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至2月间，太平天国在芜湖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主持会议的忠王李秀成向活动于皖南的众将通报了天京领导层制定的“围魏救赵”的破解京围计划。这一计划是由干王洪仁玕创意，忠王李秀成参与，最后由天王洪秀全批准的。对这一说法，在我国史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注：有关论点可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1720页；郦纯：《太平天国军事概述》下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133页；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本文认为，芜湖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由忠王李秀成创意的战略决策过程，称作“芜湖战略决策”似为确切。太平天国在天京并没有制定“围魏救赵”的战略决策。李秀成起初仍想沿用以往破解京围的经验，从皖南调兵直接援京。只是在芜湖期间，他通过综合分析敌我态势后，才决定向宁国广德机动。
（一）太平天国并没有在天京制定“围魏救赵”的战略决策
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之役，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是援引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术。（注：有关论点可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719-1720页；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一册，第131页；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54页；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页。综合简、郦、郭、罗四位先生的观点，他们都认定这样一个“围魏救赵”性质的战略是早在战役前就制定的了，且除罗尔纲之外的三位先生都以为出此计者是洪仁玕，三人都认为李秀成离浦口南下芜湖正是执行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李秀成是这一战略的积极响应者和执行者。罗尔纲回避了主谋问题，但他也不否认这一战略是在李秀成离开浦口前就已制定，李秀成在芜湖会集诸将开会布置的也是这个方案。）如果从这次战役的进程和结果来看确实如此。但是在这次战役开始前，太平天国根本就没有在天京制订这样一个“围魏救赵”的战略，更不应说洪仁玕制订了这一战略。几位认定有此战略且认定此战略是由洪仁玕制订的先生所据，无非是《洪仁玕自述》。那就先来分析洪仁玕的自述。洪仁玕被俘后所留下的口供、亲笔供等共七件，其中有四件提到了二破江南大营史事。
在席宝田军营中的亲书供词（以下简称《供词一》）：
（忠王）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救当攻取之策。予见其求救心切，乃曰：……今京都被围，止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处无余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忠王曰，果见殿下如算矣……忠王即回府具禀谢指教之恩。次晚又来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予曰，若救此二路，兵去，则一线之路既断，江北之粮不能进京，其势必急迫，若请安省英王之兵去，又恐安省有急，若如弟高见撤兵，未审京内粮饷足支几久也？……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勿虑，吾誓报吾主知遇之恩也。……伊又着人面谢……即行备办缨帽号衣，伪装敌兵模样，一路潜行，不曾走漏。直至杭州城门……
在南昌府亲书供词（以下简称《供词二》）：
忠王三次面求划策，予曰，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旌自救，必获捷报也。乃约英王虚援安省，而忠、侍王即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
在南昌府之供词（以下简称《供词三》）：
那年南京被张家祥围困，仅有一线浦口之路可通无为州粮道。伪忠王问计于小的，小的叫伪忠王往攻湖州、苏州之虚，则张家祥必撤大兵往救，京围自解矣。
在江西巡抚衙门的口供（以下简称《供词四》）：
那陈玉成打江北，李秀成打湖北、江西、苏、杭，都是我的计策。（注：洪仁玕：《供词一》、《供词二》、《供词三》、《供词四》，分别见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第470-471页；第484页；488页；492页。）
在以上供词中，洪仁玕试图透露以下两个主要信息：第一，他反复强调，是李秀成向他问计，他“见其求救心切”，才出了这条妙计。《供词四》更是把别人的功劳一笔抹煞，称别人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我的计策”。总之，洪仁玕反复地申明，李秀成对破围根本想不出主意，只好向他问计。他面授机宜，得到了忠王的认可、叹服以及不折不扣的执行。第二，洪仁玕提出的解围方案是一个总体的方案。在“虚攻湖杭”的同时，还会合了其他几路主力合力破围。《供词二》中“乃约英王虚援安省，而忠王、侍王即……潜入湖杭二处”，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英王在这次行动的一开始，就是与忠王、侍王协同行动的。
笔者认为，《洪仁玕自述》中反复重申的李秀成向他问计的情节，根本不能成立。李秀成与洪仁玕不睦，是众所周知的。“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5,199,188,190,191页。），这说明李秀成对洪仁玕的才干并不信服，更何况李秀成对洪仁玕的不服主要还是针对洪仁玕不懂军事。洪仁玕的供词或许是想表明正因为他献了“围魏救赵”的奇计，才使李秀成信服了他。但一派“将相和”的假象掩盖不住洪仁玕自我标榜的居心。在他笔下，李秀成竟然天真地“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从而被洪仁玕第二次“开导”。其实自从1859年2月27日薛之元在江浦叛降献城，这一年李秀成和回援的陈玉成就始终在江北苦战，为的就是打通两浦粮道。作为一线指挥员，他自然要比洪仁玕更清楚浦口的得失对于天京的意义。他居然还提出从浦口、江浦撤兵，这简直是毫无军事常识的儿戏。这个情节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其实洪仁玕根本不知道江北的战况。至于江浦，李秀成一直就没有收复过，又哪来的从江浦、浦口二处撤兵的事呢？他在《供词一》和《供词二》中所说的李秀成是三次向他问计的话，颇有“三顾茅庐”的味道，有如说书唱戏。当然，李秀成作为天京地区太平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有大事是一定要和身为军师的洪仁玕商议的，但这充其量是礼节性的和形式上的。李秀成作为久经沙场的一线指挥员，即便是凭经验找对策，也不至于愁眉苦脸地来向洪仁玕讨教，更何况他与洪有那么深的成见和隔阂。
对于洪仁玕所自称的解围方案，笔者认为有两处值得推敲。首先，《供词二》称“乃约英王虚援安省，而忠王、侍王……一路潜入杭湖二处。”可见依洪的意思，英王在安省的行动是“虚”，而忠王、侍王的行动是“实”；也可理解为，英王在安省是为了掩护忠王、侍王向杭湖的行动。总之，英王与忠王、侍王是同时行动的，而且都是得到了干王的授意。笔者认为，英王在安省的行动如果与忠王、侍王的行动是虚实关系的话，那么英王的行动与忠王、侍王的行动应该是十分协调与呼应的。可是我们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呼应。英王在安庆战场的任务是争取在鄂皖边界的争夺中获胜，从而稳固皖北基地。英王在协助李秀成攻克浦口后便回师皖北，他在1859年末到1860年初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为小池驿会战而忙碌。1860年2月16日小池驿会战的失利使英王丢失了潜山和太湖，他的兵团只好转入守势，在相持中寻机对敌反攻。而在这之前的1月28日李秀成已离浦口赶往芜湖，2月10日他向皖浙边界机动的行动已正式开始了，这一天，他的部队进抵南陵城下。可见英王在安庆战场的行动与忠王的行动没有协同关系，如果有，他应该回援天京，做出在江北机动的假象。可他的方向仍是皖鄂边界。他在小池驿与清多鲍兵团的决战，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争夺皖鄂边界的战略阵地，决心也很大，否则不会损失那样惨重。至于后来陈玉成东援攻击江南大营南路长壕的行动，已是1860年4月的事。陈玉成这次的行动倒真的有了“援”的意思，但不是“虚援”，而是实实在在的“援”。全椒一失守，陈玉成为了打通东进的道路，便带领东援主力围攻全椒，不克便很快撤围，为合击江南大营而东援。但这和洪仁玕的“虚援安省”的方向完全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李秀成自述》却称陈玉成东援是“不约而来”的。（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5,199,188,190,191页。）如果单从字面上说，因为陈玉成目的很明确，到达预定战斗位置很及时，并且对战役胜利作出了贡献，不能轻率认定是“不约而来”。况且皖北的相持形势也不容他轻易回援，所以一定是太平天国最高层的命令使他回援的。
如果陈玉成不是奉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之命“而来”，那么李秀成所讲的“不约而来”就是针对他和英王讲的。也就是说，李秀成并没有和陈玉成约定要他东援的事。这样洪仁玕所称一边命英王“虚援安省”，一边命忠王、侍王“潜入湖杭”就对应不上了。战役开局时，英王在安省的行动与忠王、侍王在湖杭的行动没有虚实的呼应，战役收关时，忠王又对英王回援感到诧异，称英王“不约而来”。即如果真如洪仁玕所云有一个他所制定的战略计划的话，那么忠王应该知道英王这时的行动是有约而来的，而不会说是不约而来。可见洪仁玕的“英王虚援安省”说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洪仁玕在《供词一》《供词二》中都称忠王、侍王军备办“缨帽号衣，扮作敌军模样”。洪仁玕的意思或许是想证明忠王、侍王军行动的诡秘，殊不知道这是画蛇添足，暴露出他的斧凿痕迹。忠王军既然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虚攻湖杭，调动江南大营军，那么，他便没有必要伪装成敌兵，相反他应该故意将声势造大，这样才能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清朝方面文武官员的奏折和咸丰皇帝的上谕中，均没有提及太平军有伪装清兵的行为；如果有，他们是不会放过借机攻击太平军的机会的。更何况，清朝方面的泗安、梅溪吃过两次大败仗，如果太平军真的是伪装清军，李定太、周天受等败将决不会忘记借题发挥为自己开脱。因此，洪仁玕的这个陈述充分暴露了他军事素养的缺乏。
可见，从洪仁玕《自述》根本找不出太平天国在战役前就制定了“围魏救赵”战略的明显的或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洪仁玕其实是处处以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过程和结果，来为自诩的妙计作引证。许多前辈学者实在是被洪仁玕的一面之词蒙蔽了。
另外，通过对《李秀成自述》的分析，仍无法得出太平天国制定过“围魏救赵”的战略决策的结论。关于出京前的情况，《李秀成自述》是这样说的：
那时江浦尚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甚不同，轻骑回京走主。主又不从，当金殿与主辩白，问主：‘留我镇浦口，尔外救应望何人？’将主国臣筹算，与主周详算：‘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有其名未能为用；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在池郡英家会、东流，亦有曾帅之军制战；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陵湾沚一带；京城四门俱被和、张两军重困深壕，朝内积谷无多，主又不准我出，谁为外来救？我主意何为？’与主力辩，当被严责……不得已，后而再行强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再留，准我出京。（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5,199,188,190,191页。）
在此，李秀成未提及与洪仁玕在战略问题上有过什么商议，他叙述的中心问题是“出京”。李秀成问洪秀全“留我镇江浦，尔外救应望何人？”这说明，洪秀全不放李秀成出京，原因是他必须镇守浦口；李秀成想请洪秀全明白，留下他镇守浦口，就不会有人“外救”了。之后李秀成详细分析了太平军其他几支主力的情况，认为他们共同的问题是都被牵制在各自的战场。李秀成于是再次提出他的问题：“谁为外来救？”很清楚，李秀成想说明的是，既然天京已被围困，那就应该沿袭以往的经验，通过外线作战即李秀成反复说的“外救”来解围。他一个人守在浦口，并不是办法。事实也证明1859年李秀成在江北的苦战并不能扭转危局，即便陈玉成东援江北战场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可是洪秀全并没有和李秀成达成一致意见，第一次他严责了李秀成，根本不放他出京。最后李秀成终于得以出京，他是用了“再行强奏，定要出京”的办法。洪秀全是见他“无可再留”才放他走的。可见洪秀全放人并不情愿。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已制定了“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那么这个计划是一定要由洪秀全批准才可以实行的，也就是说，洪秀全是这个战略的最后仲裁者，他应该是支持这个战略的。那样的话，他不放李秀成出京就无法理解了。相反，他不仅应该放李秀成出京，而且甚至应该催促他快快出京去“虚攻杭湖”。而如果是李秀成提出了这样一个战略计划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在《自述》的这一段提及。李秀成本来在功劳问题上就不那么谦虚。比如他在《自述》中就讲过“自困天京五次，皆若我一人四筹解救”（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5,199,188,190,191页。）这样言过其实的话。如果他真在出京前提出过这样一个战略，他是不会放过表功机会的。可见李秀成强请出京的目的不是去执行什么“围魏救赵”的战略计划，而是去争取“外救”。“外救”是太平天国解天京之围的基本经验，李秀成向洪秀全分析其他几路太平军主力都被牵制而不能“外救”的事实，是想向他说明既然不能指望他们的救援，就只有放他走外线了。笔者的结论是，李秀成出京时只是把着一个“外救”的想法，所谓“围魏救赵”的战略根本就不存在。
（二）芜湖战略决策
1860年1月28日，忠王李秀成从浦口出发南下，将江北防务交给部将黄子隆、陈赞明，自己带主力进入皖南，实行他的“外救”计划，即转入外线作战，为解京围寻找机会。当时活动于芜湖一带的是忠王的常弟左军主将李世贤。
李秀成南下芜湖是后来奇袭杭州的第一步，但二者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不应该从忠王离开芜湖以后的军事行动来推论忠王从浦口到芜湖的目的就是为了奇袭杭州。因为忠王来芜湖也许有其他的目的。天京周围的几支太平军主力中，离天京最近的正是左军主将李世贤部。忠王李秀成想请“外救”兵解京围，自然不会舍近求远，他当然希望和李世贤合兵北上，这是最现实也是最便宜的解围办法。况且忠王向他的堂弟李世贤求援，也不是第一次，1858年4月，他也曾亲赴芜湖和李世贤面商。《李秀成自述》称：
那时京城东北已困，独有南门将已实困……那时观势不同，外无调度之将，不得已先与朝臣计议，我欲出京以为外调救解等议。众朝臣苦留，那时从头至尾，一一算筹，各方心愿，肯我出京。复而奏主，主又不从。然后又从头至尾一一奏明。主上不肯，斯时无计，当即退朝。又过数日，复而鸣钟之后，主即坐殿，尽而力奏。斯时朝不当绝，却未满堂，人心有醒，主又复明，故而准奏。是次日出朝……由南门一日一夜赶往芜湖与家弟李世贤斟酌，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161页。具体时间依据崔之清：《第二次战略退却》，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8-200页。）
1860年的情形竟与1858年的情状酷似。首先，洪秀全不让李秀成出京搬兵；其次，李秀成坚持要出京搬兵“外救”。1858年时，洪仁玕还没有到天京，而1860年，洪仁玕已到天京半年多了。可见李秀成和洪秀全围绕解围问题仍然重复着已经发生过的冲突，此事并未因洪仁玕的存在与否而有变化。最后，1858年李秀成出京后找的是李世贤，1860年也是如此，而且都是从芜湖北上援京试图解围。从李秀成这两次到芜湖的经历来看，他出京的方式简直如出一辙。这使我们不得不推断，李秀成1860年从浦口南走芜湖的初衷仍然是依照过去的经验搬兵“外救”，是“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另外，1859年也有类似史例。3月李秀成曾会同李世贤六路扑攻浦口、江浦，被清提督张国樑及总兵李若珠、周天培等所败。李秀成不得已请援于前军主将陈玉成。（注：崔之清：《皖南与江北战局的起伏》，《太平天国通史》中册，第237—238页。）这也说明李秀成解天京之围，有求助于李世贤的先例与经验，因为毕竟李世贤负责的战区是距离天京最近的，更何况他们俩还是堂兄弟。
忠王李秀成于1月28日离开浦口，第二天到芜湖，2月20日才到南陵，实施向宁国、广德方向的机动。中间的十一二天时间，他都做了些什么呢？史书一般都认为他在此间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秀成按照天京方面的战略部署了以后的作战行动。笔者认为，李秀成如果是来部署执行所谓“围魏救赵”战略，他绝无道理耽搁到2月10日才向南机动。回首1858年的那一次援京行动，李秀成4月下旬（具体日期仍待考）出京赴芜湖，4月28日李秀成部队的主力就从东梁山渡江，向天京方向机动，兵贵神速，李秀成着急出京，却在芜湖耽搁了十来天，既然胸中已有“虚攻湖杭”的战略，往湖州机动就是了；或许他需要等待皖南地区的其他将领，好把“围魏救赵”的战略部署得更具体，比如说他在等活动于池州地区的杨辅清前来。但是也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他可以自己向宁国方向机动，传檄给杨辅清，通知他向他靠拢便可以了，没有必要非得开这样一个会议。李秀成迟迟未动，只是为了部署从天京带来的“围魏救赵”战略？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牵强的。如果李秀成来芜湖是为了约李世贤一同“外救”天京，那他也没有必要耽搁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立即向天京方向机动就可以了，就象1858年4月时那样。再说，这次的方向是南陵，不是天京。所以李秀成即便只是因为“外救”的目的来芜湖，耽搁这样长时间没有行动也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李秀成一定是有什么非要解决的事情要解决，才没有能够迅速行动起来。
笔者认为，李秀成正是在芜湖解决了后来二破江南大营之役的战略决策问题，即他没有援引以前的经验东援天京，而是南下广德，虚攻湖州，最后奔袭杭州。这个战略问题的解决需要首先改变原先的“外救”想法，然后汇总各战场的情报，最后作出南下决策。这个过程自然需要一定时间，而我们联系李秀成在芜湖的十余天时间，认为忠王在这段时间里完成战略决策是可能的。
太平天国以往破围的主要经验，是从其他战场抽出机动兵力投入天京战场，以优势兵力将孤立的天京战场清军击溃。这实际上也就是忠于在天京时的“外救”的想法。1856年一破江南大营集中了秦日纲、石达开两大主力兵团，1858年二破江北大营也是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合作的结果。
可是，忠王在芜湖度过了十天后，突然挥师南陵，向宁国、广德方向机动，这些事实说明忠王的思想在芜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推想他在芜湖期间和能召集到的将领交换了意见，他通报了各自战区的情况。最后忠王意识到当前形势不同于以往。因为这种解围模式的前提必须是：从天京以外战场赶来的机动兵团是在本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势后得以抽出的，如果在本战场处于相持或者劣势，那么就无法组成这样的机动兵团。1856年一破江南大营的主力石达开兵团是从西征战场抽来的，石达开之所以能够解南昌之围而东指天京，是因为他在西征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征战局的稳定是他抽身东援的前提；而1858年陈玉成、李秀成合作攻破江北大营，也是有枞阳会议后皖北战场局部反攻胜利的基础。可是，1860年春太平天国的几支主力分别在各自战场与敌军处于战略相持状态。特别是1858-1859年两次在江北破围的陈玉成兵团刚刚遭受重创，湘军正乘胜向皖北基地的腹地紧逼，以陈为破围主力的模式无法在1860年重演。至于芜湖地区的李世贤，他与清湖南提督周天受打得难解难分。杨辅清与黄文金等人的当务之急是保住池州，尽力挽回因韦俊叛降带来的损失。所以忠王必须探求新的对策。
他或许注意到，可以把外线作战的范围放大，跳出以往经验的范围和模式。过去的解围战往往在敌人已熟悉且已有准备的战区进行，而且战役的目的往往只追求解围，打法循规蹈矩，敌人往往有充分准备。而这一次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那就是清江南大营完成了对天京实施围困的长壕工程。忠王或许意识到再按以往模式去解围，会正中清方下怀，在陷入持久拉锯战的同时，也终将消耗掉自己大量的有生力量。况且敌人兵力雄厚，又占据着有利的防御工事，而己方几支主力却难以迅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东援战役群。因此，忠王决定向宁广方向机动。这正是敌人安庆、天京战区的中间地带。太平军向这个中间地带机动，敌人将很难判断太平军的攻击方向，而太平军却可以避开过去经验熟悉的战场，从被动静止的内线作战转入积极运动的外线作战，通过开辟新战场，牵制清江南大营的力量，从而减轻天京方面的压力。
忠王李秀成在芜湖通过几次小型会议，与各战区将领交换和分析军事情报，也可能是通过公文传檄的形式，但可以肯定的是，决没有形成象建平会议那样的正式的会议，否则的话，忠王不会忘记在《自述》里留下一笔。试想，建平会议在4月11日召开，不过一天，而忠王却记下了这次会议；相反，在芜湖总共呆了十一二天，《自述》反倒一带而过，这些都说明，忠王在芜湖的活动是一个难以顺清条理、加以概括的过程，在芜湖，并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给忠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推想，在芜湖，忠王与将领们进行了一系列紧急磋商后，最后决定向南机动，并把这一意见上奏天王。《自述》里，虽然忠王没有提及自己在芜湖的活动，但他在述及自己奔袭杭州的活动后，总结式地写道：
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见和、张两帅围我主及我母亲（在）京，知和、张两帅军饷俱出在苏、杭、江西、福建、广东，此是出奇兵而制胜，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我好复兵而回，救解天京之谋，非有心去打杭郡。（注：《李自成自述原稿注》，第191页。）
与洪仁玕的大言不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忠王李秀成只是在解释他打杭州的意图时，才很自然地提到了他的战略。忠王在他的《自述》里始终没有刻意雕琢战略问题，他更多地是描述过程。但这个事实并不说明这一战略不是忠王提出的。洪仁玕在《自述》里反复强调战略决策是他制定的，但他的《自述》却矛盾重重，难以自圆。李秀成虽然晚节问题尚难斟定，但是总比洪仁玕实事求是得多。
综上所述，在太史界几乎成为定论的所谓芜湖会议，也许是一次全新的战略决策过程。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之役是忠王李秀成在芜湖期间决策的。因军情紧急，他一面把战略设想上奏天王，另一方面以不同形式敦请皖南各部给予配合。
（资料来源：《江淮论坛》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