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庚子国变后，险遭覆灭之厄的清王朝步入了最后十年的垂死期。为了挽救自身的政治生命，清廷不得不宣布实行变革。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月，正在西安避难的清廷正式下诏宣布实行变革——由此开始了为史家所熟知的“清末新政”。[1]由于列强要求惩办支持义和团的“祸首”，曾经跟随那拉氏，并极端反对变法的王公大臣如徐桐、载澜、载洵等人遭到了覆灭性打击。同时，以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实力派地方督抚积极推动新政的实施。因而新政在朝廷和地方高层内部并无较大的阻力。就某种意义而言，实行改革以维护统治秩序成为清王朝中央和地方的基本共识。 

但是，清廷是在没有和民间下层社会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实行新政。新政的实施内容不仅是全方位的，涉及到政治体制、教育、经济等多方面，而且是在手段上也是急风骤雨式的，许多地方采用强制和暴力方式来推行新政。清廷迫使民间社会释放更多的经济资源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秩序，这就势必打乱民间下层社会的生活秩序，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资源。由此，民间社会对新政做出了方式不一的强烈回应，与官府发生剧烈的暴力冲突。晚清最后十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民变频繁而普遍的时期。[2]在这民变发生高潮阶段。各地民变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抗捐暴动、抢粮、毁学堂、冲击官府等。[3]尽管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但是这些民变的攻击对象都是官府和与依附官府的士绅。不仅普通民众加入了与官府对抗的行列，许多不满新政的士绅也站在官府的对立面上。有组织的会党更是利用民众的反抗心理，趁机扩大活动空间。[4] 

耐人寻味的是，在全国遍地烽烟的同时，舆论环境却相对宽松，[5]由于清廷承诺预备实行立宪，先前的维新派以立宪派的面目，逐渐恢复合法政治活动。随着立宪运动的开展，立宪派创办了许多报刊。1904年（光绪三十年）创办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就是其中之一。 

《东方杂志》信息量比较丰富，体例风格多样，受到大中商埠城市的读者的欢迎，因而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期刊。[6]朝廷地方高层的政治动向、国际关系、财政金融、商贸、文化教育等都是《东方杂志》的报道评论内容。对一些重大事件如日俄战争，《东方杂志》还作出持续而密集的报道。可见，《东方杂志》具有一定的新闻敏感性，因而，其报道内容往往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国内此伏彼起的民变自然给新闻界提供了报道的热门话题，《东方杂志》也不例外。创刊伊始，《东方杂志》就对民变予以密切的关注。 这种关注到1910年（宣统二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由于国内形势的紧张，《东方杂志》对民变的报道急剧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尽管如此，与同时期的其他刊物相比，《东方杂志》对民变的报道和评论都比较多，既报道了民变和官府弹压民变的消息，也并且对民变的成因，如何和妥善解决民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为史学界所高度重视。[7] 

《东方杂志》并未把民变与新政视作两种孤立的事件，而是关联起来考虑，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评论。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东方杂志》没有正确认识民变的真正动因，因而也无法提出彻底解决民变的途径。而且，对民变的报道也多有失实之处，这一现象的存在，对认识民变都起到了消极作用。 

《东方杂志》的相关报道，为我们观察当时社会舆论对民变的认识提供了良好视角。笔者不揣浅陋，以《东方杂志》对晚清民变的报道和评论为对象，从中管窥当时社会舆论对统治秩序和清朝前途的认识。[8] 

一、对民变的报道热度的动态变化 

辛亥革命前，《东方杂志》对民变的报道的热度有明显的起伏变化。可以用“热冷交替”来形容这种变化。 

1904年（光绪三十年）是《东方杂志》面世的第一年，也是该刊报道民变的一个高潮时期。庚子国变后初期，各地民变尚未进入高潮。冲击官府统治秩序的叛乱以会党和土匪为主。这种情况在初期的《东方杂志》报道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自创刊始，《东方杂志》就出现了关于官府剿除地方土匪的报道。如第一期的《杂俎》栏中报道了盛京官府剿除当地马匪的情况。自第一卷第二期起，《东方杂志》对官府剿匪的动态进行专项报道。 

这些报道大多不是编辑部派出记者现场采访的结果，而是从官方渠道获知的公开消息。清廷曾颁布谕旨宣布 ：“嗣后具奏折件．除事关慎密及通例核复之件毋庸抄送外，所有创改章程及决定事件，皆于奉旨后咨送政务处，陆续发刊，以广传布。凡军机处于京外折件，向系明发谕旨及有办法者．概交发钞。”[9]因此，此时期《东方杂志》对民变的信息的透露，大都是直接登载政府公文。如《署四川总督锡奏剿办宁远夷匪并纠参匿报之府县折》、[10]《宁夏将军色奏报剿平窜匪折》[11]和《署云贵总督丁云南巡抚林等奏滇边广南一带股匪下窜滇军出境助剿片》等。[12]这些官方公文数量多，占用了大幅版面，使得《东方杂志》犹如政府公报。 

除了直接登载官方公文外，编辑部还根据官方信息综合撰写了与民变有关的文章，如《东匪敉平》、[13]《川夷滋事》[14]和《宿匪破案》等。[15]《东方杂志》曾在好几期上以《广西军事纪要》为题，连续报道官府平定广西民变的动态消息。这类报道也基本上是立足于官方立场。下表将1904年《东方杂志》刊载的与民变有关的官府公文和综合性报道标题略作统计： 

从这些刊载的文章来看，当时冲击统治秩序的动乱集中发生在广西、云南、四川和贵州等地。这些地方性叛乱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已经严重消耗了官府的军事力量。如广西巡抚柯逢时就在奏折中承认：“……现在各悍匪因接济渐少，纠结合股，铤而走险，飘忽异常，官军疲于奔命，而柳州、庆远、思恩三府疆界毗连，匪党麕集，几于无村无匪情形，极为吃重……”[16] 

在此时期，对官府镇压地方叛乱的行动，《东方杂志》基本上是持赞成的立场，如从《岭东日报》转载的一篇文章就认为两广总督岑春煊镇压广西地方叛乱属有功之举，认为在当前的封疆大吏中，难有如岑春煊那样，能比较熟悉军事的人才。[17] 

与同时期正在发生的日俄战争相比，这些与民变有关的新闻并未成为《东方杂志》的评论热点。但《东方杂志》也从别的报刊如《警钟报》和《中外日报》等，转载对国内民变的评论。这些报刊的思想倾向与《东方杂志》比较接近，因而也能代表《东方杂志》的倾向。这些转载的评论明显地流露出不安的情绪。如从《警钟报》转载的《论社会冲突之为害》：“呜呼！时至今日，凡夫学士、儒生，社会冲突之风潮亦甚亟矣。间当推究其故，则知事恒出于绪微芒芴与夫猥鄙、龌龊不足道者，居十之九焉。”[18]从《中外日报》转载的《论近日民变之多》注意到民变次数呈上升态势的现象，并分析了当前民变的成因。^[19] 

从日俄战争结束的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到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亡的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东方杂志》有关民变的文章数量极为稀少。仅有少量与之有关的官府公文，如《四川总督锡奏犍为县拳匪倡乱派军剿平折》、[20]《湖南巡抚端奏拿获会匪渠魁审明惩办随案保奖折》[21]和《署黑龙江将军程奏官军剿办马贼获胜折》等。[22]实际上，此时民变并未处于低潮。1906年、1907年和1908年，每年发生的民变均超过100起。[23]而《东方杂志》对民变报道的减少，显然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 

这种情形的出现，是《东方杂志》报道和评以新政和立宪为重点对象的结果。此期间，《东方杂志》大量报道各地的工商业、农业、金融财政和文教事业的动态情况。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东方杂志》更是动用大幅的版面为立宪运动创造声势。1909年（宣统元年），从第一期至第六期，每期都有孟森编写的《宪政篇》，报道朝廷和地方的立宪工作动态。对新政和立宪运动的密切关注，就使得《东方杂志》对民变的报道一度减少。但是，民变的报道仍然零星见于《东方杂志》，其中第六卷第三期报道了两江总督端方要求在徐州实行清乡的新闻。[24] 

由于清廷一再拖延立宪，并组成“皇族内阁”，立宪派与清廷的关系趋于紧张。1909年9月起，在《东方杂志》上，关于民变的报道迅速增加。下表将1909年9月至当年12月，《东方杂志》的民变报道标题略作统计。 

与1904年的报道相比，此期《东方杂志》报道民变多取自通讯稿，内容也不局限于报道官府弹压民变，对贫民和士绅在民变中的言行也作了报道，因而客观性都远远高于1904年的民变报道。这是尤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1910年，全国民变趋于高潮。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和湖南等地，都发生了贫民和部分士绅与官府剧烈对抗的事件。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也成为民变的高发地区。地处上海的《东方杂志》就密切关注江浙地区的民变，而且对一些事件，以进行了追踪报道。许多报道标题带有“余记”、“余闻”、“续闻”、“续记”等字样，就充分说明了该刊对民变关注程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下表将1910年1月至当年12月，《东方杂志》的民变报道标题略作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民变是1910年《东方杂志》报道的热点。其中第七卷的第五、六、七、八期报道民变极为密集，使得这几期刊物几乎成为民变报道专号。 

然而，报道民变的高潮在1911年又一次急剧降温，甚至关于革命党人起事的消息也寥寥无几。仅第八卷第四期报道了黄花岗起义。[25]显然这一情况的出现，是与清廷加强对反清运动的打击的形势有关。为了避免触犯当局，《东方杂志》在1911年以刊载文学和科普类文章为主，大幅度减少评论时局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民变报道又一次转冷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民变报道的内容情况 

民变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这种情况在《东方杂志》的相关报道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其中抗捐暴动、毁学风潮和反抗户口调查是该刊民变报道的重要内容。 

（1）抗捐暴动 

新政时期，清廷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尽可能增加税收，而地方上操控新政的官绅也趁机巧立名目，向民众征收捐税。民众的日常生活消费都成为捐税的征稽对象，如柴薪、蔬菜、粮食、烟酒、纸张等。如此横征暴敛，致使各地民怨沸腾。许多民众群起抗捐抗税。《东方杂志》就曾报道广东香山县民众抵制新捐税的新闻： 

“广东香山县民王进，前具禀县署，请承办县署巫道僧尼捐，经县核准，给示开办，设局抽收。是月初一日，各僧道等即联同罢业抵制，复连日派人分赴各乡，筹议对待之策。初六日晚八点钟，聚集多人，将该局拆毁，九点钟，该区巡警弹压不住，副将马某率勇数十人，驰往弹压，被众用砖石乱击，伤面部及肩际。护勇放空枪示威，众愈激愤，汹涌上前，将马副将坐舆毁碎，巡警正局巡佐张某亦被砖石掷破头颅。至十点钟时方拆毕，各人复拥至前承办屠捐现承海防经费及甑捐之陈善余住宅，毁墙而入，将该宅拆毁，复防火焚烧，衣服器具，概付一炬。十二点钟复拥众到上基盐埠，毁墙入内，埠中人命巡丁放枪抵拒，轰伤数人。（闻有一人回家后，因伤毙命。）群情愈愤，冒险前进，放火将该埠烧毁，夺取食盐罄尽。次日上基一带商店均闭门罢市。”[26] 

（2）毁学风潮 

创办新式学堂，实行学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然而，许多地方却发生民众冲击学堂，殴打教员和学生的事件。教育改革是有益于民智的事业，何以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应。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提倡开启民智的知识界的关注。《东方杂志》就报道了江苏宜兴民间毁学风潮，并作出评论： 

“记者曰：自宜兴滋事后，至三月中，苏省各州县，以乡民不服调查聚众毁学闻者，遂接踵而起。（详下月杂志）民智之闭塞，桀黠者之有意煽惑，诚足为地方自治之阻碍，有以见进化之不易。而究其乱之所由生，则民愚居其半，民穷亦居其半。聚无数不得食之人，乘机扰乱，冀以焚劫所得，苟延其瞬息之残喘，亦固其所矣。记者为民请命，敢为贤士大夫告：新政固不可不举办，言新政不可办者，是为与时势相违戾。然亦幸毋浮慕新政，置民穷于不问，不筹所以安集之方法，坐召草泽啸聚之巨祸，致为阻挠者所藉口也。抑闻人言，宜兴滋事之故，实由调查诸人对于乡民不能以端严辞色相向，乡民饮恨至深，谣言从而乘之，遂溃败决裂，沛然莫之能御。是则原始要终，又未可徒为乡民咎矣。噫！”[27] 

（3）反抗户口调查 

新政时期，清廷在全国实行户口调查，此举引发了各地群众广泛的反户口调查风潮。在进行户口调查时，许多乡民认为户口册为修建铁路、桥梁时灵魂镇压所用，故而群起反抗，抢走户口册，殴打调查员。《东方杂志》就曾报道了广东发生的反户口调查风波： 

“广东广韶罗道前委陈知州模，至罗定县，督同城工局诸绅，调查户口，并饬各乡村局所，将前领及私购未存案各枪，呈验烙号。本为严杜接济匪党计。劣绅陈世珍、陈标国、黄濬等，恐事败获罪，（陈黄等前充素龙十一堡练局董事。因光绪二十四年，盗风猖獗，该局禀请知县李象辰，转电两广总督，请领枪支，该劣绅等藉局名冒领甚多。后缘枪价昂贵，转售已罄，故近闻道台呈验之谕，惶恐异常。）造谣煽惑，冀遂其营私破坏之计。于五月初九日，冒称自治会告白，遍贴通衢。内云：国库支绌，罗掘已穷，今日调查户口，实为将来抽人税之张本云云。无知愚民，被其鼓煽，迭次暴动，与调查员绅为难。其凶焰以五月十七日为甚。是日，陈委员至素龙十一堡，邀同黄绅达瀚、梁绅应鸿，劝谕各乡烙枪。陈世珍等见事迫，阴率族内子弟，沿途鸣锣，纠合数千人，将抵素龙。黄梁二绅知势成汹汹，即会见陈委员请兵弹压，言未毕，乡人已蜂拥至，将二绅及陈委员围困，声称必置之死地。后该二绅族人闻耗，邀集数百人奔赴，将二绅及陈委员翼护而出。因众寡悬殊，二绅受伤颇重。陈委员器物，亦被劫掠一空。”[28] 

（4）抢粮风潮 

由于灾荒频仍，许多盛产谷米的地方严重歉收，而一些粮商和官府囤积谷米，甚至外粜，加剧本地的饥荒。许多百姓聚众阻止谷米外粜，要求平籴谷米，进而演变为抢夺米店和仓廒存粮的民变。甚至一些近代粮食加工企业也未能幸免。《东方杂志》就报道了江苏清江县民众抢劫大丰面粉厂的事件经过。 

“先是，清江城内外，遍贴匿名揭帖，略言江北迭次被灾荒，贫民度日如年，积谷虽多，莫及大丰面厂。清淮两属贫民，已禀明提台王、清河县陈、准赴大丰厂取面粉度命，拟定本月初八九日，一同前往该厂就食。不约而同，务必如期，以免饿死沟壑云云。并有人在清河桃源安东一带乡村，散放伪造之大丰公司票据。内言赈济饥民，大口若干斤，小口若干斤，限定初八九日前往本厂取面勿误云云。 

至初八日早七句钟，果有清河南北乡一带饥民四百余人，蜂拥而至，每人手持小口袋并铜元十数枚，，咸称赴大丰厂购面度日。相率抛击砖石，碰毁门窗，携带长绳，曳倒烟囱。本城各官长闻信，均率队奔往弹压，饥民坚不退回。其后擒获三人，众始星散。初九日，仍有贫民多人，麇集大丰厂，拥入大门，经兵警驱逐，并拿获数人，众始解散。闻事前实有与公司不协之人，指使饥民为此，以图泄忿云。 

其后，徐州府宿迁县永丰面粉公司宜有。先期即遍贴揭帖，约期聚众焚毁永丰公司，官不知顾。十五十六日，即有多人在城门外割裂米袋。十七日，又抢豆饼。十八日，抢王寡妇家粮食，复抢周聚源槽坊，及各店三十余家。又欲抢周福源槽坊，经官至劝散。复连抢富户数家，及行户存米数十石。十八日，遂聚集数千人，焚烧永丰公司，抢去小麦数千石。公司房屋，大受伤损，机器亦颇损坏，并焚居民房屋数百家。 

同时扬州宝应县，亦有饥民千余人，围县署索赈。经知县苦劝两日，每人给钱壹百文，众始散去。”[29] 

此外，商人罢市、民间械斗和会党起事等其他形式的民变，也在《东方杂志》中有细致的报道和深度的评论。 

三 对民变的评论 

《东方杂志》对民变的评论文章数量较少，与数量较多叙述事件经过的报道相比，显得极不相称，而且不少评论文章多系从其他报刊转载而来。 

朝廷对于各地的民变极为不安，一些官员要求采取安内措施，但是他们当中一些人也意识到，民变的发生与政策失误有很大的关系。正如湖南试用道李颐在给朝廷的呈文中所陈述的那样：“夫安内必先审其不安之故，而后可谋所以安之，正不必讳莫如深也。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洋货争衡，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旧营全易，兵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30]实际上，《东方杂志》对民变中官民对立的状况认识更为深刻。就在创刊的1904年，《东方杂志》转载的《论近日民变之多》，认为当前民众的抗捐斗争，实系墨吏劣绅把持并滥用征税权力所致。并指出，官府对民变的定性认识过于主观：“曰抗曰闹者，皆文牍所加之恶名也。”^[31]在民变尚未达到高峰期的1904年，这一认识不能不说是相当中肯的。类似的认识在1910年的《民声》上也有表述。曾就认为官府对民变的定性过于主观。为此抨击道： 

“政府诸公，不察滋事之原因，辄尤民气之不靖。疆吏局绅，复为之扬波助澜，以诿其办理不善之过，或借口党人之煽惑，会匪之借端。事后之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之文告，非不灿然可观也，然按其实际，则辄弥缝掩饰其表面，而其实捕风捉影，取无辜之騃竖而薙芟之，以示其威力。嗟乎，扬汤止沸之策，果为无上之妙诀乎！”[32] 

由此可见，即使并不赞成革命的立宪派，也反对官府随意将民变与革命党人的反清起义加以关联。 

何以新政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这也是《东方杂志》评论中所应当思考的问题。但是《东方杂志》在大量报道新政动态和民变消息的同时，并未进行深度思考。对于清廷实行新政，《东方杂志》是持赞成立场，认为这一决策是顺应潮流，但是也颇为不安地担心新政在地方执行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发生变异。如自《岭东日报》转载而来的《论朝廷名实之不相因》就指出： 

“今日措事者之离奇，意常在甲，而故托乙以出之名，与实常截然成反比例者，未有如朝廷之甚者也。庚子以来，叠诏维新，敦促疆吏以施行者，未尝不三令五申，而外则言词奋发，内则腐败更甚，名则革旧趋新，实则顽持不已。说者谓：每一变法之诏下枢臣，必阴嘱疆吏，以勿实行。虽言者之过甚，而以朝廷之不实意振作，不由人之不疑及此。”[33] 

《东方杂志》还强烈意识到，新政在实施过程中，将会遇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社会的阻力。如从《中外日报》转载的《论中国改革之难》就认为百姓对新政并不了解，“方以沿袭积弊为当然，改行新政为可憎。”为此甚为失望地评论道：“如此，则何望于保存？”[34] 

立宪派一直认为对于民众的素质有待提高。1906年1月，《东方杂志》从《南方报》转载《论国民宜速养成办事能力》，就呼吁开启民智。认为“今民智业已稍开，而根基犹在幼稚。”[35]这一认识对《东方杂志》报道民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民众的苦难抱有同情心，但“愚民”之类的字样仍不时出现在自撰的民变报道上。这种矛盾的认识限制了对民变的深入思考。 

结语 

《东方杂志》作为晚清最后十年较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期刊，对民变的报道和评论，反映了立宪派知识分子对清廷失望情绪的加重。各地频繁发生的民变不仅为这个刊物提供了新闻报道的热点，也提供了表达对朝廷疏离感的通道。立宪派对清廷的失望与下层民众冲击统治秩序的行为有某些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也是从立宪派对民变的关注和同情得到了体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宪派就此成为下层民众的政治代言团体。如前所述，立宪派与下层民众在利益诉求上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东方杂志》对民变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既有对官府劣绅欺压良民的谴责，也有对民变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担忧。 

由于民变具有自发性和分散性，下层民众并未集中而鲜明地提出政治诉求，大多是进行低层次的情绪表达，并通过暴力手段谋求生存。这种情景给《东方杂志》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民变造成了困难。 

[1]  参见朱寿鹏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2页。 

[2] 根据张振鹏统计研究表明：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各地发生民变1300余起。（参见张振鹏、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辑） 

[3]  章开沅和林增平将清末民变划分为：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反洋教斗争、工人罢工和起义、秘密会社起事、少数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等几种主要形式。（参见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张振鹤与丁原英等在《清末民变年表》中对民变的划分曾更为广泛，包括抗租抢米、抗捐抗税、抗官抗暴、反饥饿、反新政、反洋教、抵制美货和日货运动、保路运动、罢工罢市、学潮、兵变、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秘密会党起事、革命党活动、盐枭、马贼和土匪活动等。可见，张振鹤等理解的民变，内容涵盖非常丰富，城镇乡村民众的各种斗争几乎无所不包。（参见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辑） 

[4] 杜涛认为民变是一种体制内的反抗斗争，其主体具有合法身份，是“民”，而不是“匪”。民变具有突发性，而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对抗官府的行为，而且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主要是冲击地方统治秩序。（参见杜涛：《清末十年民变研究述评》，《福建论坛》2004年第7期）但是，在官民尖锐对立的情势下，参与民变的民众，往往被官府视为打击对象，同时反政府的势力如会党和土匪也介入民变。就这种意义而言，民变的主体并不限于合法与否。 

[5] 实际上，新政时期，清廷一直没有放弃对新闻出版的控制，并通过立法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1906年7月，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并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1907年9月5日，清廷民政部颁布《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3月14日，清廷颁布《大清报律》，其中第七条规定了事前检查制度：“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21页） 

[6] 《东方杂志》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至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该刊初期是一种文摘类性质的刊物，后经几次大的调整和改革，逐步成为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社科类综合性刊物。先后辟有社说、时评、选论、谕旨、内务、外交、军事、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记载、文件、调查、附录、译件、小说等栏目。 

[7] 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就收录了《东方杂志》有关民变的报道。《清末民变年表》也以《东方杂志》的相关报道为史料来源。 

[8] 目前对晚清新闻界如何报道和评论民变，尚未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东方杂志》关于民变的报道作为史料经常被引用，如苑书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就以《东方杂志》的有关报道作为史料依据。（参见该书第77～95页） 

[9] 转引自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第40页。 

[10] 《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二月第一卷第二期。 

[11] 《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五月第一卷第五期。 

[12] 参见《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九月第一卷第九期。 

[13] 参见《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五月第一卷第五期。 

[14] 参见《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九月第一卷第九期。 

[15] 参见《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九月第一卷第九期。 

[16] 《广西巡抚柯奏添募常备军前营饬赴柳州会剿片》，《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四月第一卷第四期。 

[17] 参见《论朝廷用人之宜专》（录六月十六日《岭东日报》），《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八月第一卷第八期。 

[18] 《论社会冲突之为害》（录七月初五日《警钟报》），《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八月第一卷第八期。 

[19] 参见《论近日民变之多》（录八月二十六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十一月第一卷第十一期。 

[20] 参见《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第二卷第六期。 

[21]参见《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九月第二卷第九期。 

[22] 参见《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第三卷第十二期。 

[23] 此处参考了《清末民变年表》。 

[24] 《宣统元年二月大事记》，《东方杂志》宣统元年三月第六卷第三期。 

[25] 参见《记广州乱事》，《东方杂志》宣统三年四月第八卷第四期。 

[26] 《广东香山县僧道抗捐》（宣统二年五月六日），《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六月第七卷年第六期。 

[27] 《江苏宜兴县乡民焚毁学堂》，《东方杂志》宣统二年三月第七卷第三期。 

[28] 《记广东抗查户口之风潮》，《东方杂志》宣统二年七月第七卷第七期。 

[29] 《江苏清江乡民行劫大丰面厂》，《东方杂志》宣统二年四月第七卷第四期。 

[30]《湖南试用道李颐请徐图立宪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0页。 

[31] 参见《论近日民变之多》（录八月二十六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十一月第一卷第十一期。 

[32] 坦厂：《论民气不靖之不宜再事摧抑》，《民声》宣统二年第二期。《民声》于1910年5月创刊于上海.该刊抨击清廷的预备立宪政策。 

[33] 《论朝廷名实之不相因》，（录七月十三日《岭东日报》），《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八月第一卷第八期。 

[34] 《论中国改革之难》（录四月初五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年四月第一卷第四期。 

[35] 《论国民宜速养成办事能力》（录乙巳十月十七日《南方报》），《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第二卷第十二期。 

（资料来源：《淮阴工学院学报》 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