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间，以其文治武功、学识品格结束了清初以来的内乱外患，奠定了清朝此后两个世纪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为人称道的康雍乾盛世。作为记录康熙帝言行最为原始的文献，《康熙起居注》中皇帝上谕、官员奏对及君臣对话等记载为我们研究康熙帝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从中不难发现其勤政爱民、黜虚求实、崇尚清廉以及知人善任等为政风格和用人策略。
刻苦学习、勤政求实
康熙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勤政皇帝，这一方面表现在“经筵日讲”上，另一方面则见诸于国家治理和日常政务处理上。康熙帝在勤政的同时，还把“务实”二字贯穿其中，力求学问之实和政务之实。
经筵日讲是皇帝接受教育与自我学习的一种手段，对其增长知识才干、敦励品行修养、丰富治国之略有很大帮助。对此，康熙帝青年时就非常重视，定期举行经筵大典，即使在三藩为乱时亦不曾因军务而间断。相比仪式隆重、次数受限的经筵，日讲起初是隔日而讲，后改为日日进讲，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乱起，“翰林院诸臣，以几务殷繁，请间日一进讲”，但康熙帝坚持每日进讲，以满足求知欲。二十二年八月，康熙帝又改变进讲时间，他指出：“每日进讲在各衙门启奏之后，不免太迟，嗣后改于启奏前进讲，可以从容多读数条，实为有益。”（《康熙起居注》）他坚持学习，从不懈怠，即使在南巡途中，读书写字也甚是勤劳，常常展卷至夜深，令大臣和起居注官十分钦佩。他不仅把经筵日讲作为丰富治国方略的途径，还以此来陶冶自身性情，消除心中杂念，常对大臣说：“心之所想，变化无常，一时不看书，心思便放到其他的事情上，我在宫中，手不释卷，正是如此。”
康熙帝勤于典学始终如一，其在政务处理上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乾清门是他日常听政并处理政务的主要地点，起居注官记载：“上每日御门，不遑（huáng，不遑指没有时间）进膳，听理机务，輙（同“辄”）至日中。”御门听政之后，康熙帝还要批阅大量奏章。每出巡外地，他下令每隔三天，必须将奏章送到巡视之地。二十三年（1684）十月十五日，康熙帝南巡至山东沂州（今临沂），见奏章未及时送到，“坐待至二鼓（夜9时-11时），数问本章到否？”后奏章四鼓（凌晨1时-3时）到，他起身详细批阅，直至天亮，才处理完毕。
起居注中有诸多描述康熙帝御门听政的神态与言语，如“上沉思良久”、“过三四日来奏，俟朕思之”等，既表现了他处理政务时的沉稳与冷静，又显示出其为政的仔细与谨慎。法国传教士白晋也指出：“甚至在特别接见时，他也询问多，极少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倾听别人所讲的一切，然后在空余时加以思考。很难找到一个皇帝像他这样认真思考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需要时，他能把自己的想法隐蔽起来。没有人比他更能严守秘密，声色不露。”（《康熙帝传》）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就大臣鲜有进谏之事谕曰：“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最为重大，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今尔等不各以所见直陈，一切附会迎合朕意，则于事何益哉！……即如乾清门听政时，虽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行之，此尔等所共知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思之良久”的用意。
学问上求得实学，康熙帝在政务处理上也努力杜绝浮夸之风。如关于治理黄河，他认为“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实行”。再如，其曾因刑部办案迟缓而痛斥都察院等衙门：“每月稽察档案，不过虚名而已，何益实事？”
随才器用、崇尚清廉
古人云：“君者，在知人，在安民。”国家兴衰很大程度上与吏治有关，吏治清，则国盛、则民安。在历史上以清官多而闻名的康熙朝，康熙帝随才器使，崇尚清廉，凡官员选用、调动，必详细审阅，真正做到知人善任。
康熙帝喜用心正、老成之人，强调才学应兼顾心术，曾谕大臣曰：“立心果正，虽才短，于事无误。若立心不正，虽有才能，亦何补益？”简选官员时，他常要求对一个官缺提出多人候选，比较优劣后再做定夺。如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大臣举荐江宁巡抚，正拟翰林学士孙在丰，陪拟浙江布政使石琳，康熙帝就二人为官情况询问群臣后，又提及学士汤斌，并将其与徐乾学、陈廷敬二人对比。最终以“典试浙江，操守甚善”的汤斌补授该职。
康熙帝十分重视面见官员。如二十一年（1682）五月，九卿会推河南布政使郎永清为浙江巡抚，康熙帝谕：“朕从未一见，着来京陛见。”又如吏部题补贵州参政杨大鲲等为山东按察使，康熙帝曰：“杨大鲲朝觐时，朕观其人甚优，着补此缺。”
每逢陛辞，康熙帝询问当地情形或告知相关事宜，兼有训导警诫之语。陛辞又称面别，即外任、来京、致仕或委派京外事务等官离京前面见皇帝告别。如康熙二十四年漕运总督徐旭龄于乾清门陛辞，谕曰：“源洁则流清。尔为大吏，务正己率属，官吏自不为奸。……尔可益励勤恪，安辑军民，以副朕委任至意。”
在《康熙起居注》中，这种觐见、陛辞时的训诫和嘱咐比比皆是。纵观康熙朝，人才济济，有治河名臣靳辅，有理学名士汤斌，亦有一代清官于成龙等。这些名臣名扬后世，一方面和其自身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康熙帝倡导清廉之治有关。他曾说：“崇尚清节，乃国家为治之要务，为官者皆清，则百姓自然得遂其生矣。”
康熙帝奖罚分明，嘉奖清官，重罚贪官。如二十三年南巡中，他称赞江宁知府于成龙居官清廉，不仅赐手卷一轴，以示嘉奖，又赏赐其父于得水“貂裘、披领”等物。他沿途遍访民情，问询百姓当地官员居官情况。对于贪得无厌之官，他加以痛斥，曾谕：“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今若法不加严，不肖之徒何以知警？朕意欲将今岁贪官概行处决。”又如对山西巡抚穆尔赛贪污案，康熙帝曰：“穆尔赛身为大吏，贪酷已极，秽绩显著，非用重典，何以示惩？应即行正法。”
品性仁慈、政尚宽平
康熙帝仁孝宽厚，实践儒家“仁政”理念以治天下，为后人所称颂。这集中体现在对孝庄文皇后尽孝，对百姓和士兵的怜悯以及体恤满汉大臣等方面。
其一，康熙帝经常去慈宁宫问安，奉太皇太后出游，遇山岭陡险，他亲驰视验，扶辇而行。及至二十六年（1687），太皇太后崩于慈宁宫，康熙帝“昼夜号痛不止，水浆不入口……以至昏迷”，并立辞大臣规劝，割辫、服丧二十七个月以尽孝道。
其二，康熙帝怜爱兵民，每遇天灾，夙夜忧叹，或派大臣前往慰藉，或出郊外为民祈求。南巡治河或东祭陵寝途中更是细访民情，听取民怨，赏赐钱粮，沿途告诫大小官员勿践踏秧苗，勿取物于百姓。
其三，康熙帝常赐大臣诗集、福字等物，若大臣重病则多遣太医医治，并派侍卫前去慰问。如他曾召翰林院学士傅达礼曰：“满洲大臣患病，皆遣医疗治，今闻礼部尚书龚鼎孳患病，朕满汉一视，尔其同近侍侍卫吴海，率御医如文照往龚鼎孳家诊视。”即便远在关外的盛京将军阿木尔图有疾，康熙帝亦派太医前往救治。又如二十三年致仕刑部尚书魏象枢陛辞，康熙帝赐“‘寒松堂’扁一，扁末书‘甲子秋日赐尚书魏象枢’，又赐御制古北口诗一幅，诗曰‘断山逾古北，石壁开峻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后又问及魏象枢头晕愈否及饮食起居如何等情况。由此可见，康熙帝体恤大臣之心，于满于汉都感情真挚，仁爱至深。
康熙帝认为“治国之道，莫要于宽舒”，曾谕曰：“从来与民休息，道不在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对待秋审的犯人，他逐一细阅，宽免因过失犯罪或家有待养之亲的人犯。这与他仁慈的性格有关，也与其“持身务以敬诚为本，治天下以宽仁为尚”（《清圣祖御制文三集》）的主政原则有关。
康熙帝政尚宽平，这与他个人的良好修养和宽厚仁慈的性格有关，更反映出他审时度势的深谋远略。平定三藩后，百姓经历战乱，人心思治，期待和平稳定，他深体民心民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同时，他也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儒家治国理念，主动向广大的汉官汉民昭示诚意，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和情感对立。
需要指出的是，康熙帝并非完人，其执政后期从“宽仁”滑向“宽纵”，吏治渐趋松弛。同时，他晚年与起居注官的矛盾也日渐突出，据《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帝称：“近见记注官内，年少之员甚多，皆非经历事体之人。伊等且自顾不暇，又岂能详记朕之谕旨耶。且官职卑小，不识事之轻重，或有事关重大者，不能记忆，致将朕之谕旨颇多遗漏，不行备录。”加之起居注官“曾私抄谕旨携出示人”及康熙帝认为“一切政事现有各衙门档案，何必另行记载”等理由，终使起居注馆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被裁撤。后继的雍正帝则认为该馆不当废，于雍正元年（1723）又恢复此制。自康熙九年（1670）正式设立一直到清朝覆亡的两百多年间，这是起居注唯一的一次间断。
虽然这几年记载的缺失是后人研读起居注的一大憾事，但《康熙起居注》一书仍为我们研究康熙帝及其为政理念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料，书中翔实的文字生动再现了康熙帝的真性情，其勤政、好学的品质以及仁厚、宽平的政风也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