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存在于世虽仅7年，可海军将士的民族精神却使人们不能忘怀。本文对海军将士为海军建设与发展的奋发务实、求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甲午战争中，耿耿忠烈之爱国精神，以及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予以探索，旨在给世人以启迪。
（一）求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北洋海军将士，具有奋发务实，求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许多海军将士投身于海军事业，即报定挽救民族危亡，为祖国强大而不断进取的志向。
清政府创建近代海军之意图始于19世纪3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确定先行集中力量建好北洋海军。与此同时，清廷注重海军人才的培养。培养途径：一是国内船政学堂；一是派到国外学习海军技术，以“探制作之源”[1]。自1874年至1886年，清廷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选派80余名优秀毕业生到欧洲学习。这些学生“深知自强之计”，“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2]的抱负。刘步蟾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枪炮诸术，“勒勉精进”，毕业时名列第一，在英国学习“成绩冠诸生”林颖启不仅专心学习，还留意西方的政治，“虚意咨访，深究其立国富强之本”[3]。林泰曾也是“资深学优”[4]。林永升刻苦学习阵法，成绩优秀。邓世昌没有留学，却努力考察各国海军，因而“西学湛深”[5]，“治事精勒”[6]、务实。正是这些未来的海军将领，当时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为国家的强盛，“不用扬鞭自奋蹄”，后来才成为北洋海军的中坚力量。
留学生归国后，不断将学识贡献给海军事业。刘步蟾与林泰曾两度同窗，共勉共进，对中国海军逊于世界先进水准有共同认识，他们针对中国缺少铁甲舰的现状，提出扩充海军的条陈《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以便达到“以战为守之妙”[7]。此后，刘步蟾还曾多次提出添船换炮建议。特别应“按年添购如定、镇者两舰，以防不虞”，李鸿章并未采纳其建议，激起刘步蟾的不满，当众慷慨陈辞：“相公居其位，安得为是言！平时不备，一且偾事，咎将谁属？”如此大胆之言论，表明他“忧国之深，忠愤激昂”[8]的爱国精神。北详海军成军后，刘步蟾奉丁汝昌之命依据中国情况，借鉴英国海军规则，草拟了《北洋海军章程》，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发展贡献卓著。甲午战争爆发后，海军将领更是不断提出制敌之策。黄祖莲熟读兵书，颇具谋略，向丁汝昌建议：“严兵抓守海口，而以战舰抵长崎，捣其不备”[9]。林泰曾则建议“举全舰队扼制仁川港”，以便与日舰“一决胜负于海上” [10]威海危急时，林颖启撰写万言，提出“批亢捣虚”之计[11]。日军占领荣成后，他又提出“形格势禁之策”，并主动要求到南帮炮合“相机攻击” [12]。十分明显，这些建议是颇有见地的。
为了北洋海军真正具备近代海军的素质，具有战斗力，海军将士竭尽努力。早在1880年，清廷在德国订购定远、致远两铁甲舰及济远快船，派刘步蟾在德国监造。同年冬刘步蟾又赴英国接受新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1882年刘步蟾等11人奉派赴德“协驾铁甲并资练习”[13]。1887年，清廷派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赴英、德接带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归途中操演阵法，“终日间变阵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状”，舰上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不特备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舰亦如心之使臂焉”。翌年4月，安抵大沽。北洋海军将士一开始就表现出高超技艺与同心协力的可贵精神。邓世昌等人的民族情感，还表现在归途中会见受尽苦难，“食不饱，寒无衣” [14]的8名广东籍苦工，并应所请，顺带回国。
许多海军将领在平时训练中，不依赖洋员，独立致事。邓世昌率致远舰自西班牙返航时，遇到狂风巨浪，波涛猛扑舰上，衣袂尽湿，不稍退避，邓世昌还亲把舵轮，破浪前进。驶至地中海时，添煤过多，烟筒有火，邓世昌冷静“令开火门、塞灰洞、火立止”[15]
由于平时的刻苦训练，1891年、1894年两次会操时，北洋海军成绩突出。
第一次会操，北洋舰队即能够“袄席风涛，熟精技艺”[16]。
第二次会操已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看到不仅鱼雷舰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17]，定远、镇远等舰演放鱼雷，“均能命中”，打靶“灵准非常”。演习登陆枪炮阵法，亦“灵便纯热，快利无前”，威远等操演风帆，“均甚灵速”，夜间合操，刀炮齐放，“起止如一”。对各海军学堂之学生面试，均臻精密，“足备水陆将弁之选”[18]。将士精于训练，是战争中可能战胜敌人的基础。
北洋海军将领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坚持与破坏中国海军，阴谋篡权行为进行了斗争。最明显的有两次。
一次是1890年冬，北洋舰队泊于香港，提督丁汝昌离舰去法国，右翼总兵刘步蟾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撤督旗升镇旗。在舰上任总教习的英员琅威理却指责说：“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何撤提督旗？”刘回答为按惯例办。琅威理讼至李鸿章，复告以刘为是，琅威理无颜而去职[19]。
一次是1894年春，在北洋舰队担任总教习汉纳根顾问秘书的英人泰莱，向清廷建议从智利购买8艘新式快船，组建由外国军官驾驶指挥的新舰队，刘步蟾愤然阻止，此事纯属维护民族主权的爱国行为，虽遭泰莱之诋毁，也毫无损刘步蟾爱国者的民族形象。
（二）耿耿忠烈之爱国主义
北洋海军将士在甲午战争中，耿耿忠烈之爱国主义得到充分发扬。甲午海战共3次。第一次是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这次海战，济远、广乙两舰迎战日本的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的偷袭，吉野率先开炮后，另2舰投人战斗，逼迫济远舰首先还击，广乙舰随开炮击敌。双方激战2小时，互有伤亡。激战中，济远舰虽然舰龄长，航速慢，吨位小，火力差，广大将士仍然奋勇战斗，大副都司沈寿昌关键时刻指挥炮手击敌[20]，不幸中弹牺牲，二副守备柯建章，毅然上前，指挥炮手攻击日舰，亦不幸弹中胸阵亡。学生守备黄承勋、号旗指挥刘鹍等10余名官兵先后中炮阵亡，27人负伤[21]。战斗紧张时刻，济远管带方伯谦先后悬白旗、日本海军旗，引起广大水手极大气愤，水手王国成、李仕茂挺身而出，连发4炮，中3炮，吉野起火，未再前进。
丰岛海战中，除济远舰爱国官兵自觉抵制逃跑、奋勇与日舰周旋外，高升号上的陆军将士与日舰相遇时，誓死不降，抵制高升号英国船长高惠悌拟遵从日本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关于“跟浪速舰走”[22]的主张，为防止高惠悌等出卖船上官兵，士兵们监视其不准离船。当日舰以猛烈炮火轰击时、船上官兵以步枪“勇敢地还击”[23]，这种毫无惧态，以弱敌强的民族精神，值得称颂。
第二次海战为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将士在这次中日海军主力决战中所表现的耿耿忠烈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更加振奋世人。
首先表现在整个战争期间，海军将士能正确处理爱家与爱国的关系，以天下为己任，暂能舍开骨肉之家情，抱定以身许国的决心。舰队最高统帅丁汝昌立下“敢夸砥柱作中流”[24]。的坚强誓言，战争一爆发即告家人：“吾身已许国”[25]。经远舰都司陈京莹虽自幼孝顺双亲，在亲笔家书中，以生动的语言表达他爱国的民族情感：“大丈夫以殁于战场为幸，但恨尽忠不能尽孝耳，双亲老矣，勿因丧子伤感，以重儿罪。愿群季立业，以供菽水，和睦娱亲，则儿九泉瞑目也。”[26]来远快船鱼雷大副徐希颜致书家母表示“以身许国尽忠，不能尽孝”，同时告其妻“勖以事母”，“盖其志早已矢死矣”[27]。1895年初，北洋舰队被日本联合舰队围困于刘公岛之时，威远舰守备陈昌函告其弟湘龄，嘱“善奉吾母，吾决死，绥矣”[28]。镇远舰二管轮林维藩决心为国捐躯，他在家书中劝慰父亲“忠孝不能两全，从古忠良必蒙天佑，切勿伤感。”同时嘱托妻子“奉养高堂”[29]。这些“以身许国”的豪迈誓言，句句铿锵有力，将士们在海战中的表现，完全证明了他们是言必信，行必果的英雄。
其次，海军将士在海战中负伤，都以顽强的毅力抵御伤痛，决不退避。黄海大战伊始，日舰第一排炮击毁冲锋在前的旗舰定远望台、正在望台督战的丁汝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仍拒绝进舱养息，裹创后坐在甲板上督战，对其他将士是极大鼓舞。当定远舰中弹起火后，代替丁汝昌指挥的刘步蟾，鼓励“各将弁誓死抵御，不稍退避……一面救火，一面抵敌”[30]。定远舰把总孙景仁督炮猛战，击中日旗舰松岛，松岛船体倾斜，丧失指挥能力，但不幸弹中孙景仁下肢，鲜血淋漓，仍不顾一切的坚待战斗。徐希颜在发炮击敌之关键时刻，敌弹炸折腿骨，仍指挥击敌，直至晕倒在甲板上。来远管轮都司阵景祺不顾浓烟弥漫，烈火延及机舱，“急以机舱事属诸副管轮，自率水勇竭力救火，并输送弹药以助发炮，与敌酣战。身受重伤。犹能处理机务，以故舰赖以存，虽多中弹，尚不沉没”[31]。正是受伤将士的轻伤不下火线，坚持血战，使全舰队顽强地与日舰周旋，且“将士得少死”[32]。
再次，海军将士为了整个战斗胜利，多不顾个人和舰只的安危，身先士卒，这是民族精神的光辉体现。经远大副游击陈荣在黄海大战中身先士卒，协助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拼搏，有进无退，身受重伤时，“犹坚立指挥，不少懈”[33]。同全舰官兵一起“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34]。镇远舰大副杨用霖在海战中协助林泰曾指挥全舰将士誓死鏖战，即使“积尸交前，而神色不动，攻战愈猛”[35]，当定远舰烈焰汹腾，万分危急时刻，他毅然转舵，横于敌前猛轰日舰，以使定远舰有较充裕的灭火时间，这一忘我的民族精神，确保了定远舰安全。更令人称颂的是邓世昌为保护旗舰，而“驶出定远之前”，为全舰队的胜利而奋勇冲向疯狂的日吉野舰，这种奋不顾身的做法，得到同仇敌忾的致远舰全体将士的赞同。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士兵、炮手在海战中的事迹非常感人。镇远舰上前舰30．5公分炮位一炮手正在瞄准日舰准备施放之时，中弹仆地，身旁一士兵立即将牺牲者抱开，自己则紧握牵索向敌发射。另一名新士兵与其兄同在舰上，当其兄受伤后，他给予简单处置，“然后再回到自己岗位坚持战斗”，兄弟并肩战斗的事迹，在整个海军中流传[36]。类似以上身先士卒，奋勇拚搏的将士屡见不鲜他们不愧是中华优秀儿女。
第三次海战是1895年1月30日至2月7日的威海海战。北洋海军将士在辽东半岛沦陷，日军围攻山东半岛的危急时刻，仍奋战不懈，击退日舰四次大规模进攻，战斗中丁汝昌亲登舰上指挥，广大将士无不振奋，战不久即击毙日陆军步将大寺安纯，伤沉日舰多艘。北洋舰队与刘公岛、日岛各炮台配合，履立战功，即使在陆地全失，北洋舰队处境艰难的情况下，还是坚决抵御日舰第五次大规模进攻，击伤日旗舰松岛及桥立、岩岛、秋津洲、浪速4舰。表明海军将士的民族精神确是值得歌颂的。
（三）大义凛然之民族气节
在战火纷飞时刻，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北洋海军广大将士经受了考验，表现出大义凛然之民族气节。
丰岛海战中既有北洋舰队战舰上不怕死的将士，也有运兵船上誓死不当俘虏，与日军拚战的官兵。其中高升船上的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面对日本劝降、威胁，镇静异常，向船上将士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营官骆佩德、吴炳文代表士兵表示：“公死，我辈岂可独生！”[37]。舰被击破的最后时刻，将士们视死如归，以步枪击敌，直到船被击沉，高善继等与多数士兵一同牺性。
黄海海战中，海军将士们与敌人血战到底、宁死不降的英雄气节是可歌可泣的。
邓世昌在舰已受重创，弹药将尽的情况下，依然“气象猛鸷，独冠全军”[38].，致远舰将士也无不昂然挺立，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在鼓轮怒驶冲撞日舰时，中鱼雷后顷刻沉没，邓世昌虽有救生圈和扎杆可以生存，他却“宁为玉碎，毋为瓦全”[39]，随着波涛而去，举国上下同声赞誉，邓世昌与致远舰立了“第一勋”，是“真英雄”，“气贯白日”[40]。超勇舰管带黄建勋在黄海激战时，鼓励全体官兵殊死迎敌，当舰舱中弹，烈火冲天，右舷倾斜，崩裂沉没之时，鱼雷艇来救黄建助，不久而被波涛淹没。超勇帮带大副翁守瑜协助黄建勋与日4舰力战不退，舰焚将沉之瞬间，翁守瑜坠海，左右援救，他却断然拒绝，说：“全船沉没，吾何生为！”[41]遂没入海涛。扬威舰在黄海大战中，机舱中弹爆炸，“渐不能支”，仍指挥炮手击敌的管带林履中，直至舰渐沉没，才毅然投海。左一鱼雷艇抛长绳援救，他却推而不就，随涛沉没。表现出“临大节而不可夺”[42]的英
雄气慨。
威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将士一直拼搏在战场。刘步蟾辅佐丁汝昌坚持抗击日舰多次进犯，在定远舰中雷进水，有沉没危险之时，刘步蟾果断地断链移舰至刘公岛铁码头东侧浅滩搁钱，作水炮台继续击敌。直至2月10日弹药告罄，无力再战，才奉丁汝昌之命将舰炸沉，当夜刘步蟾履行“苟丧舰，将自裁”[43]的诺言，自杀殉国，“志节懔然”[44]。旅顺沦陷后，丁汝昌虽被革职，仍将生死置之度外，表示要做到“船没人尽”[45]，即使清廷要治其罪，他似以大局为重，“布置威海水陆一切”[46]。日舰司令伊东祐亨致书丁汝昌，软硬兼施，忽而邀其东游日本，忽而威胁恫吓，丁汝昌坚决表示“余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47]参与北洋海军事务的洋员与牛昶昞密谋投降，丁汝昌在无力制止的情况下，宁肯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48].。牛等再威逼丁时．丁愤怒谴责道：“汝等欲夺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49]直到陆援绝望，丁力主突围，然而却遭到牛之反对，丁“誓以身殉”，并令牛“将提督印截角作废”[50]，遂自杀殉国。牛又推镇远管带杨用霖主持投降杨断然拒绝，决心坚守民族气节，高声朗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51]诗句，遂以枪自击而亡。这一切表明，北洋海军将士不仅具备爱国情操，还炼就一身铮铮铁骨。
大量事实证明，在反侵略斗争中，北洋海军将士焕发出了民族崇高精神和气节，这种气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国魂之精髓，他曾激励着我国各族人民为祖国、民族之伟业，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坚持民族气节、情操，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宁肯为国捐躯，为民族殉节，是民族生存之根本。这些英雄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景仰和爱戴，永远被传领。
[1]《船工将竣请筹善后事宜折》，《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64页。
[2]《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199页。
[3]林绍年：《仞季先生哀挽录》。
[4]《中日战争》丛刊，第4册，第301页。
[5]《中东战纪本末·大东沟海战》。
[6]《海军实纪·邓壮节公事略》。
[7]《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第298页。
[8]池仲祐：《刘军门子香事略》。
[9]《皖志列传·黄祖莲传》。
[10]见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篇，第2章，第19～20页。
[11]沈瑜庆：《仞季先生哀挽录》序。
[12]林绍年：《仞季先生哀挽录》。
[13]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14]余思贻：《航海琐记》卷上。
[15]余思贻：《航海琐记》卷上。
[16]《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2，第4页。
[17]《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13～15页。
[18]《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13～15页。
[19]见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及《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76页。
[20]《中日战争》丛刊，第4 册，第269页。
[21]《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2页。
[22]《中日战争》丛册，第6册，第21页。
[23]《中日战争》丛册，第6册，第22页。
[24]丁汝昌：《赠宫岛栗香》。
[25]施从滨：《丁君旭山墓表》。
[26]池仲祐：《陈都戎则友事路》。
[27]池仲祐：《徐都戎少泉事略》。
[28]池仲祐：《陈都戎幼苹事略》。
[29]池仲祐：《林都戎谷曾事路》。
[30]《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35页。
[31]《中日战争》丛刊，第7册，第550页。
[32]池仲祐：《陈参戎子鸿事略》。
[33]池仲祐：《陈镇军玉书事略》。
[34]《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168页。
[35]池仲祐：《杨镇军雨臣事略》。
[36]《定远水手陈敬永口述》。
[37]池仲祐：《高大令次浦事略》。
[38]《中日战争》丛刊，第7册，第550页。
[39]缪钟渭：《忆大东沟战事吊邓总兵世昌》。
[40]见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缪钟渭：《忆大东沟战事吊邓总兵世昌》。
[41]池仲祐：《翁参戎玉如事略》。
[42]池仲祐：《林镇军少谷事略》。
[43]《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67页。
[44]《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581页。
[45]《中日战争》丛刊，第4册，第316页。
[46]《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267页。
[47]转引自日本海军军令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卷下，第202页。
[48]《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71页。
[49]转引自日本海军军令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卷下，第201页。
[50]《庐江文献初编·丁汝昌传》。
[51]文天样：《过零丁洋》。
资料来源：与杨惠萍合作刊于《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