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史是人的历史”，然而如何理解这种共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的见解多有差异，就“人”的内涵、主体讲，即有个人与群体、社团、民族、种族、社会、国家之别；就人对历史的作用讲，即谁是历史的创作者、主宰者，是社会发展规律、物质条件规定人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的主动性起作用？这些问题学者间的认识是颇有差异的。看来，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
一、个人（人物）·群体·历史
文学家林语堂于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里的相关论述，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个人与历史的明确说明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研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些〔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笔者按：2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著有《沉思录》，被誉为哲学家皇帝。）和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 Villon；笔者按：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著有《遗嘱集》，被称为市民知识分子。）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黄嘉德汉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第15页）撇去关于文学的陈述，仅就历史研究而言，林氏在这里表述了三重意思：研究历史最终、最高的目的是认识人物；历史事实，归根结底表现在人物身上；著名人物代表那个时代，令人熟悉那个时代。对他的第一点说法可能会有异议，也即对史学研究的目标如何规范得更准确些，但总的来讲，历史研究主要是落实在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上理解上说明上，这正是笔者赞同的地方，所以才大段地引述在这里。研究历史，必定会涉及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但是又必然会寻觅事件、制度和群体、民族活动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事实上，先有一个个“个人”，也即人物的活动，也才有群体的动作，才会有有计划的组织行动，个人行为是群体活动的先声，是群体活动的基础。所以研究人的历史，研究群体史、社会史、民族史、国家史，都是与人物史分不开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史学研究以人物为主要对象，有时被制度史、事件史所掩盖，有时还被历史发展规律说所排斥。制度是人制定的，而制定者往往是个人，是极少数人，它离不开人物，制度又是由人来执行的，实现的，或破坏的。看来，制度会起到制约、束缚人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是人来决定制度，是人物决定制度。事件史重点描述的是事件，是一群人，如若忽视个人（人物），则会被诟病为见物不见人，不是成功地研究历史。至于社会发展规律说，将人在社会面前看成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几乎成了机器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是违背历史是人的历史根本事实的，自然无视人物的作为了。制度史、社会发展规律说，不以人物为根基的史学研究，往往走入歧途。事件史若以人物为线索，则将会是成功之作，如史景迁著《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物为主线，穿插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人物，以他们为代表探讨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史，反映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精神面貌。归根结底，成功的史学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社会、历史作用来看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个人为生存而奋斗，最具生命活力和创造力。有个时期过于强调人的共性，猛烈批判所谓个人主义，抹杀个人的创造力，及至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思想解放，重新认识个人的社会能量。文艺美学家王元化在1986年写道：“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变化。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致压抑个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思辨发微·重共性轻个性》，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9页）唯有研究个人（人物），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与群体作用的关系。
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若干个群体组成社会、民族（或多民族）国家，检视个人在群体中以及群体的活动，可以明了社会的状况、动向，因此人们说个人（人物）的历史反映社会的历史，即林语堂所说的人物代表了时代。我在《雍正传·序言》中说：“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人物代表、反映时代，能够让人认识时代，应该说是人们的共识，我这里还愿意引出一位文艺评论家的表述。李辉论说研讨当代奇人聂绀弩的必要性：“……不去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对现代文人甚至现代社会的认识，显然会是残缺的。当我们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共性、认识同一性之后，对于那些最具个人色彩的人物，应该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也许在注视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异时，对人、对历史的理解才能真正丰富起来。”（《沧桑看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页）他从人物反映社会的角度，倡言重视人物个性，从而与王元化有相同的认识。
文学家的小说、戏剧无一不是创造人物，特别是创造富有个性的人物，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重点之一是人物，人文学者共同关注人物，是学术使命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人物，认识历史，描述历史，介绍历史，反映历史，使人读史明世，知人论世，予人智慧的启迪。我就是以此为目的，写出《雍正传》专著以及好几十篇古代人物传记和有关人物事迹的论文、随笔，甚至为人们的人物研究、文学创作、谱牒学爱好者提供借鉴资料，出版《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重视、加强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是以检出有关清代人物的文章三十篇，集结成本书。
二、古代史书重点撰写人物传记
今天人们认识到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变迁的最为活泼的因素。古人受天命论、英雄史观的支配、影响，编写史书就将撰写帝王将相等大人物的传记放在重点位置，所以在素称史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对此，不妨从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地位、传记文体、传记对象三个方面作点简单的分析。
（一）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凸显地位
传统史书的体裁，大体上是纪传体（如“二十四史”）、典志体（如“十通”）、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如《明史纪事本末》）、地方史志（一统志及省府州县志）和族谱（玉牒、家谱）等类型。纪传体，即以人物传记为主要体裁，“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包含本纪、世家、列传、八书、表（世表、年表）几种体例，本纪实际是帝王传记，司马迁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在《史通·本纪》云，“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道出本纪是帝王传记特质。世家是以家族成员为范围的个人传记，列传是一个个的个人传记，表中的诸侯年表是片段的人物传记，因此所谓纪传体，基本上是人物传记史书。地方志的体例为记（地方大事记）、传（职官传、乡宦传）、志（风土志）、表（选举表、科举表）、图（地图、衙署图），它向纪传体史书体例靠拢，人物传及人物史料占据了图籍的大部分篇幅。典志体史书，是叙述王朝典章制度的，虽亦记录人物活动，不过缺少传记，唯郑樵《通志》例外，有世家、宗室、列传、载记诸种类型，全书二百卷，列传就多达一百三十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载事件，有人物活动，然非人物传记。族谱，主体是宗族成员的谱系和个人传记。统观各种体裁的史书，叙事体例、内容，在典志体之外，人物传记占据突出地位，尤其是人们讲到传统史书，常常是指“二十四史”的“正史”，更令人生出史书几乎等同于人物传记的感觉。
（二）传记文体与传记内容丰富
传记以及片段传记有很多类型，因体裁、题材之异，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传记、碑传文、年谱、序记、自撰文、其他体裁，每类之中仍因体例关系，还有不同。
传记类，有所谓正传和附传之分。正传，叙述传主的全面历史，形成个人的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历史，因此人们说到人物传记时，往往是指这一类型的。附传，正史在书写传主之后，有时附带为其家属、下级、同僚，或同类、同气质的人写小传，侧重其人历史的某一方面，而非全面陈述。一般来讲，正传、附传是正史的写法，但是也出现在其他载籍中，在学术笔记体书籍之中常有这种情形，虽然文字不像正史那样多，而义例是相近的，如《世说新语》的注含有大量的人物小传和传记素材。又如官修的《明实录》，在叙事中，为亡故的大臣附上小传，而《清实录》则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碑传文的文字，亦有多种体裁。有墓志铭，写传主全传，常是传主家属请人所作；行述、行实、行略、事略，多属于家属之笔，为求人写墓志铭，给人家提供传主素材而作；家传，本家所书；哀辞、诔文，是在上者为在下者所作的哀悼文字。从体裁可知，碑传文中，有的已经形成正式传记，有的则是传记素材。
年谱，传记之一种，或者说是传记的资料长编。年谱也有多种体裁，有文（文字）、表（表格式）、图（图画）、诗（诗词）等类别。年谱有自撰和他撰两种。年谱有简略的，有详备的，年谱不仅可以让人得知谱主生平梗概，或详细历史，更可以为他人写作谱主详细传记提供翔实材料。
“序记”。“序”这种文体，通常人们不会将它同传记联系起来，其实有的“序”在记事时，有很大部分的传记成分。因为它同人物传记密切相联，故而笔者以“序记”为名，用以研讨传记文。《史记》《汉书》《宋书》的作者司马迁、班固、沈约各自为他们的书写序，叙说自家家史和家族人物史，有家传和自传成分。古人做官赴任，亲朋好友或为他写“之官序”，会述及他的生平要事。为人做寿所写庆贺文字——寿序，在赞美之中常有承受者的部分活动历史。
自撰。在年谱部分说到有自撰年谱者，亦有写自传的，清代地方官员大计、武官军政、中央官员京察，要写自家履历。官员被引见（受皇帝接见）应自陈履历，他的主管衙门要为他写出引见履历。人们写日记，写书信（尺牍），他人记录他的谈话形成的“语录”，都是个人自撰的历史资料，不过多系片段的，而非完整的传记。
其他。一些著作的注释，为人作小传或记录人物片段活动，比如“诗话”“词话”，评论诗词创作与艺术价值，同时讲述其作者的为人行事，有着传记研究不可忽视的资料。
体裁表现内容，史书及人物传记体裁的多样性，能够容纳各种传记内容，能够记录完整的传记及其资料。我国史书多种多样的传记体裁，令人物传记丰富多彩，更为后世学术研究者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提供了巨量的史料。
传统社会观念在多种体裁中，以为正史里的传记才是真正的传记，其他形式的是写作传记的资料，即传记素材。笔者将成文的传记和传记资料统统归为传记类，是泛泛而言，这是需要明确的。
（三）传记对象
历史人物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的人、人群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影响力有差别，官修史书为历史人物写作传记，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来决定取舍的，在清朝乾隆年间，国史馆对立传按照官职、品级作了规定，那是极端化了，不过也反映了官修史书的准则。
史书人物传记究竟写了些什么样的人，不妨以记载人物传记最多的正史、方志、族谱来说明。正史写皇帝及其家族成员，为他们作传记，在本纪之外，有宗室传、皇子传、公主传、后妃传；皇室外的贵族有外戚传、公侯传、大臣传；高等文士有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人士有忠义传；反面人物有贰臣传；官方伦理主导下的楷模人物有义士传、列女传。由这些传记名目不难看出，正史书写的人物是达官贵人和官方认定的平民义夫节妇，且大多数是社会上层人物，社会下层则少得可怜，被淹没在贵胄官僚之中。方志写当地管理者——地方官，本地名贤，即出仕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大大小小官员，本地有名的、有功名的读书人——真正意义的处士、名士、绅衿，表现突出的平民男女。所写的官员，虽有高官，不过以中下级官员为主，在级别上比正史人物要低得多，绅衿也多系进不了正史儒林传、文苑传的，节义男女亦复如此。当然，他们都是地方精英。今日保存的族谱，也即明清以降的族谱的人物传记，小部分是精英人物，大部分是平民百姓营生有成而重义者、苦节的孝道男女。总起来看，正史、方志、族谱传记传主的社会身份，是贵胄大小官员平民男女皆有，若是比较这三种体裁的史书，可知正史记录全国性高身份者，被方志立传者是高身份中次一等的人，都属于社会上层，族谱传主则多系社会下层人物。正史、方志是官修的，或官方认可的，是史书的主体，所以说史书的人物传记是社会上层人物的传记，是因为他们有传记。至于笔者说族谱有社会下层的传记，是今日的认识，在传统社会里，下层人物不配有传记，乾隆朝国史馆立传标准就是明证。再说，自撰年谱者有之，而不敢写作的大有人在，原因就是人物自家认为不配有年谱，更不必说有传记。如今观念不同了，人人都可以有传记，族谱中普通人的历史记录，自然可以视作传记或传记资料。
总之，官修史书和方志中，立传的多为上层社会成员，平民很少，而族谱、笔记、碑传文中平民传记和传记资料则颇有一些，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传记。
有一部《中国通史》说：“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是可取的。”弃置评论古代史书的史观不谈，指出传统史书关注人物传记写作，是反映史书实际的。写人物传记是好传统，应当继承。近代史家亦有仿照传统史书写人物传记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内含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自认为就是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太平天国史·自序》）。当然，事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故今人依然重视人物传记的写作、出版与阅读。
三、人物传记与知人论世予人智慧
传统社会写史，是为史鉴，统治者用以借鉴历史经验，治理天下和百姓，也有教育民众的作用，不过这是史学的次要功能。现代社会，也曾出现类似情况，但这种功能越来越小。再则，传统时代社会变化缓慢，历史经验用途广泛，现代社会变动急剧，经验运用价值也相应变小了。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封闭，历史知识多由社会上层掌握，下层人士对其所知甚少，而对传闻、演义了解较多。现代社会开放，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历史知识，因此笔者认为，现代的历史功能，主要在于民众的运用。它的价值，总的来说是知人论世，予人智慧，以便走向、实现美好人生。就中人物传记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稍微具体一点地讲，我想有下列两点：
读史明理。明白人伦之理，懂得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传统社会责骂不懂事、不讲伦理道德的人为“畜生”，人们讲人兽之别，就在于讲不讲、有没有社会道德，有没有良心，没有就“不是人”。今人又很痛心地说到“人”变“兽”的问题。老舍创造的艺术形象《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前后期性格不同，最终让祥子的完整形象是：“人不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骆驼祥子》第二十三节）祥子在生活中，从淳朴、勤劳奋斗的人生，转变成损人利己苟且偷生之人，回到“兽”的状态，当然责任不在他，而是恶劣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王元化在《思辨发微》中说，“文革”“最大的悲剧扭曲人性，使人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使少数人异化为神仙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数人异化为兽。”（《思辨发微》第28页，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人异化为兽，多么令人痛心！二十年前，笔者一位同事游学日本归来，对笔者说：“某某国人是经济动物，中国人向兽性发展。”人们忧虑的是社会公德的建立，让人成为有教养的道德高尚的人，富有同情心的人，关爱宽容他人的人，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受人尊敬的人，不是“打砸抢”式的暴徒，不是不讲诚信、不顾公德的无赖之徒。出境旅行，不遵守人家社会规范，还说人家搞歧视，其实是自身行为举止不文明，不作反思，配称大国公民吗？人怎么能没有过失？重要的是能够闻过知耻，折节砺行，以坚毅不拔的精神，除掉不文明的行为，做文明的人。读人物传记，用心的读者会从历史人物身上看清人世的美丑善恶，懂得爱什么，憎什么，去做真正的人。
读史明智。笔者曾经泛论过学习对于“开发智力”的作用：“人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致力于学的人将会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天分高的人聪明，即使天资平常的人也会逐渐聪明起来。这样在做人行事上，在从事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方面，就会有较强或很强的本领，自然会做出成绩，以至能贡献社会。”（《砥砺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学习使人聪明，具体到阅读历史人物传记，会从古人身上得到智慧，拓宽人生之路。古人的谋生、处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有睿智的经验，后人学习借鉴，特别是关于励志向学、精研技艺、勤勉敬业、生活俭约、诚信待人等方面，人们将会得到无可估量的教益，更好地去创造美好人生。
读史明世。认识社会现状、走向，明辨善恶美丑，作出正确的处世选择。
四、本书编选原则
这是我论述清代人物文章的选集。我撰述的古代历史人物的文论，有传记，有人物片段史事的，有仅及人物某个侧面历史的，有叙事而兼论人的，还有人物年谱，其中有纯学术论文，有普及读物的随笔。这种大大小小的文章有好几十篇，属于清代的人物也有几十篇。这些文章不必要全部收入集子里，只想选取清代人物传记文的一部分，文字不要太多，形成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不厚不薄的书即好，于是就有选篇的问题。我是按照三个原则进行选目的。这就是：（一）学术性和随笔之文皆有，希望有学术性的研究之作，而又不让那些枯燥乏味的考证文字占满篇幅；（二）鉴于有关雍正皇帝的文章较多，遂作适量选择，并且多系近二三年写作的，早年的《论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康熙朝的储位之争与胤禛的胜利》《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论述》《査嗣庭案缘由与性质》《康熙十四子允题改名考实》等皆不作考虑。（三）业已选入《顾真斋文丛》者，本应不再选入，《清代官员出使琉球的情趣》《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即是如此。做出这样的思考是因为，在《文丛》之外，汇编的文集有《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宗族制度和谱牒编纂》，三部书均不作论文的重复选刊，故然。不过，这里出现例外的情形，就是由《文丛》中选出袁机、袁杼、袁棠小传及《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四篇，原因是事关女性史，文字也不多，从权录入而已。
收入本集的篇章有的是三十年前撰写的，不少篇章也问世二十多年了，如今重阅一过，见解一仍其旧，唯有的篇章略作增加，为的是突出人物传记成分，如《施琅外海边防观念的提出和实践》，加写了他的生平；有的作了删减，以免在不同的篇目中出现重复叙述的史事，如《论“模范督抚”田文镜治豫》，删除田文镜政事与雍正帝革新内容重出的部分；更有将论述一人的两篇文字糅合成一篇文章的，如将《鄂尔泰》《鄂尔泰与改土归流》合为《雍正朝重臣鄂尔泰》，《清代名臣阮元》《阮元》合为《嘉道名臣阮元》等。人物历史，一般的理解，是一个个的个人历史，本集所收的《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浅谈》《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则是多人的历史组合，故排列在集子相应类别的最后部分。集子里的传主傅山、黄宗羲、章太炎等是跨朝代的人物，尤其是章氏，以其主要是议论清朝事，故行收入。
本集有两篇文章需要特作说明。一篇是撰写于 1991年12月18日的《试论17世纪中法史学思想之异同——以白晋〈康熙帝传〉为例》，出席澳门哲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时提交，如今改写，以“白晋的史学观——兼及17世纪中法史学思想的异同”为题，汇辑于此。二十年后回过头看当年文字，心颇不安：当时未免大胆，不通法国史，居然敢写这样的文章，不知道说的是否有一点切合边际，今天仍然懵懂，将之收进来，聊作一种纪念吧。还有，把法国人白晋的历史汇入清代中国人历史中合适吗？李天纲翻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写出《康乾中法交往及其世界史意义：〈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回忆录〉导言》，认为“16世纪以后不断来华的传教士，他们的所作所为，所记所载，客观上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第26页）。同意此说，来华传教士的历史，在客观上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何况白晋大半生生活在中国，后来死在中国。新写的《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一文，为与白晋匹配，亦行收入。
本书的汇编，惠清楼副研究员协助做了许多工作，如将半数左右的文字输入电脑，找到许多图片，特此致谢。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与责任编辑胡宝亮先生合作十分愉快，他虽然年轻，但责任心强，业务水平令我佩服。
冯尔康
2011年7月7日初稿，12月2日修改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资料来源：摘自冯尔康《清代人物三十题》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