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历史所知甚少，然亦获知他与康熙皇帝有着诸多可以说是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写出这篇读书札记。
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是同时代帝王，这里将先叙述他们之间的关联，次及他们作为帝王的共同点，最后了解他们的差异。
一、使节往来与“神交”
图3台北“故宫博物院”“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海报路易十四是重商主义者，为开通商路，派人到欧洲、非洲绘制地图。为到中国和东方测绘地图——“完善法国人的航海图和地图”，路易十四决定挑选“精通数学并擅长舆地工作，还要能掌握中国最基本的艺术和科学知识的优秀传教士”来华，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人被授予“国王的数学家”委任书，以“国王的观察员与数学家”的身份东来（［美］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3—35页，转引自李景屏：《康熙与路易十四施政之比较——从法国派遣科学传教团来华科考谈起》，《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洪若翰一行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到达北京，康熙帝召见他们，并将张诚、白晋留在宫廷服务。科学考察团并非法国国王派遣的出使中国的使团，但在事实上起到使路易十四与康熙帝沟通的作用，可以视作路易十四与康熙帝的一种间接交往。白晋、张诚在宫中，向康熙帝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人体科学知识，特别讲述了路易十四的故事——“在交谈中，我们把路易十四的丰功伟绩讲得比任何东西都更完备，也可以说，皇帝（指康熙帝）对路易十四的功绩比任何东西都更愿意听。”（白晋：《康熙帝传》，马绪祥译，《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1页）应该说，耶稣会士的宣传，使得康熙帝对路易十四有所了解，还可能产生了一些好感。
热衷于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派遣白晋赴法国招募科学家来华，并让他携带赠送路易十四的珍贵礼品。这一举动，就是白晋所说的：“（康熙帝）又命我来法国，要我直接向陛下（路易十四）为他派去尽可能多的传教士，尤其是派那些象正在皇帝周围的传教士们一样具有特长的耶稣会士，因为皇帝对这样一些传教士非常器重。”（《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48页）白晋于1697年回到法国，在途中写出《康熙帝传》，晋呈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支持白晋，批准他和他的同行者耶稣会士巴多明、马若瑟、雷孝思等十余人乘坐安菲特里特号商船东来，并由他携带赠送康熙帝的礼物，白晋一行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返回中国广州。白晋的“出使”，是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直接交往。这一次与前一次不同了，在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关系上，用现代的外交语言可以说是“老朋友”交情了。“老朋友”应有气味相投之处，康熙帝与路易十四还真有，那就是“科学”——路易十四和他派遣的耶稣会士利用科学作为交往的手段，达到绘图和传教的目的，康熙帝则是希望得到西方科学技术。至于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各自为人处世的方式有无互相影响，他们之间有无互相敬慕之情，就不便臆测了。
两位君主的交往，对中法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路易十四派遣的学者传教士和以前来华的同道，共同促进了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热情，并起用传教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人，和中国学者一起，到各直省和边疆地区进行勘测，绘制以行省为单位的全国地图，积十几年之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制成《皇舆全览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帝于五十二年（1713）下令成立算术馆，设在离宫畅春园蒙养斋，由皇子允祉主管，撰著《律历渊源》（含《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使得蒙养斋类似于科学院，而法国科学院则成立于1666年（康熙五年）。康熙帝派遣白晋向路易十四赠送中国书籍，又令传教士翻译中国古籍，如刘应译《易经》（部分），冯秉正译《通鉴纲目》。康熙朝译书广泛，传教士将儒家典籍译成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欧洲人容易学习，对以后儒家经典西译、西传有益。“康熙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是兼有物质与精神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康熙帝做出不少贡献（陈捷先：《康熙写真》，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9页）。同样，路易十四也促进了17世纪中法文化交流。
二、继位、亲政与传位
继位与传位是帝王之所以成为执政者关键所在，讲到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相同之处，首先就此作出了解。当然，继位传位之事，还涉及皇位的传承制度、童年继位者的亲政、君主恋位、传位人选变动、传位遗嘱、君主荣誉称号（尊号、谥号）等事，不是简单的继位传位故事。
路易十四生于1638年，1643年他的父王路易十三逝世，根据波旁王朝的王位传承制度，路易十四继位，时年5岁，这是欧洲人的计算年龄方法，也就是今日中国人说的“实岁”，若按清朝人计算法，则是6岁，是为“虚岁”。这种计算方法的不同，令人不便行文，笔者这里只好在讲到路易十四年龄时用实岁，说到康熙帝年龄时则用虚岁，尊重习惯，不得已也。题外话表过，回到正题。路易十三生于1601年，1610年继位，时年9岁，在位13年。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父子都是童年继承王位。康熙帝出生在顺治十一年（1654），比路易十四小16岁，顺治十八年（1661）继承帝位，时年8岁。他的父皇顺治帝出生于崇德三年（1638），与路易十四同年，崇德八年（1643）6岁登基。顺治帝、康熙帝、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都是在10岁以内成为君主。两国两代君主皆系童年践祚，历史竟是如此巧合。造成这一状况的是此时中法两国共同的制度——君主制，正是家天下的父死子继，产生了童年君主继位的相同历史现象。
0君主童年登基，用中国传统语言叫作“冲年继位”，从而出现“主少国疑”的政治问题，需要重臣辅政，既而出现君主亲政的问题。路易十四继位，由母后摄政，而真正主持政务的是首相、红衣主教马萨林。1661年，在东方康熙帝继位；在西方因马萨林之死，路易十四亲政，他已经23岁，亲政是自然之事，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康熙帝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鳌拜等四人辅政，其中鳌拜为人跋扈专横，权倾朝野。顺治帝是14岁亲政的，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亦届14岁，循其父皇之成例，举行亲政大典，是为“躬亲大政”，开始御门听政的常朝制度，但是鳌拜仍然专权，甚至迫使康熙帝将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灭族。康熙帝忍无可忍，乃以“布库”（摔跤）为名，训练年轻太监，在鳌拜进宫时将其捉拿治罪，没有发生意外事变。这个“擒鳌拜”事件，是康熙帝亲政后的大事，自此康熙帝真正自主治理天下了。
传位是两位君主都碰到的极为伤心的事情，虽然最终均得以解决，却付出了沉重代价。路易十四立长子为王太子，1711年（康熙五十年）4月王太子患天花死亡，10月第二个王位继承人——王太子长子又病死，几天后第三个王位继承人——路易十四年仅四岁的长曾孙（王太子孙）死去，一年之内接二连三地失去亲子、亲孙、亲曾孙，而且都是王位继承人，可以想见已经73岁的路易十四悲痛情状，但是总得有继嗣，乃于1712年立年仅两岁的次曾孙为继承人。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9月路易十四病死于凡尔赛宫，业已5岁的曾孙继位，是为路易十五（参阅陈文海：《法国史》第四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史家评论路易十五是无能的战争爱好者，败坏了波旁王朝基业，是则路易十四后继非人。康熙帝在嫡长子允礽诞生的第二年（康熙十四年，1675），就把他册立为皇太子，并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这位皇太子，在耶稣会士的笔下是聪颖好学有才能之人，在清朝文献中却是暴戾不仁之徒。清朝皇家传统，皇太子、皇子是参与政务的，允礽做皇太子年久，希图早日登基，对父皇康熙帝不孝，乃至图谋政变，康熙帝出于保护皇位与人身安全的考量，在四十七年（1708）将他废黜，不料引发更严重的政治事态——诸皇子结党谋求储位，为平息这场纷争，康熙帝不得已于次年（1709）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然而皇帝、皇太子之间的裂痕已然不能修补，诸皇子争夺储位也不能消弭，令朝臣在皇帝与皇太子、皇子之间不知如何相处，可见情势之严重，康熙帝有见于此，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次废黜允礽，从此不立皇太子，用他的话说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不能分权。两次废立皇太子事件极大地损害了康熙帝的健康和政事的治理。试想，皇帝以天纵圣明自负，处于臣民景仰、百姓楷模的地位，如今自己的家事都没有管理好，做不到“齐家”，如何“治国平天下”，政治威望大为降低；教育臣民父慈子孝，自家生出暴戾之子，颜面尽失。这种颜面上的、政治上的沉重负担，严重毁坏康熙帝的身心。康熙帝复废皇太子之后，臣下要求册立新太子，诸皇子仍在积极谋求储位，康熙帝在这种形势下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撒手人寰，皇四子雍正帝继位。他的继位是否为康熙帝指定，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但是他继承、发展了康熙帝的事业，表明康熙帝是后继有人。
康熙帝驾崩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享年六十有九，接近古人向往的古稀之年，在位61年，实际是62年，为中国历史上有准确记载的在位时间最久的帝王。路易十四享年78岁，在位73年，比康熙多活19年，在位多11年。二人都享高龄，都在位长久。
路易十四临终，嘱咐继承人少进行战争，做关心民众疾苦的温和国王。这是针对性、现实性非常强的遗嘱。康熙帝在五十六年（1717）立遗嘱，并向臣民宣布，要义是总结一生政治成就；鉴于清朝是满族为首治理天下，强调其统治的正当性；关注皇族内部团结。针对性也很强，但不像路易十四那么集中要点。
君主往往有荣誉称号，反映他的功德。路易十四在歌舞剧中扮演太阳神阿波罗，自称也被称作“太阳王”，这在西方是传统的观念，帝王象征太阳，意即天上有个太阳，人世间有个最高统治者国王。中国皇帝因圣德功业，被上尊号，或封禅泰山，康熙帝被臣下拥戴，要求上尊号和封禅泰山，他都谦虚地推却了。中国皇帝死后有谥号，他的继承人雍正帝和臣工给他送上的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以此颂扬康熙帝文治武功与慈爱臣民。尊号，当时人认为是一种最高的评价。
三、权力来源与君主责任
彼得·伯克在《制造路易十四》结束语写道：“路易十四声称自己的权力源自上帝，而不是源自人民。他不必结交任何一个选民。他的传媒不是大众传媒。他被说成——实际上必须被说成——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人，是个神权帝王。”（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4页）很有意思，伯克基本上是用后现代的概念比较17世纪与20世纪的领导人的不同，一个说权力来自上帝，一个说源于选民。诚然，路易十四是王权神授论者，是上帝赋予波旁王朝统治权，国王是上帝的信徒。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自1661年亲政后，不再设置首相，表示国王亲自为国务操劳，握大权于一身。
中国的帝王是天命论者，宣称其治理天下是“膺天命”。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频繁，新王朝只讲天命似乎不足以说明得位的正当，于是有“顺天应人”之说及“天恩祖德”之说。清朝皇帝特别强调天恩祖德，将清朝的得位视为上天的恩赐和祖宗积德所致。天是宇宙的主宰，皇帝是苍天之子（天子），是人世的主宰。康熙帝是天恩祖德的信奉者、宣传家，他祭天的文书，对苍天自称“臣”，废黜皇太子要举行告天仪式，以此来表明他虽是人世的君，却是上天的臣。国君膺天命，应对天负责，是以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生伦理，皇帝应有皇帝的责任和行为规范，所以康熙帝懂得勤政爱民，他说：“古人所谓民可近不可下者，即孟子所谓民为贵之意。盖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斯岂非邦本之谓乎？”所谓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是指天命由民间呼声反映出来，应该听天命、畏天命，重视民生，他宣称“愿天下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敬天爱民，不是一时一事的事情，是永恒的。皇帝是“终身制”，令人羡慕，但也不能息肩——永远是责任在身，这也带给皇帝某种苦恼。康熙帝对侍卫拉锡说：“皇帝之苦，唯皇帝知之，何人能知？”拉锡认识到康熙帝的事务殷繁、不得清闲的痛苦：“日理天下万机，宸衷劳顿，无暇歇息，非御前行走，亲身经历者，既〔即〕使朝中大臣亦未必悉知，想到此处，奴才不禁凄然。”拉锡只知劳顿之苦，而不知康熙帝终生不得卸肩和心理压力不得解脱之苦恼。遵照君君准则，膺天命的康熙帝就得做好皇帝。
路易十四是神权国王，康熙帝是天命皇帝，天命和神授是中法两国君主权力来源的不同说法，其实都是认为冥冥之中有不可知的力量在主宰世界，臣民只需安于神明天命，做君主统治下的安分守己的人就可以了。
四、战争与拓土
路易十四将扩展领土视为国事要务，数度发动对周边国家的战争，虽开拓了疆域，却搞得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路易十四向东对日耳曼，向南对西班牙，向北对西属尼德兰进攻，亲临前线，引发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典参战，以及西班牙、勃兰登堡、丹麦、奥地利等国结成反法同盟，但是路易十四还是取得一些领土：日耳曼与法国之间的阿尔萨斯及比利牛斯山麓，荷兰的弗朗什孔泰，日耳曼帝国的自由城市斯特拉斯堡。路易十四所进行的这种“权利转移战争”，取得了战果，扩张了领土（陈衡哲：《西洋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268页；陈文海：《法国史》第186—187页）。所以白晋恭维他：“您在十年中，用武力和智慧，为宗教事业而同几乎整个欧洲作战。”（《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51页）
康熙帝进行过三次胜利战争，一次没有结束的战争。他平定吴、耿、尚三藩之乱；三次亲征，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的进攻；攻灭台湾郑氏政权，在台湾建立地方政府。晚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控制西藏，骚扰青海，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允题挂帅出征，进军西藏，取得成功；但在甘肃和蒙古北疆交界处的两地，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康熙帝说自己年老体衰了，要在壮年时期就会亲征解决战乱了，可能更主要的原因是储位问题的困扰，影响了他集中精力从政。康熙帝的战争，主要是稳定疆域，也含有拓展边疆的意义。
路易十四、康熙帝各自进行三四次大战，前者主要是拓土，后者主要是稳定疆域。战争使得路易十四成为欧洲霸主，康熙帝威望如日中天，用传教士张诚的话说是“皇帝自从打败噶尔丹以来，是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见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五、财富、享受、生活情趣和塑造形象
“朕即国家”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都不是说国家的财富均属路易十四、康熙帝个人所有，不过他们能够支配税收，确实拥有对臣民财产的最终予夺权，自身亦据有巨量的财富。财富供给帝王正常的行政、军事开销，正常的生活费用，也用于他们的豪华享受，挥霍于个人的爱好、嗜好。
巴黎凡尔赛宫和承德避暑山庄，分别是路易十四、康熙帝给世人留下的名胜古迹，也是各自的文化标志。凡尔赛宫，本是狩猎休憩的处所，路易十四大加营建，将它扩展为君主圣殿，并将大贵族集中于此，好让他的政令顺利推行全国。建造在1661—1683年进行，施工中由于不合路易十四的理想，几度拆毁重建。据说动用了三万五千人，耗资250亿~500亿欧元（按现在的币制计算），实在惊人。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经常进行秋狝活动，到热河、围场（今承德一带）会见蒙古王公和打猎，为此在沿途建立行宫，特别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筹建热河避暑山庄，次年动工，四十七年（1708）初具规模，五十年（1711）康熙帝亲自书写“避暑山庄”匾额，表明工程基本完竣。山庄包括36所建筑群，分成宫殿区和景苑区两大部分，供康熙帝理政和休憩之用。
康熙帝是绝对的游猎爱好者，达到了着迷的程度。此种情形，本书《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业已叙述，这里不再重复。路易十四时或打猎。他们的狩猎，在路易十四的吹捧者和来华传教士的眼中是高尚的娱乐活动，调整身心状态，有助于处理政务；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帝王的游猎是劳民伤财之举，不足为训。
路易十四对戏剧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康熙帝也乐于欣赏戏剧演出。路易十四参加芭蕾舞演出，扮演阿波罗，15岁时的扮相还被艺术家绘成名画《路易十四扮演阿波罗》，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制造路易十四》，第52页）。路易十四不停地登台表演，直到31岁，因体型肥胖而退出舞台。康熙帝观赏昆曲，南巡途中，在扬州、苏州经常晚间看戏。
帝王多有收藏奇珍异宝的癖好，或者说雅兴。康熙帝珍藏的钟表之精之多，从1720年3月13日马国贤所见可知大概情形。他奉命陪同俄国使臣伊斯梅洛夫参观康熙帝钟表收藏，一进入房间，数量和品种太多，令伊斯梅洛夫大吃一惊，他以为那些物件是赝品，观察后知道全是极品，而且这些是用作送礼的，康熙拥有的远不止这些（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帝王常常热衷于自我表现，制造英明伟大的神圣形象，路易十四尤为突出，他的生活方式，从起床到入睡，都有一套程式，都是在表演，他的生活、政事、战争，被臣下用绘画、雕塑、像章等艺术造型表现出来。如同陈文海所说“营造一种能让全民景仰的王者气派和典雅风范”（《法国史》，第182页）。自我塑造，多属作伪，如他从来没有去过科学院，却有他视察科学院的图画。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一书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披露，陈文海的《法国史》亦给予很多批评性文字。这种自我制造高大形象的行为令人作呕。康熙帝的表演，是在塑造仁慈形象。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于三月十八日（4月12日）举行花甲大庆和千叟宴，他询问出席宴会的耆老年龄，“用最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待他们”，让他们坐在御前，命皇子皇孙给他们斟酒（《清廷十三年》，第76页），给人一个极其仁爱的皇帝形象。用现时的流行话来说，帝王大多善于作秀，具有“表演艺术家”的才能。
世人多有虚荣心，帝王也不例外。路易十四的虚荣心突出表现在他的穿着高跟鞋上。他的身高仅有154厘米，可谓身材矮小，与帝王身份的高大形象不相称，于是他特意制作高跟鞋，用以“提高”身高，改变矮小形象。这种虚荣意识的做法，就给后人留下讥刺的话柄，诸如“高跟鞋经他（路易十四）大力推广而发扬光大”（林行止：《闲度偶拾》，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75页）。“据我所知高跟鞋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是给男人穿的，因为当时的君王是个小个子，所以他找人发明了船形高跟鞋，地位越高，船形就越长”（网络文章《骆家辉之妻李蒙闪耀东方魅力》）。康熙帝的虚荣心表现在夸耀他的西洋科学知识。马国贤说康熙帝“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但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却被臣下“奉承的狂喜”，“康熙帝确实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他相信他的国家的所有夸张的赞美，还带有一点孩子气的虚荣心”（《清廷十三年》，第56页）。马国贤的否定成分多了点，但康熙帝确有卖弄知识渊博的成分。吴伯娅认为康熙帝炫耀西学知识，是要当科学问题上的“最高法官”，是有意“显示出渊博的学问。为此，康熙经常在臣僚面前炫耀自己，并以捉弄汉臣为乐”（《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16页）。李天纲更认为康熙帝学习西学，是“和欧洲君主一样，都是附庸风雅而已”（《清廷十三年》，李天纲导言，第36页）。陈捷先持相反意见。他说康熙帝“不像一般大人物那样附庸风雅或是徒具名目地读书，他是在读书中发现了乐趣与实用价值而不断读书求知的”。众所周知，“他请欧洲传教士到宫中教他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理化、医学、语文、音乐等学科，他也是很用功学习的，并且有很好的成绩，使他成为当时学贯中西的学者”（《康熙写真》，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90页）。康熙帝炫耀西洋科学知识，让人赞颂，确是虚荣心的表现；至于说附庸风雅，倒不见得，对于皇帝来说没有必要。
路易十四的战争和生活上的挥霍，造成国库空虚；康熙帝末年对准噶尔的战争，对贪官污吏的某种放纵，同样使得国库匮乏。不过康熙帝在税收方面与路易十四不同，他不但不加税，还一度普免钱粮，制定冻结人口税的政策——“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六、重商主义与重农抑商的根本不同
陈衡哲讲到新大陆发现产生的四种后果，其四是“欧洲文化的被及全世界。他如海潮一般，既挟着伟丽的波涛也含着污浊的物质”（《西洋史》，第260页）。李天纲说16、17世纪的“‘世界意识’，已经开始把东西方联为一体”（《清廷十三年》，李天纲导言，第37页）。吴伯娅强调康雍乾时代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康雍乾三帝遇到“稳定与发展、传统与挑战、全球经济趋于一体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等问题”（《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前言第5页）。他们共同认为16世纪以来出现世界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在这种世界潮流面前，中、法两个帝王，一个是重商主义者，一个是以农为本的立国论者，于是在社会形态的发展方面，一个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一个踟蹰不前。
路易十四推行重商主义。路易十四任用柯尔柏，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生产和管理，在农林牧副业方面，大力提倡养马养牛，资助亚麻、桑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大规模植树造林；在工业生产方面，鼓励在全国各地建立各种类型的企业作坊，要求提高质量，不合格产品要公开示众，严惩制造伪劣产品者。扩大市场，给予海外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方公司、利凡特公司、非洲公司等）垄断权（《法国史》，第185—186页）。1666年（康熙五年）法国建立了科学院，路易十四资助研究经费，修建天文台，出版科学杂志。对比一下，英国皇家学会比法国科学院早几年，而且名曰“皇家学会”，却是由民间自筹经费，亦见路易十四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制造路易十四》，第61页）。回顾本文开始说到的路易十四派遣科学考察团东来，他绘制世界航海图和地图，正是发展海外贸易的需要，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康熙帝执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他高度关注农业生产，讲求提高农业品数量和质量，为此制作《耕织图》，甚至他的儿子雍亲王胤禛为讨他欢心也绘制一部《耕织图》，以鼓励农作物的生产。康熙帝为培育优质水稻品种和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在宫中丰泽园和避暑山庄种稻米，并将稻种发给江南官员试种推广。他还在避暑山庄试种草莓，所以马国贤说：“皇上已经知道我们喜欢吃草莓，就把草莓种在御花园里，甚至还花了很多精力来栽培它们。”（《清廷十三年》，第77页）康熙对于海洋贸易始则因东南地区的战争实行迁海政策，晚期则严厉控制商民出海贸易。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各国政府无不支持海外贸易和抢占殖民地，清朝的政策恰恰相反，原因就在于政府坚持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康熙帝热衷于学习西洋科学知识，并且致力于一些实验，也有一些实践，如绘制全国地图、铜板雕刻印刷术。他学习西方科学，以实用为目标，不理会西方文化观念和哲学。据白晋的记载，康熙帝在接受了传教士们传授的西方天文学、几何学知识之后，指定白晋、张诚编写哲学书籍，康熙帝只是粗略浏览逻辑篇，因生病，改研讨医学（《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28页）。病好之后，为什么不再学习西方哲学，看来他是固守中国本位世界观、宇宙观，丝毫不触动、不离开儒家传统，所以对西洋哲学不感兴趣。现代学者多认为康熙帝对西学是重物品、斥观念，陈捷先说：“康熙虽然对西洋科学很倾心，对西洋物品很爱好；但他毕竟是中国的统治者，他不能背离中国儒家传统的。”（《康熙写真》，第43页）康熙帝“以实用为主，所以对文化器物层面的兴趣为高，没有更深一层的向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层推动……康熙时代传入中国的西洋文化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更谈不上结出成功的果实来了”（《康熙写真》，第214页）。刘潞认为康熙帝强调西方科技的工具价值，摒弃与中国学术不合的文化内涵（《康熙皇帝与西洋科学》，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一辑）。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态度的重器物、斥观念，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个多世纪后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渊源应当在康熙帝那里。
图4康熙帝戎装像在康熙帝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有一种被后人认为奇怪的现象，就是任用西洋人做翻译和“使节”，如签订《尼布楚条约》时的翻译是传教士张诚，派白晋去法国。为什么不设立西洋馆，培养中国人的外语人才，翰林院有琉球馆，为琉球培养华语人才，而不是培养会琉球语的中国人才。堂堂大国，借用传教士作翻译，不尴尬吗？不丢人吗？如在接待沙皇使臣伊斯梅洛夫时中国人的翻译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用马国贤。即使是这样，康熙帝也没有下决心去培养西文人才。缺少“舌人”，所以史书上讲盛世朝贡之多，总是写着“梯航万里，重译来朝”的话。再看康熙帝，他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可是却是“西学中源”说的鼓吹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五章第二节）。传统的中国世界文化中心论，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统治者对世界的全面考察与对外来文化、新思想的吸收，社会就难于前进。
事实表明，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有利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转型，而康熙帝的政策固守传统社会形态，农业生产虽然也有所发展，但没有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前进。一个是客观上顺着历史发展方向，一个是在踏步不前。
总起来说，两个帝王各有其个性。如路易十四爱好戏剧表演，同时蓄意营造国王的英武形象，张扬地表现自己；而康熙帝则嗜好打猎，为人含蓄得多。尽管他们有些不同，但相似之处更明显，诸如冲年继位，传位遇到难题，都集大权于一身，屡次进行大的战争，稳定与扩展疆土，营建宫室，留下珍贵文化遗产，都受虚荣心支配，为后人嘲笑。他们的这些相似点，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帝王个性，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虚荣心也好，晚年丧失民心或不怎么得民心也好，路易十四创造了“路易十四时代”，康熙帝同他的孙子乾隆帝则有着“康乾盛世”之誉，路易十四、康熙帝是两个伟大的君主，加上沙皇彼得大帝，就有“三大君主”之说。他们都是促进各自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
（资料来源：冯尔康：《清代人物三十题》岳麓书社2012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