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污吏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有清一代，至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据朱彭寿的《旧典备征》记载：乾隆一朝，仅二品以上大员因贪赃被处死者，就有三十人之多。[1]然而，尽管乾隆帝严刑峻法，却无止于世风之日下，特别是督抚大吏的贪黩，至乾隆中后期更是屡禁不止。其势态正如清人薛福成所说：“督抚如国泰、王檀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钞没资产，动辄数十百万，为他代听罕睹。……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2]

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封建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贪墨提供了特殊的环境。但是，乾隆惩贪，何以会出现“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的社会效果呢?笔者以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制度下，乾隆皇帝作为封建政治的主要规范者，其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个性与爱好，都无不对时政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此谈几点认识。

一、惩贪的执法不一

众所周知，官吏贪黩腐败，表明其利益要求已与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其结果必然要损害到封建政治的清明与安定，为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所不允，因而历代有为的君主都力求吏治整饬。乾隆皇帝亦明确规定：凡官员犯有侵贪、亏空、科索、贿赂、欺冒、挪移、盗库等贪污行径，一经发觉，严惩不怠，强调“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3]并以“斧锁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未止”[4]严刑峻法。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政治，              

历来都是重人治，轻法治，统治者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乾隆皇帝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权力和意志更是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亲信。比较典型的如云贵总督李侍尧。李侍尧“性骄奢，贪黩”，但乾隆皇帝认为他“在督抚中最为出色”，迁武英殿大学士，倚宠独深。四十五年，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乾隆皇帝却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5]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九卿之议的陈辉祖、富勒深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定为斩监侯。不久，即降特旨，赐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黩如故，屡屡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6]又如闽浙总督陈辉祖。四十六年，陈辉祖与安徽巡抚闵鹗元皆因胞弟为王檀望贪污大案成员，坐瞻恂情弊罪，按律，“此时即得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伊等亦无可置喙”。但乾隆皇帝却极力开释之，他说：“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遽置重典。且此案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又何独归罪于陈辉祖、闵鹗元?现在督抚…时乏员，陈辉祖尚属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为三品顶带，各留本任”。[7]而且，陈辉祖不仅以“能事”为乾隆皇帝所包容，并受托查抄王直望家藏赃物。但陈辉祖非但没能“洗心涤虑”，知过从新，反而借机侵贪，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尽管如此，乾隆帝意犹宽容，降旨改立斩为斩监侯；只为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深、浙江巡抚福崧、闽省水师提督黄仕简等连章劾奏，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乡县闹漕等词，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败。乾隆皇帝这才迫于形势，于案发翌年四十八年二月，赐令自尽。然而，乾隆皇帝对于不甚中意者，惩处时却唯恐不重。如乾隆中期，江苏巡抚庄有恭与湖南抚李因培同因徇庇贪纵获罪，律处斩监侯，但其下场却大不一样。庄有恭素为乾隆皇帝所喜，未及半年即自狱中获释，用为福建巡抚。而李因培因“自恃其才、好居人上”，为乾隆皇帝所恶，秋谳后，竟被赐令自尽。这可谓“人治”中，法随喜怒，法随好恶的典型等例。  

其二，以时立法，时宽时严。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即强调“宽严相济”。他认为，乃祖康熙皇帝为政尚宽，“多有宽纵之弊”，乃父雍正皇帝立法过严，“又多有严峻之弊”，而他自己则要“宽严适中。”即所谓“天下之理，唯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但事实上，乾隆皇帝的“宽严相济”却时有异同，表现在对贪污案件的处理上，即在不同时期，取不同的态度。总的来说，乾隆在其统治前期，执法尚为严厉，二十余年中，共惩处贪污巨案七起：一是六年四月的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二是十三年七月的浙江巡抚常安案；三是十三年十一月的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四是二十一年三月的山东巡抚鄂乐舜案，五是二十二年九月的湖南布政使杨灏案；六是二十二年九月的云贵总督恒文案，七是二十二年十一月的山东巡抚蒋洲案。这几起案件，犯赃者家被籍没，人被处死。特别是二十二年一年中就惩办了三起贪污巨案。其中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素为乾隆皇帝所宠，但为了严肃法纪，仍严惩不怠。为此，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8]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皇帝在执法上的严肃认真态度，及雷厉风行作风。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乾隆帝惩贪则颇为宽大，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御极以来，政崇宽大。”[9]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办理庶狱，多从宽纵。”[10]如四十三年，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两万余两，乾隆帝喻其全免。又如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檀望集团贪污，乾隆皇帝于“此案未经发觉之先，已早有风闻，因案情重大，徘徊迟疑者，已阅半年”。[11]还有浙江巡抚福崧，早在五十二年盘查浙江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将福崧改调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杨景素等人，皆赃私累累，乾隆帝只作无睹之状，直到其死后才予草处。其宽纵的结果，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任意妄行”，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贪污大案，所谓“接踵败露”。  

 由此可见，乾隆朝吏治屡经整饬而官吏之贪黩如故，与乾隆皇帝执法的非一贯性有直接的关系

二、倚毗和珅的重大失误

和一以奇贪闻名于清代，但是，乾隆皇帝在其统治后期对他“依毗益笃”，[12]先后任命他为军机大臣行走、总管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同时兼吏、户、兵三部尚书，集行政、财政、军事大权于一身，秉政达二十余年之久。因而，乾隆后期的政治必然要受到和珅重要影响，甚至会打上其个人品格的烙印。

 据与和珅同时代的礼亲王昭梿记载：“和相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已。”[13]清人薛福成也说他：“性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14]这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和珅吝啬加贪婪的个性，使他不惜以任何方式敛财婪赃，攫取了数以亿计的家财，而以权谋私，索贿受贿，当为其一惯的作风，故时人有言：“自和相秉权后，政以贿成。”[15]

当时，和珅的纳贿几乎是半公开的。据记载：“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16]故“不附已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之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17]“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18]或“恃为奥援”，攀附向上。自乾隆四十年以后，和珅家里几乎成了卖官的交易所。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骛，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以士大夫皆衣补服也。或有诗嘲之云：绣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19]更可笑者为昭梿所记一县令见和珅。曰：“右安门外野寺僧人言，和相权盛，几入都谒选，争以谒见为荣。有山东历城令某入都，求见和一面，以夸耀于同寅，以二千金贿其阍者，于和相归邸时，长跽门前，自呈手版。”[20]其时风可见一斑。然区区两千金之贿，实不能入和珅之眼。据后来嘉庆皇帝所查两淮盐政徵瑞行贿和坤案。徵瑞供称：嘉庆元年，和珅妻故，徵瑞即馈银二十万两，“彼时和炉意存见少，欲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此外和一交办缎匹物件等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等语……”[21]可以想象，在当时和珅独宠二十年如一日的情况下，“督抚司道畏其倾陷，皆曲意辇贷事之”的现象，当为屡见不鲜。  

 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种后果：其一，督抚贵位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为行贿和砷，投其所好，而以上索下，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如当时“任河督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22]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犹，交以和坤为“奥援”，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无不与和珅有关。  

 如被乾隆皇帝称之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王檀望贪污案。三十九年，王檀望调任甘肃布政使。是时，甘肃赋税旧例，除正赋外还要输豆麦，谓之“监粮”，虽一度废除，未几又恢复了肃州、安西等部分地区的收捐旧例。王檀望到任后，首先收买了总督勒尔谨，使其以“内地仓储未实为辞，疏请诸州县皆得收捐，既又请于勒尔谨，令民改输银。岁虚报旱灾，妄言以粟治赈，面私其银。”[23]为打通关节，王檀望一面以“自总督以下皆有份”[24]为诱，一面指令其党徒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灾情，迫令所辖道府具结申转，上下其手，相互勾结，形成一个庞大的贪污集团。案发后，由王檀望家“得金银逾百万”，各府道州县地方官得赃二万以上者达二十二人之多。王檀望以布政使之位，上能搬动督抚，下能遍麾州县，形成巨贪团伙，其营私之行径，不过是公开的秘密，只瞒皇帝一人而巳。而“内外诸大巨俱隐忍不言，竟无一人举发陈奏”，非惧王檀望，乃畏和珅之势也。因而黄鸿寿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檀望、陈辉祖、郝硕之徒，赃款累累，屡兴大狱，皆坤在内隐为躯，迫使之不得不贪也。”[25]  

又如湖南布政使郑源寿喷污案。据记载，郑源寿由户部主事调任湖南布政使后，为结纳和珅，公开婪索。按制：凡吏部选除州县各官，须由布政使发放委牌再派往各地。郑源寿便借委派之便，大行贪污索贿之实。当时，“凡选授州县官到省甘肃，伊郑源寿即谕以现有某人署理，暂不必去，俟有好缺以尔署之。有守侯半年，十月者，资斧告匮，衣食不供。闻有缺出，该员请示，伊始面允，而委牌仍然不下，细询其故，需用多金，名为买缺，以缺之高下定价之低昂，大抵总在万金内外。该员财尽力穷，计无所出，则先晓谕州县书吏衙役人等务即来省伺侯，书役早知其故，即携重资而来，为之干办。及刊任时，钱粮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必假手于粮书，仓谷、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26]造成贪污受贿的层层转嫁，严重败坏了吏治。当时，湖南“巡抚姜晟近在同城，岂无闻见。衹以其郑源寿纳贿和王中．，莫可谁何?”[27]

总之，在乾隆后期，和珅“擅舞威福，大开贿门”，时人“有口皆言，举世侧目”。[28]五十年，监察御史曹锡宝愤懑难忍，便疏劾和珅家人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29]希藉以搬倒和砷。和珅闻讯“令刘全毁居室、衣服、车马等逾制者，皆无迹”。审查的结果，乾隆皇帝反将曹锡宝诘责、革职，而对和珅宠信有加。此后，和坤的地位愈益巩固。  

和珅所获殊宠，除了靠他的精明干练之外，在更大程度上，与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30]有关。和坤虽居相位，却能将乾隆皇帝的脾气、性情、爱好、乃至生活习惯研究得了如指掌，故投其所好也达到了无所不能的程度。特别是乾隆晚年，由于南巡、用兵，以及营造宫殿园林等虚耗糜费，国库已趋空空如洗，财政入不敷出，而皇帝骄奢如故。为了满足乾隆皇帝的恣意挥霍，和珅确能挖空心思。如四十五年所行“议罪银”，据有关学者研究，即出自和珅一手策划。由于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所以它增加的主要是皇帝及皇室的收入。又如，和珅曾一度出任主管皇室事务的内务总管大臣，莅任前，“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和珅到任后，未隔几年，便“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31]由此可见，和珅的机敏与才干，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并满足了乾隆皇帝追求奢华，讲究虚荣等心理与欲望，故能成为其心腹宠臣，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正是封建政治日趋腐败、封建国家江河日下的反映。

三、乾隆皇帝的奢华作风及其社会影响

就乾隆皇帝的个人性格而言，他除了“日励自心强不息”，矢志向上之外，他还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特别是作为封建盛世的太平君主，在生活上他习于安乐，讲究排场，纵恣骄奢。其突出表现在下面两点：

一、大量收受贡纳。同历朝历代一样，乾隆时期凡逢年节、寿日、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贡献礼品，称为“土宜物件”。虽然乾隆皇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者少进贡品，但事实上却从未停止收受贡纳，甚至还发展到以摊派的形式强征贡纳。如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庆典，“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物仪，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32]据记载，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其地方官报效数额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33此外，乾隆皇帝还常借巡幸之机收受大量贡物。如四十一年春东巡山东，沿途就获蒙古王公、督抚、盐政、织造等陆续“恭进”的金锭、朝珠、衣料等财物。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皇帝这次只是东巡山东，可是除了山东和邻近的河南、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官员有贡纳外，还有湖北巡抚陈辉祖，四川总督文绶，广东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熊学鹏等人恭进诸项。乾隆皇帝均来者不拒，回銮后即命将所有贡物交归内务府，由皇室享用。足见乾隆朝收受贡纳之滥。

二、巡幸无度。乾隆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盛京、兴京，近畿之天津、保定、热河、河南，车驾时出，记不胜记。所谓“临御六十年中，每岁春明巡幸东南，秋畋木兰，无虚岁。内禅后三年中亦如之。”[34]无怪乎朝鲜目击者发出，“通计千年，游幸之曰过半”[35]的感叹。乾隆皇帝巡幸所经，虽有赈济灾民、减免赋役，治理水患，增加学额等成果，但供需之侈，驿骚之繁，费耗之巨，却罕古之有，故其贻害大大超乎其益。如乾隆皇帝每次南巡，都要兴师动众造成大的声势，仅随行人员便多达两千五百多人，除了后妃、王公大臣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章京侍卫和扈从官兵。在车驾往返五千八百余里的行程中，陆路用马五六干匹，大车百余辆，水路用船千余艘，旌旗招展，首尾相望。而巡幸的准备工作，早自前一年已开始进行，并专由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道路，修桥铺路，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每处行宫都陈设古玩、什物器皿，以及花盆景致之类；不设行宫之处，则搭黄布城或蒙古包帐篷以务歇驾。所过道路，皆泼水清尘，石板石桥用黄土铺垫。排场上极尽扬厉，饮食上也是相当讲究。每日之供顿还专由京师随带茶房、膳房备办，除运送乳牛和羊外，还要特备冰块和泉水。凡此不胜枚举。

专制主义政治的显著特色在于君主的重大影响，其俭朴或奢侈，往往决定了政治的清明或腐败。乾隆皇帝纵情骄奢，挥霍无度的作风，也必然影响到时政和时风。  

 首先，社会风气日趋奢糜。如南巡中，皇帝讲究排扬，大小臣工迎驾便纷纷效尤。仅以名地给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銮经由山东、直隶时，天气巳渐炎热，搭棚避暑。因悦皇帝意，而后各地为相互攀比，便不论时令与地点，一律搭棚接驾，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观。又如苏州的狮子林，本已荒芜多年，易为民居，地方官为投乾隆皇帝所好，自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历经十年，至乾隆皇帝三次南巡时，终成一座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园。用乾隆皇帝的感受而言： “乃今三次南巡自渡淮而南，凡所经过，悉多重加修建，意存竟胜”。虽然乾隆皇帝多次诫谕地方官“务敦本业，力屏浮华。”但却对地方官“踵事浮华”的接驾多为默许。致使攀比竟胜之风愈演愈烈。史书所载。“高宗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受。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薪戏。”[36]可谓当时之一大奇观。至于“彼时各处绅商，争炫奇巧，而两淮监商尤甚”。[37]足见当时“民风日以奢”。

其次，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银两。然清代官吏历来低俸，雍正以后虽以优厚的银两养廉，却仍难以满足官吏追求奢华生活的要求和欲望，更不用说大小贡纳等应酬。因而乾隆皇帝给地方官在办差上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成为其贪污的口实。如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与云南巡抚郭一裕，以“议制金炉上贡”为名，令属吏市金减金值，“私饱已囊，篮簋不饬。”[38]四十五年，乾隆皇帝五次南巡，杭嘉湖道备王燧和故嘉兴知府陈虞，“借大差为名，贪纵浮冒。”[39]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因进京陛见：籍敛盘费为名，“勒派屑员公邦银两，以致合省承风，公行贿赂。”[40]而当时督抚之贪者如陈辉祖、李侍尧等人，皆“善纳贡献”之人。

由于封建官僚政治使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无可逾越，官吏的政治生命、即升降荣辱的个人前途，悉操君主千人之手，因而谋取功名，以求富贵荣华，乃其取悦皇上的目的所在。而乾隆皇帝对官吏“夸多斗糜”，所耗不赀的作风，听之任之，或欣然默许，却也不能不对当时“奢糜之风与贪风竟长”的社会风气负有重要的责任。但乾隆皇帝刚愎自用的个性，使他难以接受这一现实。当时，朝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关注着乾隆巡游无度的社会后果了。然“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如翰林院编修杭世骏指出：“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遭及于盲姓”。见地不乏深刻，乾隆皇帝却因之大怒，欲置重典，尹会一视察江南后奏称，“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结论不乏根据。乾隆皇帝严谕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出何人怨言?”坐罪谪戍。侍读学士纪昀进言忠告，曰：“东南财力谒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乾隆皇帝竟讥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41]乾隆皇帝一意孤行，终不悔悟。所以当内阁学士尹壮图更尖锐地指出，由于南巡，“督抚藩司办差，勒派属吏，遂至仓库亏耗”[42]时，乾隆皇帝即将他革职查办。他自恃府库充盈，任意挥霍，声称：“朕清跸所经，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即动用数十万正帑亦何不可?”如此奢侈铺张的皇帝，又怎能使其臣下廉洁呢?

有清一代，国势由盛而衰，乾隆中叶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政治衰败的不可逆转，封建官僚队伍也必然要加速腐败。而乾隆皇帝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也应该视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注释：

[1]朱彭寿：《旧典备征》卷5，大臣罹法。

[2][14]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入相奇缘。  

[3][9][10][11][40]《清高宗实录》卷365，卷70，卷1488；卷1488；卷1210。

[4]《清朝通志》卷78，刑法略。

[5][6]《清史稿》卷323，李侍尧。

[7]《清史列传》卷18，陈辉祖。

[8]《乾隆上谕档》22年11月。

[12]陈康祺：《郎潜纪闻》一笔。

[13][15]昭梿：《啸亭杂录》卷10，权臣奢俭；卷4，松相出好理学。

[16]钱泳：《履园丛话》卷5，秋凡尚书。

[17][29]《清史稿》卷322，和珅。

[18][22] 昭梿：《啸亭杂录》卷l0，苗氏妇，卷7，徐瑞。

[19]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册讥讽类补子胡同。

[20]昭梿：《啸亭续录》卷3，和相见县令。

[21]《耆献类征》卷96，徵瑞列传。  

[23][24][39]《清史稿》卷339，王檀望。   

[25][34][41][42]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34。   

[26][27]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2。

[28][32][3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11，正宗实录二。

[3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10，正宗实录一。

[31]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

[33]《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臣工报效经费数目》档案，见鞠德源、林永匡《乾隆勒索盘剥官商民史料》。

[36][37]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巡幸类，高宗南巡供应之盛。  

[38]《清史稿》卷339，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