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事件后，清政府的“联俄拒日”外交政策宣告彻底失败。为了阻止俄国侵华势力的扩张，中国朝野积极寻求与日本实现外交结盟的机会。日本政府也试图消泯中国朝野对日本的仇恨，确保自己在甲午战争中所攫取的利益。虽然各自的利益出发点不同，中日双方在外交上仍然有相互接近，并向战略同盟发展的可能趋势。1898年，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出现是联日外交的一次实践。虽然这一组织的活动时间甚为短暂，但是其主要成员皆系中国绅商界的知名人员如郑观应、郑孝胥、汪康年、何梅生、志钧、张謇、江标、严信厚、薛培萃、盛宣怀、曾广铨、经元善、唐才常等。^[1]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也代表东京政府支持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和活动。故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短暂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联交思想在两国朝野中的共鸣，而这一组织成员的复杂心态及变化也充分反映了实现联日外交思想的基础的脆弱性。 

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研究，国内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积累。1963年7月，祁龙威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郑观应和郑孝胥等人对日本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认为上海亚细亚协会和日本兴亚会是一个组织。^[2]汪叔子先生论述了文廷式参与该会筹备工作的过程，并指出文廷式虽然向日本寻求制俄之途径，但并未消却对日本侵华的记忆。^[3]p141章开沅先生认为张謇对日本持有戒心，故未参加上海亚细亚协会。^[4]p309赵春晨先生分析了丘逢甲支持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表态。^[5]p166张玉法先生将上海亚细亚协会列为介于政治和学术间的学会组织。^{[6]（p286）}孙江先生把上海亚细亚协会视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亚洲主义”话语的结果。 ^[7]p45易惠莉教授对郑观应筹备成立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过程有简要的论述。 ^{[8]p536－549}桑兵先生指出该协会的成立是中日民间结盟活动的结果。 ^[9]邱涛先生也陈述了与桑兵先生类似的观点。^[10] 

由于受选题和研究对象的限制，这些成果对中国朝野围绕上海亚细亚协会组织问题所反映的复杂心态，尚预留了较大的研究空间。笔者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思想基础及其短暂活动期间主要关键人物的复杂心态，进行论述。如有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中国朝野对联日外交的诉求 

联日外交思想的高涨是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的时代背景。联日外交思想是对清政府“联俄拒日”外交政策失败的一种补救方案。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实施“联俄拒日”的外交政策，以自损东北领土主权为代价，允许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东北领土，与俄国政府签署了《中俄密约》。但是，清政府的联俄外交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果，反而为俄国扩大侵华利益提供了便利，并且加剧了列强围绕在华利益的恶性竞争。1898年3月，俄国利用调停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之机会，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从而宣告了清政府联俄外交的失败。朝野普遍以事后反思的方式抨击清政府的联俄外交。马建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俄缔约的不满：“俄王报聘，币重言甘，朝贵皆倚之如泰山，以为从此可高枕而卧耳。” ^{[11]（p1574）} 

面对瓜分狂潮的危局，中国朝野一部分人不得不寻求调整外交政策，与其他国家建立抵御俄国的外交同盟。此时，维新思潮已经在中国广泛兴起。在维新思潮的驱动下，中国朝野很自然地接受以日为师的观念。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朝野对日本仇恨心态也迅速淡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朝野重新评估日本在外交中的作用就具有了可能性。 

维新派呼吁清政府与日本建立结盟互助的外交关系。正当清政府就胶州湾事件与德、俄艰难交涉之际，章太炎上书李鸿章，建议与日本结盟。 ^{[12]（p53-57）}对于章太炎的建议，李鸿章没有作任何答复，但是这种呼吁并未因朝廷的冷遇而终止，相反却向集体行为的方向发展。麦孟华等人联名向都察院上书要求联合英日拒俄，称“今日救亡之术，惟曰拒俄请而已。”该上书认为虽然中俄力量对比悬殊，但俄国在远东力量相对薄弱，且调兵困难，故俄国“未必遽敢用兵也。”如果俄国攻击中国，则中国闭关不出，“请局外之国公断。”英国和日本必将出面助华。为此，麦孟华等人呼吁光绪帝“远虑事变，坚忍力持，勿图旦夕之苟安，勿畏虚言之恫喝，上焉拒俄请以联英、日，次焉求公保以绝俄交，然后发愤变法，力求自强，则国家将有所赖。” ^[13]p108-109可以说，麦孟华等人的上书集中反映了当时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外交主张。 

日本国内盛行的大亚细亚主义更是驱动中国朝野联日外交活动的开展。明治维新初期，即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民间知识界针对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扩张的现实，形成兴亚思想。这一思想主要内容为实现亚洲各国的联合，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自由民权派知识分子是倡导兴亚思想的主力，政界人士亦受到影响。1878年，大久保利通发起成立了“振亚会”，是为日本第一个亚细亚主义思想团体。“振亚会”旋因大久保利通遇刺而停止活动。但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并未就此消失。 

早在1880年，日本政界人士、民间知识分子和浪人成立“兴亚会”，发起者有长冈护美、渡边洪基、大久保利和（大久保利通之子）、川岛浪速、曾根俊虎、荒尾精、重野安绎等人。兴亚会成立伊始，就将对华工作视为重点，积极开展与中国朝野人士的交往，企图协调日中两国在对西方列强外交的立场。曾根俊虎曾对驻日使臣何如璋介绍了兴亚会，强调日中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建议日中两国相互提携。但其后，由于1882年的壬午兵变和1885年的甲申事变，中日关系一度紧张，日本政府图谋以军事手段解决中日争端，最终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故兴亚会未能有效开展对华工作。 

日本所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对中国维新派的外交观产生很大的影响。维新派普遍视日本跻身入强国之林为黄种人之大幸。梁启超就撰文写道：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 ^[14]p13 

章太炎在读黄遵宪《日本国志》后，亦作如是感叹：“呜呼！天特使日本盛衰兴替之际，前于今三四十祀，其亦哀夫黄种之不足以自立，而故留弹丸黑子以存其类也。” ^[12]p49 

一些倾向维新的绅商甚至比章太炎和麦孟华等人走得更远，行动具有实质性。有过买办经历的郑观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对外商贸和政治著述中都曾有显著的成绩。外交问题始终是郑观应密切关注的对象。郑观应在甲午战败后初期也曾受到联俄拒日思想的影响，认为俄国是中国的首要外交联络对象，而认为英国“昔者尝欲强中以御俄，今见我之不竟，反思媚日以抑中。” ^[15]p799但是随着清政府联俄外交的失败，郑观应联俄思想也发生了动摇。胶州湾事件发生后，郑观应注意到英国和日本在瓜分狂潮中外交态度与俄、德、法有细微的差异。他指出：“闻英亦欲分肥，不敢与俄、德、法争，惟日颇关切。” ^[15]p359他改而希望中国能摈除因甲午之败对日本的仇恨，实现外交上的和解，认为中日在亚洲相互征伐，势必导致他国渔利，因此“中国宜开诚布公，勿念前仇，亦与日合，以践兴亚会之约，庶不为西半球各国所侵害也。” ^[15]p799郑观应在这里提到了兴亚会，显然这一组织及其所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对郑观应外交思想的再度转变起到了促成作用。 

郑孝胥对联日外交的赞成和支持也值得注意。1895年，《马关条约》即将签署，张之洞闻知俄国将对日本采取干涉，召集幕僚，商议是否建议朝廷实行联俄政策。郑孝胥对此持保留态度，向张之洞指出此设想的实现可能性不大，但是未能说服张之洞。郑孝胥在当天的日记中以不满的笔调写道：“南皮颇护己说，盖各国之情事故不能谙悉也。” ^[16]p486其后，郑孝胥对张之洞联俄未再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但对其完全倾向联俄的表态仍不以为然。当张之洞派邹元标向郑孝胥出示刚刚起草的《密陈结援要策片》，以征求其本人的意见。郑孝胥“以为不便。” ^[16]p503-504清政府联俄外交失败后，张之洞又不得不谋求实现联日拒俄的途径。1897年12月，正当清廷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馆就胶州湾事件紧张交涉之际，日本政府派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来华。神尾与张之洞的代表江汉关道蔡锡勇和武昌知府钱恂会谈。神尾称：“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深愿与中国联络，而日本愿联英以助中”。 ^[17]p2113盛宣怀也主张联合日本。张之洞与盛宣怀以“有重大紧要事奉商为由”，电催正在上海的郑孝胥赶赴武昌。 ^[16]p6351月7日，郑孝胥乘轮抵达汉口。次日张之洞与郑孝胥商谈联络日本之事。据郑孝胥在日记中云： 

南皮欲余偕日人川上者赴日一行，而电奏尚未奉旨。余曰：“日人既有此意，胡不言之于总署？宜令彼公使自言，而我公助之者乃可尔。”南皮曰：“此事宜熟计。有日本小松王子所遣人于正月初六可到，子明日来吾署中，以便商酌此事。” ^[16]p636 

郑孝胥未在日记中叙述此后二人商谈内容。但可以肯定,张之洞对实现中日联交是相当投入的。郑孝胥对张之洞和盛宣怀的联日外交设想持赞成，这一思想在其日记中有明晰的表述： 

今中国事急，我辈匹夫，虽怀济世之具，势不得展，固也。有机会于此，日本方欲联中国以自壮，如令孝胥游于日本，岁资以数千金，恣使交结豪酋及国中文人，不过年余，当可倾动数万人，下能辅中原之民会，上可助朝廷之交涉，脱诸戎肆毒于华夏，则借日人之力以鼓各省之气，兴中国，强亚洲。^[16]p644 

由于郑孝胥与张之洞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我们从郑孝胥对联日外交的积极表态上也可以看出张之洞在幕后所持立场。就确切的意义而言，联日外交思想在中国朝野具有相当广泛的基础。 

二、日本朝野的对华外交 

日本朝野对中日联交的推动也是上海亚细亚协会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甲午战争之后，扩张势头迅猛的日本受到俄国的压制。1895年5月，俄国联合德法两国，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割占。朝鲜李氏王廷也转而亲俄，试图摆脱日本的控制。1896年2月，朝鲜发生国王李熙与王世子乘坐宫女用的轿子，秘密逃入俄国驻朝公使馆，并诛杀亲日派大臣的“俄馆播迁”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表明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尚未达到排除俄国势力的程度。日本政府不得不在朝鲜问题上向俄国妥协，5月14日，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在汉城签订《关于朝鲜问题日俄备忘录》。日本保证对在朝浪人严加管束，并承认俄国在朝鲜享有与日本同等的驻兵权。由此可见，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扩张受到俄国的严重制约。为了反击俄国的遏制，日本一方面加强与英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一方面试图展开对华工作，阻止清政府全面投靠俄国。 

日本朝野普遍认为，俄国可能是未来的瓜分中国的最大获益者，而日本在短期内无法与俄国抗衡，所以日本应当重视对华外交，避免清政府完全倒向俄国。1898年，三宅雄二郎、犬养毅、平冈浩太郎、江藤新作、井上雅等日本进步党成员成立东亚会组织。东亚会以研究时事为主要日常活动，并发展横滨和神户的旅日华人入会。东亚会特别注意到中国维新派骨干分子，决定允许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入会。6月，大隈重信组阁后，对在野人士的亚细亚主义思潮极为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日本在野政界人士组织同文会，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西正树、白岩龙平等人均为发起者，并得到了当时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的支持。同文会以对华外交为重点工作任务。决定在上海成立同文会馆，开办同文学堂，促进日中有识之士的协作。 

日本民间人士将清政府的外交衰弱与日本自身未来命运联系起来考虑。日本知识分子甚至对清政府何以在瓜分狂潮中外交迭遭失败感到迷惑不解。山本宪致函汪康年表达了自己的迷惑： 

闻贵朝廷遂许俄人据旅顺，无几英人又迫贵朝廷求威海卫，贵朝廷又容其请，而法人又将有事于广西。西人以封豕长蛇之欲，垂涎东亚华壤固非一日，瓜分之举其机始见，而贵朝廷甘心剥床，鄙人之所不能解也。 ^[11]p3301 

一些日本民间人士也试图通过与中国朝野知名人士的个别接触，来寻求改善中日关系的途径。《朝日新闻》记者西村天囚奉川上操六之委托，与宇都宫一郎入华活动。^[①]西村和宇都此次访华，足迹至上海、南京、安庆和汉口，与诸多朝野知名人士有所接触。据西村天囚在《江汉溯回录》中载，其在武昌见张之洞、辜鸿铭和钱念劬，在上海见《时务报》总理汪康年、主笔欧榘甲，康广仁及康有为。中日联交是西村与中方人士会谈的中心议题。西村对中国维新派人士期望甚高，希望他们能促成中日联交。西村在《联交私议》中如是陈述： 

且夫邦交之道有三，上则政府要执公仗义，下则商民要守信共利。而为中流砥柱者，学士大夫也。两国学士大夫要至诚相交，讲究时务，互受其益，庶几得主持公论，情理并之，以律民心。今两国士大夫各创一社于两国，平时文字应酬，或译西籍，或重译西籍系东译者，以为互通智识之具。一旦有事，则互发解纷排难之策，出以忠厚恻恒之诚，是固士大夫之责也。 ^[18]p414 

在民间人士开展对华工作的同时，日本政府力图缓和与清政府的高层双边关系。在瓜分狂潮中，日本强迫清政府将福建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仍然保持相对的低调状态，谨慎地维护和扩大自己在华利益的份额。日本政府还积极消除在中国民间社会中的恶劣影响。中国维新派以日本为师的思想无疑为日本开展在华的民间外交活动提供了极好的机缘。 

三、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短期活动 

上海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列强在此开辟的租界不仅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舞台，也为日本朝野人士向中国绅商开展联络工作提供了活动空间。自然象郑观应这样不可替代的绅商代表人士不会为日本政府所忽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就与郑观应有着交际往来。小田切对郑观应所提出的联日主张自然持欣赏态度，并希望他能利用在上海绅商界的声望，扩大中日联交思想的影响。小田切万寿之助对郑观应的支持充分反映了中日两国的精英人士在防俄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共识。基于这种共识，组建旨在促成中日联交的组织就具有了可能性。小田切万寿之助和郑观应决定在上海倡议成立一个旨在实现中日联交的社团——亚细亚协会。舆论界很快对这一倡导予以密切的关注，《湘报》对此作了这样的报道： 

亚细亚协会于光绪初年创于日本，一时中华公使及使员、游士多入其会。今驻沪日本小田切总领事睹中国民智未开，义联唇齿，复于本月初二日邀集中国士大夫倡办于沪上，假广福里郑寓会议兴起亚洲之事。^[1] 

6月16日，亚细亚协会正式在上海成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会长，郑观应为副会长。郑观应对于亚细亚协会寄予厚望，认为这一组织应当在外交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他在起草的《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中就表达了这一动机：“本会或遇有同洲失和之事，在会诸人皆宜设法排解，使归亲睦。” ^[15]p218不言自明，所谓的“同洲失和之事”乃是专指中日外交争端或军事冲突，由此可见，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活动是以调和中日关系为主旨。协会还希望不仅实现中日联交，而且更高的使命——振兴亚洲，此一期望在其发表于《万国公报》上的协会章程有明确的表达：“是会专为振兴亚细亚，开通民智，发纾地力，无论亚洲大小各国，皆准入会……凡入会之人须以受人侮笑为耻，以力求上进为心，庶同洲风化日进高明。” ^[19] 

曾经参加领导台湾军民抗日的丘逢甲的表态很能说明中国维新派对上海亚细亚协会的高度期望。丘逢甲离台内渡后，思想也倾向维新，并认为中日结盟是摆脱中国外交危机的可行途径。丘逢甲的这一思想在其所撰诗中有清晰而形象的表达： 

同洲况复是同文， 

太息鸿沟地竟分。 

尺籍已成新国土， 

短衣谁忆故将军。 

犹喜强亚近开会， 

不须异域帐离群。 ^[20]p23 

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后，以郑观应在上海的寓所——待鹤书屋为日常活动场所，计划“每逢月朔会议。”并且引起了官僚、绅商的关注，据郑观应称已经签名入会并捐资的官员和绅商约有百人之余。不难看出，这个协会在吸收成员的工作上表现出相当强的开放性。 

按照郑观应所说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亚细亚协会的成员将不局限于绅商界，而有可能扩大到政界。郑孝胥当时是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汪康年是张之洞的舆论代言人。他们参与筹建工作本身就象征着在张之洞和亚细亚协会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汪康年对亚细亚协会的组织工作极为热心，在宣传上提供服务，其弟汪诒年亦参加亚细亚协会。然而，这一组织的高调成立却并未带来郑观应的期望结果。郑孝胥表现出言不由衷的勉强，对郑观应的建议多持保留态度，但并未加以阻挠。这种情形在郑孝胥的日记中有记载： 

郑陶斋来字，云所拟第六条协会大旨，日本领事小田切欲删去。其文曰：“本会或遇同洲有失和之事，在会中人皆宜极力排解，使归亲睦。”余曰：“此不可去；必去此条，仆当辞会。”陶斋复商之小田切，遂请住其下曰：“日本会员有不欲存此条者”云云，余遂听之。 ^[16]p659 

最后，郑观应在该条下加注“日本会员有不愿厮（斯）条者。” ^[15]p218可以说，这个带有保留性意见的条款是郑观应协调小田切万寿之助和郑孝胥意见的结果。张謇、郑孝胥的游移态度严重阻碍了上海亚细亚协会活动的展开。尽管报刊的相关报道已经将他们列为发起人，但是他们实际上已经脱离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关系。对于这种情况，郑观应也甚为无奈。 

其他列强的干涉也制约了协会的正常活动。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很快引起了国际上的反应，俄、法两国驻上海领事闻悉此事后，“颇生疑忌。” ^[15]p220日本政府不得不有所顾忌，难以对上海亚细亚协会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自然，列强的压力也直接传递到郑观应等人的身上，使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活动面临着重重困难。尽管如此，郑观应等人仍然力图维持上海亚细亚协会的，伊藤博文访华。当维新派对伊藤博文访华表示欢迎时，上海亚细亚协会也希望伊藤博文来华能促成中日联合拒日。郑观应为此赠诗伊藤博文表达了这种共同愿望： 

痛哉列国议瓜分，虎视眈眈伺我隙。俄人阴谋更恣肆，直欲包举如卷席。非特得陇还望蜀，不啻假途先灭虢。各国纷纷竞效尤，要求不得肆恫吓。杞人之忧何能释，忍见铜驼卧荆棘。革故鼎新不容缓，无人更正匡时策。中国最与东瀛近，形势相联共休戚。 ^[15]p1352 

但是就在伊藤访华期间的9月，清廷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名维新派骨干成员被杀害，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围绕引渡维新派流亡人士的问题，清廷和日本政府发生外交摩擦。中日高层关系的一度紧张很快使上海亚细亚协会无形中停止了活动。郑观应也迫于形势紧张，将筹办亚细亚协会的重要信函和其他文件烧毁或者送给日本朋友。由于当时舆论关注清廷的政治动向和维新派流亡者的命运，故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停止活动并未引起舆论的关注。但是，据郑观应自述，不少人对协会的解散深表惋惜：“忽季夏京中有变，人心震恐，故即解散，人多惋惜。” ^[15]p220 

虽然上海亚细亚协会停止活动，维新派也因为清政府的镇压而遁迹隐踪，但中日民间人士仍然保持密切的关系，就外交问题相互交换看法。佐佐木平太郎致函汪康年陈述了自己对东亚国际关系的看法： 

勿谓种族争斗既属过去，若一旦有变，彼白人同种结盟必焉。聊（抑）贵邦之盛衰者，则是黄种人之浮沉也。故若不幸为白人削贵邦之独立权乎，有同文同种同洲之谊敝邦者亦被害明焉。今日不幸将被毒涎于贵邦，际此时同种者奋然力尽于贵邦，以可固吾种之中坚也。 ^[11]p3323 

不难看出，这种联日外交思想在戊戌政变后仍然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类似上海亚细亚协会那样高调倡导中日结盟的组织直至清朝灭亡再也没有出现过。 

结语 

总的来看，虽然上海亚细亚协会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并得到了一些中日朝野知名人士的支持，但是其仍然属于尝试性的组织。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出现和短期活动表明一些中国朝野知名人士在面对外交危机的时刻，试图用自己并不成熟且极为有限的力量来推动清政府从联俄外交全面转到联日外交的轨道上来。由此可见，中国朝野对外交政策转向的期求是相当为迫切，行动也更为投入。虽然上海亚细亚协会存在期间极为短暂，但这一组织表明了中国朝野知名人士在外交上寻求自救的愿望。这种自救是基于他们对清廷外交能力下降的不安感觉。 

联日外交无论是在形成和实施阶段，都是处于极为高调的状态，但是却未能形成类似《中俄密约》那样的成果。这种特点用“雷声大雨点小”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尽管两种外交的活动主体、影响范围和结果都有较大的不同，但是其核心观念都是以夷制夷。尽管朝野联日外交的宣传和行动是对已经失败的联俄拒日的纠正。但是，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知识分子和绅商，虽然看到了联俄拒日的失败，也强烈地认识到俄国利用清政府联俄外交实施扩大在华利益的意图，但是他们对联俄外交失败的认识并未进一步推到对近期中国外交直至鸦片战争以来外交屡次失败的反思，更未深层次地检视自己的世界认识。可以说，中国朝野对外交政策调整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而是试图采用亲此疏彼的方式来纠正已有外交政策的失误，同时对所要联络的外交对象的真实意图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联日外交所表现的中国朝野摆脱联俄外交失败后的危机的主观愿望，但在客观上却是受制于日本朝野的对华工作。中国朝野在表达强烈的仇俄情绪的同时，却又不自觉地迅速淡化对甲午战争的记忆，有意识地烘托中日联交的氛围。就这种意义而言，缺乏对历史的全面和深刻反思是晚清中国朝野外交思想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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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村天囚（1866-1924），萨摩藩士族，熟稔汉语，曾获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甲午战争期间，被《朝日新闻》派往前线采访。马关和谈期间，曾试图夜访李鸿章，因警官劝阻未果。李鸿章遇刺后，又立即代表日本三十家报社起草慰问信，并向中方随行人员赠送三十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