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是—位性喜游猎的君主，可是人们知道他巡幸、行围甚多，却从不把他同游猎联系在—起，这是因为“游猎”在早先是贬义词，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纣之行，如若将这个词加到他的身上，似乎有辱了他。在清代的官书中，如《清圣祖实录》，对于康熙帝的出行，南巡则谓之视察黄河、淮河工程，北狩是为武备不懈，维持国家根本。今日的评论者，除了这些颂词，又别加现代化的语言，诸如将其出行誉之为联络蒙古王公和江南士大夫之类。这些论述笔者尚不以为有多大不妥，只是掩盖了康熙帝喜好渔猎的性格，并没有将他出行的目的全部说清楚。笔者于1993年出席“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90周年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提交《〈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史料价值》一文（文见《山庄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图咏》一书反映康熙帝“喜好游猎和游乐与政事兼理的生活，反映他好运动的个性，以及动中能静、动静结合的品格”，提出他喜好游猎的性格问题，本文就此作些说明，以便了解他的游猎生活，至于如何评价他的这种个性并非本文所特别关心的事情。
图1冷枚绘《避暑山庄图》康熙帝南巡至浙江、江苏，西幸山西、陕西、宁夏，东北至吉林、辽宁，北行于塞外，经常打猎的地区是秋狝所至的河北承德、张家口所属地，渔猎之所则是京畿白洋淀。康熙中期起，几乎每年都要秋狝，而去白洋淀不下15次，至于京城的南苑行围更是常事。康熙帝晚年，身体欠佳，常常犯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游猎兴致和实践，仅以他去世前一年的康熙六十年（1720）十一月下旬至六十一年（1721）十一月中旬的一年而言，据《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至卷三○○的记录，他于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南苑行围，腊月二十一日离去，此行为期整一个月。这是为回宫过年，因此新正过后，即于六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起巡幸畿甸，至雄县、霸州、文安，过白沟河，驻跸白洋淀渔村段村、赵北口，历时一个月，于二月二十一日回到常驻的畅春园。一个多月以后，四月十三日开始塞外之行，经过怀柔、喀喇和屯（滦平），于二十七日到达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用时半个月，可谓缓缓而行，可能是边走边猎。至此在山庄住下，历经五、六、七月，于八月初四日启程，往围场打猎，途经博洛和屯、隆化张三营等地，九月初二日回到行宫，次日发布上谕，讲他行围的必要，说以前议政大臣上奏，认为皇帝“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有所不当，康熙帝就此辩白，强调武备的重要，并认为因此获得了西北用兵的胜利：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十六日启銮回京，二十八日抵达畅春园。此行历时五个半月，其中往返行程一个月，行围一个月。二十几天以后，于十月二十一日到南苑行围，冬月初七日因病离开南苑，十三日驾崩于畅春园。若不是病重，还会在南苑驻下去的。康熙帝辞世前的一年，两次幸南苑，一次巡畿甸，一度北狩，历时八个月。一年的那么多时间奔波于路途，出没于荒原水域，不是渔猎，又是何为？康熙热衷的秋狝，固然有武备的一个原因，行猎亦是促成的一种动力，这应是没有疑问的事情。
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呢？康熙帝在《避暑山庄记》一文中有所说明，他写道：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西幸秦陇，益明西北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南北东西的这些地方，虽然各有美好之处，但经过比较都不如热河，因为热河的景色壮丽，得诸自然，山与水融为一体，将西北的雄奇和东南的幽曲结合在一起了，适合避暑及行猎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缘故；第二是热河离京师较近，便于处理政事，亦如康熙帝在文中所说的：“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往还无过两日。”北京的公文呈递热河行宫皇帝御前，官员自京中往行在朝觐均比较方便，即皇帝在避暑山庄，不会影响朝政的处理和中央对地方的治理。
避暑山庄建设三十六个景区，为康熙帝理政、起居、休憩之所，以康熙六十一年来说，这一年康熙帝在山庄居住了三个半月，比在大内和畅春园停留的时间都要长。他在山庄的生活，于前述《避暑山庄记》文中，以及他的关于山庄三十六景的三十六首诗里，皆有不少的描述。他在《山庄记》文中强调，他的游幸休闲是为思考政事和建立太平盛世，他说：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莒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避居山庄之概也。原来他乘山庄游憩之暇，思索裕民安邦的大事。这种观念在他的山庄诗里多所披露，如第一首《烟波致爽》诗云：山庄频避暑，静默少喧哗。
北控远烟息，南临近壑嘉。
春归鱼出浪，秋敛雁横沙。
触目皆仙草，迎窗遍药花。
炎风昼致爽，绵雨夜方赊。
土厚登双谷，泉甘剖翠瓜。
古人戍武备，今卒断鸣笳。
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康熙帝认为他在山庄避暑，促成北方安宁、热河开发和民生发展。他又在《云帆月舫》中咏道：阁影凌波不动涛，接灵鳌。蓬莱别殿挂云霄，粲挥毫。四季风光总无竭，卧闻箫。后乐先忧薰弦意，蕴羲爻。他身在避暑胜地，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谋划国事。休息与理政本来是两回事，怎么联系在一起了？原来康熙帝在游幸中观赏山川林木花鸟虫鱼，品味它们生生不息的缘故，联系到人类社会，从中悟出一些人生哲理，并运用到政事的处理上。他在《山庄记》中总结这个道理，写道：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他用比兴的方法，由物及人，由观察自然界而分析人类社会，得到启示，用于行政：康熙帝强调他的巡幸热河与勤政爱民并行不悖。他确实是勤于政事的君主，通过游憩，精神饱满地从事政务，不能认为他是耽于游乐的昏君。
然而，游猎不可能不费钱财，鹰犬总是要多养的，还必须是要上好的，臣下定会为此献殷勤，要购买或调教上等鹰犬进呈。有一年康熙帝秋狝，皇八子、贝勒允禩进献一只鹰，康熙帝说那是只将死之鹰，气极败坏，因而对允禩大加责难，可见鹰犬之费是难免的。康熙帝死后不久，朝鲜使臣李枋等就听到清朝人关于康熙巡幸的坏话，报告国王说：康熙皇帝以游猎为事，鹰犬之贡，车马之费，为弊于天下。朝臣若隶于臂鹰牵狗，则以得近乘舆，夸耀于同朝矣。新皇帝诏罢鹰犬之贡，以示不用，而凡诸宫中所畜珍禽异兽，俱令放散，无一留者云。（《李朝实录·景宗实录》）看来新君雍正帝继位，即有罢鹰犬之举，亦是为平息对康熙帝游猎的訾议。皇帝出行，民间要平整、清扫道路，地方上要有徭役之征和对随驾从行官员的供应，也是一种滋扰。雍正帝即位不到一个月，下令免除宛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五县，昌平一州明年（雍正元年）的钱粮，原因是康熙帝“巡幸所经州县，小民无不除道清尘，趋事恐后，古北口一路，为我皇考每年行幸之地……朕念此路百姓，历年殚力”，故而予以体恤（《清世宗实录》卷二）。游猎并非坏事，像康熙帝那样休憩与政事兼理，得其好处，这是游猎好的一面，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游猎，难免还有其弊端，所以统治者的游猎不可不审慎。比如明武宗的巡幸，招致许多非议。他经常光顾京郊南海子（即前述之南苑）而影响朝参，《明史》毫不掩饰地说他于南郊祭天后“遂猎于南海子”，图2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写他“狎虎被伤，不视朝”。说他不顾群臣的谏阻，出游南北两畿和山东，“渔于清江浦”，“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而崩。结论云其“耽乐嬉游”（《明史·武宗本纪》）。武宗的巡幸游猎实在不敢恭维。
开篇说清朝史书讳言康熙帝游猎，笔者原先阅览《清圣祖实录》，每读到康熙帝在冬天出行长城内外，不明白他所行何事，及至浏览上引朝鲜《李朝实录》，想到他是为游猎，才在1993年撰写论述《避暑山庄图咏》文中提到他性喜游猎。对于君主的游猎，康熙时代的中国人、朝鲜人均以非德视之，而法国人白晋却是完全不同的认识，赞扬为高尚行为：康熙帝“有时候要到京城附近的两个园囿（笔者注：畅春园、南苑）里去进行正当而高尚的消遣活动，这是他的习惯”。“为了消除腐朽的恶习，他找到了更高尚的消遣方式，从事各种身心锻炼，如旅行、打猎、捕鱼、赛马、练武、读书和研究科学等等”（《康熙帝传》，马绪祥译，载《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10、235页）。就此一事，可知东方人、西方人观念差异，是我们理解世界事务时不能忽视的。
（资料来源：《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中华书局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