党籍虽得恢复，政治上依然不甚得意。然而，冯自由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头脑清晰，笔触生动，勤奋努力，成果非凡。他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夜以继日，发愤著述，分别完成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革命逸史》等著作，为后来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史料，奠定了的良好基础。以至于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无论是事件，还是人物，经常要把冯自由的著作，当作原始史料，或者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自1949年以来，对冯自由的评价，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由于他的反共立场，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6卷本《革命逸史》时，仍将其作为“内部发行”，言外之意是要限制此书的流传范围。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学术界对冯氏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前，新星出版社重印了《革命逸史》，不但恢复旧观，而且于扉页刊登了内容介绍，称赞此书：
“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时以《革命逸史》名之’。……所以他的《中华民国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2]
非但如此，新版本《革命逸史》还恢复了被中华版删去的孙科于1944年6月在重庆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对冯著称赞备至谓：
冯自由先生为吾党之先进，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兴中会，亲炙总理，从事革命。……民国成立，出长稽勋局，旁求博采，访查考订，于海内外同志效忠党国之勋劳事绩，更深明晰。囊年以所搜集数十年资料与访问耆旧所得，证之本身之见闻经历，著成《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各二集，均属吾党珍贵史料，取材精审，考证确切，依历史之演变，辨性质之异同，发潜德之幽光，揭清政之黑暗，或显或晦，经其笔述，莫不趣味盎然，历历如绘，感人至深。出版以来，不胫而走，一版再版，风行遐迩。今者将其近年著述，辑为《革命逸史》多集，内蕴丰富，与前相埒，彰善瘅恶，正谬补阙，一人一事，均堪为景仰先烈之资，加强国人对本党之认识，了然民国缔造之艰辛，阅历之险阻，确立共同之信念，而振发其爱国保种之心志，奠定民族复兴之始基，则其直接间接贡献于党国者，诚不浅矣。[3]
孙科的序言称：冯书“取材精审，考证确切”，堪为言过其实。这些赞誉之词，往往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误的导向，仿佛冯自由的著作真是那么完美无缺，真的是“无一字没来历。”诚然，冯自由的著作与其他辛亥革命的史料相比，无论从叙事文字风格，还是从所用的史料来看，均可称为上品，非一般辛亥史料可与比肩。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忽略该书内容的严重缺陷。
近年来笔者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档案史料中考察辛亥史实，尤其是用了较多的日本外交史料馆所存的有关辛亥史料，发现冯自由的叙述与档案记载颇多异同。故而再撰斯文，探讨冯自由著史方法错在何处，以期引申对辛亥革命历史的探讨。
一 年代久远，记忆失误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即这场革命进行过程中没有留下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档案记载。长期以来，学者大多采用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为史料。然而，受人们记忆力的局限，事隔多年的回忆，往往不准确。即使是记忆力超群者，错误亦在所难免。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革命逸史》则写作于40年代，二者内容有许多雷同。如果从1895年的兴中会起义算起，冯氏要叙述的对象，均为二、三十年前之旧事。由于相隔时间太长，而所要记述的人物与事件如此众多，因此在冯氏辛亥史实记述中，出现了许多非常明显的严重的记忆错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冯自由对早年在日本的革命同伴沈翔云史实叙述，多有失当。冯氏曰：
沈云翔，字虬斋，浙江乌程县人。少有大志，肄业于武昌自强学堂。己亥（1899年）鄂督张之洞遴选优秀学生派送日本留学，云翔预焉。时孙总理、陈少白、梁启超先后亡命日本，彼此往还，相与研究革命方略，至为透辟，云翔偕同学戢翼翚（元丞）、吴禄贞（绶卿）访之，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备至。己亥庚子间，各省留东学生渐增至百数十人，湘之秦力山、林述唐、李炳寰、蔡松坡、田邦璇、蔡钟浩；鄂之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粤之黎科；闽之郑葆丞；燕之蔡丞煜；皖之程家柽诸人，均属有志之士。云翔一一引见总理，共商天下事，总理深得其助。庚子（1900年）七月唐才常谋举自立军于武汉，留东学生慷慨赴义者二十余人。事败，或死或逃，云翔时在上海，仅以身免。[4]
冯自由的记述，长期被史学家引用，可是，当我们在日本外务省发现了沈翔云来日本时的有关档案记录时，才知道冯自由的说法，有许多是不可信的。日本外交史料馆存有两件原始记载：
一是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于明治33年（1900年）5月12日,写给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关于张权及湖北省武官来本邦视察军事并湖北留学生启航赴日之报告》。该报告称：
外务大臣子爵青木周藏殿下：
张之洞总督之子张权，率湖北省武官，此次对本邦进行军事视察兼游历，本日乘坐博爱丸启航。同时还有留学生十五名，在钱、徐两监督委员带领下，前来本邦留学及视察，本日一同出发。张氏此行非常高兴。张权此行对本邦感觉如何，至少会影响湖北地方今后的意见。因此，他们抵日后，应当给他们以相当的待遇和便利。张氏会于神户上陆，其他人则由横滨赴东京。专此敬禀。
明治33年5月12日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5]
另一件是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报告的附件，该附件记录了张氏此次赴日的随同人员及身份名单。其内容如下：
户部主事 张权，张总督之子。
湖北派出武官：
总兵 吴元恺，
游击 张彪，
同 纪堪荣，
同 刘水金，
都司 王恩平，
县丞 白寿铭。
此外尚有：
哨官武备学生 严寿民
同 艾忠琦
同 戴任。
湖北派遣留学生监督及留学生：
知府 钱恂，
知县委员 徐元瀛。
学生 马肇禋，
同 卢定远，
同 刘修鉴，
同 姚恭寅，
同 董鸿袆，
同 沈翔云。
以上为长期留学生。
学生 陈问威，
同 李熙，
同 卢弼，
同 左全孝，
同 尹集馨，
同 黄轸，
以上为短期留学生。[6]
由以上两件档案可知，沈翔云是于1900年5月12日，以湖北派遣长期留学生的身份，随张之洞长子张权赴日的，并非如冯自由所述“己亥（1899年）鄂督张之洞遴选优秀学生派送日本留学，云翔预焉。”
读者诸君千万不要忽略这个时间段差异。由于冯著将沈翔云之抵达日本的时间由1900年5月提前到1899年，因此，错误地记述了沈翔云于庚子年夏天，回上海参加自立军起义的情节。试想沈翔云作为“长期留学生”，刚刚随同张之洞之子张权，踏上日本国土，怎么可能于庚子夏天又返回上海？
由于抵达时间的差错，冯自由又错记了沈翔云将林述唐、傅慈祥、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以及东京大学黎科等留学生介绍给孙中山等情节。其实，这些人都比沈翔云早到东京，见到孙中山的时间，应该比沈翔云要早得多，何以由沈氏推荐？而且，上述诸人均为自立军起义的骨干成员，在1900年夏自立军起义过程中，被张之洞捕杀，这些烈士根本不可能重返东京，1900年5月12日才到东京的沈翔云怎么可能把他们“一一引见总理，共商天下事？”冯自由在写这段文字时，似乎也忘却了孙中山先生当时忙于筹划广东独立及惠州起义，当时并不在东京。
再有，沈翔云抵达东京方一月，张之洞即后悔将沈氏送往日本留学。张氏所遗留的电报档中，有如下记载：
庚子五月十一日致，东京钱念劬：
沈翔云，系学堂最不安分之生，滋事荒谬，已牌示革除。此次虽自备赀斧游学，断不可与鄂生同学，防止染习败群，须另派一堂为要。梁山长谆切言之，屡属鄙人阻止。速照办，并复。鄂督署。真。[7]
梁山长者，梁鼎芬之谓也。张之洞显然受梁鼎芬的挑唆而发此电报，可惜为时已晚。沈翔云来到日本，仿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其革新思想如出闸洪水，汹涌奔腾，守旧势力试图阻拦，已经无能为力了。冯自由同沈翔云一起创办了《国民报》，宣传革命排满，意气风发。
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冯自由居然连早年在日本的革命同伴沈翔云的名字也记忆不清。从冯自由所写的《革命逸史》“自序”，到正文“沈云翔事略”，提到沈氏之名有十余次，居然都写作“沈云翔”。然而，无论日本外交史料馆的记录，还是张之洞的电报，均作沈翔云。从民国版再到新星版，《革命逸史》多次刊出，沈氏之名始终未得更正，实属不该之至。
除了沈翔云之外，我们还可以举戢翼翚为例。戢翼翚与沈翔云一样，是留日学生中最活跃，最倾向革命党的先进人物。戢翼翚早年曾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他最大贡献是创立译书汇编社，组织中国留学东京的学生，大量翻译日本图书，在神州大地传播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在他们早期出版的《译书汇编》月刊中，大胆宣扬维新与革命，贡献尤为卓著。譬如，《译书汇编》1901年第7期，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宣传、歌颂被守旧派砍掉脑壳的维新斗士谭嗣同的著作。其文称：
《新刻谭壮飞先生仁学全书出售》，洋纸华装，定价五角，邮费在内，不折不扣。是书成于丁戌之间。时先生服官金陵，常至海上，得博览泰西格致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神学、数学、计学，以及声光化电各种专门名家之书，荟萃精英，成此鸿宝。其脑电忽腾九天，忽蛰九渊，可谓思想自由之极，洵中国二千年以来未有之硕学也。鄙人三年以来，但闻此书之名，惜其秘而不传，今复得之友人之手，焚香诵之，如读龙威秘书，若苏子所谓，不厌百回读者。其中新理，虽西方学子多有未经发明。急付枣梨，以饷同志。异日更当以西字译之，俾文明国见此，应知吾国之大有为也。四合主人谨白。[8]
《译书汇编》虽说日本出刊，发行对象却是国内读书人。该文称赞谭嗣同“其脑电忽腾九天，忽蛰九渊，可谓思想自由之极，洵中国二千年以来未有之硕学”，可谓公允之至。敢在国内发行的刊物上，登载这样的文字，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同该杂志主持人戢翼翚革命倾向有直接联系。因为戢翼翚乃译书汇编社之社长也。
可是，冯自由在叙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情况时谓：
“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翚（元丞）、沈云翔（虬斋）等为最激烈。戢、沈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9]
然而，在叙述励志会与《译书汇编》时，冯自由却又称：
留学界之有志者，尝发刊一种杂志，曰《译书汇编》，庚子下半年出版。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杨、雷亦励志会会员。此报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10]
《译书汇编》社于明治33年（1900）12月5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在东京创刊。他们在1901年第3期刊布的社告中，专门罗列了杂志的主要成员为：
戢翼翚 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
王植善 上海育材学堂总理 ，
陆世芬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雷奋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杨荫杭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杨廷栋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周祖培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金邦平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富士英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章宗祥 帝国大学法科学生，
汪荣宝 庆应义塾学生，
曹汝霖 中央大学学生，
錢承鋕 帝国大学法科学生，
吴振麟 帝国大学法科学生 。[11]
十四人中，戢翼翚名列首位，而且是唯一的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其余除发行人王植善在上海外，另外十二人均为在校学生。[12]
冯自由撰写《革命逸史》时，戢翼翚已经离开人世三、四十年之久。戢翼翚对革命事业以及中国社会进步所作出的贡献，世人并不全然知晓。冯自由说“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译书汇编》，是一个不小的错误，如果不是记忆不清，当另有其他原因。总之，对于冯氏记述，理应考而后信。
二 主观推断 屡出差错
冯自由在叙述辛亥革命往事时，对有些非亲历目睹的，或者虽然经历，却已忘却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多用主观判断来叙述当时的前因后果，出现了不应有的推理差错。尽管冯氏在童年即耳闻目睹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后来又搜集了许多珍贵史料，这为他后来大规模地写作辛亥革命史实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辛亥革命本身，是一个规模浩大，参加人员众多的革命运动，要把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和为数众多的人物如实地写出来，这对任何一位天才都是一个挑战。
冯自由在撰写过程中，许多原始的档案，他没有条件阅读借鉴，于是，只能依靠已有的知识写作。在叙述过程中，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或者记忆不清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多处依靠主观判断与推理，取代了对原始档案的发掘。因此，当我们有条件用可信度较高的中外档案史料，审读冯自由的辛亥人物时，就会发现冯氏之记载，许多地方是经不起推敲的。
最近，笔者整理二十多年前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就的端方档案和在近代史所抄录的《瞿鸿禨朋僚书牍》等原始资料，对冯自由的《新湖南作者杨笃生》一文进行考订，发现冯氏所记，多有经不起推敲者。
首先，关于杨毓麟早年出身。冯氏称:“戊戌（一八九八年）一试春官，分发广西知县，不至任，遂绝意仕进”。[13]
冯自由称，杨毓麟已是“分发广西知县”，却没有去当官，而是选择了革命征途。言外之意，是赞扬这位革命家视宦途如敝屣。但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端方专题档案中，笔者却发现杨毓麟亲笔《致端方函》两通。该函最后所署作者为“候选知县杨守仁”。[14]
档案所记，既不是冯氏所说的“分发”，更没有“广西”之说。因为候选知县与分发知县，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清制，道员以下官员，凡赴任之前，均需到吏部报到候选，等候掣签、引见。候选时间，长短不一。有的需要很长时间，期间还有许多变数。
譬如，晚清著名学者夏曾佑，是翰林院出身的“老虎斑”等待知县缺。他从光绪二十二年起到京侯缺，次年又到天津，一边筹备《国闻报》，一边等选缺，一直等到二十六年二月初四日，才到安徽祁门县知县上任。[15]杨毓麟既是“候选”，就不可能是“分发广西知县。”冯自由所述，明显与档案记载不合。
其次，冯自由又称，杨毓麟：“己亥（一八九九年）应江苏学使瞿鸿禨之聘，入幕襄校，所取皆宿学通儒，终以宦途污浊辞去。”[16]
但是，据清宫档案记载，在杨毓麟到南京任襄校不长时间，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八日，江苏学政瞿鸿禨呈递了《为学差任满因病恳恩开缺回籍就医折》。[17]
清档表明，是瞿鸿禨厌倦了长期的学政生涯，希望任满后能另有高就，杨毓麟才不得不离开南京，而不是杨毓麟本人“终以宦途污浊辞去”。因为经历过戊戌政变的杨毓麟，早已看到了“宦途污浊”。后来，在瞿鸿禨担任军机大臣，并且随慈禧由西安返回北京之后，再次邀请杨毓麟到北京任职。可惜，杨毓麟已经踏上了日本国土，失去前往北京的机会。然而，他对瞿鸿禨的感恩戴德之情，却在《侄杨毓麟再拜上书外部枢相大人执事函》表露得淋漓尽致。其文略谓：
辱承招致，感激殊深。惟学业未成，材识谫劣，欲于壮年粗习外国政俗，以广益闻见，是以不获趋侍，已恳歗兄转达愚意。但久尘来旨，惭愧如何？在此数月，无所领解，惟略识彼都教育主义，与吾国人士留学此邦，在吾国前途有重要之关系者，辙陈启一二，用效愚者之一得，幸留意焉。[18]
杨氏于此信开头即称：“辱承招致，感激殊深。”可见，瞿鸿禨在庚子事变之后，曾经要杨毓麟跟他去北京。杨毓麟则是到日本不久，即想到给瞿鸿禨上书。其原因盖在于当时瞿鸿禨威望正隆，手握重权，成了汉军机大臣中最受慈禧器重的人物。杨毓麟希望通过瞿鸿禨，来实现其自己的理想。瞿鸿禨很器重杨毓麟，二人关系相当融洽。后来，瞿鸿禨再次托人在东京寻找杨毓麟，并于1905年到京师大学堂任职。据此可证，冯自由所述是信口开河，毫无依据。
再次，冯自由对杨毓麟随五大臣出洋考察事实，所记亦有误。冯记曰：
会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调查宪政，笃生认为时不可失，遂力谋厕充随员以行事。樾于九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发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决行荆聂之事，以车动力猛，炸弹自行爆裂，死之。然清吏未疑及笃生之所为，故笃生仍得同行。抵东京，与黄克强、张继、宋教仁等筹商扩充同盟会及实行方略，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约集同志设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19]
冯自由所述虽然头头是道，然而，有的重要细节，却与史实严重脱离。冯氏谓杨毓麟到日本后“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事实是，杨毓麟非但没有“辞退”，而且是在完成宪政考察的差事之后，还随考察宪政大臣一起回国；并且在上海将所承担的编译各书“蕆事”。杨毓麟致瞿鸿禨的私人信札揭示了其中奥秘。该信称：
中堂世伯大人钧座：
守仁自随使赴东，分担考察事件。……现在使节归朝，本当随轺北上，惟以编译各书，缮写未竟，故逗留此间。期在七月中旬以前，一律蕆事，遣专人赍呈考政大臣以后，回里省亲；或在冬间上京，更行趋侍耳。……东邦绒画组织颇佳，奉呈四幅，聊以表依恋之意，伏乞哂存。肃叩钧安。世愚侄杨守仁叩禀。（自上海写呈）。[20]
读罢杨氏此函，可知他随出洋宪政大臣在东京考察项目是内务行政、地方自治及日本与西方制度之异同。而冯氏有关杨毓麟在东京为从事革命“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的推断，全然是不着边际的。
三 背离秉笔直书，过分拔高孙中山
秉笔直书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光荣传统与追求之目标。所谓秉笔直书，就是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是依据所述人物的地位尊卑，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而决定史料之取舍，一言以蔽之，即一切以实事求是为准绳，而不能将历史简单化。
然而，秉笔直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历朝历代的史学家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历史学家的作品往往会同他本人的升迁荣辱紧密相连。冯自由在描绘辛亥历史人物时，有一种把复杂人物简单化的倾向，以为孙中山乃辛亥革命之元勋，故过分拔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与刘学询之交。冯氏在《革命党与刘学询之关系》一文中称：
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总理与刘有同邑之谊，往还尤密，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刘大悦，引总理为同调。然刘夙抱帝王思想，绝不了解欧美民权学说，故总理相与协议多次，刘均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以总理为徐达、杨秀清。总理以其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21]
冯自由说：孙中山以刘学询“思想陈腐”而疏远之的说法，是与史实背道而驰的。
刘学询，字问刍，号耦耕，广东香山县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因在广东操纵闱姓赌博而大发横财，声名狼藉。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奏章谓：刘学询“为广东巨蠹，曾经该省绅士数十人，联名呈控，复被纠参，经该督查办奏革。后刘学询以重金关说，求免根究。”[22]将刘学询这样的赌棍与孙中山相提并论，冯自由当然须谨慎从事。于是，便把复杂的人物简单化了。关于孙、刘关系的记述，冯自由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冯氏忽略了光绪二十五年孙中山与刘学询二人在东京的密切交往。
日本外交档案中有一册名为《刘学询庆宽来朝之件》的专题档案，长期未被人利用。2003年我们在东京大学举办晚清史研讨班期间，曾仔细解读档案所记内容，发现清廷于戊戌政变后，派遣刘学询与满人庆宽一同携重礼来东京，以实现“联倭杀康”的计划。当时，康有为已经被日本方面“礼送”出国，梁启超尚在东京。此事在清廷方面，由慈禧的代表庆亲王主持。己亥七月，刘学询庆宽以钦差身份抵达东京，向天皇呈递了有关中日联盟的上谕及两国皇室直接交通的密码。对于清廷提出的结盟与通密电的具体要求，日本方面未置可否，但是，确实将刘庆二人所携的公文密电，认真存档，对其所馈赠的礼物已全部接受，并有回赠。刘学询在拜见明治天皇之后，又多次会见孙中山，并彻夜密谈。所谈内容至今无人知晓。不过《刘学询庆宽来朝之件》的专题档案，保存了以下记载：
伊与孙文，谊属同乡旧交，堪称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故日本人闻之，举国哗然，诮谤腾沸。且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
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不知今竟如何云云。[23]
这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松村向外务省禀报。他援引的是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1899年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沪报》刊出的日人所写消息“密使近状”。其中，警察署事后对阿菊的审问及阿菊的申诉，颇有些不合情理。因为孙、刘密谈，按常理应该是广东方言或者“官话”，阿菊何能了然？[24]但是，松村既然将此禀报上呈，说明这位总领事认为报告自有其参考价值。试想，刘学询是专门为杀康、梁而来日本，就不能不提到康有为；而孙中山是要通过这位老朋友来筹集革命款项，各有所图，自然要讨价还价，反复磋商。
日本学者上村希美雄的《宫崎兄弟传》，虽然没有运用外务省档案，但是，他引用陪同刘、庆二人同行而来的东亚同文会宗方小太郎日记等日文史料，同样得出与我们相同的结论。上村希美雄指出：
宗方的日记告诉我们以下的事实：自五年前广州起义被赶出广东以来，以清廷之造反者被悬赏通缉的孙中山，因受在日清国公使和日本内务大臣之意的宗方的从中介绍，与西太后的特使密谈。即许多资料说明这是李、孙缔盟交涉的开端。譬如东亚同文会的巨头中岛真雄，在当时最与康梁派亲密来往的柏原文太郎的传记文章，这样说：
据云刘学询等在东京时，不止一次与孙中山秘密会面。刘、孙之间有暗默的交涉，谈及与当时被降职为两广总督之李鸿章的政治工作是事实，结果为其牺牲的就是康有为的头。[25]
上村希美雄所依据的主要是日文史料，还包括中岛真雄《故同文会理事柏原文太郎氏的支那戊戌事件及安南光复事件》（东亚同文会发行《支那》第31卷11号，1940年；次年再刊登于《续对支回顾录》下卷。这些有关孙刘关系记载与日本外务省的记录，可谓大同小异。
其二，冯氏忽略了庚子年刘学询为广东独立事，曾与孙中山密切交往，以及刘学询向孙中山提供了三万巨款的重要情节。
刘学询由日本归国后，非但没有因为在东京屡见孙中山而遭受惩处，反而受到慈禧奕劻的格外关照。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1899年10月12日），清廷颁旨将刘学询派往湖北，交张之洞“差遣委用”。[26]两个多月后，即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99年12月19日），慈禧、奕劻又将刘学询派往广东，改由李鸿章“差遣委用”。盖因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诸人痛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所为，要刘学询到广东老家专门是为了对付康、梁。自戊戌政变后，康、梁的紧要亲人，纷纷躲避到香港、澳门，可是，还有些关系较为疏远的亲戚朋友，则仍在南海、新会、广州等地居住。这些人恰好成了刘氏报复康梁的目标。刘学询利用慈禧给他的信任作招牌，处心积虑地来迫害这些与康梁有瓜葛的乡亲。这些人中间有的被抓捕，有的惨遭毒打，还有被盯梢。消息很快由广东传到港澳，再由港澳传到日本，甚至于传到欧美。流亡在海外的维新党用了四个字形容他们心情：“无时不惧”。[27]
庚子二月二十八日，梁启超给《知新报》同人书谓：“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去年遄归诸侠，有可用否？此二人在他日阻力未有已也。”[28]
刘豚，指刘学询；肥贼则谓李鸿章。
同日，梁氏《复诚忠雅三君书》亦谓：
“风萧萧兮易水寒，弟甚愿东向遥浮一大白，祝君之成也。肥贼、刘豚为我辈无限阻力，能并图之最善也。”[29]
三月十三日梁氏给康有为信中再次提出：
“孝高言使东人为荆、聂之说，闻其已禀先生，此事大佳，望助成之。彼须先以款存银行，不知要多少耳。似此胜于用吾党人。刘豚为我阻力极大，不可不图之。”
两天後梁氏又强调“卯金富而多谋，今以全力图我，阻力之大过于荣，以其近也，不可不先图之”。[30]卯金者，盖刘学询也；荣者，当指荣禄也。
在梁启超的再三催促下，港澳的维新党人加紧活动。他们发现刘学询前往澳门追查维新党人的形迹后，秘密跟踪，穷追不舍。当刘氏由汽船在广州登岸之际，被康、梁的同伴开枪击中。日本驻北京公使西德二郎亦将刘学询被枪击一事，向日本外务大臣青木进行报告。其文曰：
为了处理改革派经元善事宜，西太后命刘学询前往澳门，上月二十七日返回广东，其所乘汽船刚刚靠岸，突有刺客举枪狙击。刘负伤倒地。刺客乘乱向空中抛洒墨银，人群纷争抢拾，一时大乱，刺客乘隙逃逸，至今仍未捕得。至於刺客行凶真实原因，巷说纷纭，至今未得真相。[31]
刘学询中枪未死，他将这笔帐记到康梁名下。此时，义和团运动在北方愈演愈烈，全国政局动荡。在南方，两广总督李鸿章亦开始考虑应对之策。据日人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揭示，刘学询曾写信给在日本的孙中山。其信谓：
两广总督李鸿章有意用足下以谋两广之独立。然其所恶者为康有为，足下如得壮士予以暗杀，大事即成，请速到广东。[32]
为了帮助孙中山，“刘学询回广东后，汇来五千圆旅费”。[33]庚子五月十三日（6月8日）孙中山携郑世良、陈少白及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与内田良平，搭法轮离开日本，抵达香港并在小艇中商量计划。此时，香港同志报告，清方有设警逮捕孙中山的计划，因此孙中山决定不赴广州与李鸿章见面，而改派日人宫崎、清藤、内田三代表前往。据日本史书记载：
孙逸仙等人乘船抵达香港时，因有事先联络，海军官员奉李鸿章之命，出航支那安澜炮舰前来迎接。宫崎、清藤、内田三代表乘炮舰溯珠江而上，入夜抵达广东，……刘宅乃纯粹支那式恢宏深宅大院，其幽深府邸内，刘家众多护院家丁提灯出迎，一踏入其辉煌壮丽的宅邸内宅，三代表感受着美宅幽府的优雅情趣，心情也舒畅起来。刘学询作为李鸿章代理为三代表接风洗尘后，即刻开始谈判，刘请求听取孙逸仙所提出的希望和要求。
三代表以事先协商的要点为基础，提出一，特赦孙逸仙，保障其生命安全；二，由李鸿章贷给孙逸仙资金六万圆等两个条件，并说明上述六万圆乃支付孙逸仙多年逃亡生活之欠债所必要资金。刘氏说“贵方主旨，在下同意。就第一个条件可速通报李鸿章大人，即可回复贵方。就第二个条件，可不必烦劳李总督，在下自己即可承担。不过，六万圆中三万圆待明日到香港支付，所余三万圆打算事后电汇至新加坡。”借款事宜当场就得到答复。刘氏说：“聆听总督答复多少需费时间，其间另设粗馔款待。”随后三代表被引入同一宅邸的刘氏兄弟的西洋式庭院。其西洋建筑之精美，瓦斯灯之辉煌耀眼，媲若画作。夜宴甚佳，待遇亦极尽隆重恳切。
夜宴完了，李鸿章处传来答复：“孙逸仙生命安全由日本三士誓保，特赦之事奏请西太后。而与此相关的日本三士尽力之事一同奏请太后，请三士惠赠照相为盼。”三代表对此复言：“总督既示以如此诚意，则孙逸仙早日来粤为好。吾等今夜即刻请辞，照相待明日于香港摄影后呈交总督。吾等将与孙逸仙会于新加坡，急需尽快伴随孙逸仙再返广东。”刘氏说：“明日令犬子携金三万圆随行，其时照相交付犬子，欲由之带回”。话毕，命为三代表备饭。随后三代表即携饭食被送回炮舰。全部行程交涉，首尾皆大欢喜。离开广东之时，已是翌日拂晓时分。
三代表返回香港，拍摄赠与李鸿章之照相。摄影师乃梅屋庄吉，梅屋与革命志士相识便由此因缘而来。待三代表摄影完毕，刘学询之子如约带来三万圆现金。刘氏之子归去后，三万现金即装入内田携带的皮包内，包内塞满纸币。到底是有了这些军备资金，自信心大增，李鸿章与孙逸仙的关系今后如何相处，也已经不是问题了。[34]
同样是记述庚子年孙中山策动广东独立事，冯自由记载与此不同。冯氏记曰：
至庚子夏，总理在日本忽接刘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遂偕杨衢云日人平山周宫崎滔天等乘法轮烟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为西历一九○○年六月六日。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总督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府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闻总理等将由日本至港，遂预派安澜兵轮来迎，邀总理、衢云二人过船开会。总理得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之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宫崎随刘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己则乘原船赴法属西贡。宫崎至广州，寓刘宅密谈一夜，刘述李督意，谓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嘱宫崎向总理转达，宫崎遂失意返港。[35]
冯氏所记与日文史料，有许多重要细节不同。冯氏没有记载刘学询支付孙中山巨额现金的史实。因为如果将此史实和盘托出，则与其“总理以其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说法自相矛盾。冯自由为了讴歌孙中山，只好贬低刘学询，把错综复杂的孙、刘二人关系简单化，没有完整地反映历史本来的面貌。可见，冯自由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严重背离了秉笔直书的原则。
四 余论
其实，一个政党也罢，领袖也罢，在其成长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会遇到一些挫折，都会有些失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的历史学家，应该正视这些问题，予以如实的描述，不要回避领袖身上的缺点或错误，只有如此，才能从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出正确的经验教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先生在领导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也有失误。冯自由的著作只记载他的光明一面，于是，就连他与刘学询这位老朋友关系，也未能如实描述。当然，还有一些国民党早期历史的一些问题，如汪荣祖教授根据美国档案所揭出的邓铿遇刺真相等史实，冯自由也采取了掩饰和回避的态度。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我们在此文中，重点讨论冯自由著史方法存在的问题，绝没有对这位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建立了不朽功绩的史学前辈求全责备之意。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停留的前辈的基础上，应该上一个新台阶。笔者深感，在研究辛亥革命史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参考冯自由的著作。但是，一定要仔细甄别，有条件时一定应该查阅存世之档案，或者其他第一手资料，绝不可贪图省力，人云亦云，否则很难描绘出准确真实的历史画卷。
[1] 《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取缔规则制度并同规则，学生纷扰件）》，3-10-5·3-7。
[2] 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扉页内容介绍。
[3]冯自由：《革命逸史》，孙科序，新星出版社。
[4] 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第68页。
[5]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杂纂》，学生监督并视察员之部。
[6]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取缔规则制度及对该规则学生纷扰之件》，学生监督并视察员之部。
[7]《张之洞电稿乙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第12函，第61册。
[8] 《译书汇编》第7期，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9]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同，第72页。
[1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2页。
[11]《译书汇编》，1901年，第3期；名单亦见于吕顺长：《清末早期浙江留日学生之研究》。
[12] 笔者另有撰《革命党人戢翼翚史实考略》，待刊。该文谓：戢翼翚是《译书汇编》的总负责，王植善分管发行，其余则是分管译书事宜的委员。何也？留学生的职责是学习。当时戢翼翚已经是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其余东京诸人皆为在校学生，不可能用太多精力从事课外活动。而且，戢氏担任此职时间甚长。
[13]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6页。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
[15] 夏曾佑的等候知县缺的经历，可于安徽巡抚恩铭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十日的奏折中窥知：“查有特用直隶州知州夏曾佑，年四十四岁，浙江举人，光绪庚寅恩科中式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引见奉旨，以翰林院庶吉士用。钦此。壬辰科散馆，以主事签分礼部。旋经请假回籍，二十二年回京，呈请改归进士本班知县选用，选授山东蒙阴县知县。亲老告近，改选安徽祁门县知县，二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到任。”宫中档，光绪三十二年，硃批，内政类。
[16]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6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录副奏折档，档号 03-5392-052。
[18]杨毓麟：《致外部枢相书》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八日，抄件。下同。原件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瞿鸿禨朋僚书牍》。
[19]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7-118页。
[20]杨守仁：《上瞿中堂禀》，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抄件）。
[21] 《刘学询与革命党的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77页。
[22]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99-100页。
[2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刘学询庆宽来朝之件。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85、186页。
[24]狭间直树：《就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一个解释》，《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指出：此消息的可靠性极高。……场景设定虽然看似天衣无缝，但正因如此出现了重大的破绽。就语言一项来说，二者若用广东香山方言来密谈的话，阿菊显然不能听懂，如果是她捏造的话，那么情节又未免过于细致入微。也就是说，阿菊的供述只能被认为是刘学询意图传播的。而且，提起9月23日，正是刘学询延迟赴京述职、于上海策划事情的时刻。
[25] 上村希美雄著 陈鹏仁译：《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一），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8月版，第264页。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交片，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
[27] 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1988年版，第238-239页。
[28] 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1985年版，第206页。
[29] 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9页。
[30] 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2页。
[31]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西德二郎《刘学询广东被枪击之报告》，明治32年5月9日。
[32]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本及日本人》1901年11月号附录）。《续对支回顾录》下卷，清藤幸七郎项目所引用刘信函，除“两广之独立”变成“广东之独立”外，意思几乎是相同。反此，冯自由前引文，以于庚子夏天寄出的刘函，没有提及要排除康有为。
[33]葛生能久监修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册，原书房，昭和41年，第15节，第653页
[34]葛生能久监修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册，第15节，第653-656页。
[35]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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