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清史研究与清史纂修”[①]。一般来说，“研究”与“纂修”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可以完全分割的概念，纂修也是研究，或者说是研究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一种方式。所以，泛泛来谈“清史研究与清史纂修”的关系，在逻辑上不是很顺。我体会，这里所说的“清史纂修”，应是特指，就是专门指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组织的清史工程而言。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一下新清史的纂修同清史研究的关系，倒是可以谈一点自己的观察与体会。
一 清史研究的深入为清史纂修创造了学术前提
任何综合性著作的撰写，都必须建立在深入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是学术规律的客观要求。没有前80年清史研究的学术积累，清史工程的启动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清史稿》的编纂情况。《清史稿》的不尽如人意，当然原因很多，比如政治环境的问题，编撰队伍的问题，物质条件的问题等等，但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就是缺乏前期清史专题研究的基础和准备。当时，清王朝灭亡还只有几年，可以说还没有任何能够称得上学术性的清史研究。
我们的清史工程，从建国伊始就开始酝酿，但一直到21世纪初才正式启动。这也并不偶然。新中国成立初期，鼎新革故，百废待兴，一时自然难以顾及此事；“文革”时期，政治动乱，是非颠倒，不要说修史，任何学术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清史的修纂当然无从谈起；只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文化事业日趋繁荣，清史工程才有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经过学术界同仁们的长期努力，清史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这无疑是清史工程得以正式开展的决定性条件。
清史研究怎样极大地推动了清史纂修，从对清朝历史地位的总体评价的变化中，得到了十分生动的体现。
从清朝覆亡到上世纪50年代，全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术界，对清代历史总体上评价是不高的。指责、批判、否定的比较多，而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则甚少。整个清朝的历史常常被全盘否定，一笔骂倒。有的学术著作认为整个清朝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迟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甚至造成了历史的大倒退。这种认识所以一时成为社会的流行观念，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大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思考：
一是清朝建立之初，一些人受“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影响，把改朝换代看作是“国破家亡”，新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质疑，再加上满族贵族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确实实行了残酷野蛮的屠杀政策，大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形象。
二是清代不管经历了何等历史的辉煌，但无论如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从先进到落后的深刻转变与巨大落差，确实是在清朝这个历史时期发生和实现的。特别是到了晚清，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沦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段屈辱的历史理所当然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忘怀的伤痛。
三是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为了动员群众，宣传革命，集中力量对清廷的腐朽黑暗的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种揭露，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在当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清末，鼓动革命的文章，例如邹容写的《革命军》现在读起来还会感到痛快淋漓。当时人们把满族说得坏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就不能再那样看待满族了。”[②]这是因为，革命宣传毕竟不是也不能替代对整个清代历史的科学评价。
四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段时期内，因为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所以曾经出现了“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等错误口号，在这种“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对清朝历史的一味贬低和否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难想象，如果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下去撰写清史，是决然难以写出一部符合客观实际、全面反映历史真实的信史来的。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前辈在清史这个学术领域，筚路蓝缕，潜心钻研，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殚精竭虑，发微探幽，为正确揭示清代历史的真实面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贡献。但是，对清代历史总体评价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还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其中，1961年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年份。
这一年，就清史研究而言，发生了两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情是，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溥仪、嵯峨浩、溥杰等人时，对清代历史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清朝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方面做了好事。”他还强调指出：“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他甚至旗帜鲜明地称赞“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③]。在另外的场合，周恩来总理还讲过这样的话：“过去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满族整个民族。即使谈到满族统治阶级，他们在历史下的作用，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④] “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杀。”[⑤]这些话，根本扭转了对清代历史在总体评价上一味贬低、否定的基调，在当时来说，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体现了周恩来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也充分反映了他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学风。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在这一年第三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的《论康熙》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刘大年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康熙帝所处的时代及他一生的作为，强调指出，“在国内，康熙统治期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坚强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对国外，康熙统治期间，中国成为一个繁盛的国家屹立于亚洲东部，这使正在把触角伸向中国的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受到遏制，并且对于亚洲邻近国家抵制西方侵略势力也有其影响。”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康熙在封建帝王里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人物。当然，康熙也自有其消极、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对于《论康熙》这篇文章，戴逸同志作了这样的学术评价：“在我心目中，《论康熙》是建国以来第一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研究清代前期历史的重要文章，是一篇经典之作。它详细地阐述了康熙一生的经历，一生的贡献，肯定了康熙，随之肯定了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纠正了长期以来对清朝历史的片面观点。建国初期，研究清朝前期历史的人很少。一般都是古代史、秦汉史，郭沫若等几位大家都是研究秦汉以前的历史；而且清朝前期的历史常常是被全盘否定。由于辛亥革命高举反满的旗帜，凡清朝政府所做的事，凡清朝的官、皇帝，都不行。当时那种环境对康熙、乾隆的评价都不怎么好，大家一提到清政府就是腐败的代名词，是无能的代名词。清朝历史一片骂倒。那时大家强调中国是一个汉人世界。大年同志这篇文章是建国以来学术界第一个提出真正不同的看法的，是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清朝的功过是非，写得非常精彩，意义重大。当然他也讲了清朝的缺点、问题，但他比较公正地评价了清朝的历史。”[⑥]
对清代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对清朝历史总体评价的重大变化，迅速地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表现在：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的极大拓展，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对许多历史现象评析的更加客观公正，对清代历史资料的大规模发掘和整理，对清代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理性思考，以及一批通史性或综合性著作的面世等等。没有这些，清史工程是决不能启动的，也决不会列入国家规划，成为国家项目。
从上面的学术史回顾中可以看出，清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无疑是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清史研究的结果。只要不抱偏见，对此应该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但有的人却偏偏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以情绪化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给唯物史观加上了种种罪名。在有的人眼里，唯物史观几乎成了“僵化”、“保守”的代名词。有人写文章分析“中国当代史学家的心理障碍”，认为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上世纪50年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狂热迷信”，以致阻碍了历史学的发展。唯物史观是不是真的如此罪大恶极？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和作用?我想，与其我们多费唇舌，倒不如先听听国外我们的同行学者们是如何说的。
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要编一套“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趋势丛书，其中的历史学卷委托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负责，他执笔起草后，经过集体讨论，写出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这部书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作用与影响，是怎样看的?又是怎样描述的呢？我们摘引其中的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
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⑦]
把上面这些看法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议论相比，何者更加客观一些，更加实事求是一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所以大段引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文字，一个重要原因，是此书作者对唯物史观的评论，大概不至于被人怀疑是由于“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考虑”的结果。
当然，我们强调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时，应该注意到以下几点：首先，唯物史观仅仅提供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它是研究的指南，但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多次强调过的。其次，唯物史观是个开放的系统，它并不自以为垄断了真理。一方面，它能够吸收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果；一方面，它也十分尊重运用其它史观分析历史得出的科学成就。最后，唯物史观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既要坚持时代性，用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又要坚持民族性，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避免脱离时代、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
二 清史纂修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清史工程是个巨大的文化工程。按照计划，新修《清史》由通纪、传记、典志、史表、图录5个部分组成，全书拟撰92卷，总字数超过3000万字。除主体工程外，还包括搜集、整理、出版数量巨大的档案、文献资料的辅助工程。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有明确合理的指导思想、坚强有力的组织指挥、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同时，必须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个性与共性
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不同，在通常情况下，自然科学面临的问题，一般只有一种答案，对或者是错。人文科学对一种社会现象或历史现象，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范围去分析和评论，所以很多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回答。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历史现象，比比皆是。因此，一个历史事件，往往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一个历史人物，也不是简单地分成好人或坏人就可以了事。分清历史现象的真与伪、是与非、善与恶，往往要经过多角度的观察，多重性的分析，反复的论证，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相。多样性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因此要提倡个性，尊重个性。
千余人一起编书，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完全一律，既做不到，也会扼杀了人家的创造性，不利于书稿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但这是一部书，是一个整体，不是一套丛书，更不是哪个个人的学术专著，所以又要讲共性。就是要有那么几条，是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东西。譬如，全书体例必须统一。这个问题，应该说下了不少功夫，也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但具体操作起来，仍然有很大的难度。让所有的稿子都做到完全符合体例的规定和要求，这是在统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又譬如，全书的基本线索、主要观点必须一以贯之，不能前后矛盾，相互打架，也不能有过多的重复。每个作者都应该有全局观念，服从全书的布局与安排。戴逸同志为了统一规划“通记”的内容，亲自动手，起草了编写大纲，并且在充分征求写作者意见的基础上，一共修改了六稿。按照这样的写作大纲去写出书稿，就能够保证书稿内容的一贯性、统一性。再譬如，全书的文字风格，要做到基本一致。这部书用什么样的文体来写，是经过了认真的讨论的。根据多数意见，最后确定用“精炼的现代书面语”。但实践中如何掌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我看了一部分初稿，文字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确实是比较通畅的“精炼的现代书面语”，有的则是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文字，也有的是大白话，甚至同一篇文稿，三种文体混杂使用。这方面需要下很大功夫。
二继承与创新
学术是薪火相传的事业，历史学尤其如此。没有传承，学术的发展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会有强劲的生命力。但如只有传承，没有创新，学术也就像一潭死水，没有了发展，如鲁迅所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⑧]所以，继承和创新是一对矛盾，必须辩证地对待。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必须立足于继承的基础之上；创新是继承的延伸和发展，也是学术的本质要求，学术是对未知的探求，没有创新，只是重复前人已经说过的话，已经弄清了的问题，学术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继承，你做的都是前人已经做过的重复劳动，又何来学术创新？
我们要求这部清史能够反映当代清史学科前沿的水平，这里首先就有一个充分吸收和反映前人科学成果的问题。如果许多新的认识、新的科学观点在书中没有反映，这部书的学术价值自然难以被学术界认可。但吸取和反映并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要通过融会贯通，有机地纳入书的内容之中，同时要十分注意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严格遵循学术规范。
学术创新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恩格斯的如下一段话：“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⑨]把创新简单地看作是对传统观点的否定，似乎只有推翻旧说，才算是“创新”，其实这是十分片面的，是对创新的一种误解。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传统必须作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摈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对于历史学来说，创新的途径和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发掘和发现新的历史资料，从而对历史现象得到新的了解，自然是一种创新；对已知的历史状况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断，提出较前人更加深入的见解，也是一种创新。拓宽研究领域，补填前人研究的空白或薄弱环节，是一种创新；沿着前人的研究方向和道路，在同一领域内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现象，作出具有独创性的历史感悟，同样是一种创新。当然，在充分掌握历史事实根据的基础上，纠正前人的失误，指出已有学术成果的错谬，更是创新的一种体现。
三叙事与评史
接受以往所谓“影射史学”的教训，一些同志强调史学要远离现实，远离政治，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还原历史”，把历史事实讲清楚就行了，赋予历史学以社会功能，通过历史来寻求“资政育人”的目的，就不免会损害历史的真实，就不能写出真正的信史。对于这种看法，有必要作一点具体的分析。
“影射史学”确实曾经给予历史学以极大的伤害。“影射史学”的特点是通过歪曲历史的手段，为某种阴暗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历史学是科学，它不应该是政治更不用说是反动政治百依百顺、随便摆布的奴仆，这是毫无问题的。历史学以尊重历史真实为最高准则。
但是，没有任何社会目的和政治追求的学术著作，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拿我国的史学名著来说，司马迁自称，他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述往事，思来者”，“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不仅书名就表明了此书的目的和功用，而且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更明确说明，此书的编写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内容，他希望最高统治者读后能“稽前世之兴衰，考当个之得失，嘉善矜恶，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11]可见，他们治史的出发点，都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
当然，今天史学的政治目标，同封建时代的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胡锦涛同志说：“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12]
所以，问题不在于史学是不是要同现实生活和政治要求相联系，而在于关注现实、联系政治中如何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事实上，历史的真实性，既包括叙事的客观正确，也包括评论的公正恰当。北宋吴缜认为一部好的历史著作，要有三个条件：“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以资文采以行之，然后成史。”[13]以为只是客观叙事而不作评论，就可以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其实是一厢情愿的事。且不说叙事时无法不带任何倾向性，即使真的把事实原原本本讲清楚了，却不作任何的褒贬，不对善恶是非明确表明态度，也不能说已经充分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当然，如何评析，如何褒贬，是需要认真讲究的，要根据这部著作的性质和特点来进行。新修清史不同于个人学术专著，不宜长篇大论地发议论，只能在叙事中通过材料的取舍、文气的表达体现自己的倾向性，在关键的地方画龙点睛地加以点评，不应该随便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贴标签、扣帽子，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四进度与质量
清史工程按计划大体10年为期。这比清代用将近60年时间修一部《明史》，时间要紧多了。在这么短的时问里，要完成这么巨大的编纂任务，如何把握好质量同进度的统一，就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戴逸同志多次强调，质量是清史工程的生命，质量重于泰山，一定要向党和国家、向社会、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中央对清史编纂是有明确要求的，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本着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原则，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要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不要以自己认识去推论历史，把主观认识当做历史，使后人产生误解。”“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14]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要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磨铸出这样标准的一把“宝剑”来，如果不是参与其事者聚精会神，呕心沥血，殚智竭虑，夙兴夜寐，全身心地投入，是不可能很好完成这个任务的。把质量同进度结合起来，既不能因为赶进度而降低质量要求，也不能因为强调质量而慢条斯理，拖拉磨蹭。进度靠什么来保证?我们应该怎样来争取时间？很显然，进度不能靠降低质量来实现，我们只有向科学管理要时间，向倡导优良作风要时间，向调动积极性要时间，向加强责任制要时间，向团结协作要时间。这就是我们的出路。
三 清史纂修为清史研究提供新的起点
就认识的本性来说，人们对于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只能逐步完善，而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终极的最后真理。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就尤其如此。恩格斯曾经特别强调，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也由于历史资料的无法穷尽，所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永远总是不完整的、不可能最终完成的。毫无疑问，清史工程也许能对以往的清史研究起一个阶段性小结的作用，却决不能把清史的主要问题都研究清楚了。对今后的学术发展来说，它只是为清史研究开创新的局面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
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这样：在各种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综合性、概括性的学术著作；这样的著作又提供了一个学术发展的新的起点，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清史工程可能在哪些方面，推动清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呢？
首先是清史工程在写作过程中，必然会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视野，这些方面不可能在新的《清史》中得到充分的展开，需要在今后的清史研究中不断加以深化。
其次是清史工程中涉及的某些学术观点，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有的需要进一步地论证与分析，有的会引起学术界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这就为清史研究新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再次，清史工程十分注意清代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在存世的约2000余万件清代档案中，已有近200万件整理完毕并可上网使用，尚有相当数量的档案正在组织出版。在文献资料方面，仅已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800册、《清代稿抄本》100册、《清代缙绅录集成》95册等就已达4亿多字。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根据，这些珍贵历史资料的问世，必定会极大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对开创清史研究的新局面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①]指2009年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本文是作者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6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9、320页。
[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6页
[⑤]《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95页。
[⑥] 2007年3月13日在《刘大年往来书信选》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⑦]《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3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⑧]《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
[⑨]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⑩]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11]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91页。
[12] 分别见2005年5月9日及2003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13]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
[14] 《光明日报》2003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