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辛亥四月，革命家黄兴等领导的黄花岗起义，经过一番火与血的拼搏，最后因势单力薄，被清廷残酷镇压，不少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了黄花岗的绿草。从广州城内的两广总督衙门，到紫禁城的养心殿，都在为此次镇压成功而庆贺欢呼。而那些献身于推翻清王朝事业的革命志士，却为同伴的牺牲，大业受挫，而感到锥心流血般的痛苦。消息传到英伦三岛，在那里流亡的革命家们无不感到悲痛万分。接着，又传来了列强欲瓜分中国的警讯。刺激接踵而至，每个为国家前途担忧的中国人，无不感到心灰意冷，无可奈何。此时，在利物浦留学的一位汉子，眺望神州，不胜悲戚，“精神痛苦，如火中烧。”[1]于是，他将自己身边仅有的一百十三英镑，一百镑交给朋友，转赠于国内浴血奋战的黄兴等革命党人购买军火，另外的三十镑则留给了自己年迈的母亲，而后他无所畏惧朝着奔腾汹涌的大西洋走去，直到被大海吞没。这个试图以自己的生命唤醒国人的壮士就是杨毓麟。
杨毓麟死讯传至国内，震撼了革命党人。黄兴致函友人：“适得杨君笃生在伦敦自沉消息，感情所触，几欲自裁。”[2]民国初建，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为表彰曾经建立过宏功伟业，却于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已捐躯的六位烈士建立专祠，其中第五位就是“蹈海以殉”“亡身报国”的杨毓麟，第六位是陈天华。可见，杨毓麟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之际，笔者在整理多年前所抄录的史料时，发现了不少有关杨毓麟的未刊信札。兹参酌前人所留的有关杨毓麟传记论著[3]，对这些未刊信札试予考述，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英伦蹈海的革命先烈。
一、与众不同的革命家
杨毓麟（1872—1911），字笃生，号椒壬，湖南长沙高桥人。早年曾于长沙岳麓、城南、校经等书院读书，聪颖好学，思想活跃。“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己。”[4]甲午战争之后，江标督学湖南，“以开通风气为己任，网罗通达时变、博学能文之士为丁酉岁拔贡生，君其一人也。旋以是年中试湖南举人”。[5]本文没有采用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所称：“戊戌（一八九八年）一试春官，分发广西知县，不至任，遂绝意仕进”。[6]坊间有些传记，更进一步由此引申称杨毓麟为进士。上述各说，颇含混不确。戊戌进士题名录中不见杨毓麟之名，可见他不是进士。是否“一试春官”，待考；春官者，礼部之代称也。至于“分发广西知县”亦不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杨毓麟亲笔《致端方函》，作者自署为“候选知县杨守仁”。[7]既是“候选”，就不可能是“分发广西知县。”冯自由所述与清档记载不一致，自应以杨氏自署为准。
杨毓麟是革命党中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按照当时常例，在有了候选知县资格后，很容易进入官场任职，先是候选，然后通过捐纳等途径转正，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可是，杨毓麟不喜欢那样的人生道路。他生性耿直，厌恶官场腐朽，虽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却视若敝屣。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力行新政，省城长沙新旧两派壁垒森严，争斗激烈。杨毓麟很快加入维新阵营，与其挚友谭嗣同、唐才常一起，在时务学堂任教。并且，从此对教育产生浓厚兴趣。
可惜，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很快夭折。戊戌政变发生后，与杨毓麟情投意合的谭嗣同在北京被砍头。湖南省城长沙一片恐怖，时务学堂被解散，一切新政均被推翻。守旧派气焰嚣张，卷土重来，杨毓麟悲愤填膺，痛心疾首。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变法的失败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中。
在经历了长沙新旧两党的针锋相对的对立之后，杨毓麟对湖南的发展前景甚是担忧。此后，杨毓麟的生活道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先后遇到了长沙两位在晚清很有名望的人物。一个是瞿鸿禨，另一个是龙湛霖。此二人对杨毓麟后来的事业发展，颇有影响。
瞿鸿禨（1850－1918）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子玖，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其父元霖，举人出身，深通科举之道，故对鸿禨幼年教育，格外重视。他躬自课读，昕夕无休，取得了显著成效。鸿禨于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连捷中进士，入翰林。光绪元年（1875）大考名列前茅，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升用，并充日讲起居注官，从此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后屡次出掌文衡，成为京师翰林院中的佼佼者。鸿禨曾连续充当河南、福建、广西乡试考官及河南、浙江、四川、江苏四省学政，其弟子遍布大江南北。瞿氏文人出身，与贪得无厌愚昧颟顸的满族官僚比较，一般来说比较廉洁。特别是他受到清流派魁首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垂青，而李鸿藻与荣禄又关系密切。瞿鸿禨为人，能虚怀若谷，喜欢倾听各种不同政见。尤其是在经历了庚子事件之后，瞿鸿禨得到慈禧亲信荣禄的推荐，进入清廷决策机构军机处。他通过亲友及门生，了解社会及官场的状况，然后再向清廷决策者慈禧等人建言，颇为当政者倚重。然而，瞿氏文人气息太重，患得患失，看慈禧的脸色行事，其为政缺点是优柔寡断，缺乏魄力。
戊戌政变后的第二个年头，杨毓麟来到南京，进入江苏学政瞿鸿禨的幕府，担任襄校。所谓襄校，即协助学政斟阅试卷、选拔考生。清制，每省之学政，需要在全省范围进行考试，评阅考卷，去取人才，故每当赴任之始，由学政本人组成一个襄校幕府。这个幕府规模不大，通常有八人左右。开始时，学政须将这些幕府人员的名单呈报给所在省之巡抚，再由巡抚向清廷奏报备察。这些幕僚本人，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已有举人、贡生等头衔，其学问人品为学政所赏识。由清档现存瞿鸿禨担任四川、江苏学政任内的幕宾名单观之，瞿氏喜欢招募两湖及江浙一带的文人学士充当襄校。
杨毓麟年轻有为，志趣向上，不随流俗，而且是候选知县却不愿意去官场的学人，瞿鸿禨对他更是优礼有加。但是，杨毓麟在瞿鸿禨的幕府并没有呆太长时间，很快返回湖南。
杨毓麟为什么很短时间离开襄校的职位？
据冯自由解释称：“己亥（一八九九年）应江苏学使瞿鸿禨之聘，入幕襄校，所取皆宿学通儒，终以宦途污浊辞去。”[8]
过去人们均相信冯自由的“以宦途污浊辞去”的说法。杨殿麟所写《杨毓麟事略》亦称“终以宦途污浊辞去。”[9]饶怀民所撰《杨毓麟集》前言，受前者影响，写道：
1899年春，杨毓麟应乡人瞿鸿禨之聘，入其幕府，瞿时任江苏学政，广揽宿学通儒入幕相助，杨慕名而往。然而，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发现，原来这位老乡并不是他想像中的开明官员，而是一个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政客。官场尔虞我诈、贪污受贿，令杨忍无可忍，“终以宦途污浊辞去”。[10]
与坊间记载迥异，清档却另有揭示：在杨毓麟到南京任襄校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八日，江苏学政瞿鸿禨呈递了《为学差任满因病恳恩开缺回籍就医折》。该折奏称：
臣奉命视学江苏，业经任满，本年适值銮舆西狩，是以各省学差，尚未奉旨更换，臣自应静候简放有人，再行交卸。乃臣自入秋以来，中心愤懑，忽患颈风，自额顶至脑后，苦作掣痛，右臂至肩，筋骨酸痛异常，胸膈痞闷，不能通畅，精神日渐萎顿。臣年甫五十，气血未衰，自系调理失宜所致。臣乃驻署江阴，地气寒湿，一交冬令，更不可当。此折呈递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奉硃批：著赏假两个月，假满即赴行在，余依议，钦此。[11]
后来事实证明，瞿鸿禨的病完全不像他所奏称的那么严重。更多可能是，他厌倦了长期的学政生涯，希望江苏学政任满后能另有高就。冯自由称，杨毓麟是因为“宦途污浊”而离开南京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经历过戊戌政变的杨毓麟早已看到了“宦途污浊”。杨氏离开江苏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瞿鸿禨不希望继续担任江苏学政。早在庚子八月之前，瞿氏已经开始筹划调换职位。在此情况下，杨毓麟不能不离开南京。将杨毓麟离开南京理由辨别清楚，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了解他后来与瞿鸿禨之间密切关系，提供有力佐证。
杨毓麟回到长沙，来到龙湛霖家开馆授徒。龙湛霖（1837-1905），字芝生，湖南攸县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元年（1875）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次年，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尔后，继续在翰林院任职，累迁至侍读学士。十四年出任江西学政，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九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擢刑部右待郎。次年复出为江苏学政，仍兼刑部右侍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任满交卸，回籍就医请假”。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假满病未痊请开缺调理”，[12]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去世，龙氏一直生活在长沙。
据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传》称：龙湛霖“以翰林数司文柄，晋卿贰。湛霖中岁乞病归，遂不复出。……顾盼有光，生平慎言笑，人谓城府深阻而实坦直。”[13]
而湖南巡抚端方在呈递龙湛霖遗折时，则谓：
伏查该侍郎起家词垣，屡司文柄，平时以提倡正学，扶植人才为务，自家居养疴后，首先捐资创建明德经正学堂，使其长子绂瑞在堂任事，余子并令入堂肆业，为乡里搢绅之导，……其于地方要政，靡不留心咨讨。粤汉铁路，因美商转售比、法各国，关系东南全局，湘绅主持废约，收回自办，该侍郎实倡其议。病革时犹殷殷筹划此事，至死不辍。湘人深为惋惜。核其生平行事，洵属无间人言，兹将该侍郎遗折一扣，封呈御览。该侍郎有子三人，长子绂瑞，三品廕生，候选知县；次子绂年，正二品廕生；三子绂慈，附生。孙二人均幼。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三日。[14]
清代的翰林院是个清水衙门。翰林院官员经常依靠外出当考官，或出任学台来“调剂” 。据笔者所过目的晚清学政李端棻、江标等学政信札估计，每任学政大约会有一笔数量可观的银子作为“额外进项”。瞿鸿禨与龙湛霖均是翰林出身，而且多次或出掌文衡，或担任学政，个个宦囊殷实，家财万贯，故龙湛霖与瞿鸿禨毫无疑问是长沙城里有名的富户。龙湛霖生前曾屡次捐建学堂，瞿鸿禨则在长沙辛亥革命风暴中，被没收大量资本，这些财产大都是他们在担任考官时所积累的财富。龙湛霖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辞官回到长沙，[15]后来，在胡元倓等开始倡建明德学堂时，龙湛霖慷慨解囊，多方资助。这是长沙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颇受乡里称道。明德学堂后来成了黄兴、杨毓麟等革命党人栖身之地。龙氏还曾帮助黄兴等在华兴会起义失败之际脱离险境。据冯自由揭示：
庚子辛丑（一九00至一九0一）馆湘绅龙湛霖家极相得，但非所志，不久居也。壬寅（一九0二年）春挈龙氏学生瓞原同渡日本。初入宏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并劝龙氏出资兴学。长沙胡子靖创办明德经正两校，龙氏尝竭资以助，笃生实有力焉。[16]
虽然杨毓麟与龙湛霖“极相得”，可是，为了探寻中国的富强之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到日本留学。杨毓麟到东京之后，对于日本的教育兴国，有了切身体会。因此，冯自由说龙湛霖在晚清于湖南长沙出资兴办学堂,“笃生实有力焉”，应该是可信的。
二、杨毓麟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之间密切关系
光绪二十八年初春，杨毓麟到达东京。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景象，给了他十分强烈的刺激。经过短期日语学习后，他首先选择了弘文书院的速成班就学。弘文书院的创办人嘉纳治五郎，是日本明治时期有名的教育家。嘉纳治五郎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灵活的学制，重视基础教育，循循善诱，教育有方。杨毓麟对他格外敬重。当时在弘文书院就读的还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湖南热血青年。他们从封建专制制度笼罩的湖南长沙，来到了明治维新蒸蒸日上的日本，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他们终于明白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出路只有一个，即尽快改变传统的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杨毓麟在弘文书院听课之余，还针对当时中国危如累卵的国情，写了一本鼓吹革命的《新湖南》。此书高举反帝、排满的两面大旗，对清王朝统治者在庚子事变后，所推行的以中华物力结列强欢心的卖国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诸强国之谋我中国也，不遗余力矣。”[17]而摆脱列强瓜分的出路，在于脱离腐朽的清王朝而实现湖南的独立。满人“以野蛮民族翘然为天下共主者二百六十年，是以奴隶而据主人之室也。”[18]高呼“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铁血相见，不戁不竦，此吾湖南人，对于湖南公责也。抑亦吾湖南人对于汉种之公责也。”[19]
《新湖南》是反满书刊中，出版较早者，其内容新颖感人，论说痛快淋漓，很快不胫而走，风行海内。
在鼓吹革命的同时，杨毓麟还同清政府的高官瞿鸿禨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认识是笔者在读到杨氏未刊函札后产生的。杨毓麟刚到到日本数月，即给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写信。他的书信并非是为谋求高官，而是申明教育救国理念。盖自甲午战争之后，凡是关心国事，立志救亡的维新志士，无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从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到谭嗣同，无不强调“开民智”。杨毓麟出国后，强烈地感觉到，要救亡图存，最重要的莫过于赶快学习日本经验，脱胎换骨，制度更新。杨毓麟此信是通过张缉光向瞿鸿禨呈递的。此信洋洋数千言，内容至关紧要，故予以全文披露。该函称：
侄杨毓麟再拜上书外部枢相大人执事：
辱承招致，感激殊深。惟学业未成，材识谫劣，欲于壮年粗习外国政俗，以广益闻见，是以不获趋侍，已恳歗兄转达愚意。但久尘来旨，惭愧如何？在此数月，无所领解，惟略识彼都教育主义，与吾国人士留学此邦，在吾国前途有重要之关系者，辙陈启一二，用效愚者之一得，幸留意焉。
彼都所谓政治法律，盖多取之于德意志，而教育亦然，又参合英、美诸国而为之。彼国所谓教育主义，实国民教育主义也。所谓国民教育者，由民族建国主义而发生，而成立，而实为民族建国之基础。凡在文明之国，一国民族，必有一国民族之特性。此特性者，由于数千年之历史习惯而来。一切宗教、学术、政治、法律，与他国他种民族，必有绝异之要点，受此要点而发生者，皆为一民族固有之光荣；又必有绝异之弱点，受此弱点所发生者，皆为一民族腐败之根据。教育者，所以保持此固有之光荣，而滌除此腐败之根性也。故国家教育之事，必视其国民之所固有所最弱者，立一确定之宗旨；一切政法，皆于此宗旨受绝大之影响，生无限之风潮；亡可使存，危可使安，其道必由于此。中国不欲救亡则已，尚欲于此地球上留得禹域国名一二字者，舍教育无所措手。吾国中能言其所以然者，千百人中不得一二。彼都人士揅究此学，译著之书数十百种，施之实际，几使全国人民无一不自学校出者。然则中国欲言教育，不问途于此，其将何从？
现在湘、粤、苏、鄂四省送学生来习速成师范者数十人，入弘文学院。校长嘉纳茨五郎，为彼国教育家。湘省最先送，习业方数月，已斐然有成效。然以中国二十三省之大，而咨送者不过四省，浙省有数人系自备，所送者不过数十人，实与杯水车薪无异。吾丈外莞外交，而内总机务，造膝陈言，嘉谟入告，虽非望风倾听者所及知，然窃冀能将此救亡第一义谛陈说昭晰，书板朝进，俞（谕）旨夕下，令各省仿湘、粤、苏、鄂成案，每省奏派留东学习速成师范者，至少须五十人，其学费一切，自有四省现例可沿。有已办而不及数者，须速续送若干人。所送之人，以举贡、进士，年齿壮盛，学有根柢者为之。学期须稍伸长，一载为毕业。湘省学期六月，鄂省有三年者。惟回华以后，于开办学堂诸事，自有把握。不然，朝廷日日言兴学，疆吏日日言教士，大中小学，名目甚佳，实则捕风捉影，如醉迷狂掷，了无意识。上段所云，此实为转移残局之一线生机也。
虽然，又有一说焉。俟吾国教育办理有成绩，而后可以救亡，其收效尚在十年以外；此十年以内外交内政，在在须材，一切嚣嚣然言新政者，大率有理想而无实地揅习，施之事实，必多粗确；为今日中国计，莫若遣人东游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三事。凡我邦人士，所苦于外国留学者，以语言不通，又限于彼国学校之阶级程度，不能骤进，在速成师范办法，虽求效太急，然适合于我邦今日之用。凡教习口授，以我邦留学生学业优长者为翻译，习于彼国语言，又颇通知科学门径，自无窒碍；而习业者，既不至于捍格难通，又无濡滞不前之患，实为至便。彼都人士，期望吾国之振兴，企踵延颈，已非一日，于此等教法，尤不惮详悉周至，引人入胜，此乃现在学师范者所亲灸，贱子所耳熟而能详者也。师范可以速成，则政治、法律、经济上，何不可以速成者，但现在吾国人无主张此事者，是以无人发其端耳。
现在弘文校长嘉纳君于暑假内游历中国，当至京师，计必将与吾丈相见。此人于彼国外相桂太郎有密接之关系，于中国情事，尤所揅悉。吾丈若将遣送速成政治、法律、经济学生事与之商订，必能允许。现在我国人士已有将此意密探之者，彼固乐从。但得彼主持此事，而教授一切，不归彼一人。此邦政治、法律、经济名家甚夥，讲习极易得人。吾丈主张于内，而使此人在彼国代管理之事，于彼国外交上有特别之光荣，于吾丈外交手段上，亦增数分之活泼，而于吾国现在事事需人之际，尤有实在之利益，虽似闲着，实亦目前之救急方也。所派诸人，京外并遣，以身入仕途而材识优尚、锋颖隽发者为之。在京则词馆部曹，在外则府县同通，皆可入选。各省生监举贡学业优长愿自备附学者听。计各省所派，即共数能得四百人，每省尚不到二十人，每人官费五百元已足。较之留学七八年、年费数百元者，吝省多矣。愈多人，愈为吾国前途之利益。学期以一载毕业。翻译一事，即以现在留学大学及专门学校之高材生为之。
盖科学一事，条理烦赜，非久于其中者，不能领解，翻译不得其人，非徒无益，乃至留许多笑话，故此节断不可轻视也。但所派诸人，非已经甄别，则根器不齐，冥顽卑贱，必见轻于异国；又年齿过长及有不正之嗜好者，尤非所宜，年齿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为程式。以在此留学，则一切举止，必依学生规则而脱除宦途习气。此乃彼教育家所必不能通融者。年齿太长，则习气较深，彼人视之，将轻蔑倍至，于国体上，将增一段不荣誉之名声，非所宜也。吾丈若主张此事，则必须以奏案定之，庶各省划一，刻期至东，无前后参差之患。而西北各省程途较隔，东南各省水陆交通，到东自易，则可将沿江沿海各省及山、陕、云、贵悬隔者，截做两期，较为便利。学成归国，必可收随才任使之效。
管子云：“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树人之捷，百倍于仲父，岂非旋乾转坤之一奇局耶？虽然，似闻内地论者，谓在东留学诸生，皆鼓康梁之余焰，而立异帜，欲以发大难将为中国忧者，几以东游为大禁。又或谓政治、法律、以国体而异，彼邦政治，恐不宜于吾国。种种疑难足生阻力，请得而剖之。凡倡言破环、以革命为宗旨者，非穷蹙无赖之逋客，即跅弛无所忌惮之狂民，此其人于实际科学非有所得，又决不能居学校中循循然在弟子之列者。凡研习实际科学及能居弟子之列者，非独有所忌惮而不为者，抑亦学校中规则所不许。彼邦学生禁言政事，著为宪典，通国皆知，非如吾国前代东林、复社诸流，以诋諆时政为学帜者也。
又彼都宪法，取之德意志。德意志宪法，在欧洲立宪国中，最为主权偏重者，与法美诸国大异。即英国君民半主，尚非可同日语。日本皇室典范，以万世一系之皇统昭告全国，彼国士民，皆诩诩然以数千年一姓相传誇示五洲。其皇室之巩固如此，则其所以巩固之之政法，尤为吾国所宜揅究。不然，纲维解弛，土崩瓦裂之患，将在目前。栋折榱撓，侨将压焉。衣冠道穷，谁欤其幸免者？至吾国财政之困难，乃为现世大地诸国所称独步者，岂可不亟亟谋所以拯救之哉？
呜呼！以曾文正、李文忠之锐意办洋务，而于根本至计，了无所益，其谬误乃在重视枪械战舰，而轻视政法、经济、教育，乃成今日之奇厄，及今尚无发明其痼疾者。自今以往，其谓之何？吾丈今日能为此者，其高掌远蹠，乃在曾李二公之上，非独救亡而已，一举而措全国于泰山磐石之安，即以此为原动力，但能得吾丈一疏，奉朝命以敦促各疆吏，刻期派遣，指顾可成。为庙社计，为生灵计，为吾丈名业计，言之而必听，为之而必成。登高一呼，众山皆应，立功立事，易无过于此者。吾丈以天下为己任，必不至舍此而不为。且处存亡危急之秋，而尚不及为此，则今日九州人士所觖望于曾李二公者，异日又将有所觖望于吾丈，此则区区之愚所深惜也。率臆尽言，敬颂钧安。中六月八日，东七月十二日。[20]
杨毓麟此信作于何时？原整理者注明，系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八日。然而，由此信内容观之，所署时间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此信开头即称“在此数月”，接着又称“现在弘文校长嘉纳君于暑假内游历中国”云云，所记均为杨毓麟初到日本情形。而据《那桐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七月记载：
七月初四日，日本正金银行锅仓来辞行……午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长嘉纳治五郎同随员四人来拜。初六日 巳正，答拜嘉纳治五郎。初七日同外部联、瑞、顾、绍、陈，在家公请日内田、嘉纳、吉田、山木……等主客十四人，亥初散。[21]
那桐与慈禧均属叶赫那拉氏家族。自戊戌以降，慈禧视那桐为亲信，暗中赏银，加速提拔。[22]由光绪二十四年的户部郎中，四年后升任户部右侍郎兼外务部左侍郎。由那桐这样的官员出面接待嘉纳，说明清廷对其来访并非特别重视。不过，由《那桐日记》记载可以断定，此信当作于杨毓麟第一次抵达日本数月之后。
再有，此信末尾有“中六月八日，东七月十二日”。由中西日历对照表亦可确定，此函作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八日无疑，整理者不察，故有此误。
为什么杨毓麟刚到日本不久，即想到给瞿鸿禨上书。其原因盖在于当时瞿鸿禨威望正隆，手握重权，成了汉军机大臣中最受慈禧器重的人物。而且，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瞿鸿禨很器重杨毓麟，二人关系融洽。杨氏于此信开头即称：“辱承招致，感激殊深。”可见，瞿鸿禨在庚子事变之后，曾经要杨毓麟去北京。
清档记载显示，光绪二十七年后，瞿鸿禨利用朝廷刚由西安返回北京之机会，很快安排提拔了不少湖南的亲朋好友来京任职，如余肇康、朱启钤、张缉光等。由此信观之，杨毓麟亦曾被“招致” 。
杨毓麟此函的核心内容，是寄希望军机大臣瞿鸿禨，直接给朝廷上书，选拔各级官吏，迅速学习日本的政治、法律与经济制度，而重心尤在于日本的政治制度。杨氏认为，曾国藩、李鸿章都只办洋务，不变制度，成效不彰。瞿鸿禨倘能采纳其议，“奉朝命以敦促各疆吏，刻期派遣，指顾可成。为庙社计，为生灵计，为吾丈名业计，言之而必听，为之而必成。登高一呼，众山皆应，立功立事，易无过于此者。”
杨毓麟特别告诫瞿鸿禨：此乃“转移残局之一线生机。”“一举而措全国于泰山磐石之安。”杨毓麟说得慷慨激昂，很有些像康有为上清帝书的味道，其真诚期望当政者采纳他的救亡妙计的心情，已跃然纸上矣。
为了解除瞿鸿禨的后顾之忧，杨毓麟特别指出在日留学生中，“凡倡言破环、以革命为宗旨者，非穷蹙无赖之逋客，即跅弛无所忌惮之狂民。此其人于实际科学非有所得，又决不能居学校中循循然在弟子之列者”。杨毓麟这些话说得颇有些不得体。黄兴、宋教仁等湖南老乡如果听到，定会感到愕然。然而，它确实反映了杨毓麟当时之真实思想。
杨毓麟此函中，对日本近代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多有褒奖之词，并希望瞿鸿禨能同他联手，共同实行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进行速成教育的计划，以使中国转危为安，迅至富强。然而，瞿鸿禨本人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根本无此魄力推行其 “刻期派遣”官员学习采纳日本政治制度的计划。
尽管如此，杨毓麟此信声情并茂，读之的确使人为之动情。写完之后，他辗转交给瞿鸿禨身边的张缉光。张氏读后亦深以为然，并写信给瞿鸿禨称：
世伯夫子大人钧座：小病新起，委顿未除。今得桂辛来书，言廿日启行，在沪薄有羁留，出月初旬准到。有汪颂年太史一函，嘱呈左右。
皮事久在爱中，谅已不劳陈说矣。
又得杨笃生自日本寄来一函，有书呈鉴。此函由友人带京，盖因缉光往汴，故迟至此时始行递下。笃生书中所论，似在今为至要之务。至所陈派京外官员，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日本经济学专言理财，名义与吾国异）诸学，尤救急之方，多有论及者。盖今之国势，上暗下明，上静下动，开民智故不可缓，开官智尤不可缓。日本伊藤、大偎皆曾身入外国学堂，故能成此大业。
今吾国辇毂之下，省会之区，皆萃千百无知无识，不痛不痒之官，嬉游征遂于其中，于国无益，而于其人有大损。且今号称变法矣，其能知新法者何人乎？非特不知而已，又从而非笑之，其为阻梗之言，至阴而至烈。欲除其失，非选派游学不可。
抑缉光更有欲为吾师陈之者，天下事无所谓办不动，办不好。所谓办不好，办不动者，皆不办事者自诿谢之词，即明知办不动，办不好，而甘心不办，则永无好之一日，动之一时，何如办之，犹可冀于万一耶？但能排去顾忌，如汪颂年所谓轰轰烈烈做去，天下必无难事。事机日迫，万目睽睽，使数万里版图不丧失于三数优柔之手者，舍吾师无与归焉。触绪附陈，敬请钧安。
弟子缉光顿首。（光绪三十年）[23]
上引密札中，所提到的桂辛，系指朱启钤，字桂辛，瞿鸿禨之姨侄，后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汪颂年，即指汪詒书，字颂年，长沙人，翰林院编修。张缉光，字邵熙，长沙人，光绪进士，瞿鸿禨之门生，亦为张百熙所宠信。庚子后曾任刑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瞿鸿禨被罢官后，余肇康、张缉光、朱启钤亦被革职，离开京师，返回湖南。据此函之抄录整理者注明，此信写于光绪三十年（1904）。然据笔者考订，显然是错误的。抄录整理者对此信写作背景，并不明晰，故有此误。
张缉光此信重点说了两个问题，一是提醒瞿鸿禨：“皮事久在爱中”，请能办妥。二是杨笃生自日本来信，谈速派京外官员“学习速成”事。而且，此信主要是围绕杨毓麟信函的内容，发表议论以及张氏本人对杨建议的感触。由张氏此信可以看出，他对杨毓麟的见解是非常赞同的。而上述两件事情均发生于光绪二十八年。
张缉光函中所说“皮事”，系指清廷为皮錫瑞平反事。此乃近代学术史上一件大事，理应论说清楚。
皮锡瑞（1850-1908），湖南著名学者，经学家，长沙人，字鹿门，一字麓云，举人出身，屡应春官未中，遂潜心讲学著书，可谓著作等身之学者，曾被江西学政龙湛霖延请主讲南昌经训书院。皮锡瑞早年著述包括：《尚书大传疏证》、《古文尚书疏证辨正》、《九经浅说》、《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今文尚书考证》及《圣证论补评》等书。戊戌春，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长沙南学会传播西学，为变法大造舆论。皮錫瑞出任主讲，沟通汉宋，融合中西，赞同公羊改制理论，疾呼变法图强，成为守旧派攻击目标。长沙守旧派代表人物王先谦、叶德辉谓皮氏“附异端”、“悖正学”，对其横加攻击，甚至人身侮辱，以至于皮锡瑞不得不被迫离开长沙。戊戌以后，皮锡瑞返回长沙，著成《尚书中候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汉碑引经考》及《王制笺》等书，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湖南思贤书局刊行。然而，守旧派仍不放过皮锡瑞，他们通过江西籍御史徐道焜上书，对皮氏进行弹劾。其弹章称。
奏为特参湖南举人皮锡瑞品行卑污，请饬下江西巡抚驱逐回籍事
再湖南举人皮錫瑞，品行卑劣，学术乖谬，前任江西学政龙湛霖，延聘至江主讲经训书院。该举人自号经师，倡为邪说。谓程朱不屑学，谓功令不必遵。年少之士，惑其新奇；先正典型，一朝扫地。并闻丁酉乡试，有为人枪替作弊情事。去年该举人回湖南主讲南学会，与梁启超、熊希龄等宣演平权民主之说，明目张胆，侮乱经常。堂中诸生，且听且愤，遂将该举人等唾骂殴打，血流被面。盖国家德化沦洽，三尺童子皆知尊亲，苟有离经叛道之徒，虽在乡闾，亦遭屏斥。乃该举人自知不容于乡，仍然潜投江西，钻营讲席。臣闻该举人于康有为、梁启超之学，心悦诚服，若令流毒江西，则士心文风之坏，未知何所穷极。
应请饬下江西巡抚，立将该举人驱逐回籍，交地方官管束，不准在江逗遛。另聘品学兼优之士，主讲经训书院，以端师范而肃士习。臣为桑梓学术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24]
徐道焜弹劾皮錫瑞在南学会鼓吹“平权民主”之说，将其视作康有为、梁启超的同党，可谓深文罗织，罪名重大。因为戊戌政变后，这样的罪名在朝廷非常敏感。尤其是慈禧、荣禄、袁世凯等当政者，对康、梁恨得咬牙切齿，故皮錫瑞被逐回湖南已有三年之久，仍被地方官“管束”。俞廉三早年跟随刚毅，并为刚毅所举荐。[25]戊戌政变后，他接替陈宝箴为湘抚，为守旧派张目，对湖南新政多持否定立场。他能出面为与康、梁有牵连的皮錫瑞请求销去“管束”字样，显然事出有因。张缉光此函揭示了其中奥秘，原来是军机大臣瞿鸿禨为其作主。正因为如此，俞廉三才敢于上书奏称：
再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湖南举人皮錫瑞品行卑劣，学术乖谬。前主讲江西经训书院，倡为邪说。去年回湖南主讲南学会，宣平权民主之说，自知不容于乡，仍潜投江西，钻营讲席等语。著松寿严饬地方各员，确查该举人现在江西何处，迅速驱逐回籍。到籍后，即由俞廉三饬令地方官严加管束，毋任滋生事端等因，钦此。当即钦遵查明该举人皮錫瑞，业已回湘，随饬原籍善化县严加管束在案。
兹据长沙、善化二县绅士联名呈称，该举人皮錫瑞回籍后，深知愧惧，痛自克责，闭户读书，绝不干预外事。迄今数年，冰兢自守，察其追悔，实出至诚，呈乞奏请销去管束字样，俾得改过自新等请前来。臣复详加访察，舆论悉属相同。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善化县举人皮錫瑞销去管束字样，卑令改过自新，出自逾格鸿施。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26]
俞廉三此片因与原折分离，无法确定日期。不过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甲子记载：
湖南巡撫俞廉三奏，善化舉人皮錫瑞悔過自新，請銷去管束字樣。得旨皮錫瑞著准其銷去管束字樣，仍飭地方官隨時察看。[27]
由于张缉光此函提及“皮事”，可知此信必作于光绪二十八年无疑。
皮錫瑞能够“销去管束字样”，虽说是一件小事，但由此亦可从中窥见瞿鸿禨内心同情维新派的政治立场。他同张百熙一样，内心对戊戌变法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像守旧派那样的恶感。他的这种同情维新派的立场，正是袁世凯、奕劻在丁未政潮中能挑拨离间，将其打翻在地的重要原因。
杨毓麟通过张缉光呈递的函件，曾经对瞿鸿禨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这位军机大臣希望张缉光能很快“招聘”杨毓麟来京办事。据张缉光的另外一通密函称：
世伯夫子大人钧鉴：
奉谕敬悉一切。铁路事或可稍有补救。能勿使芍帅干预而予小浦以重权，则小浦所谓中策，或能办得完善。马戏一事，曾于上礼拜六停课之日，与三世弟谈及，如吾师命往，亦可一广眼界。笃生不在东京，无从招聘，人才之难，至今已极。吾师能再筹两全之法，则感激非独受业一人也。手肃。敬请福安。受业制张辑光顿首。（光绪三十一年八月）[28]
据原整理者注明，芍帅，系指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又作芍棠，号椒生，湖南清泉人；小浦，系指张鹤龄 1867－1908，字筱圃，江苏武进人，长期在长沙任道员。后被张百熙调京，协助京师大学堂事宜。又据整理者注明，此信作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误。因为信中称王之春为“芍帅”。查王氏任广西巡抚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五月至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五日，故可以判断此信应写于杨毓麟首次由日本归国之后，第二次赴日本之前。由于杨毓麟已离开日本回到国内从事反清活动，故张缉光称“笃生不在东京，无从招聘。”张氏所述，应该属实。杨毓麟忙于从事革命活动，故错过了瞿鸿禨的这次招聘。
三、随五大臣赴日考察宪政前后
杨毓麟由日本返回国内后，“往来北京上海之间”，[29]从事反清活动。他与友人一起“谋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震动天下人耳目。潜居京城数月，以无隙可乘，失意南归。”[30]他还曾应黄兴之邀回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事宜，后又赴上海与蔡元培、章士钊负责联络留日学生，接济湖南。后长沙起义事泄失败，黄兴脱险至上海，与杨毓麟组织爱国协会，以谋再举，并由杨毓麟充任会长。因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牵连，黄兴被捕入狱。为了避免搜捕，杨氏再度于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904年12月4日）与宋教仁从上海启程前赴日本。[31]
杨毓麟到东京不久，又遇到一件事情。即瞿鸿禨派人召聘他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职，被他以“脑病”为理由婉拒。据张缉光之函称：
世伯夫子大人钧座：
昨奉手谕及杨公使覆电，笃生既患脑病，此时万不能来馆中。国文一科，实属无从设法。枚良兄在此，学生各有进境，另聘他人，未必能如枚良兄之循循善诱，且此时亦实无他人可聘也。若聼其旷废，尤非学堂之所应为。……至新班学生，或暂请他教习兼授，一面竭力访求国文专科教习，俟聘订得人来馆，教授有法，枚良兄再行推却，亦无不可。迫切上渎，敬侯钧命。肃敂福安。受业制张缉光启。[32]
此函所提到的杨公使，系指杨枢，字星垣，生于广州，漢正黄旗人，原广东候補道，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1903年10月15日）抵达东京，以四品京堂候補，接替蔡钧任出使日本大臣。[33]
原整理者所署时间为光绪廿九年 月初八日。亦误。盖因杨毓麟已经在杨枢抵达日本前回国。因此，笔者认为，此函只能作于光绪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904年12月4日）之后。由于杨毓麟二次刚刚抵达东京，许多事情要做，故以“脑病”婉辞。当然，不排除杨毓麟本人确实因为脑病而不能赴译学馆之职。因为杨氏多年患有脑疾，其蹈海之前，在《致怀中叔祖书》中称：
怀中叔祖大人：作此函与长者永诀也。守仁脑炎大发，因前患脑弱，贪服磷硫药液太多，此时狂乱炽勃，不可自耐。欲趁便船归国，昨晚离（氵厄）北淀来利物浦。今晨到车站，然脑迸乱不可制，愤而求死，将以海波为葬地。今日命尽矣，形神解脱，恩怨销亡，万事俱空，一缘顿尽，骂我由公等，不暇惜矣。[34]
可见，杨毓麟长期被“脑病”困扰，暂时不克赴瞿氏之招。
瞿鸿禨在委托张缉光“招致”杨毓麟未果后，再度要驻日公使查访杨氏，可见其对杨毓麟之重视。
此函还揭示了杨毓麟后来在译学馆所担任的职务是国文专科教习。
杨毓麟在日数月，又返回国内，并且很快到达北京。个中原因，据冯自由记载：是因为杨毓麟重视“从事中央革命，谓发难边区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居京数月，赖张伯熙之助任译学馆教员。[35]
当时，译学馆已归并京师大学堂，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故冯自由称“赖张百熙之助”，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本文以上分析，杨毓麟能在译学馆任职，更多可能是瞿鸿禨在发挥作用。盖因当时译学馆监督为朱启钤，朱氏乃瞿鸿禨之姨侄；译学馆提调为张缉光，乃瞿鸿禨之弟子；此二人与瞿鸿禨书信往还频繁，关系至为密切。杨毓麟在译学馆任职，当然离不开瞿鸿禨的关照，他的京师之行，实际上是瞿鸿禨通过张百熙“招聘”的结果。在此期间，杨毓麟还在授课之余，参加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间与同志吴樾、马鸿亮、杨积厚、庄以临、侯景飞、金猷树诸人组织北方暗杀团，众多主用手枪，笃生独主用炸弹，众如笃生言。出郭门数里之山谷中试之，果猛烈异常。” [36]
当时译学馆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震惊京城：瞿鸿禨之子希马，当时正在译学馆读书，不知何种原因，这位公子哥居然在学堂“纠集同志”，“组织革命党”。李盛铎所保存的京师大学堂学人所写《公启》，揭示了此事件之原委。公启称：
启者，瞿尚书之公子，在译学馆肄业，纠集同志，密图革命。同馆某生等拟纠同馆将其革命诸词出首，尚书深惧祸发，匿其公子。属该馆监督朱启钤究出为首举发之人，欲阴中以罪置诸死地，以灭其口。朱固尚书之妻党，以绝无学识之小吏，攀援而得此巨差，遂承意旨刻意搜罗，致动公愤，大起风潮。尚书之私人李亦元，虑有宣扬于尚书不利，乃函致各报馆，嘱勿登报。
某报馆主笔，复书允之。且嘱转告尚书，勿深究某生，持论甚正。尚书能从与否，尚未可知。然其阴险性成，恐某生终不免于难。某等志切同仇，不能不据实声明，以保善类。今将往来两书，录呈左右，以为碻证。倘日后尚书有倡杀某生情事，某等必不甘休，亦望海内诸君子，大彰公道，协力相助，大局幸甚。
学界不平人公具。[37]
对于此事，尚未见有文揭示。笔者得此资料，已经廿余年，反复思考，不得其解。盖因瞿公子之父，乃朝廷显宦，何以能眼看着儿子转向革命党？现在看来，此事很可能与在译学馆任教的杨毓麟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有直接关系。在杨毓麟等言传身教的影响下，这位年轻人居然敢在东华门附近的译学馆组织革命党，可谓胆大包天。
光绪三十一年是晚清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年头。这一年朝野上下发生了许多大事。一是清政府欲行立宪，并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火车站遭到了吴樾的炸弹袭击；二是革命党人在东京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并聆听孙中山慷慨激昂的演说，随后即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还有一件不为人们所关注的事情，清廷派出的考察五大臣前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在这支考察队伍中，有一些原来的革命党人，成了五大臣的随员及助手。杨毓麟也是其中一个。
据载，杨毓麟在得知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消息后，曾与吴樾谋划刺杀五大臣。据冯自由记曰：
会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调查宪政，笃生认为时不可失，遂力谋厕充随员以行事。樾于九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发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决行荆聂之事，以车动力猛，炸弹自行爆裂，死之。然清吏未疑及笃生之所为，故笃生仍得同行。抵东京，与黄克强、张继、宋教仁等筹商扩充同盟会及实行方略，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约集同志设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38]
冯自由所述，颇为详尽。然而，有的细节却与史实相悖。冯氏谓杨毓麟到日本后“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事实是，杨毓麟非但没有“辞退”，而且是在完成宪政考察的差事之后，还随考察宪政大臣一起回国；并且在上海完成了所承担的编译各书任务。杨毓麟在上海期间曾有书信致瞿鸿禨。该信称：
中堂世伯大人钧座：
守仁自随使赴东，分担考察事件，与外务部主事戢翼翚同任内务行政及地方自治制，兼研究各国宪法之异同，及日、英、法、比财政制度之异同。虽学力浅薄，所得无多，而纲领所在，略能领会。惜时日促迫，不能比较中外事宜，以求损益因革之要归，而斳于推行尽利。然鄙见所及，非必无一得之愚，当俟他日趋叩堂庑，陈启崖略。
现在使节归朝，本当随轺北上，惟以编译各书，缮写未竟，故逗留此间。期在七月中旬以前，一律蕆事，遣专人赍呈考政大臣以后，回里省亲；或在冬间上京，更行趋侍耳。此次与戢主政同任考察事件，戢君语言精熟，识解超儁，而于内务行政，地方自治，用力尤勤，故搜集材料，颇见宏富。守仁自顾所学无能为役，滥竽其间，自惭形秽。现戢君以母忧，月内当旋里营祭奠。他日以事北上，必当趋叩台阶，想能一赐清光，假以颜色也。
东邦绒画组织颇佳，奉呈四幅，聊以表依恋之意，伏乞哂存。肃叩钧安。世愚侄杨守仁叩禀。（自上海写呈）。[39]
读罢杨氏此函，可知他在东京考察项目是内务行政、地方自治及日本与西方制度之异同。而冯氏有关此事之记载，全然不着边际。又据整理者注明，此信写于光绪卅二年六月廿四日，应该是正确的。杨毓麟所介绍的戢翼翚（1878-1908），湖北房县人，最早留日学生之一，力主排满，对孙中山先生“倾倒备至”，曾参与发起励志会，创办《国民报》、《译书汇编》等，后回国任外务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丁未政潮后，瞿鸿禨被逐，袁世凯入军机，称戢翼翚交结革命党，由袁氏私党步军统领那桐将其在天津抓获，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押解回湖北武昌。[40]
四、与两江总督端方两通函札之分析
光绪三十三年春，同盟会成员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一份《神州日报》，社址在上海租界内繁华地段，即四马路巡捕房对面的群学书房三楼。该报是一家大型日报，不用光绪年号，而用干支和公元。尽管它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革命派的报纸，但是，却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下，鼓吹革命。该报在《有闻必录》栏目，以照登函电、来件、转载等方式，连篇累牍地报道革命党人反清起义等活动，批评清廷的腐败政治的文章，鼓舞了东南各省革命党人的反清斗志。杨毓麟是《神州日报》的主笔，实际上也是该报纸创刊时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他殚思极虑，夜以继日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专注于为该报撰写评论和一些重要文章。杨毓麟用自己的文学才华写出了一篇篇揭露清廷政治黑暗，号召青年人不要与封建官场同流合污，指引了不少读者明辨是非，走上新的征途。
杨毓麟在《神州日报》的工作，体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用知识启迪国人的一贯追求。在研究杨毓麟在《神州日报》的活动过程中，笔者于清宫档案中，发现了他写给两江总督端方的两通亲笔信。该信内容新颖，值得注意。杨毓麟致端方的第一通书札谓：
大帅钧鉴：迁延滬上，逾历季序，翘仰旌节，依恋弥深。适友人创立神州日报社，以文事相嬲，且谓与其放浪丝竹之场，销耗精神，虚糜岁月，不如收敛视听，潜心文史，尚可以疏瀹情思，排遣欢悲。既旅处无聊，亦藉卖文自给，非复别有旨趣，存乎其间。……凡日报组织，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分门别户，非一人精力所能兼顾，势不能不分寄数人，……
至有言满汉问题者，则亦非深达人心之论。果其研究政治事情者，于此种国家存亡安危绝大关係，不应一无紬绎。而但从俗而称之，曰满汉也，种界也。夫满汉、种界，乃历史事情之一节耳。过此以往，终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满汉而已，即黄、白、棕、黑，亦必终有浑融之一日。
候选知县杨守仁谨肃九月二十七日[41]
杨毓麟致端方的第二通函札云：
敬再禀者：
神州报馆自创办以来，迄今已历半载，编辑虽殊欠完善，而经济则综计前后，所需为数已属不赀，更回禄受创甚钜。顷来销数，虽未为大劣，而欲图扩张一切，则於事颇难，势不得不需有增入之赀本，乃能促进其增长之度。
现在宪政萌芽，明谕昭垂，实以增进国民智识为先务。而东南舆论，又夙仰提倡诱导之功。神州日报久托帲幪，发生长养，得至今日，藉此基础，可与善成。可否曲与奖藉玉成之处，统出鸿慈。兹饬总经理人叶景莱仲裕君，专为此事，趋叩崇阶，所有一切情事，均由景莱面呈（述）陈。仰候钧裁，伏乞慈鉴。
候选知县杨守仁再肃，九月二十七日[42]
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廕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戊戌变法时颇受光绪皇帝青睐，政变后又进《劝善歌》获得慈禧重用，[43]从此驰骋晚清政坛。此人有八旗才子之称，聪明过人，爱好广泛。对满汉关系尤其关注。在担任两江总督后曾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吁请“统筹全局，永策治安，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折”，折中指出：
“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其演说之言，报纸之语，无非诬谤君父，煽惑愚民，种种狂悖，非臣子所忍闻，尤非奴才所敢述。……彼等又秘造炸弹，广募死士，思以冒犯乘舆，下逮政府百僚稍有势力者，咸将施其强暴。奴才等去年车站遇险，即其发端。……今日欲杜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借口。……如此则逆焰自衰，逆首以二人孤立而见摈于天下，无复能为患矣。夫所谓于政治上导希望者，则奴才等前此所谓宣布国是定十五年实行立宪是已。”[44]
此折反映了端方政治嗅觉极端灵敏，真正抓住清廷当时的要害问题。
清档中所存杨毓麟给端方的两通函札，只有月日，没有写明是哪一年发出的。然而，因《神州日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到九月二十七日正符合函中“已历半载”，故可以断定，此两通致端方函札，均系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写。当时，杨毓麟为《神州日报》而日夜操劳。信中所述“回禄受创甚钜”，当指该报纸创刊后，曾发生过火灾，使报社的经济状况遇到严重困难，因此，杨毓麟写此书信请求端方的支持。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述：
“神州报出版未久，以邻居失火，亦遭殃及。笃生缘电杆而下，未葬火窟，竭蹶再振，幸而复刊。[45]
冯氏所述与杨氏此信均谈到“回禄之灾”，可谓内容相辅相成。
信中提到的叶景莱（1881年～1909年），字仲裕，浙江省杭州市人，曾担任复旦公学学长，时为《神州日报》之主要成员，担任经理，处理财务事宜。叶氏于光绪三十二年加入光复会，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宣统元年（1909年），时年仅29岁的叶仲裕投长江自尽。杨毓麟能写信让叶景莱去南京面见两江总督端方，希望得到端方在财政方面的支持，说明他与端方此前曾有往还，否则，不可能冒昧写信，请端方出面协助。
杨毓麟与端方之交往，最晚应始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当时，慈禧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杨毓麟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队随员，自然同端方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而且，端方在光绪三十一年出洋考察宪政之前，曾担任过湖南巡抚，对湖南情形应该有所了解。杨氏在日本考察宪政回来后，与端方之私交应该说还算可以，否则不会以要事相求。
从当时政局来看，杨毓麟之作此二札，并非偶然。由于刚刚经历了丁未政潮，与杨毓麟关系密切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已经被慈禧罢官而离开京师。端方在出洋考察宪政之后，即被慈禧任命为两江总督，并以推行新政相标榜。
杨毓麟的信是写给两江总督端方这样一个对满汉关系十分敏感的人物，所谈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否可以视作是为了换取对《神州日报》的支持，而专门说一段言不由衷的话来讨好端方呢？
笔者以为应慎重理解，似乎不可以对原信的内容作任意曲解。
以这两通信函内容观之，杨毓麟信中特别谈到有关满汉界限，将来会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消弭，融为一体的内容。这种对满汉关系的解释，与五年前作者本人在《新湖南》中的论说，迥然不同，与一般革命党人的排满言论相比亦大相径庭。这种言论，如果不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反复思考，是无法提出的。他已经超越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排满来号召起来革命的思想。
需要说明的是，杨毓麟此信是写给端方这样一位封疆大吏，其目的全然是为了办好《神州日报》而发，与一些留日学生为自己升官发财，谋取私利者迥然不同。只要阅读过端方档案中的各方来函，便可晓然此种区别。譬如同是留日学生，又同是五大臣考察宪政随员的陆宗舆，在由日本考察宪政回国后，亦给端方投递密信。其函曰：
奉电谕，沈生事已荷玉成，敦翁亦接奉手示，至感至谢。尔来政界变态倏忽，舆亦行色匆匆，笺禀有稽，良用愧歉。
西林枪法本乱，本初与之不接不离，坐观其变，因应甚妙。惟因此而庆、瞿交情益汲汲。放段之初，瞿本不太赞成，至有湘人赵侍御之奏，嫌疑益重，故赵革职之拟旨，双目早袖于怀。而林侍郎复以三囗朝廷之福为请，开罪于邸益深矣。此次林补度支部侍郎，本有无庸在军机行走字样，为二相所求，乃幸而免。林尚有一辞折，言较激昂。双目力劝止之乃已。然林之顽钝固陋，阻挠新政甚多，西林最后之折囗，是重翻郎润园旧案。前日会议之后，未有声息，（而）外间谣言不一，谓枢府必有稍动，顾能打胱双目，则政党局面方能小变也。
伯棠如回京，此公思想绵密，当有所助。又风传杏城颇运动入枢府，恐舆望或差耳。至京中各衙门腐败颓荡，原是本色。最糟者，为法部，少老协同张仁黼初闹权限，继摧新政，近少老颇持一种不解之偏见，好话不肯听，而甚信麦蔚农，真是气数，将来中国改良司法，历史上徒添一层污点，知遇所在，言之痛心。
舆此次随同菊老天津一行，晤袁数面，袁于新事依旧独断独行，气不少衰，可佩。
朝局如是，救中国者恐在方镇东南，久仗生佛，幸勿稍存顾虑。惟好用名士为请。贤大老近习东海、西林钧座，皆所不免，即舆亦喜师事名士，毛实君舆向深企其为人，近闻其在北洋，以本初官制失败之后，事事与本初反对，力主反旧，其学识之不能自主，乃至于此。可鄙孰甚。顾吾侪留学生亦大宜自警者。京中文武学生，坐拥厚薪，不干正事，日角逐于堂子麻雀之场者甚多。闻南洋武学生尤阔气。
窃思吾侪学问未足，经验又浅，况当此时局，而不从艰苦卓绝上做工夫，前途尚復何望？舆去年视察东三省，所闻所见，无不伤心惨目。舆此此赴东，早将升官发财思想屏绝九屑（霄），并劝菊老少用官场习重之人，而南洋诸同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幸钧座有以劝之。倚装匆匆，词多失检，尚祈鉴原为幸。顺叩，
钧祉万福，并祈密照。
名心叩上。五月初六日。
又及，初八日起程赴奉，一二月再归应御史试。[46]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聪明机敏，随机应变，归国后在巡警部等处任职，随端方出洋后升迁迅速，后跟徐世昌赴东北，出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东三省盐运使，尽为肥缺。由此函内容可以判断，当写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六日。时丁未政潮风暴初起，朝局动荡。陆宗舆通过向端方提供京城政治秘闻、出谋划策、阿谀奉承等手段来取得端方信任，谋取私利。其动机的卑劣，手段之狡猾，已昭然若揭。此同杨毓麟为办好《神州日报》上书相较，可谓黑白分明。杨氏所为者，民族之大义；陆氏所谋者，一己之私利。
五、带领杨毓麟前往英伦的蒯光典
在《神州日报》工作年余之后，杨毓麟为了探寻救国救民之途径，决定远赴英伦。关于此中情形，冯自由记曰：
戊申（一九0八年）春迎其慈母，并携其弟殿麟至沪，相依一月。时清廷派蒯光典为留欧学生监督。聘笃生长秘书，笃生以事机未熟，暂难发动，遂随蒯至欧洲。[47]
对于杨毓麟赴英原委，史家记载过于简略。冯自由所谓“笃生以事机未熟，暂难发动”，是否是杨毓麟赴英国原因，颇难确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清代档案，厘清带领杨毓麟赴英国的欧洲学生监督蒯光典的若干史实。这些史实对于了解杨毓麟赴英的具体日期、工作性质及其最后之归宿，无疑会有许多帮助。
首先，杨毓麟所跟随赴英的蒯光典，究竟是一个何种人物。《清史稿》有蒯氏小传，文字简明扼要。略谓：
蒯光典，字礼卿，安徽合肥人。父德模，见循吏传。光典幼慧，八岁能诗，随父官江南，所师友多当代名儒，闻见日扩，名亦日起。其论学务明群经大义，而以六书、九数为枢纽，治六书则必求义类以旁通诸学，识双声以明假借。性强记，有口辩，尤熟於目录掌故。有所论难，援据该洽，莫能穷也。
光绪九年进士，授检讨。典贵州乡试，与其副不相下，以狂倨见讥，然榜发称得士。充会典馆图绘总纂，精密胜於旧。中东兵起，发愤上书，不报，遂乞假归。总督刘坤一聘主尊经书院讲席。光典念国势弱，在列诸人惟鄂督张之洞有大略，又尝所从受业师也，因往说之洞慎选才俊，习武备，为异日革新庶政之用。之洞韪之，卒不果，而聘为两湖书院监督。二十四年，叙会典馆劳，以道员发江南，创办江宁高等学堂。大学士刚毅按事江南，司道百馀人同诣谒，独延光典密室纵谈国事，语切直。刚毅大憾，即议裁高等学堂。光典力争，不能得，拂衣去。坤一两解之。……
三二年，授淮扬海道，加按察使衔。三十四年，命赴欧洲监督留学生。诸生不乐受约束，辄相訾謷，岁馀谢职归。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充京师督学局长。宣统二年，赴南洋提调劝业会，卒於江宁。[48]
据此可知，蒯光典乃是翰林院中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聪明好学，长于撰述，对《许慎说文》、《陆德明释文》、《昭明文选》旁及史地等传统学问，均有考述。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西学亦颇有心得，以为是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他踌躇满志，很想做一番事业，却总是没有机遇。笔者曾见到蒯氏的一通短札，是写给甲午战争后曾在小站练过新军的胡燏芬。短札略谓：
云楣老前辈：侍羁绁辇下，碌碌无似。学惭巾垒，未解雠书；识逊曼倚，祗同索米。侍蒯光典[49]
不难想像，满腹经纶的蒯光典，当时非常厌倦京师翰林院平淡无奇的生活。他后来投靠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先是讲学金陵，而后又投到他的恩师张之洞门下。时武汉两湖书院设东西监督，梁鼎芬为东监督，讲中学；蒯光典为西监督，讲西学。梁鼎芬曾经把康有为、蒯光典相提并论，并将他们推荐给张之洞。谓“康蒯二子，深相契合，两宾相对，可以释忧。”[50]后来由于中、西监督学术观点不同，性格气质各异，梁、蒯常常发生冲突。蒯光典思想开通，且力主维新，故在两湖书院与反对变法的梁鼎芬关系愈来愈紧张，被梁鼎芬指责为离经叛道。
蒯光典离开两湖书院后，来到金陵。梁鼎芬于庚子自立军起义后，致函张之洞称： “此事仍是大贼所为，又办旨有督抚送部引见字样，督字请公细阅，万万勿以荐特科办法（如荐梁贼启超、蒯贼光典之事）致使天下志士灰心。[51]在端方任两江总督之后，他又致函端方：“公真海内第一，蒯那里懂得公是本朝第一”。[52] 其阿谀奉承之态已跃然纸上。梁氏政见心术，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蒯光典才能出众，办事干练，尤其是张之洞从武汉赴金陵署理两江总督之际，对其才能发挥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张之洞又联合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联名向朝廷举荐蒯光典担任江鄂两省欧洲留学生监督。其奏章称：
太子太保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跪奏，为江鄂两省欧洲留学生监督关系紧要，拟遴员接充以资整顿，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各省派往欧洲英、法、德、比各国留学生，惟江鄂两省最多数。前经臣之洞暨前署两江督臣周馥，先后檄委候选道员吴宗濂充江鄂两省留学生监督。凡在英法德比四国学生均归该员管理。现查吴宗濂已由比国参赞奉命兼权使事，其留学生监督一差亟应遴员接替。
伏查江鄂两省，留欧学生人数既多，其奋志向学者固不乏人，亦虑不所诣，未能齐一，此时德性向学之浅深，即关他日国力人才之消长，与其考核于学成之日，不若策励于就学之初。监督有稽查约束之责，至关紧要，必其学术資望足以表率学生，而后崇德辨惑，可以收整齐严肃之效。
江鄂两省候补道蒯光典，学术淹通，识力沉毅，堪膺监督之任，臣端方与臣之洞皆知之有素，往返电商，意见相同。合无仰恳天恩准令江苏淮扬海道蒯光典，开缺前往欧洲接充江鄂两省留学生监督，俾收实效，如蒙俞允，其监督办事章程应如何切实厘定，当饬该员随时禀承驻使，并电禀臣等，斟酌施行，遇有紧要事宜，仍由臣等咨商学部核夺，再淮扬海道员缺例应由外拣补，俟蒯光典奉旨开缺，当由臣端方拣员请补，除咨吏学两部外，所有遴员接充欧洲留学生监督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交外务部。 [53]
张之洞与端方的保荐被朝廷接受，但是，蒯光典赴任，却又等了一年。因为其中有许多复杂的程序，直到次年才起程赴欧。这期间也是蒯光典精心挑选组织自己赴欧的团队。杨毓麟成为其中一员，他选择跟随蒯光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人均主张以西学救国，可谓志同道合。
关于杨毓麟赴欧的具体日期，在吉林省教育档案中，保存有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二品衔欧洲学生监督蒯致吉林提学使咨文》。咨文称：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奉两江总督部堂札开，准吏部咨湖广总督张，两江总督端，奏为江鄂两省欧洲游学生监督关系紧要，拟遴员接充，以资整顿一折，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奉硃批，该部知道。钦此。相应知照等因，到本部堂，准此合行札饬，札到该道即便钦遵等因。奉此遵即祗候议定经费、权限。复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两江总督部堂札开，准学部咨本部，奏派欧洲游学生监督，并陈明开办要端一折，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恭录谕旨，抄粘原奏，咨行贵督，转该监督蒯光典定期赴欧，遵照奏案，妥速筹办，并随时报部核定等因，并抄贴原奏到本部堂，准此合行抄折札饬，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办理并将起程日期报查等因。奉此遵即准备行李，于三月二十四日附法国公司邮船阿尔芒倍希克起行。[54]
据此可以确定，杨毓麟随蒯光典赴欧的具体时间，应为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当时的欧洲游学生监督的办公处所设在英国伦敦，其工作性质是约束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尤其是限制他们的反政府活动。作为革命党人的杨毓麟，对于此项工作是何种心情，是不难想见的。蒯光典在欧洲时间不长，仅仅一年即离开伦敦返回北京。是何原因，清史稿只是说“岁馀谢职归”，究竟何故？笔者后来见到吴宗濂在五四运动后回顾中国教育史时说了一段话，颇能揭示当时真相。吴氏称：
蒯君光典，字礼卿，籍皖，牺牲实缺关道，而携眷属职员仆役多人，驻于伦敦，甘就留学监督，热心学务，良足钦仰。不过未满一年，即有留法官费闽生，跳楼自尽之变。学会代表赴英交涉，又起冲突，致将蒯君踣地，灰心辞职而归，言之殊有余痛。是可见学生易起纠纷，固不自今始也。吴宗濂自述[55]
吴宗濂（1856－1933），字挹清，号景周，江苏嘉定人，监生出身，由上海广方言馆而入北京同文馆学法语和俄语，后入外务部。在蒯光典赴英国之前，曾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氏接任后，吴氏仍然为驻欧使节，故其所述颇能揭示当时真相。不受约束的留学生，居然将蒯光典击倒在地，使监督颜面扫地，故辞职而归。
杨毓麟作为秘书，面对监督与留学生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其心灵深处，所受到刺激之深，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蒯光典离任之后，杨毓麟辞去秘书之职，开始了他在英伦的留学生涯。
六、余论
杨毓麟是一位为辛亥革命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面对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危迫局面，他每时每刻都在思索，如何能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抵达东京未久，即写出《新湖南》等鼓吹革命的著作，其思想的光辉，激励了许多有志青年投身反清革命洪流。杨毓麟还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且是军国民教育会中激进的暗杀团的领队人物。为了实现其目标，杨毓麟还在日本学会了自制炸药的本领，曾带领暗杀团成员来到京津地区，歃血盟誓，以死报国。
然而，由本文中所揭杨毓麟的未刊书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他在主张对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同时，还不放弃采取改良的途径，即通过清廷上层的实权人物，推行他的教育救国，改变封建专制，使中国走出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
杨毓麟的这种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期间，他就有这种认识。来日本之前，黄兴等曾对杨氏苦苦劝告，据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记载：
杨笃生、秦力山等经过这次失败，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杨笃生和秦力山出亡日本的前夕，克强先生和我在书院斋舍秘密为他们饯行，力劝他们丢掉保皇的幻想，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亡图存，为南学会死难烈士报仇。杨、秦等痛定思痛，认识了我们主张的正确，表示完全接受。[56]
在抵达日本之后，他一面鼓吹革命反满，一面又对清政府实权人物抱有幻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军机大臣瞿鸿禨于庚子事件之后，身处中枢要职，大权在握。而瞿鸿禨本人对杨毓麟又比较赏识，这样，更增加了杨氏对清政府有幻想。然而，历史发展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恰恰杨毓麟所指望的瞿鸿禨，并非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人物。正如瞿氏门生汪大燮在致其弟康年密函中称：
弟谓瞿意非不佳，然不足辅，此言真中病根矣。专门弄小巧机，祗最为大体之害，反不如木笨不弄机巧者之愈也。无定性、无定识、无定谋，真是通病，可危之至。惟兄且不独为大局危，兼为瞿危。现在大权实集于一身，而以委蛇处之，责之者必不恕也。如世、如林、如那，则又谓其专，不能开心见诚，同事万不能谐也。世所谓做傀儡之说，非憾词乎。[57]
上文中的世，系指世续；林，系指林绍年；那，则指那桐，均为清廷要员。
汪大燮此函可谓一针见血击中瞿鸿禨之要害。尽管瞿鸿禨身边有许多能人，如亲家余肇康，其弟子张缉光，外甥朱启钤等，这些人都帮他出主意。杨毓麟也加入其中，出谋献策。而瞿氏却是“无定性、无定识、无定谋”的三无人物，因此，一遇风吹草动，慈禧变卦，便被奕劻、袁世凯打翻在地，一切都成了昨日黄花。
杨毓麟的理想破灭之后，便陷入到深深的苦闷之中。冯自由称：
陈天华逝后六载，即辛亥六月，杨守仁（笃生）在英国闻黄克强在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一役败讯，亦愤而自投于伦敦海滨。陈、杨皆湘人，亦忧国伤时之文人，岂同受汨罗江屈大夫之召耶？不然，何三湘爱国文人投水之多也！[58]
杨毓麟与陈天华的确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主张革命排满，一方面又依赖清廷的开明人物，实施改良；二者有如水火，互不相容，但是，它们又非常自然地统一在杨毓麟、陈天华身上。[59]尤其是杨毓麟，他是一个受过传统科举教育，很有头脑，又有文采，且取得候选知县头衔的知识分子，放着现成的乌纱帽不要，偏偏要自讨苦吃，孜孜不倦地寻觅一条使中国摆脱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道路。虽然，杨毓麟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但是，他的实践说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计私利，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杨毓麟苦苦寻求救国救民途径的精神，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由此笔者想到：冯自由《革命逸史》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写杨毓麟、陈天华等革命党人的活动，多有与中日两国档案多有相抵触者。这些叙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缺乏原始档案作依据，大多为数十年后的追忆，很难说全部为信史。本文所揭示杨毓麟与清政府的高官显贵之间的复杂关系，冯氏书尽付阙如。这对于全面了解这位革命先烈，不能不是很大的缺憾。
[1]曹亚伯《杨笃生蹈海》，《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中华书局，1981版，第373页。
[2]《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转引自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5页。
[3] 本文所参考的有为杨毓麟之传记著作主要有：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守仁事略》,王兴国编：《杨昌济集》以及曹亚伯《杨笃生蹈海》，《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其中以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最为详尽。今人著作主要参考的是饶怀民编《杨毓麟集》。
[4]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守仁事略》,王兴国编：《杨昌济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5]王兴国编：《杨昌济集》（一），第27页。
[6]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
[8]冯自由《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6页。
[9] 《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第369页。
[10]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前言，第4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录副奏折档，档号 03-5392-052。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档号04-01-12-0584-021
[13]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民国排印本，上，第144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录副奏折档，第2号c包.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龙湛霖：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奏《为任满交卸回籍就医请假折》。
[1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6页。
[17]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38页。
[18]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29页。
[19]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30页。
[20]杨毓麟：《致外部枢相书》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八日，抄件。
[21]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433页。
[22] 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2008年版，第251-307页。
[23] 张缉光：《致瞿夫子函》光绪三十年，（抄件）。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档号 03-5371-114。
[25]刚毅：“请以俞廉三补太原守片”称：太原府知府，系省会首郡，管辖十一州县，政事殷烦，表率稽查，均关紧要。查有现署太原府知府宁武府知府俞廉三，年四十六岁，浙江山阴县人，由监生报捐县丞，指分山西军功荐保五品衔花翎，前先补用知县并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用，同治十三年补武乡县知县，光绪元年二月丁母忧回籍守制二年，因前办防务出力，保俟补后以知府用，三年服阕，遵例以直隶州知州仍归原省补用，四年补代州直隶州知州，五年办赈出力，保俟开缺旧知府班後加盐运使衔，七月赴部引见，回省，十月到任，九年六月补授宁武府知府，十年闰五月到任，十一月经前署抚臣奎斌奏保人才，奉旨交军机处存记，钦此。奏明调省，办理练军事务，因办塔城后路转运出力，保奏以道员在任候补，十三年三月，委署太原府知府。该员任事详明，学优才裕，历次委署河东道，太原府篆，俱能振作有为，随事整顿，以之调补太原府知府，人地实在相需。该员任内并无督辑盗案，督征钱粮，已起降调之案，且系调补省会首府要缺，历俸年限及一切因公处分，例不核计，据布政史张熙，按察史嵩昆会奏前来，毋庸送部引见。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吏部议奏，钦此。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
[27]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70，第7册，第698页。
[28]张缉光：《致瞿世伯夫子函》，（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抄件。
[29] 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第28页
[3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7页。
[31] 杨毓麟第二次赴日日期考证，见饶怀民：《杨毓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长沙电力学院学报》 2002年第1期。
[32]张缉光《致瞿夫子函》，（光绪廿九年 月初八日）抄件。
[3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等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34] 饶怀民：《杨毓麟集》，第362页。
[3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7页。
[3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7页。
[37]《京师大学堂学人公启》，未刊稿。
[38]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7-118页。
[39]杨守仁：《上瞿中堂禀》，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抄件）。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三年录副奏折档。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
[43] 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广东人民，2011年版，第156-158页。
[4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第39—44页。
[4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册，第118页。
[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
[47]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册，第118页。
[48] 《清史稿》，列传卷239，第41册，第12580-12581页。
[49] 《致云楣前辈函》，未刊稿。《清代名人书札》第3册。
[50]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上海古籍，1983年版，第115页。
[51]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第115页。
[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张之洞等请以蒯光典接充欧洲留学生监督折》，光绪朝录副奏折档。
[54] 《学生监督蒯光典为遵饬赴欧开办事给吉林提学司咨文》，吉林教育档，档号J033-04-0088。
[55] 《吴宗镰自述》，《人文月刊》第2卷，第2期。
[56]湖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本）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76页。
[5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928页。
[58]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册，第121页。
[59] 陈天华的政治活动，可参阅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第217-240页。
（资料来源：郑大华、邹小站《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