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实现对全国的统治，经历了一个较长期的艰难过程。抗清起义的战火连天，复明运动潜流又激荡。几十年间，复明大案迭起，斗争前仆后继，流淌殷红的热血，洋溢民族的正气，存留多少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又包含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可惜的是，这类大案在清初政治上的敏感性，使得它们在公私史籍中都得不到完整的记录，甚至还被有意加以抹杀。因此，世人对这些大案绝少了解，近代史家也罕予涉及，这对史学无疑是一种损失。关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生动性的了解、描述，历史著作的科学性和思想性，都将因此而多少遭到削弱。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尽力发掘、勾稽、排比史实，加以论列，以减少和弥补损失。现根据自己收集的史料，特别是利用现存的历史档案，略述其中的平一统、贺王盛案的始末，自然不能详尽，只不过为多姿多彩的南明历史画廊，添一粗笔淡墨的小幅而已。

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发生在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首脑人物的复明活动则于顺治初年就已开始。其中，平一统其人来历不详。黄文烨在供词中谈到“他是好汉，原在榆园，同李心做过总兵。”[1]据此，平一统原是活跃在山东濮州（今河南范县濮城镇）、范县（在今河南范县东）一带的榆园军的绿林好汉、头目，可能是在清军进入山东时投向明朝的。所说的做过总兵，也不是循例升迁的结果，且不见得实有标兵，只是南明政权的需要，而授给他的一个虚职。他进行复明运动时的最高职衔，是讨虏前将军。这是一个叫吴永功的“在永历处带敕来”叫他做的。[2]他活跃在南京附近，主要在长江以南，广泛串连，收聚从事复明运动的人员，并为南明军队敛取军饷。可见到的记载是，最早在顺治四年（1647），他曾招揽江之龙参加复明运动，给江之龙填发过都司札副。顺治六年，平一统在丹阳、陆一光、史道人邀黄文烨去会见他。他转住到黄家，派史道人外出活动，又“取出札副几张”交黄文烨，“凡要做官的人散给，取银助饷。”[3]十月，江之龙领平一统到吕之选家，一住五个月，三人结拜兄弟，一道哭祭崇祯。平一统许给吕之选总兵札副。江之龙还纠合饶经到吕家会晤平一统。饶经家在清军南征时被破，亲属四人被害，对清朝怀着深仇大恨，后迁居无锡行医，与平一统一拍即合。七年（1650），平一统与吴君甫见面，发给参将札副，又给饶经总兵官札副。次年，他给江之龙推官委牌。九年，平一统与君甫给黄文烨黄绢敕一道。十月，平一统、江之龙、吴明（名）烈与吴逵结拜兄弟，给吴逵总兵敕书。十年三月，平一统在无锡青山庵授给陆一光监军道敕书，又在饶经家授给董焕奎监纪推官委牌并空头札副八张。此外，平一统还多次封官，如秦澥为监军道、吴明烈为道台、陈怀忠为总兵、黄三为监纪同知。王来聘为游击、平心为推官等，分授札副为凭。他的同谋还有李五、杨大、冷应祥等人。

本案的另一首脑人物是贺王盛。贺王盛，字周兼，号无党，镇江府丹阳县（今江苏丹阳市）人，崇祯中天津巡抚贺世寿子，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历官山东诸城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大理寺副使、太仆寺丞、太仆寺右少卿，“尝抗疏论阁臣温体仁、阉辰王坤，直声震天下。”[4]李自成克京师，贺王盛迎降，任验马寺丞，后逃归。弘光政权刑部更定投降农民军“诸臣六等罪案”，将他列入“第二等首先降附宜斩”之人。[5]入清以后，贺王盛拒绝出仕，暗中从事复明活动。

平一统与贺王盛合作，使他们同罹一案，其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平一统供认：“同谋有贺王盛、眭本……”[6]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牵线人物似为冷应祥。冷应祥说：“身原与平一统同伙。我看平一统成不得大事的人，遂与贺王盛同伙商议谋叛是实。”[7]冷应祥所具有的特殊关系，使他完全可能把两人串在一起。顺治十年三月，当平一统在无锡活动时，贺王盛在丹阳也采取了重要步骤。其行动的背景，是明定西侯张名振的北伐。当时，张名振率郑成功部海师二万直抵长江，驻军崇明，清朝震动，使复明运动同情者、参加者深受鼓舞。贺王盛在丹阳，力图联络永历政权进行配合。由于孙可望已于头年完全控制贵州，将永历安置在安龙（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自己在贵阳建立政府，“设立文武百官”，“以吏部侍郎雷跃龙为宰相”，[8]而雷跃龙原是贺王盛房师，所以贺王盛认为应该经由雷跃龙这一渠道沟通与永历政权的直接联系。他派社友眭本借“往云贵讨伊父卹典”，[9]带书给雷跃龙，研究紧迫的政治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与眭本一道去完成这项重要联络任务的，有著名义军领袖姚志卓（倬）。史籍中有关姚志卓的传记都很简略，没有记载这一史实，但这一史实却反映出武装起义抗清领袖与复明运动人士之间的重要联系和合作。姚志卓、字子求，浙江长兴人。顺治二年闰六月，姚志卓与明参将方元章起兵，攻克余杭（今浙江余杭县余杭镇），不守。七月，姚志卓奉监国鲁王命，镇守分水（今浙江桐庐县分水镇）。当姚志卓初起时，昌化（今浙江临安县昌化镇）爆发帅应璧起义，据城杀官，并联络姚志卓，暗通驻守江东的明镇东侯方国安，“声势相倚”。[10]十二月，分水失守，姚志卓率军北走于潜（今浙江临安县于潜镇）。清军攻陷于潜，方元章战死，姚志卓率残部与昌化义军合并。三年二月，清副将张杰、张国勋等率军进攻昌化，义军虽“据山设寨，挑濠堵御”，但寡不敌众，昌化陷落，“姚志卓一闻烽传，先已扒山逃去。”[11]十月，他率军与清军在浙西南的江山作战失败，自仙霞岭逃进处州山中。十一月，他又出江西玉山，清军闻讯，迅速出动，将他包围起来。其兄姚志元冒充姚志卓出降，牺牲自己，掩护姚志卓逃脱。当时，隆武政权兵部尚书、江西永丰（今广丰）人詹兆恒正聚众数千，结寨怀玉山。姚志卓与詹兆恒合作，攻下永丰，结果仍然失守。他“其后迁徙无常”，[12]到处匿藏避祸，无力再发动重要攻势，但他仍保有少量部众。当张名振军到达长江口时，“平原将军姚志倬……以众来依。”[13]他把部众交给张名振后，就与眭本一道动身云贵。不料“本行至湖广湘潭县，因病不能前进。姚志卓自己去了，后回来带得永历三年伪敕并孙可望札檄、雷跃龙回书五件，十一月交付与王盛”。在五件文书中还有孙可望寄给贺王盛的“兵部侍郎敕谕一道”。[14]姚志卓此行成功，标志着贺王盛与永历政权之间直接联系的建立。姚志卓为挽救这次几乎夭折的行动，尽了最大的力量，因附述他一生事迹于此。

本案中还插进阚名世、杨声远的活动。阚氏为江东氏姓，阚名世应为当地人。杨声远原姓黄名表，为永历政权阁部，显系受永历政权委派到江南从事复明运动。杨声远先授给杨名世威远将军衔，在阚名世下设吴鼎、万尔顺等副将。顺治七年，阚、杨与已革明末水营副将、后改行经商的赵成甫在元通庵相会，拉赵成甫入伙。八年，阚、杨又到赵成甫店中，填给赵成甫黄绢札付。由于赵成甫与平一统建立联系，阚、杨也成为平一统、贺王盛一案的伙党。

在平一统、贺王盛之间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茅山道士张充甫。据平一统供称：“有茅山道士张充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15]茅山座落江南句容、金坛、溧水、溧阳诸县境，南北走向，为道教“第八洞天”，著名宗教胜地。这里临江近海，交通方便。道士云游化缘，又利于掩护政治活动。因此，张名振在茅山道士中安置一个总联络员，对沟通海上义师与内地复明运动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张充甫“在镇江府丹阳县生员姜子俊家往来”，与贺王盛也有密切的关系，曾“在贺王盛家吃饭”。[16]可以设想，张充甫一定在张名振与平一统、贺王盛之间起着秘密联络的作用。此外，平一统既称张充甫为“总线索”，则自然还有分支线索。这就意味着海上义师在内地建立有完善的或不完善的秘密联络系统。这一点，无论是对海上义师的活动来说，还是对复明运动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随着平一统、贺王盛发展伙党日益增多，秘密性就日益削弱，被清朝破获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大。复明运动不象郑成功、张煌言海师、西南永历政权、郧西夔东农民起义军，秘密性是它唯一的自卫手段，而这是非常脆弱的手段。秘密性削弱或丧失，它就注定要被清朝发现而遭破坏，注定要失败。复明运动有许多壮烈的牺牲，演出许多人间惨剧，而在实现任务方面绝少直接的显著的成就，其原因主要在此。顺治十一年正月，阚名世部下副将吴鼎到镇江，拿着督师阁部的委牌去找程龙、叶方，被徽州府休宁县（今属安徽）生员程扬察觉。程扬到清镇江副将张諴处告发，吴鼎被捕，这是最先打开的缺口，全案由此而被清朝破获。

除杨声远、张充甫、姚志卓等逃脱外，案内绝大多数人被捕，关押在南京明故宫内。清两江总督马国柱等进行了残酷刑讯，并于四月前后，将吴鼎、阚名世、万尔顺、吴名烈、黄三、平一统、平心、杨大、王来聘、陈怀忠十人处斩。眭本“被系不屈，触阶死。”死前留有《绝命词》云：“父既死忠，子当死孝。千载一门，不愧名教。”[17]陆一光、黄文烨大约也自杀身亡。[18]约八月间[19]，马国柱等又奉旨在南京将贺王盛、冷应祥二人处斩，赵成甫、江之龙、吕之选、吴逵、秦澥、董焕奎、吴君甫、顾养冲八人处绞。贺王盛死前，“自题《绝命词》：‘悲歌慷慨说天祥，浩气凌虚返帝乡。从此十人离紫禁，相随地下拜高皇。’时同殉者十人也。”[20]李五“杖一百，流三千里”。处死者之“妻妾子女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并入官，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同异，皆流二千里安置”。[21]贺王盛等的结果是悲壮的。全案至此结束。

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是清初复明运动中的要案之一。复明运动是在清朝的严酷统治下，由一部分明朝遗民和其他汉族地主阶级人士组织的以恢复明朝统治为目标的地下活动，一种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一股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潜流。它是清朝统治不断扩展，并推行圈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措施的结果。复明运动参加者都对清朝统治怀着深刻仇恨。魏耕作诗影射说：“朔风横地起，猛兽山中行。”[22]阎尔梅也作诗攻击说：“猰貐躏中夏”。[23]所以复明运动无疑是清初社会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与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的抗清战争，南北各地其他农民军的抗清斗争，南方许多城市人民的武装反抗，郑成功等的海上起义，历次南明政权对清朝的抗争等共同构成清初民族抵抗运动的整体，它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斗争采取地下活动方式进行的那一部分。

贺王盛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研究“复明”意义的典型。他作为明臣，投降李自成起义军，又参加复明运动并因而壮烈牺牲。在李之椿案中，杨昌祚有类似的经历。杨昌祚，字幼麟，宁国府宣城县（今属安徽）人，崇祯七年（1634）探花，由翰林院编修官至左中允。李自成起义军克京师，他先削发僧装，后又到大顺吏政府报名。他虽被李自成视为明朝“削发奸臣”而未录用，但明显变节，所以被弘光政权列入“降贼诸臣”第四等定“杖”罪。[24]后来他积极参加复明运动，在李之椿案中遇害。与他们的情况相同的，还有张家玉、傅鼎铨等人。[25]贺王盛、杨昌祚、张家玉、傅鼎铨等，面对李自成推翻明朝统治、崇祯帝陈尸长安门外的形势，不仅毫不顾惜，反而北面事仇。可见他们并不是一般地倡言纲常的士大夫、死心塌地忠于一家一姓的官僚、眷恋明朝统治的地主缙绅。但是，在清朝的残酷统治下，他们却为复明而奋斗牺牲，在复明运动中表现得那样勇敢、坚定、慷慨、壮烈，忠于明朝，与在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时的表现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面对两次关键性的斗争在性质上发生了大变化，斗争性质决定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在本民族内部，在大顺农民军与明朝的斗争中，忠于明朝就是忠于朱姓地主的统治。当斗争性质变化，发展为民族斗争的时候，一些并不那样忠于朱姓地主统治的人忠于明朝，从事复明运动，反映出他们高度重视民族斗争的利益。复明的侧重点就不是单纯恢复朱姓地主的统治。而首先在于反对圈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恢复汉族地主的统治。明朝是汉族地主统治的象征。他们要求维护和恢复汉族的制度、汉族地主的统治权。这是复明的真正含义。

由于当时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普遍存在，复明运动几乎是全国性的。李之椿一案牵涉的地域就很广，伙党分布“江浙鲁豫梁楚数省”，[26]即江南、浙江、山东、河南、陕西、湖广等南北数省。但复明活动的重点在江浙，那里发生了许多大案、要案。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南宜兴、松江、江阴之屠，浙江嘉兴、衢州、定海舟山之屠等等，都未能遏止复明运动的发生、发展。这是不奇怪的。东晋以来江浙一带持续不断的社会发展，哺育和培植了当地政治上强大、经济上富足、文化上发达的地主阶级。江浙地主阶级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没有受到冲击，在清军南下屠杀时大多逃躲匿藏，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保持着实力，当然认为可以同清朝一决雌雄。这是这场广泛的地下运动最坚实的基础。

复明运动有明显的特点：它的基本的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地下活动；复明运动最终要与武装斗争结合，地下活动最终要与战争结合；它有广泛的阶级和阶层参加，它的群众性表现它的民族性；它的分散性；内部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领导。各个从事复明运动的伙党，没有成为用严格的组织系统和严肃的条规纪律结合起来的群体，没有上下相维的系统的组织结构，没有形成有威信的、能行使权力的领导集团，除复明目标外没有其他明确的纲领、口号和动员、团结民众的更切实的政治、思想武器，表现出封建社会政治运动的幼稚性。平一统、贺王盛案既具有这些复明运动的一般特点，又有自己的特点。

平一统、贺王盛领导的复明运动，规模较小。参加人数远少于柳如是、钱谦益复明运动，也不及李之椿复明运动；涉及地区局限江南的南京附近一隅。因此，它的影响也较小。

在这一运动的参加者中，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不多。见于记载的仅贺王盛为进士、眭本为诸生；余可考者为商人、武人、医生、道士。看来，这一运动主要在社会中、下层人士当中展开。由于在柳如是、钱谦益、李之椿等复明运动中，士大夫参加者较多，平一统、贺王盛复明运动是一种有力的补充，证明整个复明运动的民族性。这一点值得重视。

与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不多的特点相关联，民间流行的结拜习俗成为这一复明运动的一种组织手段。

这一复明运动参加者的复明目标很明确。他们哭祭崇祯，他们相随高皇，抱着这样的素志去从事非常危险的活动。从他们的供词看来，只有秦澥说过被“哄诱”，吴鼎说过“要骗”钱，其他大多是自觉的，只计事之“成”否、“济”否，而绝没有否认“同谋”、“谋叛”。[27]因此，他们对破家杀身是有准备的，他们也就能死得慷慨、壮烈。

复明运动作为清初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只存在几十年时间就消失了，当时国内民族斗争的恩怨，经过岁月激流的冲刷后也已归于泯灭。但是，贺王盛等人的殉节，却表现出我们民族反抗压迫、不惜牺牲的传统精神。他们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引起了前辈史学家陈寅恪老先生的重视。陈先生以一个大史学家的宏伟而精微的眼光，从典籍的“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挖掘出隐藏很深的史实，写出一部大书《柳如是别传》，将他们的精神加以“珍惜引申”。[28]我认为，陈先生开创的工作应当继续下去，使研究更加广泛、深入、积累更多成果，准备写好南明史中这新的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