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以后，正规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两者全有一定的数额而且是经常设置的，所以称为额设制兵。此外还有“土兵”，是少数民族部队，虽然也是经常设置的，但为数不多，只在四川、甘肃、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有之（《清史稿·兵志》五）。又有“乡兵”、“团练”、“练勇”、“防军”等等，都是临时招募专备一事之用的，事定即行裁撤或者改编，所谓“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清史稿·兵志》四），所以不算作正规军队。同治以后，陆续采用新式枪械，训练新式军队，于是“练军”、“防军”、“防练军”、“新军”、“自强军”、“得胜军”种种名称随之而起，后来划一改为陆军，逐渐淘汰了绿营，成为正规军队，但是新军制计划没有完成，清朝已经灭亡。

八旗兵是清在关外原有的军队，它和八旗户口是分不开的。满洲户口编制，每三百人编一牛录（汉语译为佐领），作为基本单位，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汉语译为参领），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固山”是满洲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各有一个专用的颜色作旗帜，因此汉语就译“固山”为“旗”。当1601年时，满洲人少，只分四个“固山”，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作旗帜。1615年，人口增多，又加了四个“固山”，于是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成了八种不同的旗帜。不镶红边的黄色旗帜称为整黄旗，就是整幅的黄旗，简称正黄旗；镶红色的黄色旗帜称为镶边黄旗，简称镶黄旗，俗写厢黄旗。其他三色也一样。合起来称为八旗（《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案《八旗通志》及《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一全认为1614年已改八旗，但《实录》纪载在前，所以采用它的说法，作1615年）。最初每旗全由一个满洲大贵族管理，永久不变，称为“固山额真”，译汉语就是旗主，这是氏族制的残余，后来逐渐改变，入关后已没有固定的管理贵族，“固山额真”的名称也在1723年取消，改为“固山昂邦”，汉语的译名在1660年定为“都统”，其后没有变动（《光绪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一）。由于人口的增加，牛录的数目也加多，但清统治者不愿多加固山，于是打破五个甲喇编—固山这一户口编制的限制（军队中还存在），所以清朝只有八旗。

在最初成立旗的时候，所有的户口都要编进去，不分部族，所以一个旗内，有满洲人，有蒙古人，也有汉人。1635年，因为蒙古人渐多，于是另外成立蒙古八旗，旗色与原来八旗相同，将原来的八旗称为满洲八旗。但是原在满洲八旗中的蒙古人并没有拨出来，所以满洲八旗内还有蒙古人（《清史稿》列传十六传论）。1631年，将各旗的汉人拨出，另编一旗（王氏《东华录》），后来定名为汉军，以黑色为旗帜，1639年分为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四旗（《清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局版，页七）。1642年也扩充为八旗，旗色改为与满洲、蒙古相同，取消了黑色。清入关时，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实际是二十四旗（《清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局版，页四），但习惯上仍统称之为八旗。

编如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又称“旗下人”，编入某旗即为某旗人，他们的子孙也算某旗人。八旗户口三年一调查，不许旗外的人假冒入册，也不许旗下人远离本人所属的牛录（佐领）居住（《光绪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三，商务小字本，页一）。

八旗人户在居住上，屯驻上，行军、狩猎上，以及祭祀班列上，全有固定的方位：黄旗在北，白旗在东，红旗在西，蓝旗在南。同时分为左右翼，左翼是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又称东四旗，右翼是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又称西四旗。任何场所它的方位次序都不能变（《光绪会典》卷八四，页一）。顺治以后的八旗，又有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上三旗是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其余五旗称为下五旗。这是入关前旗主制的残余，由于皇帝原是这三旗的旗主，所以这三旗后来号称“天子自将”（《会典事例》卷一一0六，页一），皇帝的宿卫就由这三旗的子弟担任，上三旗的包衣（管理家内事务的奴仆）也就成立一个内务府。其他五旗原来的旗主是贵族，五旗的人与后来的皇帝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担任皇帝侍卫，而管贵族王公的事，五旗的包衣也就由各旗自己管理。此外，八旗的权利义务是一致的（皇帝的儿子成年以后拨入下五旗）。

清代制度，“八旗子弟，人尽为兵”（《清史稿·兵志序》），凡男丁年在十六岁以上就可以“披甲当差”（《会典》卷八六，页一），但不是同时人人入伍，而是按照兵丁类别，定出名额，在各佐领下“挑补”，分别立营训练，称为额兵。额兵以外有“随甲”，是武官的随从。此外均称“余丁”。“余丁”和不满十六岁的“幼丁”，可以挑补“养育兵”，就是预备兵（《会典》卷八六，页一）。

清代八旗兵分亲军、骁骑、前锋、护军、步军五种。又从上列各营内选拔神机营，从前锋营内选拔健锐营，从骁骑营汉军内选拔枪营、炮营、藤牌营，从满洲蒙古习火器的兵中选火器营，是为特种兵。现在把它表列于下（《光绪会典》卷五二、卷八六、卷八七）。

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

清代八旗兵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城内外，名额时有增减，清末凡十二万三百零九人（《清史稿·兵志》一，页十九）。在北京以外分驻的称为“驻防”。北京附近的驻防称为畿辅驻防，有二十六处，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八人；在东三省各城的驻防有四十四处，三万五千三百六十一人；在各省的驻防有二十四处，五万五千五百二十一人（《会典》卷八六，页二）：合计驻防兵凡十万五千一百二十人。在清代，八旗兵一共是二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九人（曾国藩说八旗兵“其额数常不过三十五万”，似误）。

满族人数少，它在向外用兵时候，每得一地，总要留一小部军队驻守，监视当地人民，例如1629年留英俄尔岱驻守遵化，1630年留阿敏驻守水平，后被明朝人民驱逐出关，这是驻防之始。清人入关（1644），留何洛会驻防盛京，1645年3月遣八旗兵驻防济宁，6月遣八旗兵驻防西安，11月遣八旗兵驻防江宁、杭州，以后遍及全国的各冲要大城。从这里可以看出清代的军队主要用在防范人民方面。驻防兵又都是八旗兵，对于人民的压迫和扰害比一般军队更甚。1687年，王鸿绪曾说：“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慌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扎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如西安、荆州驻防官兵，纪律太宽，牧放马匹，驱赴村庄，累民刍秣，百十成群，践食田禾，所至驿骚。其他苦累，又可类推。”（《清史稿》列传五八《王鸿绪传》）这虽说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在整个清统治时期并没有例外。

绿营兵又称绿旗兵，是清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它和八旗兵不同之处，除部族关系外，“八旗驻防兵由于世籍，绿旗各营兵由于招募”（《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二，局版，页一）；就是说，旗人（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人人有挑补兵丁的义务，而汉人（不包括汉军）对于绿营是自由应募。

清代的绿营兵，北京和各省全有。在北京的称巡捕营，隶属于步军统领（《会典》卷八七，页五）；在各省的按照地方的大小、远近、险要，人民的多少（《会典》卷四七，页四），列汛分营。由各省总督统辖的称“督标”，巡抚统辖的称“抚标”，提督统辖的称“提标”，总兵统辖的称“镇标”，将军统辖的称“军标”（只四川、新疆有之），河道总督统辖的称“河标”，漕运总督统辖的称“漕标”（《会典》卷四三，页二）。标以下设“协”，副将统之；“协”下设“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之；“营”下设“汛”，千总、把总、外委分别统之（《会典》卷四三，页二）。兵分三种：有马兵、有战兵、有守兵；战兵、守兵全是步兵（《会典》卷五二，页一）。濒海、濒江的地方又有水师（《会典》卷四五，页一）。绿营兵丁练习弓箭、鸟枪、藤牌、长矛、云梯；水师则练习水战（《会典》卷四九，页一）。全国绿营兵在1812年凡六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一人（《清史稿·兵志》二）。

清代八旗兵和绿营兵全是薪给制，每月有一定的“饷银”，每年有一定的岁米。数目多寡不等。高的如八旗亲军、前锋、护军，每人月给饷银四两，年支米四十八斛；低的如八旗步军月给一两五钱，年支米二十四斛，绿营步兵月给一两五钱，每月支米三斗（以上见《光绪会典事例》，商务小字版，卷二五四，页一及卷二五五，页一。所载与刘献庭《广阳杂记》略有不同。又刘氏以一斛为五斗，四十八斛即二十四石，疑太高，似是一斛为一斗。）因此清代的兵饷占每年岁出的一半，是最大的一笔开支。清初的岁出，凡银二七，三八八，五八八两，而兵饷占银一三，四九二，七五五两（《广阳杂记》卷二，石印本页十四），为百分之四九点二。其后兵饷续有增加，1766年增到一千七百多万（《清史稿·食货》六），而岁出总数约三千三百七十万，占百分之五0点四。这只是经常的饷米，至于内外战争的需索供亿，动辄好几千万，并不在内。

1644年清入关，军队作战以八旗满洲蒙古兵为主，汉军和投降的汉兵只在次要地位，1646年以后汉军与满洲兵并重，1650年以后就以新旧汉军为主了，八旗满洲蒙古兵已成次要，这说明八旗满洲蒙古兵的质量已逐渐较汉军降低。1675年清皇帝公开承认：“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清史稿·本纪》五，顺治十四年正月）。到了1673年，三藩事起，八旗兵（包括汉军）差不多已不能作战，清统治者只好利用汉人的绿旗兵，前后动员了四十万人（《清史稿·兵志》二），每次作战，全是绿营步兵在前，八旗兵尾随于后。但是没有很久，绿营兵也和八旗兵一样了，1687年，王鸿绪已经指出，“绿旗提镇，纵兵害民。以及虚冒兵粮者，不一而足”（《清史稿》列传五八《王鸿绪传》）。1730年以后，清统治者随时随事招募乡军和防军，绿营渐同虚设；最后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绿营除了个别部分坚强抵抗以外，几乎每战失利，因而后来也就不能不提议裁汰了，但是直到辛亥革命没有裁尽，绿营的空名目依然存在着。

上面提到清代的军队主要用在防范人民方面，这一点从清统治者所规定的军队任务上，也可以得到说明。如侍卫亲军的“宿卫扈从”（《会典》卷八二，页一），八旗步军的“守卫巡警”（《会典》卷八七，页五），绿营的“慎巡守，备征调”（《会典》卷四二，页二），京营的“稽查巡缉”（《会典事例》卷五四六，页一），全是其例；而步军统领的“统辖京营，总司缉捕”（同上），更为明显。军队用途既然不放在捍御外侮保卫人民上，训练自然成了虚文，因之兵丁也就成为不生产，不训练，迫害人民的暴力工具，清代军队窳败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一点也正说明阶级社会的武装部队的本质。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5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