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100年前， 以义和团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抗击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这场空前规模的反侵略战争，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它成功地粉碎了列强继续瓜分中国的迷梦，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推向高潮，并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本刊发表这组学术笔谈，正是为了纪念这场反帝御辱、气壮山河的民族自卫战争。 

民族觉醒的里程碑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处心积虑地妄图将中国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其中，三元里人民的抗英、义和团反对八国联军和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堪称近现代中国民族觉醒的三大里程碑。义和团运动尽管在规模和结局上，都无法与抗日战争相比拟，但它承上启下，主题一致，都是在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浴血奋斗。 

义和团运动爆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转换的历史转折关头。此时中国处在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空前危难关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义和团英雄们挺身而出，举起民族救亡的大旗，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民族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义和团运动是20世纪中国民族革命的基石，它标志着整个中华民族开始觉醒，是中华民族觉醒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多次民族自卫战争，如1840年反对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6年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1894年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等。这一系列的民族自卫战争都是由清政府领导的，人民群众虽零星地、局部地、自发地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如三元里人民的自发抗英斗争就是典型，但其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是无法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的。如果说以往的反侵略战争的主体是清政府的正规军，那么，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主体则是人民群众。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清政府也曾企图通过改革内政实现民族自强自立，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便是如此。但戊戌维新只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人民群众被拒之于运动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维新的夭折便在于脱离人民群众。义和团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救亡图存的宗旨，并由政府改革内政转为民众直接用武力抗击外国侵略势力。这种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人民要自立，要救亡图存，首要的任务是用武力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 

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觉醒的程度是空前的。1900年以前列强发动侵华战争，只是引起统治阶级中极小部分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而多数农民群众仍安于现状。就是戊戌维新运动，也仅表现为统治阶级中的少数官吏及康、梁、谭等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且未找到有效的救亡途径，只有义和团运动表明中国社会中最下层的农民群众开始觉醒。占全国人口80％左右的农民群众开始觉醒，无疑标志着整个中华民族开始觉醒。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转折关头，义和团充当了反侵略战争的主力军，这是当时任何其他阶级或政治集团所不能替代的。有论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此时出现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其历史地位不应该估价太高。这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认识上的偏差。事实上，1900年之际，原先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政治上已转向保守甚至反动（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敌视义和团运动），他们已被人民反帝洪流所抛弃。而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与地主阶级总头目光绪皇帝相结合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等人随即堕落成为保皇派，被时代所淘汰。其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孙中山虽已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并开始从事反清斗争，但他依靠的力量是海外华侨资本家，而此时的国内资产阶级尚在形成过程中。孙中山在国内从事反清起义，依靠的是会党，且以“革命排满”为号召。当时，孙中山甚至曾谋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策划两广独立。种种事实表明，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所从事的反清斗争还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更不能由此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史实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起码迟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只有在1905年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开始酝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1905年前后，资产阶级立宪派才开始策动资产阶级立宪运动。 

历史已清楚地表明，义和团运动是世纪转换关头中国人民进行的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这一时期发生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是以同一个救国宗旨、承前启后的进步运动，而义和团运动最鲜明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反帝”的时代主题。诚然，义和团运动毕竟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先进思想指导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致命弱点，如以“扶清灭洋”口号为号召，采取笼统排外的举措，散漫而无统一的领导，等等。对此，我们应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评论义和团的消极作用，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苛求义和团的英雄们，更不能抓住其某些缺点、弱点，以至于否定整个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作为民族觉醒的里程碑，已被载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对于这一点，连列强中的一些人士亦不得不承认。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义和团高潮时期退居英驻华使馆内）在1900年12月发表于《世界杂志》上的题为《各国驻华公使馆：一次民族起义和国际插曲》一文中这样写道：“这个种族已经酣睡了很久，但是最后终于醒了过来，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激起中国人的情感——‘中国是中国人的，把外国人赶出去！’”

一曲反帝御侮的壮歌 

伴随着八国联军的隆隆枪炮声，近代中国迈入了血泪斑驳的二十世纪初叶。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谱写了一曲反帝御侮的壮歌。 

第一，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先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息，至1900年爆发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将反帝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义和团的兴起，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它理所当然地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帝国主义。 

义和团的主要目标是“灭洋”，诸多的揭帖、告白、檄文、坛谕、咒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天津的土地尊乩语：“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警告《国闻报》揭帖：“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到处有洋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其余驱逐回国去，免来中华逞奇能”。又如北京的刘伯温碑文：“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上行下效兮，奸鬼道伸。红灯照夜兮，民不迷津；义和明教兮，不约同心。金鼠漂洋孽，时逢本命年；待当重九日，剪草自除根。”义和团的宣传尽管存在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和盲目排外情绪，但其立场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反侵略、反瓜分的正义要求。就反帝爱国而言，义和团与当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比，显然更加坚定彻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落后、文化落后、缺乏先进思想指导的农民阶级拿起原始的武器，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充当了反帝的先锋。 

义和团的反帝主张，符合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得到了包括部分爱国清军官兵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最有力支持。义和团于1900年4、5月间开始进入京、津，中国旧式的农民战争第一次不是以战斗夺取城池的方式，深入封建统治的中枢地区。此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义和团反帝怒潮席卷全国，北自黑龙江，南至两广，人民群众高举“除教灭洋”的旗帜，杀洋人，焚洋楼，仅山西一地便捣毁教堂近百处。如火如荼的斗争形势引起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极大恐惧，他们联合起来，做好了绞杀中国革命的准备。 

第二，在反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义和团及爱国清军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 

1900年6月10日，为数两千人的西摩联军由天津北犯启衅， 立即遭到义和团的坚决抗击。著名的廊坊阻击战，逼使西摩残部狼狈逃回天津租界。这次战斗使西摩本人心惊肉跳：“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6月17日，大沽失陷后， 八国联军的后续部队络绎开来，至6月底，登陆联军已达两万人。与此同时， 天津附近各县的义和团纷纷聚集，6月28日， 张德成率领静海县独流镇号称“天下第一团”的五千人有组织地进入天津，天津义和团增至数万人，前后持续一月之久的天津保卫战开始白热化。在围攻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等战斗中，义和团“以刀矛之迟钝，当枪炮之快利”，顽强抗敌，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对敌人的强烈憎恨，令联军胆寒。7月13日， 联军发动大举进攻，数十门大炮齐发，天津全城陷于火海之中，在敌我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义和团和天津人民仍鏖战一昼夜，歼敌八百余人。14日，天津南门被日军轰破，津城失守，但义和团继续在周围地区坚持斗争，阻止了联军进犯北京的军事行动，反又在北仓等地构阵，不时截杀联军，迫使敌人为每一步前进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6月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后，逾十万团民涌入北京， 义和团实际上控制了京城。北京的义和团虽受朝廷蒙蔽，又因发展过快导致成分严重不纯，但总体自律甚严。这些封建士大夫眼中的“乡愚务农之人”，“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图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在围攻北堂和东交民巷使馆的战斗里，承担了主要任务。即便是8月14日北京城破、 慈禧等准备仓皇出逃时，义和团仍顽强抵抗，在城内相机歼敌。退回京郊后，义和团在怀柔、西山、良乡、延庆等地继续战斗。应该说，义和团勇于牺牲的英雄行为，早已不再是依赖迷信的支撑，而源于热爱祖国、不甘受辱的朴素情感。 

外敌入侵，清朝统治阶级出现分化，部分清军官兵包括许多高级将领积极投入了战斗，他们或参加义和团，或与义和团配合作战，或单独御敌，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战绩。廊坊阻击战中，董福祥的甘军歼敌打援，与义和团并肩奋战；大沽炮台保卫战中，守将罗荣光坚贞不屈，奋起应战，击毙日海军大佐等敌军多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直隶提督聂士成所部在天津保卫战中，进攻勇猛，作战得力，“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聂士成本人“每战必身先士卒”，最终于八里台“身中数炮，腹裂肠出而死”。此外，副都统凤翔、统领崇玉等人亦战死沙场，黑龙江将军寿山、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则自杀殉难。清军与义和团之间如此联合抗击外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取得了伟大的历史功绩。 

其一，粉碎了帝国主义的瓜分迷梦。众所周知，19世纪末，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特别是义和团这场自发的群众斗争，震撼了全世界，它显示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坚强实力与决心，这是帝国主义所无法征服的。联军统帅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统治此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样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瓜分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于是自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转而采取“保全”中国的侵略政策。 

其二，削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场战争中，清王朝的内外交困暴露无遗，它虽因种种原因对外“宣战”，却色厉内荏，应敌无术；它在风起云涌的义和团群众斗争面前，无力控制，不得不承认其“合法”；它政令不畅，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重臣在朝廷宣战时另行其是，公然实施“东南互保”。两宫回銮后，清政府的力量日益低下，只得宣布“新政”，用改良来迷惑百姓，寻求与资产阶级的妥协，以期统治地位维持不坠。并且，清王朝为求和叛卖义和团，最后撕破一切伪装，赤裸裸地投降卖国，加深了全国人民对其反动面目的认识，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革命。正如孙中山所言：“回顾中国之人，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后，民主革命潮流勃兴，短短十载，清王朝即告寿终正寝。 

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进。面对帝国主义肆意践踏的铁蹄，华夏儿女以生命与鲜血严正宣告：中国人民不可侮！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述和评价，旨在总结其经验教训，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其一，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陈独秀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中分析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是中国人发泄“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沦丧，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境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许多土地被列强占为己有，重要城市沦为“租界”、“商埠”，不仅如此，“那时外人还盛倡瓜分中国的论调，争着夺取中国各种权利，更加使中国人害怕而亟思反抗。”第二，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一步步加深，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已受到巨大威胁。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国旧时的经济逐渐破坏，手工业及农民经济破产，其结果游民一天一天的多起来，这些破产的农民，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第三，帝国主义推行的文化侵略，在为其罪恶的掠夺行径遮羞的同时，企图进一步愚弄中国人民，扫清瓜分道路上的障碍。蔡和森指出：“帝国主义送来的外国商品，鸦片烟，传教士，不仅使农人手工业者不停的破产与失业，而且使他们不停的吃洋官司，懊洋气，洋教的势力横行乡里，莫可谁何。这时候，自方镇总督以至地方官，自李鸿章袁世凯以至二毛子三毛子，莫不渐渐成为孝顺洋人的机械”。洋教的横行不仅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还反映了洋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 

义和团运动后，曾有人说，义和团运动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列强不应将此责任和罪名归到全中国人身上。对此，瞿秋白驳斥道：这种论调“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谬论”，“列强那时的侵略中国，完全因为他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得不然；即使没有义和团，他们也会想出种种别的方式来进攻，来取得他们在辛丑条约上所得的特权。”陈独秀也强调“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 

其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因义和团的口号带有笼统的“排外”倾向，使其反帝性质一度得不到确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分肯定了其反帝爱国的性质。 

毛泽东将义和团运动作为百年来一场重要的革命运动，指出其“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陈独秀对“野蛮的排外”和“少数人之罪恶”论调进行反驳，指出“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义和团“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瞿秋白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客观上这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当然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况且，他们的反抗又是帝国主义者高压的侵略政策所必然要逼迫出来的。”蔡和森则对其反帝性质作了充分肯定：“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而是对付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时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是早期的资产阶级代言人所达不到的。 

其三，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 

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主要表现有四：第一，组织散漫，缺乏核心。瞿秋白曾在著述中提到：“最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里，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其中“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他们这种运动，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亦没有真正团结的实行力量”。第二，对反封建没有正确的认识，革命任务不明确。瞿秋白分析道：“‘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民族的需要’，竟认满清贵族是这所谓‘国家’、‘民族’的代表；这种运动即便胜利了，也不过为治者阶级巩固地位，更加要压迫平民。”第三，在“排外”活动中的方法过于偏激盲目。他们“见洋人即杀，见洋人房屋教堂即烧，而且铁路、电线、电话都一律毁坏，凡信基督教谓之二毛子（洋人为毛子），与洋人一样待遇，一样屠杀”；原因在于他们“并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而“压迫中国人的，并不是一切外国人，而是外国的资本家，打倒帝国主义是打倒外国资本家，而不是打倒一切外国人”。第四，其固有的落后性，如宗教迷信、缺乏知识等。义和团讲拳术讲符咒，崇拜多种神，因为“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他们“不仅只能运用已有的腕力石器弓箭等去抵挡大炮与机关枪，而且只能运用半开化的或野蛮时代神秘的宗教势力去团结他们并鼓舞他们的勇气”，比如自称“神拳练得好，枪炮打不入”，结果“八国联军进攻的时候，义和团被打死的不知多少”。 

其四，义和团运动的地位及历史功绩。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地位及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独秀说：“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恽代英指出：“中国农民群众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起事，第一是鸦片战争中，广东的平英团及各乡团，第二是一九零零年蔓延北方各省的义和团。二者都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的与间接的）不堪忍受的反射运动。而后者在中国民族革命上比较的更为严重更为悲壮。” 

关于其历史功绩，第一，义和团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将未竟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反抗斗争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许多团民在斗争中惨遭杀害，即使处于最后清政府与列强的联合镇压之下，义和团残部还在“扫清灭洋”的新旗帜下坚持斗争数年之久。“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这种反抗精神在中国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瞿秋白曾将20多年后“五卅运动”称作“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第二，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旗帜一直没有倒下，而且与反封建任务结合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陈独秀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属于全中国全民族的反抗斗争，针对当时有的人称之为“少数人之罪恶”，尖锐地说道：“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正因为义和团举起了反帝的旗帜，反帝的意义才进一步得以凸现，也正因为义和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封建的重要性才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 

评清军在抗击八国联军中的作用 

甲午战争之后到八国联军侵华前，清军近代化成效显著，其战斗力已远在甲午年间的清军之上。以驻扎在京畿一带的武卫军为例，其总兵力已达6万人，武器装备优于其它各军， 装备的枪炮的性能与联军相差不远，只是使用有烟火药，杀伤力较差，但不构成代差，并编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等兵种，初具合成军队规模。再加上已整顿过的练军、淮军，清军在直隶、京津地区的总兵力有11.3万人。而八国联军由日、英、俄、法、德、美、意、奥等八国拼凑而成，最多时兵力也只有12.8万余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装备的步枪口径在六毫米至八毫米之间，机枪主要有马克沁、哈齐开斯、勃朗宁等，射程均为2，000米左右，使用无烟火药。另有中小型野战炮和攻城炮276门。 这些是当时世界上比较精良的装备。但是，它存在着各国军队到达时间不一致、参战兵力有限、建制混杂、内部矛盾重重、水土不服等许多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军的实力足以与联军相抗衡，它在抗击八国联军中发挥较大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清军与联军交锋并始于阻击西摩尔北犯之战。1900年6月18 日上午11时，董福祥部甘军3，000余人和2，000多名义和团团民，　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战至下午1时，共毙伤敌50余人。 联军被迫从杨村向天津撤退，沿途又不断受到聂士成部的袭击。6月21 日14时半，联军在北仓、穆庄与聂士成部激战。聂士成亲自指挥作战，联军受创甚重，白天不敢行军，夜间拚命狂逃。后由于西沽武库的守军疏于防范，联军得以攻占西沽并在2，000余援军的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此战，共击毙侵略军62人，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以战求和的政策，在关键时刻，即6月20 日令董福祥率部回京围攻使馆区，从而丧失了与聂士成部南北夹击的有利战机，那么，清军在义和团的配合下，很有可能将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全歼。 

在大沽口战役中，由于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抗击列强军事侵略的意图，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津沽的方针，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3，000清军内不能相互策应，外无援军，再加上战备不及时和守备战术不合时宜等原因，清军被900多人和10 艘舰艇组成的联军水陆夹攻，各个击破。此役，天津总兵罗荣光严辞拒绝侵略者限令中国守军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与侵略军激战6小时， 使联军付出死58人，伤197人，并有4艘战舰负伤的代价，才得以进占大沽，充分表现了中国军队不畏强暴、勇于战斗的英雄气概，给联军以相当程度的打击。6月21日，慈禧太后接到大沽失陷的奏报， 遂于当日正式发布宣战上谕，此宣战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列强“不宣而战”的一种“万不得已”的应战。它虽然在客观上表达和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要求，但却始终受着妥协投降路线的制约，也制约着清军作用的发挥。在进攻目标上，以大使馆为主，分散了兵力，也为已经发动侵华战争的帝国主义提供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借口，对以义和团为主体的中国军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大沽失陷后，列强向天津进犯。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是从曹福田率义和团民袭击老龙头车站及租界内联军开始的。最初的18日至22日，从兵力对比看，天津一带的清军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多四至五倍，再加上义和团的数万人，优势非常明显。如果清军与义和团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的战术，有可能将租界的联军全歼。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地同联军作战，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丧失了有利战机。至6月22日， 清军增加了聂士成等部共1万余人，联军已增至7，000余人。6月22日至29日，围攻租界的清军约1.6万人，义和团3万余人。可是，清军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只是向租界开炮遥击，故联军损失不大。又由于清军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致使联军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粮弹的补充，并攻占了天津城江面的清军主要军火补给点，改善了联军的防御态势。 

至6月底，在津清军已增至2.4万人，义和团增至5万人。此时， 在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1.4万人，已抵天津租界者约8，000至1万人。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昆等与义和团商议，决定对租界内的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的战法。进攻开始后，清军一度予敌以重创，战斗异常激烈。八里台战斗中，聂士成身先士卒，浴血奋战，重伤7处， 最后以身殉国。此次进攻使联军进一步陷入进退两难、疲惫不堪的境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励军民继续奋勇杀敌，扩大战果，反而急于推行以战求和政策。7月10日， 朝廷派不主张对外作战的宋庆来津督战。他不是认真布置对联军作战，而是调转枪口去镇压义和团，大大削弱了抗击联军的力量。加上联军的大沽援军不断到达，联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天津保卫战形势急转直下。在联军进攻面前，宋庆、 马玉昆等部2万余人临阵脱逃，天津前线最高指挥官裕禄也于城破前逃往杨村。此役中，天津清军参与抗击八国联军是由大沽的被侵占和联军进犯武备学堂直接引起的，天津驻军的参战，不仅大大加强了天津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力量，而且还将天津义和团分散的仇教斗争吸引到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上，把天津的反帝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联军进攻北京也起了一定的迟滞作用。 

天津失陷后，清廷立即着手布置津京间的防御，到7月底， 北京城内已有驻军六七万人，总计京津间兵力不下10万，又有义和团7 万余人，整个防御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清政府一直存在战和不定、以战图存的思想。起初“力遏寇氛”，硬着头皮御敌卫京、以战求和，而清军在战术上采取了分兵守点的单纯防御，也给联军造成可乘之机，致使北仓战役失利。北仓失守后，清政府乞和停战的态度强化了，慈禧太后竟命令原来就无抵御八国联军信心的四川提督宋庆“先商议停战”。宋庆毫无顾忌地按照西太后的求和旨意为自己准备退路，一些将领也贪生怕死，率余部步步后撤。李秉衡则兵败自杀殉难。在8月5日到12日8天之内， 不足2万人的联军竟连克数万清军防守的北仓、杨村、河西务、 通州等战略要地，北京已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通州失守后，此时齐集北京的清军尚有七八万人，而联军进攻的总兵力才1.5万余人。如果四五倍于敌的清军上下同心协力，调整部署， 采用灵活的战术打击来犯之敌，在北京城内外与联军决战，则败局的挽回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此时，全部城防由荣禄负责，并与徐桐、崇绮、奕劻、载漪等共商重大事宜，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且没有在联军进攻方向的正面和两侧集结必要兵力，阻击和侧击敌人，而是将七八万兵力密集于城区，使联军得以长驱直入，迅速兵临城下。清军虽然装备了不少近代枪炮，但其战法陈旧，不适应近代的城市防御需要，尽管部分爱国清军和义和团英勇战斗，但无法阻挡联军的进攻。8 月17日，联军占领北京全城。此役，又是清政府的投降路线葬送了一场本来完全可能取胜的，至少使联军付出巨大代价的阻击战。北京的失守，清政府和它的清军要负主要责任。

正确评价义和团的“扶清灭洋” 

自从1898年10月义和团在山东冠县蒋家庄马场起义、正式树起“助清灭洋”旗号后，华北各省相继举起“扶清灭洋”、“顺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旗号。从此，“扶清灭洋”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口号，广为流传。 

“扶清灭洋”中的“清”主要指的是大清朝，而并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中国或中华民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还不能够将“大清”和“中国”分开，将中国看成是广大民众的“中国”而并非是大清的“中国”。这里的“洋”包括洋人、洋教、洋货等。作为一个整体口号的“扶清灭洋”，即是指扶保大清统治、反抗洋人侵略。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基本上是真心实意地扶保大清和反抗洋人的，“扶清灭洋”属于一个反帝斗争的口号。 

“扶清灭洋”作为一股思潮，由来已久。自从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广大民众就有一种朴素的“保国”意识，即扶保大清、抵御外侮。当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朴素的“保国”意识就演变成“扶清灭洋”的爱国思想，并成为一个主要口号，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扶清灭洋”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阶级自觉选择的口号，它的“扶清”是大部分团民发自内心和真心诚意的，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权宜之计的策略行为。当然，“扶清灭洋”也不是当时唯一的口号，有的团民只提“灭洋”，不提“扶清”；即使在高举“扶清灭洋”旗帜的团民中，也确实有少部分团民对清政府的认识比较清醒，对其不抱幻想，他们的“扶清”口号有受环境逼迫而处于策略上的考虑，但总体来说，“扶清灭洋”还是广大义和团团民自觉奉行的真实口号。 

“扶清灭洋”中的“扶清”和“灭洋”并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之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灭洋”，而不是“扶清”，“扶清”从属于“灭洋”。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侵略而引起的民族矛盾，广大民众深切感受到的是外国教会势力的侵略和压迫，而国内阶级矛盾已降到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灭洋”就成了主要任务，扶不扶清并没有太大的争议，“灭洋”并不一定就要“扶清”。并且“扶清”和“灭洋”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关系，因为清政府在历次反侵略斗争中出卖国家权益，甚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国内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灭洋”就不能“扶清”，“扶清”也确实给“灭洋”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后果。但“扶清”和“灭洋”又有部分的一致性。“扶清”说明大清的统治危机、民族危机已很严重，需要“扶保”；“灭洋”也是为了解决民族危机，二者统一到一点，就是抵御外侮、救助中华。所以，“扶清灭洋”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有它值得称道的一面。 

在民族矛盾压过阶级矛盾的时代条件下，“扶清灭洋”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首先，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时，“灭洋”成为广大民众的共识，在这点上没有大的分歧。其次，“扶清”也同样能召唤不同阶层的民众。爱国士绅、地主民团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他们自然是主张“扶清”的；在民族矛盾压过阶级矛盾、统治阶级能够施行招抚政策时，广大农民阶级也能接受“扶清”，尤其是清政府为抵御外侮所采取的一些举措，更给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扶清”的理由。所以，“扶清灭洋”的口号无疑是当时最具有广泛性的口号，正是在“扶清灭洋”的大旗下，义和团才团结了当时最大多数人进行反帝斗争。 

“扶清灭洋”作为一个战斗口号，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义和团运动能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同这一口号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扶清灭洋”同时具有一些消极作用。它不是一个科学的旗号，“扶清”忽略了阶级矛盾，未能反映出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只是暂时降到次要地位这一事实，更未能将清王朝中的主和派和主战派加以区别，对主战派中的真心抵抗者和为争夺权力才宣战的假抵抗者也未能加以区别。这样，这一口号便割裂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内在关系，模糊了广大群众对清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国内阶级矛盾，使广大团民对清政府失去了应有的警惕，以致被其利用、分化和出卖。同时，这一口号也造成义和团内部组织成份的复杂，到后期加速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灭洋”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时也未能将洋人、洋货等“洋”事物区别对待，而是统统“灭”掉，它所表现出的笼统排外思想导致了打击对象的扩大，模糊了群众的斗争目标，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侵略者。 

分析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可以看出农民阶级自身所无法突破的落后性和局限性。广大农民群众为了“灭洋”，奉行“扶清”，认识不到封建地主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根本对立，认识不到封建统治阶级与国外帝国主义的一致反动性，幻想着依靠“扶清”来“灭洋”。只是后来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剿杀义和团时，广大群众才用鲜血换来觉醒，认为反帝就要反封建，要彻底“灭洋”，就不能“扶清”，于是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但农民阶级仍然不能摆脱封建皇权主义的影响，因为不论是“扶清”还是“扫清”，最终结果只能是扶上一个“好皇帝”。单凭农民阶级已无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同样，农民阶级在“灭洋”中杀洋人、反洋货所表现出的盲目排外，反映出由于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和落后状态的中国农民阶级不能够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外来事物，从事小农生产方式的农民阶级所具有的保守性，必然使之不能“师夷”，农民阶级也无法单独完成反帝的任务。要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要有先进阶级的领导。

义和团运动的经验教训 

义和团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农民英雄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为后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斗争纲领的确立既要突出反帝救亡的时代主题，又要认清清王朝腐朽反动的本质，公开表明政治立场。 

斗争纲领是一个阶级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它表明革命阶级向谁宣战和为谁而战。义和团虽然抓住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却没能用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和认识帝国主义同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扶清灭洋”虽然在实际效果上起过争取清政府及其官吏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它对清政府和封建制度不持反抗态度的“扶助”，却给这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打上了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烙印，腐朽王朝也正是藉此对阶级阵线模糊的义和团民进行控制、利诱乃至屠杀。血淋淋的事实警醒国人：革命纲领的确立，不但要考虑民族独立的需要，包含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的斗争内容，而且必须考虑民主政治的需要，包含推翻反动腐败、在民族战争中临阵逃亡和出卖祖国、屠杀爱国人民的封建政权的斗争内容。一旦失去这两个基本点，必然造成革命斗争的盲目性，给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创造条件。 

第二，反帝力量的组织要以农民群众为主体，但必须克服其狭隘保守的阶级局限性，坚持进行教育改造。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农民群众中蕴含着深厚的战争伟力，因此，任何阶级的革命斗争都必须相信农民群众，并以之为主体筹组革命力量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但农民又是一个与旧式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由于知识文化的贫乏、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有严重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义和团运动就暴露了中国农民的这种“先天特性”。19世纪末，尽管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已有30余年，约占中国人口80％左右的农民群众开始有所觉醒，但是中国农业的小生产经营方式并没有改变，小生产依旧极大地限制着中国农民的眼界，农民思想中的落后性和保守性也没有根本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义和团无法看透清朝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本质，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区别清政府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致使义和团从运动的发起到失败，始终都只是一个单纯的、低水平的农民运动。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农民阶级在没有与先进的阶级结合之前，单纯的农民革命不可能完成救国救民、解除民族危机的历史使命；农民的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地位和眼界，决定了农民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必须依赖进步阶级对其发动、教育和改造，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农民阶级必须依靠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取得反帝爱国运动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与振兴。 

第三，组织系统的建立既要重视以基层组织作为广泛基础，又要克服彼此分散各自作战的弊端，做到集中优势兵力。 

从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不仅是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各种反动势力的强大，而且还与其自身领导机构的设置混乱分散，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组织指挥直接相关。首先，各地义和团始终分属于许多大小不一、各自为主的坛口（又称坛场、拳场）。尽管义和团基层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但从最初的庵、观、寺院和一些公共场所到后来的署衙、书院、营房，甚至前沿阵地，各个坛口始终处在相对分散、各自作战的状态，其活动范围、人数、名称都很不固定。其次，各地义和团坛口都供奉牌位，信仰自己的“神灵”或者敬仰的人物。义和团没有统一的指挥中枢，缺乏具有较高威信和领导能力的领袖，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行动准则约束，甚至各地义和团坛口首领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再次，各地义和团坛口的规模不一，人数不等，少者数十人，多者几百人，在高潮时甚至有上千逾万的，即使力量较为强大和集中的直隶义和团，也存在这种弊端。由此注定了义和团只能采取分散、游击和破坏的战略战术，而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有效的大规模作战。这就启示后来者，在革命斗争中首先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组成有力的领导机构，造就自己的英明领袖，才能广泛发动民众，进行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 

第四，革命思想的趋向既要顺应传统文化的主导影响，又要反对迷信落后观念的束缚愚弄，必须剥离精神糟粕。 

近代以来，反对列强文化侵略一直是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的题中之义，但义和团的爱国主义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文化和生活经验的直观反映，缺乏科学的学习态度和积极的进取精神。这一方面表现在义和团缺乏科学的信仰，盲目鼓吹“天人合一”，不能将爱国热情进行理性的升华，相反却与浓厚的迷信思想掺杂在一起；另一方面表现在义和团对待外来文化不分良莠，笼统排斥，把抵抗侵略同学习外国先进事物绝对地对立起来，甚至排斥包括轮船、铁路、电线、机器、学堂、报馆、洋书、洋服在内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这就启迪后来的先进的阶级，必须摒弃旧有文化观念的偏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一切外来文化，中国的进步需要优秀的外来文化。义和团运动以后100 年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正是有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正是有了改革开放后对当代资本主义高度物质文明的大胆引进和借鉴，中国才一步步成功地走到了今天。

（资料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