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1833－1898）进入清朝政界近半个世纪（1850－1898），他的命运伴随着政局之演变、帝与后之好恶而不断变化，但总的看，1884年（光绪十年）前的30余年，虽屡遭罢黜，仍是他叱咤风云的时代。其后的十年（1884－1894）因慈禧太后宿怒，再次被罢黜，而闲赋在家。当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在朝鲜的清军、运兵舰船受挫，尤其是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遭重创，日军越过鸭绿江侵入中国之时，1894年（光绪二十年）9月29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决心启用奕，以挽救危局。探讨奕在甲午战争期间，处理中日间战争、还辽及保台三件事的外交活动，对评价其人和总结经验教训有其积极意义。 

（一）奕的重新起用

清廷重新起用奕，完全是出于挽救战场上和外交上的不利地位。1894年7月，日本挑起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1]，遂先后从陆海两个战场突击中国军队。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日本开始按大本营制定的“作战大方针”，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迅速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如果不是日本联合舰队予中国北洋舰队以重创，叶志超率军从朝鲜退过鸭绿江，清廷不会想到已闲散十年的恭亲王奕。 

9月27日下午4时许，慈禧和光绪帝召见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以及翁同龢、李鸿藻等。翁、李依据南书房师傅兼署工部右侍郎李文田等联奏，认为奕 “勋望夙隆”，应予起用，乞请慈禧和皇帝恩准。却被慈禧严词拒绝。可是，慈禧实在是盘算不出第二个人可以来应付局面，所以仅过两日，即9月29日慈禧与光绪帝共同召见奕，“见王病体虽未痊愈，精神尚未见襄，著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同时“著在内廷行走”[2]。翌日，慈禧又作出抚恤奕的姿态，以奕 “病体尚未痊愈，步履未能如常”为名，“加恩免其常川入直”，一切祭祀差使“毋庸开列”[3]。虽然“会办”的权力有限，毕竟奕官复原职了。 

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家，在国家危在旦夕之际，如何挽救国家？是摆在奕面前的当务之急。一些官员也寄予厚望，有的奏请主持军机处，有的建议统帅全军，也有的直接向奕建议振奋精神，出“奇兵”直捣日本长崎和横滨。[4]对上述主张，一是因为奕手中无实权，无法施展个人之策；二是脱离中国实际，不能莽撞从事。 

针对中国的危机，无论奕有多少个人之策，也必须符合慈禧太后的心意。9月27日慈禧决定派翁同龢往天津传话给李鸿章，谋求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Cassini,A•P,1835－？）出面调停，表明慈禧的总决策是请外国调停中日战争，不想再打下去。 

奕从过去多次被黜总结一条教训：受宠或被黜的关键是你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慈禧太后的心意。他认识到，宁可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也要按照慈禧懿旨办事。当他理顺个人心绪之后，开始考虑承担“将现任枢臣们粉碎了的杯子修补完整”的责任[5]。但对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并不热心，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寻求各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争上。 

奕东山再起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求各国调停。10月6日，奕以总理衙门名义，通过海关税务司英人赫德（Hart,sir Robert,1835－1911）,请英国联合俄、美、德、法等国调停中日战争。甚至提出以二三千两白银换取英国参与伐日的建议，赫德当即表示“不能”[6]。英国拒绝后，10月8日，奕却得知法国有“助华讲和”意思[7]。奕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于10月13日，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O’Conor,sir Nickolas Raderick,1843－1908）在总理衙门商讨各国出面调停之事。欧格讷在驻华使馆工作20余年，深知清政府的软肋，因此向中国提出两个先决条件：（一）各国保护朝鲜；（二）向日本赔偿军费。对欧格讷提出的条件，总理衙门内形成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总理衙门兼军机大臣的孙毓汶、徐用仪以防止日军侵入盛京，保护陪都和祖陵为名拟接受先决条件[8]，而以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光绪帝师傅翁同龢和礼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李鸿藻为首的一派则坚决反对，认为欧格讷偏袒日本， 要挟过甚，不能接受。此间，翁同龢还恳切地提出紧急挽救之法：（一）急催各路援兵，火速赶往前线；（二）表彰严防九连城阵地的清军将士；（三）抓紧赶修黄海海战中受伤的6艘军舰，以备决战。这样的主张虽有可取之处，却在10月14日被慈禧否定了。慈禧在听到了奕报告之欧格讷条件后，认为“天意已定”[9]，令奕照办就是。 

此时，帮办北洋军务的四川提督宋庆率部已达凤凰城，且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会商协防鸭绿江防务。日军第一军伺机侵入中国，第二军迅即登陆辽东半岛。清廷却置前线战事于不顾，忙着为慈禧太后60 大寿进献贡物。10月24日日军侵入中国，且于26日占领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形势相当危急。27、28两日，奕进宫见慈禧，研究京师布防安全问题，遂与主战的翁同龢、李鸿藻等一起会见两个德国人：一是天津教官汉纳根Hannekan,Gonstantin Von,1855－1925；一是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德璀琳（Detring,Gustav Von, 1842－1913）。汉纳根当面提出三点建议：（一）撤退宋庆部；（二）尽快购买智利快速巡洋舰7艘，并携“人械同来”；（三）招募新兵10万，实行新式训练[10]。十分明显，三点建议没有一点可以解决燃眉之急，而且购舰“人械同来”，让人怀疑“别有用心”，新募兵也非一日之功。因此未引起响应。奕不得不另寻门路，恳请列强调停。 

10月31日，奕以恭亲王名义正式乞请美国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畿辅大臣云集，清廷决定设立“督办军务处”，慈禧接受庆亲王奕劻之请求，委派奕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令者，即以军法从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11]。 

奕终于取得了军事与外交的最高指挥权，但是仍然没有最终决策权。因为此时奕尚不是军机大臣。军机处仍由礼亲王世铎领班，处处迎合慈禧，不思进取，力主及早结束战争。但是毕竟奕不想辜负重新复位，试图改变现状。 

奕面对的战与和之争，是一个严峻考验。出路无非两条，一条是破釜沉舟，组织全面抗战，夺取最后胜利；一条是尽快求和，割地赔款，以求大清的苟安。其实当时是具备继续作战并获得胜利可能性的。然而秉承慈禧懿旨的奕，不愿战争蔓延到陪都，威胁京师，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造成“不快”才意决走外交解决的道路。 

奕再次请各国公使帮忙。11月3日，奕召请英、美、俄、德、法5 国驻华公使到总理衙门晤谈，转请各国政府“出面干涉，获取和平。”[12]会见中，孙毓汶报告中日交涉情况，奕讲解现状。同时以总理衙门名义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Denby,Charles,1830－1904）照会。照会说：中日“形势日趋严重”，光绪帝“慈爱他的臣民……不愿生灵涂炭……愿意同意两国停战。日本应从满洲撤去它的军队，中国同意将朝鲜将来独立，中国将赔偿战费，数额由各友邦共同决定，并且在一定期内付清。”相信各国“将会合作，帮助中国，并于此事出面调停。”[13]同日，奕还电令各驻外使节龚照瑗（驻英、法、意、比大臣）、杨儒（驻美、西、秘公使）和许景澄（驻俄、德、奥、荷公使）尽速与英、美、俄、德、法、意等国外交部商洽调停[14]。他此时的心情不佳，甚至“号泣地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停止这一可怕的战争吗？’”[15] 

11月5日，日军第一军第一师团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1849－1912）少将所部进攻辽东半岛雄镇金州，翌日陷落。7 日日军又不战而得大连湾，旅顺告急。奕则再出面要求各国公使调停，其条件是允许朝鲜独立，向日本赔偿战费[16]。但是各国态度不一，英国愿意调停，却不愿意首倡，俄、法愿意居间调停，德国认为干涉无用而不愿与闻，美国则争取单独行动。如此分歧，致使各国联合干涉告吹[17]。 

奕东山再起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派人直接赴日探索乞和事宜。京城内庆贺慈禧太后60大寿和各国公使觐见光绪帝刚结束后的11月13日，奕在病榻上收到李鸿章关于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的建议，以向日本试探和谈的意向，并索取其亲笔信[18]，奕立即予以采纳。11月19日奕请光绪帝谕令李鸿章派德璀琳赴日。 

恰在此时，田贝向奕传达日本政府已同意由美驻华公使及驻日公使接洽，直接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决定。有鉴于此，奕电召被日本拒绝接待的德璀琳返回。 

面对刚刚出现的和谈曙光，清廷内部却意见相左：一是以光绪帝为首的怀疑派认为日本有意和谈是感到冬季来临，日本人畏寒而采取的缓兵之计；一是以翁同龢和礼部侍郎志锐为首的反对派，不仅反对和谈，甚至主张由监造“定远”等舰的科学家徐建寅带舰直捣日本联合舰队；还一种是以孙毓汶和徐用仪为首的赞成派，认为日本是真心和谈。奕也是赞成派，不认为日本竹缓兵之计。奕之所以敢与皇帝持不同意见，靠的是慈禧求和旨意。 

奕顺从慈禧旨意行事，更受到重用。12月4日，慈禧擅发懿旨，补授奕为军机大臣，且位礼亲王世铎之上。并懿旨派员赴日求和[19]。 

奕东山再起做的第三件事，是一边调帮办海军军务的两江总督刘坤—为节制关内外陆军的钦差大臣，一边筹划派员赴日和谈。两项要务同时并行，也难为了病体虚弱的奕。12月10日，奕接受翁同龢、李鸿藻提议，调甘肃、新疆布政使、湘军将领魏光焘和江苏按察使陈湜两军出山海关支援淮军将领宋庆。在奕督促下，刘坤一于12月27日抵达北京，翌日光绪帝即著授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所有关内外防剿各军均为节制[20]，即是说从此由刘坤一取代了李鸿章指挥前敌之权。此时的刘坤一已近花甲之年，自深知恐无胜利把握，故多次请求朝廷收回成命。为此，奕苦口婆心地说服刘坤一20余日，在应允刘坤一可以坐镇山海关后，他才同意成行。最后清廷又先后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和云贵总督王文韶充其帮办军务，他才安心前往山海关坐镇遥控吴大澂在前敌指挥。刘坤一的到位，使奕以为军事抗击日军的部署完毕，开始了他落实求和的工作。 

（二）奉命部署和谈

赴日谈判是慈禧定下的决策，问题是谁担此任，授予何等权力的问题。在战败或战争不利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也不会请缨前往谈判，惟有以“君命”相压。12月26日，清廷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会议和局[21]。按国际惯例，战争双方举行议和谈判首先就要休战。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1843－1897）在致驻俄公使西德二郎（1847－1912）和驻朝公使井上馨（1835－1915）电报中，透露了真实意图：“据我之见，即使谈判开始后也不停战。如果中国迫切希望的话，则要在我们提出的有利于我们的三个条件[22]得到保证后方可答应。”[23]至于权限问题，在1895年1 月5日，奕带引张荫桓向慈禧和光绪帝陛辞时，光绪帝当面谕诫张荫桓：日本如提出“其与国体有碍及中国未逮之事……不得擅行允诺。”[24]张荫桓心知肚明，朝廷不赋予决断权是不会取得谈判成功的。6日张荫桓离京，11日才出塘沽，13 日抵上海。张荫桓以上海人民和主战派强烈反对而滞留不行。14日在养心殿的一次召见中，奕述旨：“电谕张荫桓等即赴广岛，毋庸再候谕旨”，却只因慈禧事先未得到光绪报告而撤销决定[25]。奕只好从中推动，19 日，才发出令张等“克日出洋”的电旨。即使如此，张荫桓、邵友濂仍拖至1月26日才从上海出发，31 日抵达广岛。这时，日军山东作战军不仅从荣成湾登陆，且已占领威海卫南帮炮台。战局对中国越来越不利，对日本来说增加了谈判的砝码。 

日本本意是在未彻底击败中国海陆军实力之前，决不停战，不能议和。这是挑剔张、邵没有“全权证书”，将其驱逐回国的根本原因。日本政府决策人暗示必须派位尊并能决断之人才能和谈[26]。 

张、邵在广岛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两次会晤中受尽羞辱。此时，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被日军攻占。2月12日张、邵在长崎被逐回国之日，也是丁汝昌自杀，洋员和北洋海军水路营务处兼管东水雷营的牛昶昞等在威海卫向日军乞降之日。同日慈禧在养性殿召见奕为首的枢臣以及庆亲王奕劻，谈及美使田贝转来日本政府的要求谈判之人，应是“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名素著之员，给予十足责任”[27]，“所指自是李某”[28]。接着慈禧提出就按日本愿望派李鸿章赴日谈判。奕故意说：“上意不会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立即冷言冷语地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做一半主张也。”[29]奕的用心是利用慈禧纠正光绪帝在愤怒之时所作出的决定。翌日，兵部尚书孙毓汶“拟廷寄北洋稿，明早先遽”，以光绪名义颁布决定。同日，奕以军机处名义电告李鸿章赏还花翎和黄马褂，任命为头等全权大臣，“著星速来京请训，切毋刻迟。”[30] 

2月22日，奕携军机处各大臣和李鸿章在乾清宫入觐光绪帝。当议及中国能让予的条件时，李鸿章故意援引所谓外界舆论说“中国须割地”之说后表示：“割地之说不敢承担”，但恐日本占据中国土地索取巨额赔偿。翁同龢说：“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赔偿当努力”为之筹款。孙毓汶和徐用仪一致意见是不割地难以议和。奕未表任何态度。 

行前，李鸿章遍访英、法、德、俄等国使馆，请求外交支援，各国均“无切实相助语”。李鸿章还电驻外大臣龚照媛、许景澄密商英、法、俄、德4 国外交部，阐明中国不能割地予日本，[31]均不得要领。2月25日，光绪帝再次召见奕、李鸿章时，只好表明割地很难避免，奕表示同感，以支持李鸿章。 

3月3日，奕再率军机处进行公奉：“请给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32],遂拟定寄谕：地虽可割，“惟当权衡于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33]奕之所为，不仅使得李鸿章取得了割地赔款之全权，而且等于事前即为其开脱了罪责。 

辽东半岛的中国各支陆军，在同日军血战中不断失利，鞍山站、牛庄、营口、田庄台先后失守之时，李鸿章在奕等“应迅速启程，免致另生枝节”[34]催促下于3月14日由天津搭船赴日乞和，19 日抵达马关（今下关）。 

（三）指导和谈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从3月20日开始。李鸿章首先提出先行停战备忘录，遭到拒绝。日本反而提出占地、缴械、承担军费等极为苛刻的条件。3月21日光绪帝收到李鸿章电报，即令奕等于各国使馆妥议办法。清廷宁肯“认给军费”换得停战。日方不但不允，竟在谈判桌上或报纸上散布调兵遣将，将把战事扩大的舆论，以达恫吓讹诈之目的。24 日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在返回下榻的引接寺途中，遭小山丰太郎（1868－1895）刺伤。此事引起各国震惊。日本惟恐引起国际谴责，伊、陆商议无条件停战。事实上，日本暴徒刺杀李鸿章一事，改变了日本拒不停战的顽固态度，也推进了谈判的进程。 

4月3日，中日双方仍在谈判中，奕主持下的总理衙门向各国使馆通报日方所提出的割让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等要求，希望引起国际干涉。[35]同时，奕与军机大臣们商讨对策。按光绪帝“颇在速成”之意，希望早日缔约，以结束战争。翁同龢坚决反对割让台湾，世铎、奕劻不以为然，奕却无定见。可是当孙毓汶竭力主和时，奕立即表示支持，并执孙毓文之手称“速定为是” [36]。虽受日本谈判桌上威逼，军事恫吓，李鸿章软了下来，但不敢专擅，多次电总理衙门，总理衙门请训后于14日回电称：奉旨再与日本议商，“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7]。李鸿章得到总理衙门的电报，遂携李经方同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于17日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中国近代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日讲和条约》[38]。 

4月18日，李鸿章尚未返国，俄国公使喀西尼即匆忙正式通知总理衙门，“请勿批准条约”。此时表明俄国将出面干涉，奕和总理衙门各大臣以为“希望”来临，都轻松地透了一口气。 

4月23日，果然俄国联合德、法，令驻日三公使照会日本，“劝告”放弃辽东半岛。同日，总理衙门大臣奉光绪帝谕令到俄国使馆感谢首倡干涉之举[39]。29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接受三国“劝告”。此时中国国内兴起一股反对条约浪潮，官员中两江总督张之洞倡联英抗日；刘坤一电奏军务处，称“兵尚可用，和可暂缓”，主张拒约[40]。士大夫反对合约的人更多，仅参与“公车上书”的举人就一千二三百人。国内反对和约规模如此之大，奕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急火攻心，“夜不眠，语多即汗”，多日不能入直。光绪帝令其拿出对策，奕的主张十分明显：避开各种压力，批准和约[41]。 

 5月2日，奕采取两项措施：一入见光绪帝，阐明不能再战的理由：张之洞联英抗日，纯属幻想；刘坤一声称可战，却“非真有把握”[42]；举人们的迁都、变法、拒日不过书生意气。迫在眉睫的是批准条约，以求国际同情，光绪帝批准了条约。二要求李鸿章进京向光绪帝说明日本反对展期换约的原因，推动光绪帝当机立断，于5月3日命伍廷芳、联芳为换约大臣，前往烟台换约。8 日伍、联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即伊东巳代治）在烟台换约。当天，翁同龢到督办军务处，向奕指出：如果三国把归还之辽东半岛擅自瓜分了，可如何是好？开始，奕以为翁同龢过于多虑，可细心一想，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后来列强瓜分中国的事实证明翁同龢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 

（四）力拒列强扩大在华权益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后，奕和总理衙门大臣们还探索了三国干涉还台的可能性。 

《马关条约》中规定将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澎湖列岛“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所属公物，永远让与日本。”[43]这就不仅造成中国神圣领土不完整，而且将使中国东南沿海直接置于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之下。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后，法国政府曾向中国提出“立约护台”的要求，派遣商船、军舰开往台湾海面。法国提出“立约护台”使翁同龢等主战派增加了拯救台湾的一线希望。翁同龢在军机处会议时，置领衔大臣奕和奕劻、孙毓汶、徐用仪的反对于不顾，坚决主张由正在法国访问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与法国政府进行具体磋商[44]。在翁同龢的坚持与说服下，总理衙门大臣先后拜访了法国驻华公使吕班（Dubail,Pierre Rene georges,1845－1932），“嘱其电外部立约护台”[45]。法国的意向引起俄、英、德等国关注，尤其德国反应强烈。为此，翁同龢提出由英、俄、法、德四国联合迫令日本放弃对台湾的要求，力量会远比法国一国护台力量大。此议立即得到军机处、总理衙门绝大多数大臣的赞同。清政府遂以“台民誓不服日，日难收取”[46]为由，电令许景澄速与俄、德政府交涉，说明“台民不愿从倭，意在他国保护”，可否有俄国联合其他三国设一共同保护之策。同时电饬李鸿章，以“台民不服，势将变乱，中国难以交割”[47]，再同日本交涉。 

但是，军机处、总理衙门各大臣万万不会想到，列强对“护台”并不感兴趣。英国有“挟日制俄”企望，俄国不愿顾及台湾，德国表示护台“实无他策”，甚至就连首倡“立约护台”的法国，见各国态度之消极，也打起退堂鼓，说什么政府不便出面，“可由绅民出面”[48]，实际这不过是放弃护台的托词。等于对“护台”抱有希望的大臣们，特别是主战的翁同龢、李鸿藻等被玩弄了一把。 

当台湾绅民获知中国用银3 000万两赎回了辽东半岛之后，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于5月1日致电总理衙门，提出台湾为未失之地，可援此案，以“押台”办法[49]，免被日本占据。奕将唐电转交翁同龢户部商讨，翁虽深知“赎台转押台”不会有任何结果，却不愿伤害唐景崧和台湾绅民，为此一建议唐景崧同张之洞“与议”，一应允给唐拨款50万，以支持其迎击日军。李鸿章则认为“赎台而转押台”的主张是“胡闹”、“变乱”，甚至“指责张之洞、唐景崧是‘阴令台民叛乱’的罪魁祸首。”[50] 

6月2日，李经方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1837－1922）在基隆海面的日本军舰上办理了割台手续。8月，曾在台湾领导军民抗日而被迫撤回大陆的四川候补知县谢文藻、奏留台湾差遣委员谢维岳等联名向两江总督张之洞、署福州将军谭钟麟呈上《台民求救节略》。谭读完《求救节略》速转呈翁同龢。《节略》谈到“台民沐列祖宗二百余年之厚泽深仁”，表示“誓不投降，戮里通心，共襄义举”，认为万名日军被杀、疫死3 000人，“灭此朝食在反掌间”，现在“军火粮饷不继”，不能“以舌击贼”，“恳准拨给饷械，拨济源源，或可支持，久而转机有自，则东南之门户永为海外之屏藩”[51]。翁同龢被字字血泪之《求救节略》所感动，热泪潸潸。此时台湾虽已交割，他仍将《求救节略》交奕督办之军务处研究办法。虽有军务大臣反对，最后还是呈送光绪帝。呈送《求救节略》前，翁同龢为引起皇帝注意，特在外面加封套，并注明：“密。台民求救折。督办军务处奏稿”字样。 

光绪帝将《求救节略》拿到御前，召对时询问处理意见。奕竟“默不一言”，会办军务大臣荣禄和军机大臣刚毅却以“台湾已成弃地”为名，与我无涉，并责怪翁同龢 “多事” [52]。鉴于军机处、总理衙门中多数大臣对此事不以为然，清廷未采取任何救助之法。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统治50年。这不能不说是奕外交的软弱、怯懦所致。但其根本原因仍是清政府政治体制的腐败，经济的落后，军事废弛。 

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瓜分中国的狂潮即将到来。对此，奕还是有预感的。以下各事可以表明他的态度。第一，1895年7月15日，奕亲手将北洋舰队军官们拟定的重建海军计划呈给光绪帝，光绪帝“颇为动心”[53]。第二，10月24日，奕坚决反对俄国拟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的计划，指出：“如此将置满洲发祥地奉天于俄人控制之下”[54] 。并令许景澄照会俄国外交部，声明中国将自建东三省铁路，以与俄国铁路接轨。第三，1897年2月奕奏请在山东胶州湾设坞驻兵，以加强防务[55]。第四，赞同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建议，准备聘法国技术人员来华，恢复福州造船厂制造舰船[56]，以增强海军实力。第五，建议改变东三省旧式“练兵法”，改用洋式兵操训练[57],并批准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和张之洞训练新式陆军。这些做法，说明奕在对列强交涉中软弱、怯懦，而对内作为一个洋务派，他企盼中国的国防和工业走向近代化。 

[1] 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的时间，学者见解不一。有的以1894年7月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算起；有的以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陞”号，击伤“济远”等舰开始；有的以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算起。 

[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66 页。 

[3]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67页。 

[4]曾廉：《代人上恭亲王笺》，《劙庵集》。 

[5]1894年10月27日《北京通讯》所刊恭亲王奕所说的话，同年11月9 日《北华捷报》转载了这段话。 

[6]《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94页。 

[7]《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97页。 

[8]《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97页。 

[9]《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97页。 

[10]《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04页。 

[1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88～3489页。 

[12]《田贝致格莱锡》，《中日战争》丛刊（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9页。 

[13]《总理衙门致田贝照会》，《中日战争》丛刊（七），第450～451页。 

[14]窦宪一编：《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谊书报发行公司1968年版，第5044页。 

[15]魁特：《美日外交关系史》第2卷。第495页。 

[16]《字林报》1894年11月9月，12～07 条。 

[1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9页。 

[18]《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金陵版，光绪乙巳（三十一年）四月。第56～57页。 

[19]《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22页。 

[2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516页。 

[2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510页。 

[22]所谓“三个条件”系指朝鲜独立、割让土地和赔偿军费。 

[23]《陆奥外交大臣致驻俄国西公使朝鲜井公使电•关于议和意见之通知》，《日本外交文书》第870号。《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9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78页。 

[24]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205，《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页。 

[25]《翁文恭公日记》第33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37页。 

[26]陆奧宗光与伊藤博文密议，伊藤认为“详细观察目前国内外形势，不能说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陆奧极为赞同，最后两人议定：“中国如果真心悔悟，重派具有位高资深的全权大臣时，再与之会商，也决不为迟。”（见陆奥宗光著、中塚明校注：《新订蹇蹇录》，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237页）。谈判中私下暗示伍廷芳：如果是李鸿章或恭亲王为谈判代表，“当能接待”。（见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谊书报发行公司1968年版，第5059页。另参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27]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540页。 

[28] 《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7页。 

[29] 《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8页。 

[3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540页。 

[31]《李鸿章全集•电稿》卷20，海南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8页。 

[32]窦宪一编：《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谊书报发行公司1968年版，第5064页。 

[33]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3552页。 

[34]《恭亲王奕等奏为传谕李鸿章予以让地之权令其与日定议折》，《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4页。 

[35]窦宪一编：《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谊书报发行公司1968年版，第5067页。 

[36]《翁同龢未刊资料》随手记，（二）。 

[37]《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金陵版，光绪乙巳（三十一年）四月，第39页。 

[38]《中日讲和条约》包括《马关条约》、《另约》、《议定专条》三部分，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4～619页。日文本称《日清媾和条约》，一般称为《马关条约》或《马关新约》。 

[39]窦宪一编：《李鸿章年（日）谱》，第5073页。 

[40]《刘坤一全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5页。 

[41]《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4页。 

[42]《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5页。 

[43]《马关新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4页。 

[44]《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6页。 

[45]《翁同龢未刊资料》随手记，（二）。 

[46]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03页。 

[47]《翁同龢未刊资料》随手记，（二）。 

[48]中国驻法国使馆参赞庆常电告总理衙门：“法外部拒议台湾事”。见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谊书报发行公司1968年版，第5079页。 

[49]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3603页。 

[50]谢俊美：《翁同龢与1905年反割台斗争》，《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51]《翁同龢未刊资料·台民求救信》。 

[52]《翁同龢未刊资料》随手记，（三）。 

[53]窦宪一编：《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谊书报发行公司1968年版，第5123页。 

[54] Contemporaxy Review,Fed．1896．P128． 

[55]窦宪一编：《李鸿章年（日）谱》，第5123页。 

[56]《翁文恭公日记》第35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2页。 

[57]《德宗实录》卷369，第9页。  

（资料来源：刊于《满族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