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东北地区女真人的统治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新研讨、重新认识的课题。
    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问题，亦即明对女真的民族政策问题。迄今为止，史界论及这一问题或论及努尔哈赤与明之间战争性质问题，尚多是以明对女真实施的是民族压迫的民族政策为结论。但这一结论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明朝对待女真，在政治上是以女真首领治理本部，是一种宽松的民族自治；在经济上是不惜财力给予力所能及的资助；在军事上行动慎重，鲜有不教而诛。
    　　招抚女真　设卫所以治
    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明，建元洪武。八月明兵攻下元大都，寻改大都为北平府，至是元朝余部退居漠南。洪武二年诏谕元朝旧将纳哈初及辽阳等处官民，招抚其归降。四年秋七月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旋即开始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十五年二月“故元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贴木儿、牙兰千户皂化自女真来归，言：辽阳至佛出浑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浑至斡朵怜一千里，斡朵怜至托温万户府一百八十里，托温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乐浪古隘日一百七十里，乐浪古隘口至乞列怜一百九十里，自佛出浑至乞列怜皆旧所部之地，愿往谕其民，使之来归。诏许之。赐以织金文绮（注：孙文良、陆玉华辑录〈《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页9、23-24，辽宁大学历史系本，（下同））。鲸海即日本海，牙兰即雅兰河。从这时起女真各部落陆续开始归服明朝。
    明永乐初年加强了对女真各部的招抚力度，对来归者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女真各部落归服者日众。例如，永乐元年1403“女直野人头目买里的平住等二十九人来朝，赐之钞币”，“女直野人归秃等二十二人来朝，赐钞及织金纻丝袭衣”，“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忽刺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贡马三十匹。置兀者卫，认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余为卫镇抚、千户、百户、所镇抚·锡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注：孙文良、陆玉华辑录〈《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页9、23-24，辽宁大学历史系本，（下同））永乐二年三年明太宗成祖文皇帝朱棣诏谕女真各部：
    “今朕即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今听朕言，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
    “敕谕万户童猛哥贴木儿等，前者阿哈出来朝，言而聪明，识达天道，已遣使赍敕谕而。使者回，复言而能敬恭朕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今再遣千户王教化的等赐而采段表里。而可亲自来朝，与而名分，赏赐，令而抚安军民，打围牧放，从便生理。其余头目人等合与名分者可与同来；若有合与名分在彼管事不能来者，可明白开写来奏，一体给与名分、赏赐。故敕。”
    “谕毛怜地面兀良哈万户儿逊、着和、答失等知道：朕今即位三年，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而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宁息之有？今遣百户金声等以朕把意谕而，并赐而彩、币等物。而等若能敬顺天意，诚心来朝，各立分卫给印信，授以名分、赏赐，俾而世居本土，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理，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故谕。”（注：王钟翰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页2、5、6，辽宁大学历史系本）
    明太宗朱棣的这些诏谕是明朝对女真人施行统治的总纲领，也是有明一代的国策之一。从这一国策中不难看出：第一，明迁对归服的女真亦施行卫、所制度；第二，女真地区所设卫、所不是由中央政府派汉族官员任长官，而是是以女真各部落首领任长官管辖军民；第三，发给任各卫所长官的女真首领以印信亦即委任状，作为其行使权利的凭证；第四，给予赏赐以代俸禄；第五，对于归服之女真人任其“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如此“共享太平之福”。有明一代对女真人的统治基本上恪守这一国策，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宽松的民族自治，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东北地区所以能长治久安也完全得益于这一正确的民族政策。
    由于明朝在女真人地区实施宽松的民族自治政策，故东北女真人地区的卫所之制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卫所之制。女真地区的卫所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即有行政职能也有军事职能。明朝任命女真部落首领为官也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官不同，女真地区的卫所等职官为血缘家庭世袭制，父职子袭。女真地区的为官者与内地官员不同，他们虽为朝廷命官但无俸禄钱粮，只是在每次赴京朝贡之时领取朝廷的“赏赐”。
    明朝在东北女真地区所设卫所，据王钟翰先生考证，自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共先后设置368个卫、20个所，其中永乐朝181、正统朝4、正统后130、嘉靖朝53。（注：王钟翰《清史新考》第1页《明代女真人的分布》，辽宁大学出版社本）
    　　“贡赏”、“抚赏”　繁荣经济
    综观明朝对东北地区女真人的统治之策，除上述在政治上招抚女真遍设卫所“以夷治夷”使女真人自治的国策外，在经济方面则实施不吝国帑给予大力的财力资助使之经济生活丰裕的国策，不能不说正是这一国策对女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长足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廷的这一国策是通过“贡赏”和“抚赏”二条途径进行的。
    查阅《明实录》的记载，凡明廷在女真地域设置卫、所任命长官后均有“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等字样，无一例外。“诰”、“敕”是封建社会中皇帝发布任命官员的诏书的称谓。明制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诏书为“诰”，六品以下为“敕”，故任命官员的诏书统称为诰敕，即任命官员的文书。“印”是国家机关中各类图章的总称，是为官者的权柄。“赐诰印”即是颁发给为官者任命证书和行使职权的官印。而女真首领一经明迁“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后即为本部落军政长官，明廷则“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但“唯野人女直僻远无常期”。（注：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女直考》）“朝贡”便不仅是明廷统治女直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更是明廷大力资助女真经济的重要渠道。女真人的赴京朝贡时间多是每岁一贡。先是规定一律从开原入关，经守关者检验放行，至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后再度受检后由官员伴送入京。天顺八年1464明朝又开抚顺关贡道，建州女真则从此入关赴京，方便了建州女真的出入。
    女真人向明朝廷进贡的物品是土特产方物，其中多是马匹，故《明实录》中多有“贡马及方物”的记载。除马匹之外，还有貂、鼠皮、舍列孙皮、海青、免鹘、黄鹰、阿胶、殊角等等。（注：李澍田先生主编《长白丛书·海西女真史料》页246、532，吉林文史出版社本）女真人赴京进贡土产方物后明廷则循例给予赏赐。赏赐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赏给所进贡物品本身之所值，即贡品的价值。《明实灵》中所载“所贡物悉厚直酬之”、“仍酬其马值”、“珍珠每二颗赏绢一匹”、“酬其直”等等即指此。
    第二，按进贡者的不同身份职官的高下颁给赏物。例如，明万历会曲第111卷的记载是都督赏彩缎四表里，折钞绢二匹；都指挥赏彩缎二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织金纻丝衣一套；指挥赏彩缎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素纻丝衣一套。以上各官均另赏给靴袜一双。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则每人赏给折衣彩缎一表里，绢四匹，折钞绢一匹。奏事来朝者每人赏给纻丝衣二件，彩缎一表里，折钞绢一匹、靴袜一双。
    第三，加赏，即在循例接受赏赐后受赏者再讨赏时给予赏赐。这种加赏在明实录的记载中亦屦见不鲜。例如，明弘治六年二月弗提卫都督答只禄、亦把哈及呕罕河卫都督尚古赴京朝贡，循例“赐宴并衣服、彩缎等物有差”，而三人“复各陈父祖以来多效劳边塞，乞加赏赍”，于是明帝又“命赐答只禄蟒衣，亦把哈及尚古金带、冠帽各一事”。（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二册页6）
    第四，赐宴。女真人进贡、明廷颁赏后礼部在会同馆设宴款待。
    在女真人与明朝的“贡”与“赏”活动中明廷每年都要有巨额的财政支出给予女真人，因此女真受益非浅，这对女真人社会的发展和前进是至关重要的。据《明实录》记载：“国初，海西、建州二夷朝贡，例：每岁一次，每贡以千五百人计，每次赏赍供应之费以钜万计”。（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二册页142）初期用于赏赐的费用如此之多令人咋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贡女真人数大增，明廷的赏赐支出使明廷深感其累，大有不胜重荷之势，不得不一再限制女真各部的进京朝贡人数，以期节省库帑。例如，因“来朝贡者，进马或三五匹，动辄三四十人，有回至途中复来者”，故于正统二年下令“今后外夷以事来朝者，只许二三人或四五人，非有印信公文，毋辄令入境”。又如明天顺八年亦曾下令限定入贡人数：“今野人女直僻在东荒，永乐间相率归服，时月有期名数有限，近年络绎不绝，动以千计，彼所贪得宴赏之优厚，而豺狼之心亦何厌有哉！若不限期来数，中国劳费实多，限之太狭，则失其向化之心。合酌量事体，建州、毛怜等卫，卫许百人。海西·兀者等卫，卫许三五人。不得重复冒名，审验然后入关”。（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页129、261、28、29）明廷每每限定入贡人数旨在减少财政支出以轻重荷，而女真入贡人数屡屡增加意在多求赏赐，这是显而易见的。也不难看出，女真人把朝廷的赏赐看的很重，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无不证明明廷通过贡赏活动给予女真人的“赏赐”在女真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
    有明一代对较为落后的女真人的经济支助，除上述的贡赏活动外，也还通过马市贸易的方式进行。明永乐三年，福余卫指挥喃不花等奏请货马京师，明成祖朱棣虑及道途遥远又“夷人畏夏”，故命于广宁、开原二地“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永乐四年三月正式“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页129、261、28、29）天顺八年再设抚顺马市。
    马市之设大大便利了女真人与内地汉族人互通有无和往来，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是时的女真人正处于农耕、渔猪、采集等多元经济时代，比之内地汉族地区是为落后的。其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多仰赖内地供应，诸如耕牛、铁制农具、粮谷、食盐、布帛等等，诚如史载“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注：方孔炤《全边略记》卷十《辽东略》），“大概海西、建州诸夷衣食皆易诸内地”（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二册，页99）。在马市贸易中，女真人售其所有，诸如马匹、皮张、山货野果等，取其所缺诸如耕牛、铁制农具、粮食、食盐、棉花布帛等，这对地处荒僻经济落后的女真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日常生活必用品的补给对女真人的生存和繁衍是不可离之须臾的，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对女真人生产水平的提高进而繁荣社会经济是举足轻重的，女真首领王兀堂愿以其子为人质请求于宽甸、永甸开市互易的原因就在于此。（注：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王兀堂　赵锁罗骨列传》）。马市贸易是明廷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女真的正确而重要的措施之一，女真人因此而大受益处。例如，嘉靖二十九年某月初八女真人磨磨等44人从广顺关入市与汉人李见等交易的物品有：
    大牛2头、小牛3头、牛犊1头、山羊8只、锅1口、貂皮2张、豹皮1张，狍皮11张、人参278园、蜜89斤、靴13双、木枯140斤、睡皮11张、榛子4斗、缎袄1件、羊马皮5张、铧子2件。
    初七日女真人都督韦中等380人从镇北关入市与汉人蒋山等交易的物品有：
    大牛2头、中牛3头、小牛9头、牛犊5头、骒马1匹、小马1匹、缎3疋、缎袄3件、羊皮袄6件、狐睡皮24张、木耳110斤、木枯91斤、参蜡191块、松子8斗、撒袋1付、鹿皮3.5张、狍皮16张、绵羊1只、山羊16只、锅2口、绢2疋、蔴40斤、弓1张、羊皮4张、小猪18口、靴14双、铧子5件（注：辽宁档案馆等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页716、720、726、795，辽沈书社本）。
    除此之外，进入马市的女真人还循例受到赏赐，是为抚赏。例如，嘉靖二十九年××日（原档残缺）赏进入镇北关的女真人都督猛阿等99人的物品计有：
    桌面29张、酒24壶、下程猪肉40斤4两、牛3头、官缎5疋、官白中布79疋、官色布26疋、官小锅9口、官铧41件、官盐12包零20斤（注：辽宁档案馆等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页716、720、726、795，辽沈书社本）。
    万历×年×月初十日（原档残缺）赏给从新安关入市的女真人男妇1520名口的物品有：
    客金袄3件、客银牌6面、客红毡6条、客水獭皮4张、客带4条、客宗帽5顶、客靴袜各5双、客金锻5疋、客平花缎215疋、客蓝布6.5疋、官红布142疋、官白中布273疋、牛12头、驴5头、官通袄子1件、客红布22.5疋、客平花缎51疋、官锅543口（注：辽宁档案馆等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页716、720、726、795，辽沈书社本）。
    不论明朝与女真之间的“贡赏”还是马市贸易，受益者总是女真人，这也是后来满族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恩威并济　长治久安
    明朝对女真实施的民族政策的正确，还表现在军事行动上，即在女真人内乱或犯边时不是动辄军事镇压，或任之放之，而是一再说教无效后才以军事行动予以镇压，可谓恩威并济，这也是东北地区得以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明朝对女真实施政治上颇为宽松的民族自治、在经济上不惜国帑给予积极的大力的资助的民族政策，但在有明一代女真内部的动乱和扰边抢掠事件未绝于史不乏记载。例如，明人严从简所辑《殊域周咨录》中就有如下记载：
    “永乐末，建州夷人前居开原者，叛入毛怜自相攻杀。
    正统十四年，北虏也先入寇，犯京师，脱脱不花王犯辽东，阿乐出犯陕西，各边俱失利。而辽东被杀掠尤盛。故海西、建州夷人，所在皆起为乱，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
    天顺三年，建州夷酋都督董山结朝鲜，谋入寇，巡抚辽东都御史程信上其事，命译者往诘之。山惊，复贡马谢罪。
    成化二年……董山复来朝贡，争席出不逊语，乘是激海西夷人寇边，一岁凡九十七，杀十余万人。
    六年，建州夷潜谋作乱。
    十四年……建州贼因得纠合海西蕃落数千，乘虚入寇，大掠凤集诸堡。
    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复仇为词，深入辽东，犯（？）阳清河等堡，长驱四百余里，势甚猖獗。”
    姑且不论女真屡有犯掠明边之举的种种缘由，单就明廷对女真犯边所采取的对策而论就足以证明了明朝对女真政策的正确。首先，反复教谕女真各部要各安本份自在耕牧，依时贡赏，不可犯边抢掠。其次才对不听劝渝者以兵临之，以使其安定。不采取不教而诛的军事行动。例如，景泰三年十二月辛卯敕考郎兀卫都指挥使格哈及大小头目人等：
    “尔等自祖父以来，世受朝廷官爵，设卫给印，俾尔等管束人民，自在居牧，尔等既不能效力补报朝廷，乃又结连外寇，扰我边境，掠我人口，肆为悖逆。论尔等罪本难容，但朝廷恩同天地，念尔等既能认罪，悉宥不问。敕至尔等即各将原虏人口，令人尽数送赴辽东总兵等官处交还，庶盖前衍。今后但有外冠来侵，尔等即便奋勇剿杀，以除边害。其有功之人朝廷升赏不吝。如或阳为顺从，阴持两端，不还所掠人口，必调大军征剿，悔无及矣。”
    天顺七年六月丁卯敕渝海西呕罕河卫都督你哈答等：
    “……然非尔处小人犯边，官军必不妄杀，因此特遣通事都指挥武忠赍敕抚谕尔等，尽赦尔罪。尔等宜改过自新，严束部落，各安本分耕牧，依时朝贡，不许轻易犯边，自取灭族，慎之，慎之。”
    成化三年夏四月己亥敕谕考郎兀等四十四卫都督撒哈良等：
    “尔女真卫分乃我祖宗所设，世授尔以官职，积年朝贡所得赏赐亦已厚矣，正当感恩图报，以全臣节。今乃背义忘恩，纵其部下犯我边境，边将屡请起调大军直捣尔境征剿。朕念尔处人民俱是朝廷赤子，中间有善有恶，不可一概诛戮，特广天地之量，姑置之究。乃降敕示尔，尔宜敬顺天道，深体朝廷好生之德，戒谕部属，令其革心向化，改过自新，即将原掠人畜一一送还，以赎前罪，自今各安生理，依时朝贡，永享太平之福。若仍长恶不悛，大军一出，追悔无及矣。尔其钦承朕命，毋怠毋忽！”（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页213、255、270、266、268、279、85）
    完全可以说明朝对女真的用兵是相当慎重的，先礼而后兵，既不轻易用兵亦不迁就姑息，正是因为如此正确的实施民族政策，才保持有明一代的统一和相对稳定。明廷采取慎重的态度对待女真的犯边侵扰的同时又对处理边事不力以致边衅发生的边吏予以惩治，以尽可能少的发生边乱事件，这也是对女真政策的组成部分。例如：弘治十二年九月丁丑兵部奏言：
    “广宁、开原、抚顺三马市，每遇夷人持马、貂诸物来市，被镇守等官及势家纵令头目、仆从减价贱市，十偿三四，夷人受其挫勒折阅，积久怀怨殊深，往往犯边多坐此故。请自今马市在广宁者，委按察司分巡官；在开原者，委安乐州知州；在抚顺者，委备御官。仍申明旧例禁约，敢袭前弊者扑送巡抚巡按等官究治。计赃在二百贯以上者，头目、仆从人等发极边卫分充军，职官调别边各卫带俸，遇赦不宥。若因而激变夷人，致引边衅重论……。从之。”
    “成化十四年十二月甲午，兵部左侍郎马文升奏：比者建州、海西犯边，诸夷俱已听抚效顺。盖辽东祸起自海西马牛、撒失哈等数人，或因不得官职敕书，或欲入贡被守关指挥等官索钱诟辱。参将周俊知之既久，不与转达处分，及逆谋已成，又不能安抚解息，以酿成大患，俱宜逮问。仍行辽东守臣，凡传报夷情有所陈乞不平者，即宜招徕首恶之人，开谕释怨，或具闻区处。从之。”（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二册，页13、一册页316）
    尽管明廷如此谨小慎微的对待与女真的关系，以求东北边陲的长治久安与安宁，但边衅仍时有发生，明廷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例如，成化二年十一月“女直毛怜等卫达贼人玉湖等处，指挥张胜等击却之……生擒贼徒十二人，获贼男妇九十二人，马匹器械牛羊千余。翌日回驻中途，夜三更贼率众冲营，用铳炮击之。自后连三日贼沿途据险邀我归路……复由凤凰山人边掠……”。成化三年二月“海西、建州等虏入雅鹘关，抄掠佛僧洞等处，副总兵施英等分兵御之。遣都指挥邓佐率兵五百，前哨至双岭遇伏，战死，一时陷没者余百人……致损士马、挫军威……”。“所统官军分左右哨掖……急麾兵进。贼占大山据险迎敌。官军奋勇攻退贼众。比暮夹兵贼复乘机来袭……生擒二十七人、斩首五十六级、俘获男妇二十四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五十二人，并获其牛马器械，烧其庐舍。及左哨右监丞韦朗等各统官军抵戴咬纳等寨……连战十余合，贼败。生擒六人、斩首一百二十五级、俘获男妇五十四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四十七人，又获其牛马器械并烧毁贼舍……是月三十日至次日，追至五岭等处与贼交锋，攻剿二十余合，贼溃。生擒十八人、斩首六十四级、俘获男妇二十八人、夺回被虏男妇二百十八人。又获其牛马，搜出敕书、朝鲜国贴文及番书、器械等件，贼舍俱焚之”。（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页213、255、270、266、268、279、85）正是这种适时的军事行动有效地遏制了女真人的犯边扰掠，如听之任之则无边陲宁静，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综上简论，正是因为明朝对女真人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政策，即在政治上是宽松的民族自治，在经济上通过“贡赏”、“抚赏”给予大力的财物资助、在军事上对女真人采取“谕之不从，而后诛之”（注：〈《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第一册，页213、255、270、266、268、279、85）的政策，才使得边陲相对安定，才使得女真人社会繁荣和进步。

资料来源：《满族研究》沈阳199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