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1900年春天，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今河北）兴起，并迅速发展至华北，5月进入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由此走向高潮。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引起列强的仇视和恐慌。面临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每个清朝封疆大吏的政治态度，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若么继续站在反人民一边，明里或暗里忠实执行清廷旨意，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摇摆不定，最后走上屈从侵略者、镇压义和团的道路；若么不计较个人得失，放弃对人民群众的仇视和敌对态度，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支持和拥护义和团运动，联合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别无他途。 

东北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两位官吏政治态度非常明朗，力主支持义和团，抗击侵略。即北有黑龙江将军寿山，南有盛京副都统晋昌。论述寿山的文章较多，本文仅对晋昌成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可歌可泣的爱国将领，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力主抗战，正确看待、支持和联合义和团，以及统领育字军进行抗俄斗争的事迹加以实事求是的考察，既有力于说明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封疆大吏并非个个屈辱妥协，为保住权位而与民众为敌；又有益于启迪后人，面对国破家亡，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为民族之生存，国家之完整坚持不懈的斗争，直至胜利。这是每个中华儿女应具有的崇高精神。 

一 

从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态度，表明晋昌是一位反帝爱国将领。晋昌[1]隶镶黄旗满洲，1899年2月1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署理盛京副都统，翌年6月28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日）实授盛京副都统，补授帮办奉天（今辽宁）军务，总统育字军。1900年10月17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廷将其开缺听候查办。清廷调曾任青州的副都统补授讷钦为盛京副都统，所统育字军派清锐接统。1900年12月6日，增祺奏请撤销晋昌“帮办奉天军务”职，并遣散所部。1901年1月16日，清廷谕旨增祺妥为遣散晋昌各部，至此，晋昌所有职务全部被罢黜。 

晋昌在盛京副都统任内，有两大功绩：一是正确看待和支持、联合义和团，一是统率育字军进行抗俄斗争。先行考察晋昌正确看待和支持、联合义和团的功绩。 

盛京义和团兴起，既与俄国对东北的侵略有关，又与其他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和其以宗教作掩护，进行直接掠夺、奴役中国民众，或以“探险队”、“先锋军”为名深入穷乡僻壤，占土地、盖教堂，侵害乡民切身利益有关[2]。 

1895年至1900年间，伴随列强在中国大肆划分“势力范围”，其政治、经济侵略迅速加剧。为了麻痺中国民众的反抗意识，为进一步侵略创造条件，侵略者竭力将宗教势力深入到东北的一些城乡。仅法、英、俄等国在东北建立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教堂即百余所，传教士千余人，从教者达44 000人[3]。其中1898年在盛京省南境主教，承担总理盛京全省教务，设总堂于盛京城，主教是法国人纪隆。义和团运动前，仅盛京内就有各种规模教堂42处，分布于盛京城、新民、辽阳、营口、盖平（今盖州）、海城、开原、海龙（今吉林梅河口市所辖镇）、安东（今丹东）、锦州、奉化（今吉林梨树县）等地，外国教士23人、中国教士8人，教徒达17 500人[4]。中外教士相勾结，千方百计蛊惑民众，“利诱甘心入教”，或由“官绅威逼”，利用教会势力在各地设立所谓学堂、医院、育婴堂、安老堂等[5]，藉以毒害中国人的思想，教唆其背叛祖国，为侵略者服务。他们以帝国主义作后盾，“倚势凌人”[6]，“广置田宅，经营蕃息”[7]。朝阳松树嘴子的法国教堂强占民田，包庇教民行凶。宁远州（今兴城）中前所、前屯卫（今属绥中，狗河西、石河东）耶稣教堂美国教士亦霸占民田。有的还从事搜集情报，甚至为了赚取淫乐之款，所有无耻勾当均“兼营并进”[8]，诸如放高利贷、买卖人口、掠夺财物等等。《奉天通志》特别揭示了“光绪年间（1875－1908），教士庇护信徒，代理词讼，奸民投身其间，依为护符，往往借其势力，欺凌良善，遂引起人民仇教思想。”[9]传教士和教徒的罪恶行径，激起民众无比愤慨。 

盛京地区民众对传教士和教徒的胡作非为，愤恨异常，奋起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从叶赫河畔的昌图到辽河口的营口，从临榆（今山海关）到鸭绿江畔的安东，无不展开痛打传教士，驱逐洋人、烧洋教堂、劫火车站、毁医院、拆电线、扒铁路的行动。 

在如何对待传教士、教徒的罪恶行经和群众的反抗斗争的问题上，封疆大吏持有不同的政治态度。无论持那种态度的官吏，思想深处均存在着矛盾。他们中的一些官吏看到群众烧教堂的情景，虽感到痛快“可喜”，但又怕群众闹大了，不好收拾，甚感“可忧”[10]，所以还是不得不执行朝廷“袒教抑民”政策。如晚清封疆大吏于1899年自署闽浙总督调任盛京将军的增祺（1851－1919，字瑞堂，姓伊拉里氏，隶满洲镶白旗），看到辽沈地区义和团烽火四起，惊恐不安，急派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11]增祺命令各地官府和清营镇压义和团的同时，转发、执行了《地方官接待天主教主教、教士各事宜》[12]，即给予主教或传教人员以地方大员的待遇；一方面残酷镇压烧教堂、毁医院、打死罪恶多端的教士和教民的民众。如1900年7月2日，他派育字军夏统领在省城内将一少年团民的头割下挂在东辕门上[13]。再如屈服于驻奉天法国主教苏斐理的压力，将锦县连山镇与义和团联合烧毁教堂的王子雅处死[14]。同时还低三下四地向被民众惩罚的传教士道歉，甚至给教堂“悬匾赔礼”。表现出屈辱妥协的政治态度。 

与妥协屈辱的政治表现相反的是在义和团爱国精神的推动和感召下，首先正确看待义和团并站出来支持义和团的官吏，其突出代表是盛京的副都统晋昌。晋昌“确信拳民为义兵”[15],而且对形势有个恰当估计。他在《奉上谕补授帮办奉天军务谢恩并布置战守大概情形的奏折》中认为“兵衅已开，敌锋逼近，宵旰忧劳之日，正臣子图效命之时，京津之战，以五尺童子犹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矧在旗仆之中，受国恩之重，值此事急势迫，若复顾惜身命，天良具在，寝馈何安。”随之说明“中外既已失和，奉天尤为紧要……近复分饬兵团，沿俄路北至铁（岭）、开（原），南至海城，所有洋城车站伏贼之所，节次奋击削平，断其往来。只以兵力稍单，未便遽图金（州）、旅（顺）。”最后表示“惟有殚喝血诚，与增祺等悉心布置，联合拳会，并会商吉林、黑龙江将军长顺、寿山等，戮力同心，互为援应，联三省为一气，置利害于不知，以期力保根本，仰赞宸谟于万一。”[16]表明晋昌决心联合义和团，共同抗击侵略者。 

晋昌对义和团的斗争予以同情与支持。他的爱国主张，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正是由于晋昌对义和团的保护和支持，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许多清军爱国官兵也纷纷加入义和团，甚至邀请义和团法师到清营中传授拳技。“拳民公开鼓吹要杀洋人，在广场和城墙边招募信徒，巡捕在场他们也毫不顾忌。”[17]在清军的军营中，“无数炮台营垒，成了新运动的庇护者设坛的地方。咒语和军号战鼓的声音交织在一起。”[18]盛京出现前所未有的军民联合反对、抗击侵略者的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如果没有晋昌等爱国将领对义和团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 

当他得知夏统领将团民的头割下挂起示众一事，立即前往军辕责向增祺：“该义和拳小孩身犯何罪？将头割下？”增祺“无言可答”，晋昌进而向增祺声明：“军事与汝无干，我带队攻打教匪”[19]。遂率队配合义和团攻打天主教盛京总堂，义和团乘势猛攻，终于将“排列枪炮，扼杀拳民”的主教纪隆击毙。晋昌还带队配合百余名义和拳小孩攻打洋楼，并同时将受传教士派遣在水井中下毒药之教匪擒获“枭首示众”[20]。 

义和团同民众一起焚教堂、杀“洋人”符合斗争形势的发展，是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一部分。作为东北重要省份的盛京将军增祺本该全力支持义和团的斗争，可他却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宗教侵略斗争。晋昌则不顾个人得失坚决支持义和团。地方官吏对反宗教侵略斗争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凡一切执行清廷妥协政策、维护自身利益者即站在反人民一边；凡具有诚挚爱国心，顾及到民众利益者则不惜一切尽力去维护人民的利益、支持人民的斗争甚至与人民共存亡[21]。   

一省的副都统与将军都统对义和团持不同政治态度非常少见，表明了副都统晋昌的政治胆略。 

二 

对俄国侵略军大举进犯东北持何种态度，是检验封疆大吏政治的试金石。1900年7月6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令177 000人分七路从四面侵入中国东北，“俄逆所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论男女大小，尽行屠戮。”[22] 对此，引起了增祺等的重视，开始筹备战守。1900年6月21日，清廷发布对外宣战和招抚义和团的上谕，增祺鉴于“职任疆寄，断不敢涉疏虞”[23]，立即召集盛京蒙镶黄旗的户部侍郎清锐，满镶蓝旗的礼部侍郎崇宽、兵部侍郎萨廉，满镶红旗的刑部侍郎溥颋，满正蓝旗的工部侍郎钟灵等和副都统晋昌、仁字军总统满正白旗的纳钦等，商议如何面对俄军的进犯。晋昌明确表示立即“与俄开战”[24]。增祺持反对意见。鉴于俄军兵锋在即，晋昌表示将联合五部侍郎奏参时，增祺才采取调拨奉省练军分防；令奉、盛、育字各军及马步各营“妥为整备”；挑选精壮兵弁3 000人“专练行操，以厚兵力”[25]；会同晋昌等电长顺、汉正白旗寿山等，建议“务须联络一气，以截其南来之路，使其首尾不能兼顾，方可制其死命”；令纳钦、盛奎前往开原一带，“以固北路，又令新募敌忾亲军拨护岫岩一带，以断敌人分窜之路”[26]；令营口至山海关之驻兵“务于沿海要路先行挖沟，以备迎头堵击”；令山海关副都统满镶红旗的富顺“添拨队伍，以厚兵力”[27]。与此同时，增祺、晋昌联名给吉、黑两省将军发去咨文，望“严禁俄兵来路，并请添练步兵炮队，饬发枪械子药，以便相机战守。”[28] 

    晋昌针对俄军“来往窜越”和运送战略物资，积极组织力量拆毁中东铁路。育、奉军首先会同义和团将开原至海城的500里铁路、桥梁尽行拆毁。民众将俄人经营之茨儿山煤矿烧毁[29]。 

民众的抗我斗争，对盛京满族部分官吏参与对俄作战起了推动作用。七八月间俄军占领盖平、熊岳后，奉天门户海城危急。育字军总统晋昌率部“分路探巡”，自7月4日以后，育字统领云海、承顺等会合拳勇、“马贼”，屡挫俄军[30]，在接官厅等处与俄兵接仗，“遂将其铁路先为烧断，辽阳城西最大之洋城被拳民烧毁，将洋兵击毙多名，余皆退往南路。”同时，“卜三家子洋城，亦经拳勇、育军、奉军合攻破焚。”[31]在海城，晋昌率部与俄军尘战数日，激战中育字军分统承顺阵亡，营官连科重伤。8月12日辽南重地海城失守，晋昌自感责无旁贷，特向清廷“请旨惩处”。同时说明“事起仓猝，防不胜防”。当7月15日俄军扑击海城时，守城育字军仅步兵2哨“力与接战”，很快俄军夺占唐王、亮甲各山，连向城内开炮，城楼被焚，人民纷纷逃散，该城几失。时署海城县知县凤鸣甫经到任，“奋力餐战”。育字军分统承顺亦闻信赶到，带队兜击，伤俄兵70余人，敌始退走。育字军乘胜直抵海城西南大石桥，严扎扼守。晋昌“方伤各军无遽轻进，以防北犯。乃于七月初一日（7月26日）以后，俄人袭我熊岳，夺我盖平，陷我营口，并据谍报，拥去金州旗民各官。似此夺地攻城，非仅闯入边界已也。当思敌氛渐逼，不战将不能守，复派奉军各营，并力堵截。”[32]8月2日，晋昌“驰往前敌，躬亲策应”，9日抵海城，正备战期间，10日“突有俄兵大股扑攻虎獐屯，分统富魁死力接战，敌不稍却，继以各炮分向我军轰击，力不能支，退守于距海南二十五里之邓家台。” 11日俄军又添队攻城，炮声震地，邓家台无险可守，育字军数营仅以小枪奋力抵御，自早至午后伤亡相继，营官连科左腿受伤，育字军力难相持，且战且退，至唐王、亮甲等山，与守山之军会合捍御。唐王山在海城西南10里余，为该城要隘，晋昌前已派令育字前军统领志和安设炮位，带队严扎。亮甲山由署海城县知县凤鸣拨营看守，并有奉军各营分扼左右，相为特角。晋昌亦亲往督战。维时敌炮已及唐王山，奉军当即开炮相向，对击两时之久，敌炮愈密，将奉军大炮1尊、快炮2尊击坏，俄兵趁势抢上山前，前敌之军无炮愈难抵御。为改变被动局面，晋昌一面严饬退守各队分扼西北要路，一面亲带炮位驰赴城东北隅双山，置炮其上，防其扑犯城北。距知12日拂晓，俄兵复用炮直击双山，育奉军以炮相抵，坏其快炮一尊，伤敌兵数10人，凶威稍挫。未几，俄军又分股由西北进行包抄。其唐王山敌炮弥施轰击，子弹落炸双山，势极危迫。晋昌深知唐王山一失，余山均难扼守。顾犹有立脚之区，即不能不作背城之战。及至双山退出，海城遂以不守。晋昌上奏海城失之过程，固然有如实报告之责，也有说明兵力不足之真情。但无论如何，身负军事重任在身的晋昌，对海城之失应负有责任。故晋昌表示“此皆奴才调度无方所致，罪何可辞。”乃一面“请旨饬部严议惩处，出自逾格天恩”，一面表示“竭尽血诚，督饬各军，布置周密，并力进剿以期规复。”[33]海城虽然失守，晋昌指挥清军爱国官兵和广大义和团员，不畏强敌，英勇奋战，其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垂青史。 

海城失守后，盛京的奉天、开原、铁岭等地纷纷告急。尤其参与八国联军的部分俄军分兵北犯山海关，奉天“全局更加震动”。 

三 

正当盛京万分危机的关头，是继续抗敌，还是妥协投降，对盛京地方官员又是个严峻考验。盛京将军增祺被暂时的挫折吓倒，而寻求妥协投降。1900年8月25日，增祺以熊岳、盖平、营口、海城失，金州署副都统福升等被拘，攻打大石桥俄人车站伤亡惨重，而向清廷奏请“暂行停战”[34]。增祺分别向俄关东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和俄国驻盛京领事敖康夫“照会停战”，“送还俄俘”[35]，“一再表明自己对俄国人的好感。”同时电驻俄大臣杨儒“转致俄外、户两部，暂行停战”[36]。派遣官员赴海城与俄军“商议停战”。增祺为了表示自己“议和”的诚意，达到妥协投降的目的，8月14日，令户部侍郎清锐逮捕杀害了义和团法师刘喜禄、张海等13人[37]。增祺却不敢承担任何责任，将战败责任推到晋昌一人身上，甚至向清廷奏报中多有不实之词。指责晋昌违背朝廷“相度机宜，稳慎办理”旨意，而“呈一己之见”，“贪功肇衅”[38]，“逞一时之快，卤莽图功，先开衅端，致误国家大局”[39]。并将黑龙江将军寿山与俄开仗，也称作因晋昌“屡次函电激之而成”[40]。 

晋昌面对顶头上司增祺的指责和议和行径，一面自责指挥失误，一面抵制增祺的议和行径。据胡思敬《驴背集》卷四载，晋昌对增祺“以李相方入都议和命各军严守边界，勿浪战邀功”，坚决抵制，认为一旦议和，“势必至彼索某城，此索恭地，种种要挟，不问可知。况兵费之万难赔偿，旧债之必须归补，不遂则兵衅复开，遂则无以为国。此奴才所日夜忧思，敢言战而不敢言和者也。”[41] 因此 “锐意主战，闻增祺谋大恚。”[42]并严厉指责增祺“犹欲按兵不动，谓可取谅于俄，图安旦夕，是何异放虎自卫，求其不我祸也，势必不能。”[43]他驳斥战而丢城乃至必须议和的见解，指出：“现在事已如此，岂犹固执主战。然奴才审度情形，此次非战之误，实各省不战之误。当奉旨决战时，如果各督抚同时起师，则犯阙之兵，万不至如此猖撅。”因此“时事迫切，何有万全，始终主战，犹有于危路求安之日”。进而充满信心地昧死上言：“苟战而失利，犹胜不战而让人也。持之以久，必当渐有转机。”否则为保全所谓之大局，一意“恃和”，必将“割地赔款，力益不支”，甲午“中日之役，可鉴前车”[44]。 

晋昌掷地有声的陈述，充分表现了他的拳拳之忱、爱国爱民之心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晋昌与增祺等官吏在抗敌大事大非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正如高乐才所说：“他代表了广大人民和爱国清军官兵的抗战意志和要求。也正是晋昌的爱国思想和行动推动并鼓舞了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斗志，使之战而不惧，败而不馁。”[45] 

晋昌主战意志始终没有动摇，坚持“以战为守”的战略战术原则。当海城失守后，增祺即“照会俄军停战”，惟晋昌认为“敌有可击”，乃不顾增祺之阻挠，亲赴省城屏蔽之辽阳，亲自坐阵辽阳，厚集兵力50营，“调拨各队，节节前逼”[46]，部署在海城东、北、西三面，同时召集乡团“互为应接”，“以战为守”[47]。以便反攻海城。这一精心部署因增祺妥协而不果。时奉天危急，为挽回局势，晋昌于9月23日向清廷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应“以战为守”；第二，重用忠勇知兵大员，开赴前线，便宜行事；第三，“号召天下，共起义兵”；第四，严饬封疆大吏，“联络战守，互相援应”；第五，采取“持之以久”的战术[48]。在尚未得到清廷抉择之时，9月24日增祺将晋昌调回奉天[49]，“当晚俄军即攻击辽阳。28日晚10时左右，中国军队向辽阳以北退走”，辽阳失。翌日，“盛京将军和其他官吏亦于夜间往西面逃走。”[50]鉴于当时省城各军已被增祺带走，只有留守城门士兵数人，无力战守。晋昌遂于9月30日命令残部将城内军火、粮饷皆载运出城，“不得弃以资敌”[51]，31日出城时遇清锐，知“圣容御官”尚在城中，即刻飞督奋勇员兵折回，在枪林弹雨中将“圣容御官”抢护出城[52]。遂收集散队取道法库门转移到东 噜王旗（似应为今库伦旗）。10月1日，俄官苏鲍提奇率军攻入奉天城，4日锦州陷敌。5日增祺在逃至义州途中被俄军截获，竟派已革道员周冕赴旅顺商谈移交奉天问题。6日俄军占领铁岭。至此，中东铁路沿线与盛京乃至东三省主要重镇均被俄军控制。 

撤至 噜王旗的晋昌不甘失败，仍坚持收复失地。10月20日，晋昌在 噜王旗上奏朝廷，一是报告“整顿各军，已足七营，饷尚可发放四五个月，枪械倍之，子药亦敷现有各营数战之用”之情形。二表示“拟联合各蒙王旗，同心戮力，以图恢复。”三因“调度无方，以致根本重地率不能保，幸恩负国，万死不足蔽辜”，愿“听候严旨惩处”。同日，晋昌以“一息尚存”之心又上一折，专阐明“徐图恢复”之见。晋昌与敏鲁布札布罗卜臧喇西表示愿约会远近各蒙王旗，共筹大计：“一面招集蒙兵，一面收整现有七营，拣拔奋勇敢战弁兵，加饷选械，练成劲旅”，然后釆取行动：一乘俄人经营边内，无暇远顾蒙界之际，立即联络声势，相机进取；二采取游击办法，“彼归则出，彼出则归，使其不得稍息，或可乘便以图攻取。”[53]从处于危难之中的晋昌尚决心坚持抗敌之表现，可以看出其为国为民的政治态度与增祺之流的妥协屈辱的政治态度的天壤之别，前者应赞扬，后者当鞭笞。 

遗憾的是晋昌的以上两奏折，一直拖至12月16日（十月二十五日）才“奉硃批”：“另有旨”或“东三省俄国已许交还，已谕令奕劻、李鸿章妥商办理接收”[54]。表明清廷已靠妥协办法处理俄国侵略东北事宜。 

在坚持抗击侵略的人们看来，晋昌是满族将领中一位杰出的爱国官吏，在投降势力看来，他成了“罪人”、“祸首”。1900年9月10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奉上谕）将“晋昌著开缺，听候查办。盛京副都统著讷钦补授”[55]。所统育字军，著派清锐接统[56]。1901年9月15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内阁遗漏发出奉上谕）清廷以所谓“奉行不力致酿事端”的罪名将地方官10员查办，首当其冲的是盛京副都统晋昌，“定为斩监候罪名，贷其一死，发往极边充军，永不释回。”[57]昏庸腐败的朝廷做出昏瞆的决策，寃枉一位英杰，但历史将其正名：他是一位满族杰出的爱国将领，他的事迹应广为传颂。 

[1] 此人非嘉道年间宗室的隶正蓝族满洲、三度任盛京将军、先后任理部和部尚书的晋昌（1759－1828）。 

[2] 见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第81期，第649页。 

[3] 见[英]施督阁：《奉天三十年》上卷矢内原忠雄译，第152页，岩波新书昭和13年（1938）版。 

[4] 王魁喜：《近代东北史》第21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5] 李杕：《拳祸记》第七卷，天主教，第6页，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5。 

[6] 关定保、于云峰等纂修:《安东县志》卷7，民国二十年（1931）版。 

[7] [英]宓克：《支那教案论》（严复译），南洋公学译书院1892年印。 

[8] 《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义和团》丛刊（三），第91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1版。 

[9] 王树枬、吴廷燮纂修：《奉天通志》第99卷，第6页，民国二十三年（1934）版。 

[10] 王彦威原辑，王亮编并补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37。 

[11] 《盛京将军增祺为奉上谕严防拳勇滋事给兴京协领等的札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12] 辽宁省档案馆藏《义和团专题档》。 

[13] 《恒春关于探报奉天城内义和拳活动情况的呈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辽宁省档案馆藏《义和团专题档》。 

[14] 《驻奉法主教苏斐理给增祺的照会》（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二日）、《代行锦州府事署锦县知县李延祜给增祺的申文》，辽宁省档案馆藏《义和团专题档》。 

[15] 黄世芳、陈德懿等纂修：《铁岭县志》第十二卷“兵事志”， 第124页，民国二十年（1931）版。 

[16] 《盛京副都统晋昌为奉上谕补授帮办奉天军务谢恩并布置战守大概情形的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17] [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第121页，商务印书馆，1975。 

[18] [俄]鲁达科夫：《义和团及其在最近远东事变中的作用》，第34页。转引自高乐才：《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晋昌》，《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2期。 

[19] 《恒春关于探报奉天城内义和拳活动情况的呈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辽宁省档案馆藏《义和团专题档》。 

[20] 《恒春关于探报奉天城内义和拳活动情况的呈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辽宁省档案馆藏《义和团专题档》。 

[21] 见关捷：《东北满族官吏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政治态度》，《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1期。 

[22] 《清议报》第57册。转引自《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1期。 

[23] 《增祺关于奉省兵力布防和俄人调兵大沽、营口情形的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5页，中华书局，1959。 

[24] 李杕：《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5。 

[25] 《增祺关于奉省兵力布防和俄人调兵大沽、营口情形的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5页，中华书局，1959。 

[26] 《盛京将军增祺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7页。 

[27] 《盛京将军增祺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96页。 

[28] 《增祺、晋昌为严禁北来俄兵添兵备弹相机战守事给吉、江将军的咨文》（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四日），《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29] 《盛京将军增祺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6页。 

[30] 《盛京将军增祺等折之又片（录副折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1页，中华书局，1959。 

[31] 《盛京将军增祺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7页，中华书局，1959。 

[32] 《晋昌为与俄接仗失利海城失守情形并请惩处的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2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33] 以上皆见《晋昌为与俄接仗失利海城失守情形并请惩处的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第2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34] 《盛京将军增祺等折之又片（录副折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12页。 

[35]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8页。 

[36]  《盛京将军增祺等折之又片（录副折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12页。 

[37] 李鸿文、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上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1页。 

[38] 《盛京将军增祺等折之又片（录副折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0页。 

[39] 《增祺为奉上谕东三省兵单饷绌应稳慎用兵不得先开衅端事的咨文》（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辽宁省档案馆藏《义和团专题档》。 

[40] 《盛京将军增祺等折之又片（录副折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1页。 

[41]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0页。 

[42] 胡思敬：《驴背集》卷四，《义和团》丛刊（二），第5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3]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之又片（录副折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1页。 

[44] 以上均见《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0页。 

[45] 高乐才：《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晋昌》，《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2期。 

[46] 《盛京将军增祺等折之又片（录副折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1页。 

[47]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39-640页。 

[48]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0页。 

[49] 一说9月29日晋昌9日，晋昌驰往前敌策应，已无挽回余地，而自行退回省城。 

[50] 《1900年10月18日包罗（C．A．V． Bowra）呈副总税务司裴式楷文第2115号》，《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13-114页，中华书局，1983。 

[51]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8页。 

[52]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9页。 

[53]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20页。 

[54]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5-720页。 

[55] 《吉林将军给三姓副都统的咨文》（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辽宁省档案馆藏《三姓副都统档》。 

[56] 《增祺给盛京内务府的咨文》（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 

[57] 《增祺给盛京内务府的咨文》（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