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御史巡察台湾是清前期治台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制度始于康熙末年，至乾隆朝后期结束，实行了六十多年。

一、设立与派遣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起义者迅速攻占台湾府城，闽浙总督觉罗满保调派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蓝廷珍等率兵渡海镇压。事平之后，康熙帝依然震怒未消，对台湾地方“官员平日并不爱民，但知图利苛索”，事发时又率先弃城逃跑的行为大为不满。为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同年十月，康熙帝谕令：“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员，前往台湾巡查。此御史往来行走，彼处一切信息可得速闻，凡有应条奏事宜，亦可条奏，而彼处之人皆知畏惧。”巡台御史制度从此确立下来。 

设立巡台御史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清廷对台湾日渐重视。早先清廷对台湾并不重视，甚至统一台湾之后，康熙帝仍认为“台湾属海外地方”，“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后经施琅等人上疏，切陈利害，才决定在台设立一府三县，派官治理。其后，清廷对台湾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康熙五十年在调补官缺时，康熙帝说：“台湾总兵官，殊属紧要。”同年，他在面谕闽籍大学士李光地时更明确指出：“台湾、澎湖之地关系甚大。”五十四年，曾任台厦兵备道的陈瑸陛见，康熙帝又向其详细询问台湾的种种情形。所以，巡台御史的设立并非康熙帝心血来潮的临时决定，而是清廷对台湾战略地位认识提高的一种反映。 

康熙帝原拟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员，前往台湾巡查。后经九卿详议，定为“每年派满、汉御史各一员，前往巡察，一年更换”。因此，康熙六十一年派出的第一任巡台御史就有两名，即满州正红旗的吴达礼与祖籍顺天府（今北京）的黄叔璥。最初，巡台御史俱由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充任。雍正元年（1723），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五年，雍正帝下旨，每逢巡台御史应派之时，将应开满、汉给事中、监察御史职名，各按资俸，通行开列具题。皇帝从中选择“敦实廉能，娴猷（yóu，计谋）略、知治体，可以任以股肱耳目者”，加以钦命。 

二、职责与作为 

巡台御史作为“钦差大臣”，主要职责是查察地方情形，据实向皇帝奏报，使地方官员不致因台湾孤悬海外、“天高皇帝远”而蒙混欺瞒，胡作非为。乾隆年间任台湾海防同知的朱景英在其《海东札记》中记载：满、汉御史或给事中巡视台湾，“至则厘核案牍，查盘仓库，阅视军伍，周巡南北疆圉yǔ,边陲，据实以告”。除上述事项外，地方上的风旱水灾、雨水情形、收成分数、米谷价格等各种日常情况也须时时入奏。至于地方上的重大事件，如械斗、民变及各种刑事案件等，更是巡台御史奏报的主要内容。 

除了事后反映情况之外，御史的职能中还有更积极的一面，即条陈奏事。如对地方官员的失职或不法行为进行纠参弹劾；针对地方的施政措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兴利除弊等。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奏请扩增建置，开辟田土 

台湾归清之后，大陆民众渡台者日多，岛上的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到康熙后期，一府三县的行政区划已不能适应土地开发迅速发展的需要，雍正元年五月，首任巡台御史吴达礼根据地方官员建议，奏请“诸罗县北半线地方，民番杂处，请分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其淡水系海岸要口，形势辽阔，并增设捕盗同知一员”。朝廷批准，定新析出的县名曰“彰化”。八年，巡台御史赫硕色、夏之芳进一步奏准将淡水同知移驻竹堑（今新竹县），并在彰化县添设巡检三员。（《台案汇录丙集》）彰化县、淡水同知以及北路各巡检的设立，加强了政府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对加快台湾中、北部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乾隆九年（1744），巡台御史熊学鹏等再次上疏，提出台湾“开辟荒地，招养穷民，以图生聚”的建议，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2.放宽民众渡台的限制，奏请准许台民搬眷过台 

雍正年间，闽浙总督高其倬为防止无照游民顶冒水手，偷渡过台，规定商船舵工、水手须填注箕斗（即手上指纹，不成圆形者为箕，成圆形者为斗），出洋时查验相符，始准放行。但这一规定奉行不善，每致扰民。巡台御史白起图、严瑞龙目睹这一弊病，于乾隆二年奏请免验，以便商民通行。经兵部议准，这一规定被废除。 

清初禁止大陆赴台移民携带家眷，结果造成台湾地方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清代台湾社会动乱频仍，与此有密切关系。雍正十年，广东巡抚鄂弥达曾奏准在台移民搬眷入台，但几年后停止，问题又趋严重。乾隆九年，满御史六十七再次奏请“内地人民有祖父母、父母在台而子孙欲来奉侍；或子孙在台，祖父母、父母、妻子内地无依，欲来就养者，准其给照来台，入甲安插”。经户部议准，于十一年四月开放台民搬眷过台，期限为二年。这对于改善台湾地方的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安定以及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3.兼理学政，推动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 

雍正五年，雍正帝以台湾道管理地方事务又兼学政，未免稍繁，而将学政事宜改由巡台汉御史负责。此后二十五年间，共有十四位巡台汉御史兼理台湾学政之职。他们兢兢业业，造士育才，为振兴地方文教，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不小贡献。如雍正七年，夏之芳奏准恢复台湾士子在闽省乡试中的保障名额。乾隆二年，单德谟奏准在台湾建立考棚，修造试院。四年，单德谟等以台湾士子入京应试“经万里之遥，历重洋之险，辛苦十倍寻常”，奏请“嗣后会试之期，台郡士子照乡试之例，于福省名额内另编字号，取中一名”。五年，杨二酉奏请准许粤籍子弟在台另编字号，参加岁、科二试。同时奏建海东书院，照直省书院例，以府儒学教授为师。八年，熊学鹏又以“台郡孤悬海外，情形与内地不同”为由，奏请增加台湾录送参加乡试人数，以示鼓励。经礼部议准，台湾录送科举，可在定额二百名外，“择其文理清通者酌量宽余录送”。另外，巡台御史夏之芳、张湄、杨开鼎还先后将其主持考试中醇博正倡、文字雅驯者结集，编为《海天玉尺编》、《珊枝集》、《梯航集》等付梓。从这些流传下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台湾士子文章的风格与水准。 

除此之外，巡台御史还撰写了不少有关台湾的著作，有的亦参加了台郡志书的纂修。其中有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张湄的《瀛壖（ruán，岸）百咏》、六十七的《台海采风图考》、《番社采风图考》以及范咸的《重修台湾府志》等等。这些著作内容丰富、翔实可靠，保存了许多台湾早期的珍贵历史资料。 

三、清廷对巡台御史的态度 

巡台御史设立之初，朝廷对其派遣任命十分重视。自京出发之前，御史照例须趋赴宫门恭聆圣训。雍正帝认为检察之员可以弥补督抚见闻失真、好恶不当之弊，以收澄清吏治、周悉民隐之效。朱一贵事件平定之后特遣御史前往巡视，军民由是绥靖，即是明验，所以对巡台御史较为倚重。有时亲自为巡台御史选定启程吉日，或者赏赐“克食”（满语，指恩赐之物），示以恩宠。在巡台御史奏折的朱批中，不时可以见到“所奏……甚属可嘉”、“勉为之”等字样。 

然而，巡台御史毕竟是因时而设，其职掌较为笼统，应否办理之事，并无画一之规，常令巡台御史困扰，有时因此而与闽省官员发生矛盾。乾隆年间，朝廷对巡台御史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乾隆十二年，因台湾米谷采买一事，巡台御史六十七、范咸与福建地方官员意见发生较大分歧。闽抚周学健上奏说采买难足系由地方官私买射利所致，并将巡台御史牵连其中，从而引起乾隆帝的怀疑，斥责巡台御史“只知在台言台，全不思全闽民食之攸系”；“不能察吏去弊，而惟姑息了事，以博宽大之名”等等。不久，新任闽抚陈大受又上一折，密奏巡台御史衙门种种积弊，如：该御史等于养廉之外又分派台湾各县轮值，每季约需费三四百金；出巡南、北两路的种种费用，俱令各县措备。又称巡台御史滥准词讼，差拘滋扰，有专制一方之意等等。乾隆帝览奏大为震怒，下旨将乾隆五年以后历任巡台御史，俱着交部严察议奏。结果现任的六十七、范咸被革职，前任的舒辂、书山、杨二酉、熊学鹏、张湄等被革职留任。同时，乾隆帝认为“台湾本有总兵、道、府大员，足资弹压，一切案件原属本省督、抚察核，似可不必另派巡察，以滋烦扰”。后虽经大学士、九卿及闽浙总督等议复，巡台御史“仍旧派设，毋庸议裁”，但此时乾隆帝对巡台御史已怀有成见，其地位一落千丈，动辄因小事而获咎。 

十七年，因巡台御史立柱、钱琦对彰化县兵民被杀一案奏事支吾，乾隆帝不满，遂下谕：“台湾文有道府，武有镇营，足资弹压。巡察三年更替，徒拥虚名，于公事殊无裨益。所有巡察台湾御史，着三年一次命往，事竣即回，不必留驻候代。”这是巡台御史制度第一次大变动。原来由汉御史兼理的学政一职也改归台湾道兼摄，巡台御史的职权被削弱了。 

三十年，乾隆帝又下旨将巡台御史由三年一派改为不定时酌派。即使派往，也仅将例行巡视诸事依次办妥，便算交差，原来对地方的稽查、督察功能丧失殆尽。巡台御史制度至此已名存实亡。 

乾隆四十六年上任的塞岱、雷轮是最后一任巡台御史，后因在台“敷衍塞责”，奏报不实，被交部议察。此后未再派遣巡台御史。五十三年三月，清廷正式将请派巡台御史之例停止，改为由闽省督抚、福州将军及水、陆提督每年轮值一人渡台稽察。 

巡台御史制度从平定朱一贵起义开始，历经康、雍、乾三朝。而在停派后不久，台湾即爆发林爽文起义，地方上出现空前未有的大动乱。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有因果关系，已难考证，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巡台御史的设立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