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所建新式海军——北洋海军，自1874年（同治十三年）总理衙门创议筹办海防，提出“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1] ，1875年（光绪元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1823－1901）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至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12月正式编成，计13年多的时间。1895年2月北洋海军全部覆灭，享年近6年零2个月。北洋海军从筹建到覆灭的20年间，有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当今纪念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之际，对其筹建、建设、作战、覆灭作些探索，会引发人们若干思考。 

（一）  创立北洋海军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 

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以前海军事业发展的顶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北人走马，南人行船”的战役，又多为境内河湖中的舟楫水战[2]。秦汉时有楼船军，即“水泉用楼船”[3]。三国到西晋自己水军发展，赤壁之战时出现蒙冲、斗舰、走舸三种战舰。隋唐海防两宋发明航海罗盘影响后世。元代海战，明代郑和（1371－1435）率宝船七次远航大海洋，早在欧洲葡萄牙航海者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9－1524）、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60）等航海前数十年。到清代则有一个由禁海到开海的过程，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以前海军事业发展的顶峰。 

北洋海军的创建是中国抵御外侮的需要。翻开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由于中国水师的舰船少，武器窳劣，水兵训练不佳，两次鸦片战争受尽凌辱，政府被迫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俄国舰只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也不断制造事端，扰民掠地。1866年法国海军军官安邺（Marie Joseph Francois Garnier,1839－1873）率队溯湄公河（澜沧江）而上，翌年侵入中国云南。1873年（同治十二年）11月又率法军强占河内，威胁中国。1874年4月27日，日本军舰向台湾进发，5月6日日军在琅峤上岸。中国海疆的不宁，是1874年11月5日清总理衙门创议筹备海防根本原因。在总理衙门提出练兵、利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事后[4]，遂诏命李鸿章等人详议。12月12日，李鸿章奏筹海防诸事。李鸿章的办法是暂放弃收复新疆伊犁，专治海防，因而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 

（二） 建立新式海军需要一定的舆论准备 

海防与塞防之争是加强海防的舆论准备之一。海塞之争是清季同光年间有关国防政策的争议。其缘起是，东南沿海的外患和西北边疆的危机。清廷欲海塞并重，却因实力所限，无力并举，乃诏命封疆大吏发表见解。李鸿章在奏折中明确表示： 

    伊犁已为俄据，收复不易，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足专顾西域。不如命西征各路军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于进取。其停撤之饷，即匀做海防之饷[5]。 

而湖南巡抚王文韶（1830－1908）在不反对海防基础上，力主尽早收复伊犁： 

江海两防，亟宜筹备。窃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关键则在西陲军务。俄人据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6]。 

以上为同治末年围绕海塞争议的代表人物。光绪伊始，清廷再议海防事宜，李鸿章则再申诉停止西征而专办海防的理由，此则激起曾强调造船、重台湾防务，海塞并重[7]的陕西总督左宗棠（1812－1885）的强烈反对。左宗棠在奏中主张： 

        此时停兵节饷，不啻自撤藩篱，不独陇西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难晏然。且停兵节饷， 徒于边疆有碍，而于海防亦未必有益[8]。 

清廷考虑再三，遂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9]。表明塞防之议暂时获胜。可是未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1820－1879）、李鸿章二人分别执掌南、北洋海防事务。后海塞之争虽时有发生，到1881年（光绪七年）改订伊犁条约签订，新疆出现安定局面，海防之争才停止。 

列强侵犯中国和中国邻邦，引起关注海防人士的认真论述。这些人中以王韬、薛福成、王之春、王先谦和李鸿章态度坚定，均提出具体方案。 

王韬（1828－1897）认为“海防为尤重，则水师战舰要不可不亟为讲求。”[10]主张水师战舰改革方案为演练水师、培养航海舵工、专用火龙战舰[11]。 

薛福成（1838－1894）认为海防“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应购置铁甲舰，即“可以潜消邻衅”[12]，又可“呼吸灵通，指挥如意。”[13]  

王之春（1842－？）认为“方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急，商船为辅。”[14] 主张先造碰船，“续造铁甲船已成全盛之规”[15]。而且建议“以直东奉为一镇……立营于旅顺口，并威海卫之中添筑炮台，相为表里，又设分防于大连湾，据奉直之要隘。以北洋之防以固。”[16] 

王先谦（1842－1917）认为防内忧外患应以“备轮船为亟”。一旦外敌入侵即可出洋应战，不能“坐待他人之我侮”[17]。 

以上所陈不为不精辟，不为不独到。他们的远见卓识无不出于关心国家之情。因而促使清中央大员到地方督抚的许多人也为之呼喊。诸如闽浙总督李鹤年（？－1890）、浙江巡抚杨昌濬（？－1897）、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等均发表切实可行的见解。至于李鸿章更是乘机发表意见。李鸿章单刀直入地指出：“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18]他赞成主持福州船政局的丁日昌（1823－1882）关于创设“三洋水师”的新观念[19]。丁被称为海防建设的“设计师”[20]。从此清政府开始了具体筹办北洋海防事宜。 

（三） 加强海军建设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创建者 

除一些文人学士、封疆大吏为创建海军制造舆论外，还必须由政府决策和有一个重视海防并勇于实践的人物。执掌清政府外 

交、军事、经济大权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就是时代推出的这样人物。 

李鸿章是清廷信赖的官僚。清廷于1875年（光绪元年）5月30日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重任，他也正是利用所掌握的实权来达到兴办海军的目的。李鸿章兴办海军的目的，有的说只为“御侮”之心而无“剿贼”之意；有的说他希图拥兵“自重”、“靖内奸”，而无“自强”、“御侮”之宗旨。此二者均有些偏颇。按李鸿章的意图，办海军不仅“实行自强之一策”[21]，可以“保和平，守疆土”[22]。而且“可上岸击贼”[23]。还有一个李鸿章不公开表示而别人看得十分清楚的巩固、扩大个人权势的意图。兵部左侍郎黄体芳（1832－1899）指责李鸿章不派舰援助南疆，“拥兵自卫，不权缓急……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24]虽然有人批评李鸿章建海军有私心，仍无法抹煞他创建海军的功绩。 

李鸿章看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因而力主“明是和局”，“阴为战备”[25]，东南沿海重地集船只，购利器，筑炮台等，“亟练水师”[26]。而且认为“我若早一日备预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弥衅端。”[27]李鸿章的主张和做法受到美国驻华使馆秘书何天爵的肯定：“李鸿章一切努力的主要目标是保卫共同的祖国，反对外国的侵略。”[28] 

为解决建设近代海军所需经费，李鸿章力主开矿、设厂以“求富”。先后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以及“轮船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等。对加强国防近代化有积极作用。 

李鸿章为了落实建立海军重任，主张首先解决“海外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问题[29]。其次是“培才”，因为“人才为水师根本”[30]，除在国内培养外，还可派人到国外学习，待“出洋子弟学成回国”可资重用[31]。另一方面还聘请一些洋教习，教授驾驶、炮术等。第三是购船，最初他主张“不得自外洋购船”[32]，而到1874年转而提出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理由一是国内所造多为小炮船，且“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33]。第四建设包括炮台、船坞、学堂、仓库等在内的海军基地，以作舰队战守之依托，此乃最为重要之举。最后确定先后在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等地，构筑海防工事。第五，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后，加强训练，并每三年检阅海军一次，北洋海军成为“中国唯一具有战斗力的一个舰队”[34]。 

（四） 北洋海军将士在甲午三次海战中体现了英勇不屈、 

耿耿忠烈的中华国魂 

北洋海军建成后，经历1891、1894年两次会操，北洋舰队将士认真操练，能够“衽席封套，熟精技术”[35]，演习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深奥”[36]。这样一支海军在三次海战中均有极嘉表现。 

首次海战——丰岛海战。1894年7月25日，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二巡洋舰完成护卫运兵任务返航时，在丰岛海面突遭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巡洋舰的袭击。从中国海军将士的积极作战，可以看出其高贵品质。 

（一）奋勇作战。中国军舰是被迫应战，接敌时“济远”舰大副、尽先游击中军左营都司沈寿昌（1865－1894）和二幅都司衔中军左营守备柯建章（？－1894）“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37]。在刻不容缓之际，他俩沉着果敢，“屹立司舵”[38]，指挥炮手以前后大炮及左右哈乞开司炮轰击日旗舰“吉野”，海面硝烟弥漫，各舰仍劈滔破浪，全舰将士“动作快速，敏捷善战”，所发弹弹多中“吉野”、“浪速”等舰。鏖战1时20分[39]。不幸忽有日弹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部中弹片，壮烈牺牲。这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牺牲的第一个高级指挥官。柯建章继续坚持指挥战斗，又被弹片洞胸阵亡。学生黄永勋（1874－1894）断臂，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鹏均中弹阵亡。英勇作战的弁兵牺牲13人，伤40余人[40]。 

（二）顽强抵抗。“广乙”投入战斗后，管带林国祥利用舰的吨位小，速度快的优势，迅速靠近“吉野”、“秋津洲”。拟施放鱼雷，只因双方相距太近，反中日舰数弹，伤亡70余人，舵机损坏，舰体倾斜，好不容易驶至朝鲜西海岸，退守中尚击伤尾追的“浪速”。遂于十八家岛搁浅，为免资敌，林国祥命将舰焚毁。战斗中“高升号”和运输舰“操江”驶至丰岛海域时，“济远”在管带方伯谦指挥下却退出战场，日舰“吉野”猛追“济远”，“济远”舰水手王国成（1867－1900）在李仕茂帮助下，以舰尾15 厘米口径主炮，连发4炮，有3炮命中“吉野”。“吉野”顿时火起，船头前倾，不得不转舵退走。 

（三）宁死不屈。中国雇用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与日舰相遇时，船上的中国官兵抵制英国船长高惠悌（Galsworthy）“跟浪速舰走”[41]的决定。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1894）对部下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最后官兵一致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42]。当日舰将“高升”号击中，船在下沉时，官兵仍以步枪“勇敢地还击” [43]。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极为可佳。 

    第二次海战——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日的海战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12艘军舰和4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增援平壤返航时，突遭日本联合舰队12 艘舰只的袭击而进行的中日海军的主力决战，激战中更体现了北洋海军爱国官兵的耿耿忠烈精神。 

   （一）奋勇抗敌。9月17日12时50分当北洋舰队接近日本舰队达5 000米时，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1852－1895）首先毫不犹豫地命炮手以30厘米大炮向日舰发炮[44]，以先发制人。未几“定远”望桥中炮，占在望桥指挥的丁汝昌（1836－1895）右边头面和颈项皆被烧伤[45]，仍坐在甲板上指挥作战，遂命刘步蟾代为督战。当“定远”桅楼被毁，无法指挥之时，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1849－1894）先行将“纛竖之”[46]，“致远”沉没后，“靖远”舰管带叶祖珪（1852－1905）不怕敌炮攻击，也主动“从旁升收队旗”[47]代旗舰指挥。这种敢当重担，主动指挥的责任感，鼓舞着舰队官兵，才与日舰鏖战5时许。 

（二）指挥若定。黄海大战中，北洋海军将士还表现在杰出智慧，指挥若定上。海战伊始，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后，即由右翼总督刘步蟾代为督战，一面救火，一面“指挥进退，时而变幻，敌炮无法取准”[48]。其余大多管带亦能指挥各自舰船，英勇杀敌，不稍畏怯。“镇远”管带林泰曾（1951－1894）也指挥有方，士兵“开炮积极敏捷，标下各弁兵亦皆恪守号令，虽日弹所至，火势东奔西窜，而施救得力，一一熄灭”[49]，多次击中日舰。“平远”管带李和以26厘米炮击中日本旗舰“松岛”中央鱼雷室；“广丙”管带程璧光（1859－1918）发炮击中日舰“西京丸”，迫使其逃命[50]。北洋舰队将领凭借爱国之心不畏顽敌，沉着指挥，虽然损失严重，却表现出海军官兵的中华魂。 

   （三）视死如归。北洋海军将士在海战中的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得到体现。最振奋人心的是“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海战打响后，他激励将士“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当“致远”受重创，且弹药将尽之时，日舰“吉野”猖獗，威胁“定远”时，邓世昌为护卫“定远”，决心“誓与日舰同沉”，乃“鼓轮怒驶，……直冲日舰”[51]。不幸舰中敌鱼雷而沉。邓世昌拒绝生还机会，与200多名将士同时壮烈殉国。“经远”管带林永升（1853～1894）在临战时一面命令拆掉“船舱木梯”，“将龙旗悬于桅顶”[52]⑥，以表抗敌到底；一面鼓励弁兵奋勇作战危难时全舰官兵仍“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不幸林永升头部中弹而亡，遂舰沉入海中。另一位威武不屈的是“镇远”舰大副杨用霖（1854－1895），他平时就以“马革裹尸为壮”，黄海海战开始，他激励部下“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53]。“镇远”舰广大官兵在杨用霖以死报国的精神鼓舞下，英勇杀敌，直至日舰撤出作战海域。他们在战火中奋不顾身，在生死存亡面前毫不畏缩，这种忘我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第三次海战——威海海战。1895年1月30日至2月11日，北洋海军遭到日本联合舰队包围，并与之最后的决战。1月30日凌晨，伊东祐亨率联合舰队主力舰只包围北洋舰队驻地威海卫，日军又先后占领南北帮炮台和威海卫城，陆上援军无望，造成北洋舰队从未有的困境。正是在极端艰难情势下，北洋舰队中爱国将士表现出意志坚定，顽强战斗，临危不惧，舍生取义的精神。 

（一）誓死御敌。日本舰队自1月30日起的13日间多次进攻刘公岛、日岛的北洋舰队，均遭到顽强抵抗。1月31日丁汝昌率“定远”等舰驶至刘公岛与日岛之间，边向南帮炮台猛轰，边以炮火阻止日海军进犯，击中日“筑紫”、“松岛”舰。2月3日10时，日“扶桑”等4舰从威海南口与南帮炮台相配合夹击北洋舰队，丁汝昌陷入重围之中，但仍镇静指挥抗敌，日本也不得不承认丁汝昌“毫无屈色，努力防战”[54]，日“葛城”、“筑紫”、“松岛”中炮受伤。日军虽水陆夹击北洋舰队，中国官兵越战越勇，挫败日军两次进犯。其后日军改以鱼雷攻击方式，乘夜攻击“定远”，“定远”还击，命中日九号艇机船，致10人伤亡。同时“定远”舰底被击中，舰身倾斜，刘步蟾奉丁汝昌之命速将舰绕至铁码头东侧，作水炮台用[55]。相继“来远”、“威远”、“宝筏”中鱼雷沉没。丁汝昌仍沉着指挥，致使日舰第三、四次进攻失败。2月7日的第五次为总攻击，伊东祐亨调动22艘战舰，拟一举攻下刘公岛，歼灭北洋舰队。北洋舰队与刘公岛、日岛炮台相配合，以猛烈炮火抗御，很快击中“松岛”、“桥立”、“岩岛”、“秋津洲”和“浪速”等舰[56]，日军死伤严重，气焰受挫。在此关键时刻，竟发生北洋舰队败类“福龙”管带蔡廷干（1861－1935）和鱼雷艇管带王平等15 艘艇船逃跑事件，致使丁汝昌的防御部署被打乱，影响极坏。但绝大多数北洋舰队官兵在随后的日军海陆夹击下仍顽强抵抗。2月9日，面对伊东的猛攻，丁汝昌亲登“靖远”舰率舰至日岛附近指挥，与日舰拼战。不幸“靖远”中弹而沉，丁汝昌有幸被救。10 日，丁汝昌仍指挥各舰和刘公岛炮台打击侵犯的日舰，日本人承认“清兵不屈，连日连夜，疲困亦极，力击诸舰及东（南）口三炮台。”[57]中国官兵又击退日军两次进攻，并击中日“葛城”、“天龙”、“大和”，击毙多人[58]。北洋舰队在击退日军进犯7次后，力量大削，又兼援兵不至，粮食弹药将罄，已濒于绝境。 

    （二）顾全大局。当日军攻占南北帮炮台和威海卫，联合舰队封锁威海卫港后，刘步蟾辅佐丁汝昌，积极组织北洋舰队顽强抗敌，打退日军7次进犯。 “定远”舰中鱼雷后，刘步蟾奉令将“定远”作为水炮台继续攻击日舰。10 日，北洋舰队危在旦夕之际，他又执行丁汝昌之命将“定远”炸沉，以免资敌。丁汝昌在指挥北洋舰队及其艰难情况下，仍试图力挽备局。他不计个人恩怨得失，顾全大局，主动联络个军。当清迋拟“逮治丁提督时”，威海炮台统将戴宗骞（1842～1895）等公电： 

        丁提督自旅顺回防后，日夜训练师船，联络各军，讲求战守布置……暂留丁提督在威海协筹要防，大局甚幸！[59] 

刘步蟾暨各管带等公电： 

        丁提督表率水军，联络各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60]。 

事实上，威海危局时全靠丁汝昌主动与山东巡抚李秉衡（1830－1900年）、登莱青道刘含芳（？－1897）[61]联络，海陆配合防御。以上都是从全局战事考虑的。 

（三）舍生取义。为了国家，北洋海军多数将领都置生死于度外，关键时刻能舍生取义。刘步蟾抱定“苟丧舰，将自裁”[62]的决心，战争中镇定指挥，当“定远”舰重伤后，刘步蟾悲愤自责，即欲一死谢之，丁汝昌劝其“切莫存有此念”，但是当为免资敌自爆“定远”后，他还是悲愤自尽，实现了诺言。李秉衡评论称：“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63]丁汝昌决心与敌人拼战到底，告家人“吾身以许国”[64]。他在断然拒绝日本劝降后再次表示“断不能坐睹此事”，“决不弃报国之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65]在威海粮弹匮乏，外援无望情况下，丁汝昌仍鼓励众将，说服洋人和意志薄弱者，坚持保卫威海达13日。直到“见事无转机”，丁决定“一身报国”。自尽前明确嘱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兼管东口水雷营的牛昶昞“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66]。遂吞鸦片自尽。丁自尽后，牛昶昞伙同洋员共推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1854－1895）出面与日军商议投降事宜。杨用霖断然拒绝，口诵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返舰舵引枪自击而亡[67]。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这种精神与那些贪生怕死，屈膝投降的软骨头形成鲜明的对照。 

（五）  北洋海军覆灭给人们的启示 

中国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经过三次海战就全军覆灭，留给人们教训太多了，以下试列举数条启示。这些启示是从建设一直真正强大的海军思考问题的，指出存在问题并不否认北洋海军将士的历史功绩。 

第一，一直强大的海军，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指挥核心。清政府于1885年10月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负责管理全国海军，其实大权却由会办李鸿章掌握。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亦听命于李鸿章一人。北洋海军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设立了提督、总兵等海军军官，并聘请了外国顾问，似乎有个指挥核心，但是提督确是个不懂海军的人，他唯一的是忠诚执行李鸿章的意图，不能充分发挥左、右翼总兵的作用。聘请的洋人又有独树一帜，争权夺势之事，弄得指挥核心不和谐。个别将领时有擅自行动者，诸如方伯谦（1852－1894）擅自离开黄海大战海域，蔡廷干的逃遁等。在威海保卫战时，没有形成海陆协防指挥核心。这些对北洋舰队覆灭影响太大了。 

第二，战胜外来侵略，必须有一个开明而严密的政治体制。清朝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加显露出腐朽、封闭与落后，对内镇压人民以维护统治，对外则屈辱妥协。而且一国之君光绪受慈禧掣肘，战和摇摆，多年未增加新舰艇。清迋对外政策的执行者李鸿章缺乏总统大局的本事。甲午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只有“避战保舰”意思，面对日本的联合舰队，却无调动南洋海军、福建海建共同作战的决策，形成一支北洋舰队代表一国与日本的全国联合舰队作战。再加上“前路”与“后路”不能协调一致，战时无法实施综合保障。其他方面暴露出的问题都源于腐败落后的社会制度、军事体制以及海军海防战略。体制的弊端造成北洋舰队孤军作战，岂有不败之理。 

第三，海军保卫海防，必须有先进的舰艇，配备先进的武器和完善的“后路”保障体系。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船只数量上旗鼓相当，可是中国舰队除有大量铁甲舰优势外，舰速慢，少有速射炮确是大弊端。中国舰炮配备的是有烟火炮，无法连续发射。北洋舰队“后路”保障部门多达10余个[68]，可是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军械多为进口，配件需从外国购入，黄海海战中各舰大炮零件损毁严重，许多大炮受损不能及时维修，变成废炮；二是弹药质量存在问题，有的偷工减料、铁质不佳、弹面皆孔，有的大小不合炮膛，有的引信拉火不能引着[69]；三是北洋各舰“炮弹等亦多不敷临敌之用”[70]，且出现“克虏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71]的怪现象。就连供应各舰之煤“尽罗劣充数”，“煤屑散碎，烟重灰多”[72]。此外医疗保障、伤亡抚恤标准过低、补充兵员不足不及时，以及劳务过于繁重等方面也问题严重。截至威海保卫战时，后勤供给几乎断绝，粮食缺乏，弹药将罄[73]。这样的舰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第四，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官兵必须有较高的素质。任何战争，战斗力的基本要素除武器外，官兵素质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北洋舰队后两次海战中的检验可以发现，不仅武器装备不如日本，官兵素质也存在问题。“来远”管带大副张哲溁在呈文中指出作战失利缘由达16项之多。其中多为管理不到位而酿成官兵素质欠佳。张哲溁指出统帅无权、训练不精、号令不严、军械不足、军火不备、材料不备、辅佐乏才、兵额不敷、兵勇过劳、纪律不严、将就任使、军心不固、将士耽安、情面太重、奖恤失当、洋员不力[74]等问题，并不会抹煞广大爱国官兵的勇敢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这些颇有见地的各项，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揭示了北洋舰队存在管理论乱，军纪涣散，士气低落，训练不实以及官兵素质不高等问题，这样的舰队要在战场上克敌制胜是不可能的。 

以上各启示不是就整个甲午战争而言，仅是就北洋海军三次海战直到全军覆灭引发给人们的几个主要启示。一场战争，不论胜负都会给人以启示，但是北洋海军的迅速覆灭给人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往事如烟，因为近代北洋海军如烟雾一样，覆灭百余年了；往事并不如烟，是因为北洋海军的大量资料和许多经验教训，并非如烟雾一样散去，而是保留在了人间，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切凿地告诫人们：捍卫祖国的海疆，必须有一支真正强大的人民海军。 

[1]《光绪元年十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弈訢等奏折•附单》，《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6页。 

[2]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上册，台湾书店，民国59年版，第18～19页。 

[3]范晔：《后汉书》。 

[4]《恭亲王及文祥奏折》，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第19～20页。 

[5]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四三年十一月二日），《李文忠公奏稿》，卷24，台北文海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9 ～20页。 

[6]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光绪六年（1880年）内多府抄本，第53～54页。 

[7]见《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6， 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2页。 

[8]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援运情形折》（光绪元年三月七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6，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1页。 

[9]朱寿朋编：《光绪东华录》（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5页。 

[1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3练水师，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1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3制战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页。 

[12]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第21页、利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山年版，第6页。 

[13]薛福成：《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庸庵文外编》卷1，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山年版，第30页。 

[14]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19修船政，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影印，第19页。 

[15]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19修船政，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影印，第19页。 

[16]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19建海军，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影印，第20页。 

[17]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20，思补楼1899年刻本，第12～15页。 

[18]北京师大中国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9页。 

[19]丁日昌：《北洋水师章程六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光绪六年（1880年）内多府抄本，第19～20页。 

[20]胡立人、王振华：《中国近代海军》，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页。 

[21]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2]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微克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2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页。 

[24]黄体芳：《兵部左侍郎奏》，见《洋务运动》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18页。 

[25]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页。 

[2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第19页。 

[27]李鸿章：《请设海军部兼筹海军事复总理衙门函》，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28]何天爵撰，张雁深译：《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丛刊（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8页。 

[29]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页。 

[3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第8页。 

[31]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页。 

[3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36，请史馆，1927年版，第4032页。 

[3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页。 

[34] Zenone Volpicelli（笔名：Vladimir）,The China-Japan War.London.1896.p78．乌拉米尔：《中日战争》，伦敦桑普森••••••洛马斯顿出版公司，1896年版。 

[3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36]《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7]《寄丁汝昌》，《中日战争》丛刊，（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页。 

[38]吴馨、姚文枬等：《上海县志》卷15，1936年铅印本，《人物补遗》。 

[39]《日清战争实际•丰岛海战》，《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八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页。 

[40]池仲祐：《甲午战事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页。而《北洋大臣来由（四）》（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电报档）称“弁兵死亡士认，受伤二十七”，见《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41]《“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明》，《中日战争》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42]《“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明》，《中日战争》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43]《汉纳根文尉关于高升商轮被日军间击沉之证言》，《中日战争》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44]《日本参战将领的战斗报告及演讲。高千穗舰某尉官亲笔记述的黄海海战实况》，《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七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52页。 

[45]河村直登：《日清战争实记》第20编，东京博文馆，1895年版，第9页。 

[46]赵尔巽等：《清史稿•邓世昌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及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卷23，广州1911年刻本，见《清末海军史料》，第396～398页。 

[47]《普天忠愤集•大东沟战事纪实》，《中日战争》丛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48]李鸿章：《清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5页。 

[49]蔡尔康等编：《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四•大东沟海战》，《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9页。 

[50] [日]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东京博文馆，1896年版，第141页。 

[51]池仲祐：《海军实记•林少保•钟卿事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99页。 

[52]蔡尔康等编：《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四•大东沟海战》，《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页。 

[53]欧阳英、陈衍纂修：《闽侯县志•节义上》卷85，1933年刻本。 

[54] [日]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下卷，东京海军军令部，1905年版，第199页。 

[55]《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3页。 

[56] [日]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度战史》下卷，东京海军军令部，1905年版，第93～95页。 

[57] [日]桥本海关：《日清战争实记》第12卷，东京博文馆，1895年版，第410页。 

[58]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页；[日]河村河村直：《日清战争实记》第20编，东京博文馆，1895年版，第11页。 

[59]《北洋大臣来电一》，《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7页。 

[60]《北洋大臣来电一》，《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7页。 

[61]《丁汝昌致刘含芳电》，《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550）第32卷，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14页。 

[62] [英]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丛刊（六），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 

[63]《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查明丁汝昌死事情形折》，《中日战争》丛刊（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1页。 

[64]施从滨：《丁君旭山墓表》，《丁氏宗谱》，1922年刻本。 

[65]《福龙鱼雷艇某弁供词》，[日]河村直：《日清战争实记》第20编，东京博文馆，1895年版，第9页。 

[66]陈诗：《庐江文献初编•丁汝昌传》，《中日战争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3页。 

[67]池仲祐：《海军实记•战役死难群公事略•杨镇军雨臣事略》，《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75页。 

[68]《北洋海军章程•后路》，《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1055～1062页。 

[69]《张哲溁呈文》、《沈寿堃呈文》，盛实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404页 

[70]《中东战纪本末•••••德汉纳根军门语录》，《中日战争》丛刊（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8页。 

[71]《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9月12日北京去函 Z至第630号），《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是55页。 

[72] 《丁汝昌海军函稿》，《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533～534页。 

[73]《北洋大臣来电三》，《中日战争》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9页。 

[74]《张哲溁呈文》，盛宝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98～400页。 

（资料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年第5期。本文与关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