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达开大渡河畔复败被俘，论者历来意见分歧，褒贬不一。誉者曰：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临刑不惧，充分表现出牺牲自己救别人的高尚品质和宁死不屈，刚强义烈的英雄气概。贬者曰：石达开悲观绝望，低首下气地向敌人哀求宽赦、收编其部众，无论其“舍命全军”的豪言壮语多么冠冕堂皇和临刑之际表现出何等轩昂壮烈，都遮掩不住其变节乞降的叛徒嘴脸。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各扣一端，都是难以令人首肯的。本文试图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心平气和地扣其两端，“事实是对的， 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7页。）；明辨是非，不溢美，不隐恶，故题为“平议”。
一
研究任何问题都要全面占有资料，，以确凿可靠的客观事实作为立论的基础。
关于石达开大渡河复败投降的历史资料颇多，绝大部分是清方当事人的奏禀；时人和后人的私家笔记，野史传闻，或出于邀功取宠，自我吹嘘；或囿于主观成见，失诸片面；因而均不可尽信。
《翼王石达开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石达开自赴清营被俘前写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它当然是分析石达开为什么会自赴清营被俘的最可靠的和最具权威性的珍贵资料。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应该特别重视本证，要以石达开自己写的东西作为基础，佐证其他资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探索，才能洞悉问题的实质，揭示历史的客观真相。
现在，我们根据该信的思想内容，把它分为四段，作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段：“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61页。本文摘引该信原文均同此出处。）
石达开以“忠臣”、“义士”自诩，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写信的目的，不是“求荣而事二主”；而是为了“舍命以全三军”。这是全信的主旨。
言为心声。石达开是一位很重义气的草莽英雄，为人“重义轻财”，“仁义慈勇”，“英雄侠义”，闻名遐迩，人称之为“小宋公明”。1856年底，天京军民钦佩其义气，共上“义王”尊号。由于他一贯“行仁义以笼络其下”，因而，1857年拥兵出走时，为数众多的太平军将士“争附之”（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卷一五。），天王无法制止。1862年，石达开颁布的《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劈头第一句话说道：“照得爱民者宁捐身以救民，必不忍伤民而为己。”（《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42页。）可见，石达开要当舍命全军的“义士”是有思想基础的。
察言观行。石达开在大渡河陷入绝地，血战不能脱险，走投无路之时，想通过与清方谈判，愿意牺牲自己来换取保全三军性命，并非虚饰之语。因为，他把“舍命以全三军”看成是自己义于部属，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大义所在，“义士必作”的事情。
应该看到，石达开在写此信的前后，并无个人苟且偷生的意念。他在“进退无路”之时，曾给松林地千户王应元，土司岭承恩写信，许以重金，诱其让路不允，乃“徇于众曰：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今不幸受土司诳，陷入绝地，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誓于死中求生。”（薛福成：《书石达开就擒事》《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上册第178页。）他在太平军食粮告罄，“杀马而食，继啖桑叶草根皆尽”的情况下，“犹思拼死冲突，为困兽之斗”（参看薛福成《书石达开就擒事》和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见《太平天国资料》第218页。）。他曾题诗明志说：“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江定不降。”并表示赞同军师曹伟人的意见说：“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记实》见《新中华》复刊三卷九期。）在被俘的前二天，石达开令其“妻妄五人携其二子自沉于河。”（薛福成：《书石达开就擒事》《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上册第178页。）自己也打算“投河”或“自刎”而死。由此可见，石达开在被俘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想要舍命全军的思想和行动是基本吻合的。
第二段：“缘达生逢季世，身事天朝，忝非谄士，不善媚君。因谗谮而出朝，以致东奔西逐，欲建白于当时，不惮旰食宵衣。祗以命薄时乖，故尔事拂人谋。矢忠贞以报国，功竟难成；待平定而归林，愿终莫遂。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斗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身少闲时。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惜一死！”
石达开沮丧悔恨，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不能自抑，溢于言表。早在1857年，他便产生“惟期成功后，余志复归林”的念头（《石达开告示》《太平天国资料》第6页。）。1861年初，“翼王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吉庆元、朱衣点等上天王奏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2页。）由于“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石达开“想要隐居山林”的愿望无法实现，才起兵入川（新本《石达开自述》《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可见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承认：“每思遁迹山林”，有“韬光泉石，卸余仔肩”的“素志”是真实可信的。其意志消沉，匪伊朝夕。由于功竟难成，愿终莫遂，事不如心，石达开自怨自艾，悔恨交加；觉得自己十多年来备尝艰辛，疲于奔命，结果徒劳无益，一切皆空。他对前途深感绝望，自叹“命薄时乖”，“天弗从愿”；认为自己的败亡是“天命如此”，从而怨天尤人，徒呼奈何。在石达开看来，“气数已尽”，无力回天，再继续坚持斗争纯粹是“劳终无益”，毫无意义的事情了。于是，他宁愿作出个人牺牲，不惜一死去“报国”、“全军”。事实非常明显，石达开的斗志并不象某些人说的那样坚如山岳，毫不动摇。他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作出了悲观绝望的判断，为失败主义情绪支配，心灰意冷，厌恶斗争。这是石达开给骆秉章写信提出部众投降条件的思想根源。
第三段：“达闻阁下仁德普天，信义遍地，□此修书，特以奉闻。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戳，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之为民，愿为军者，聚之成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
石达开对骆秉章是有所乞求的。他所提出的要求，即部众投诚的条件，可以概括为二点：一是请骆奏准清主，对其将士宽大为怀，格外原情，“赦免杀戳，禁止欺凌”。二是希望骆能安置收编其部众，或遣散，让他们回家去当顺民；或收编，“按官授职，量才擢用。”石达开反复表示：如果清朝政府能推恩布德，安抚其部众，则自己舍身捐躯，死而无憾；即使是斧钺交加，身首分裂也心甘情愿。历史的悲剧在于，石达开不仅对清朝统治者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幻想嗜血成性的杀人魔王会发善心、行仁政；而且把为部众乞降求生的错误行径，视为“捐躯”报主，“舍身”全军的忠义行动。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石达开才冒死去清营谈判受降问题的。
不能不指出，石达开在信中谄谀敌人之辞寥寥无几，没有表现出为个人乞求活命的丑态；但是，他哀求清朝统治者宽赦、遣散、收编、录用其部众，确是很不光彩的乞降行为。可以这样说：石达开虽无卖身求荣乞求个人活命之心；却有让部众投降受抚求生之念，白纸黑字，这是任何人无法抹煞的客观事实。
第四段：“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即是三千之师，犹足略地争城；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待毙乎！特此寄书，希惟垂鉴。”
石达开在信的结尾盼望骆秉章能“推诚纳众”，“以信服人”；对其所提出的请求尽快给予答复，并速命驾前来调处。不然的话，自己统率数万大军惟有拼死相斗，决不束手待毙。
事实非常明显，石达开给骆秉章写信乞降，不是为了个人活命而出卖部属，而是想豁出自己的一条性命来保全部属。所谓石达开虚伪地打着“舍命全军”蒙骗部属的金字招牌，与敌人进行一桩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这种没有确据便遽然断言的主观忖测之辞，是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的。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敌人的；它并不是教育部众的公开告谕，也就根本不存在挂羊头，卖狗肉，蒙骗部属，进行肮脏交易的问题。
对我国农民战争史上，象石达开这样的“好汉作事一人当”，义于部属的草莽英雄，不应苛责，这是对的。但是，对石达开的义气及其在穷途末路之时产生绝望情绪和宿命思想，以及对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却不应无原则地盲目赞誉。把石达开的义气讴歌为“光照人间”，“辉映日月”的“浩瀚之气”这种溢美之辞，把有缺陷的历史人物美化得高大无比，为石达开的历史罪过进行开脱，充当其错误思想的辩护士，显然也是不对的。
二
关于石达开被俘的情况，历史记载有种种说法，不仅文字上详略不一，而且内容也颇有出入。现举其要者如下：
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奏稿及经其篡改删节的录供《石达开自述》说：“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81页。）石达开携其幼子石定忠和宰辅曾仕和等数人至清营“乞降”。
四川布政使刘蓉及其幕僚黄彭年的说法是：在石达开“逃生无路”之时，清朝重庆镇总兵唐汝耕在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的大旗，并派王松林等至石达开营内“反复开导，令其率众来归”；于是，石达开“即传令剃发，将所造船筏打碎，枪炮、刀矛概弃河内。……二十五日，石逆率众概行投诚。”（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太平天国资料》第218页。）
松林地土司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的《擒石野史》和都履和整理刊行的《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记实》说：石达开“欲进不得，欲退无所”，在激烈的战斗中“将自刎”；参将杨应刚疾驰至，急呼：“吾已奉命俯准石达开降免矣。”“达开闻讯，不得已率其子定忠及各官佐释兵表降。”（《新中华》复刊三卷九期。）
光绪年间编修的《越□厅全志》则说：石达开在紫打地“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清朝越□同知周歧源等“密探其意”遂设谋画策，派参将杨应刚，都司王松林“践其垒，晓谕再三”。石达开对清方“待以不死”的“约誓”，开始抱怀疑态度。后来杨应刚，王松林“同指天誓日，石达开信之，与之订盟。”第二天，石达开遂与杨应刚“并马”“携手”至清营，受骗中计被俘（《越□厅全志》卷六。）。
石达开与杨应刚议降订盟的具体内容，《越□厅全志》没有明说。据任乃强《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和朱楔《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死事考》所证，在议降的过程中，为了消除石达开的疑虑，杨应刚既拍胸膛，“锐身以保全全军自任”；又“劝石达开解甲归田，谓大渡河天险决无法飞渡，今既已被围，请解兵柄，来共商善后。石达开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前往，杨乃设伏于凉桥，遂致被擒。”（《康导月刊》第五卷第七、八期。《东方杂志》第三八卷21号。）由此可见，老奸巨滑的清朝官吏完全摸准石达开的思想脉膊，既满足石达开要保全三军性命的议降要求，又有针对性投其所好，以“解甲归田”作为诱饵，于是乎，石达开自动上钩也就是不足为怪了。
无论是石达开受骗中计，被劫持俘虏也罢，释兵表降，自投罗网也罢，这二种对立的观点并无原则性分歧，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实际上石达开是上了敌人诱降的圈套，为“救全残众”而自入虎口，束手受擒的。
关于石达开被俘后和临刑时的表现，所有清方官书，半官书，裨官野史，私家笔记，都说是“不屈死”。在洗马姑清营，石达开见清朝越□同知周歧源，“长揖而坐”。在荣经押解途次被刘蓉“提讯”；“其枭杰坚强之气，见於词色。”因而黄彭年说：“该逆自投绝地。……始行投诚，并非真心反正之归顺。”（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太平天国资料》第219页。）被押解至成都，石达开见骆秉章也“长揖不拜。秉章曰：尔欲降乎？达开曰：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罗□融《太平天国战纪》《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上册115页。）“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色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时，石达开“神色怡然”；怒斥身旁不能忍受剧刑而号哭的曾仕和说：“何遂不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参看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和任乃强《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目睹石达开的这种表现，骆秉章、刘蓉也不得不赞叹说：石达开“实丑类之最悍者”；“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参看《骆秉章奏稿》卷六，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
根据上述史料，对石达开被俘后的表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石达开在“正欲投河自尽”的关键时刻，经不起敌人花言巧语的诱降，遂改变必死的初衷，“转念投诚出来，救全残众”（新本《石达开自述》《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终于陷入敌人蓄谋设置的囚笼。
第二，不管石达开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多么险恶，主观愿望何等善良，其自赴清营被俘和“俱令部下弃械投诚”的行动后果是自己虽然“舍”了命，三军将士的性命并没有得到保全。被解除了武装的数千太平军将士被分散围杀，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几乎无一幸免。可以说，石达开这一行动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既沾污了自己，也葬送了部下。
第三，石达开被俘后毫无摇尾乞怜，谄谀敌人之态，临刑时宁死不屈，从容就义，这是值得肯定的。石达开虽然不是英勇捐驱在战场上，而是被敌人凌迟处死在刑场上。其悲剧结局蒙上了一层投降的黑纱，却没有完全失去草莽英雄的光辉。综观石达开被俘前后的表现，“其心也苦，其错也大，其死也壮”。信哉！斯言。
三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复败投降被俘，这是确凿无疑的信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能否据此把石达开斥为变节乞降的叛徒呢？对石达开的气节和晚节应当怎样评说？
石达开的一生是充满着矛盾的，既是英雄的史诗，也是历史的悲剧；不仅有时表现甚好，发出璀璨的光彩；有时错误至大，留下灰暗的阴影；而且在同一时期也往往是伟大与渺小，天才与愚蠢，合理与荒唐交织；光荣与耻辱，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并存。我们从石达开拥兵出走时颁布的告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既要“惟矢忠贞志”，“勉报主恩仁”；又对天王极度不满，害怕“疑多将图害”；既想“灭妖”，又欲“归林”（《石达开告示》《太平天国资料》第6页。）。同样，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复败之时，既要捐躯报主，舍己全军，又悲观绝望，意志消沉；既低首下气地哀求敌人宽赦、收编其部属，又临刑不惧，从容就义，充分反映出石达开思想、行动的矛盾性。因此，评判石达开的功过是非，绝不能形而上学，主观片面地只扣一端，以偏概全，就一时一事之誉而盲目颂扬，美化他，断其为十全十美的英雄；也不能就一时一事之毁而痛骂备至，丑化他，判其为彻头彻尾的叛徒。对矛盾的历史现象，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具体分析，是功不夸大，给予肯定；是过勿粉饰，严肃批判；功罪不相掩，瑕瑜俱见。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揭示历史人物的客观真相。
应当指出：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受抚投降的现象是千差万别，极其错综复杂的。出于民族意识的支配，受抚投降后把斗争矛头指向他族统治者或外国侵略者；与醉心于攀龙附凤，投敌后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诈降与真降；策略性的暂时受抚，义旗复举；与叛卖性的永久投敌，甘为鹰犬；迫于无奈，利用受抚投降来保存实力或保全部众，与主动投机，以出卖革命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政治资本等等。这是多么明显的差异啊！难道能混为一谈，人妖不分，红黑不辨吗？在受抚投降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固然有为了活命，苟且偷生的叛徒；也有为了救人，忍辱负重的壮士；固然有奴颜卑膝，乞求敌人饶命的软骨头，也有不诌谈事敌，慷慨殉难的硬汉子。二者显然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的。因此，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的受抚投降与叛徒投敌，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而一概否定。象石达开、李秀成、李开芳这样的太平天国英雄，在其一生的最后时刻采取了屈辱的乞降行动，如果不论当时的社会条件，不管其一生的主要表现，不顾其投降的主观动机，不看其投降后的实际表现和产生的后果，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简单化地一锅煮，一概斥之为叛徒，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
毫无疑义，我们应当热情赞誉农民战争史上许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不受利诱，不为威屈的革命英雄，提倡民族气节，发扬革命传统。然而，什么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气节？气节是不是历史人物的大节？能不能把“晚节”作为区分英雄与叛徒的金科玉律呢？
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英雄人物。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也就有不同的气节观。由于受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制约，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不可能有科学的革命思想，不可能有坚强的革命信念。他们的政治眼光短浅，在遭到挫折失败时，往往产生绝望和宿命情绪，对敌人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放下武器，停止斗争；或受“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处世哲学支配，把投降受抚作为权宜之计，伺机再起。特别是，农民起义领袖无法摆脱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把忠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在石达开看来，自赴清营谈判放下武器的条件，舍命以全三军，这就是死节。这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气节观的体现。我们不能以今天无产阶级的气节观去要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是以科学的革命思想，坚强的革命信念，深刻的政治远见为基础的。要求古人具有今人的思想品质，显然不切实际，违反历史主义的要求。
我们认为，历史人物的大节，主要是看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否站在革命的进步的方面，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是否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提供了新的东西，作出了新的贡献。大节和气节不是一回事。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樊崇、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宋景诗等人都曾经降而复叛。大顺军和大西军的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人曾接受南明统治者的招抚，和很不光彩的赐名。黑旗军领袖刘永福接受清朝政府招安后，英勇地进行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义和团运动的领袖曾一度被骗受抚，把“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等等。能不能以一□掩大德，认为他们丧失气节而把其历史功业一笔勾销呢？象李密、窦建德、王仙芝、宋江等农民起义领袖，虽有动摇、变节、投敌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仍然承认他们是我国古代社会农民起义的代表人物。如果简单地否定他们，实质上就是粗暴地否定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历史。
必须明确，一个人的晚节只能反映其一生最后阶段活动的性质，而不能决定其一生主要活动的性质。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绝不能以晚节作为定评其一生的立足点。所谓“晚节不终，则前功尽弃”的说法，似乎石达开的晚节有亏，李秀成的晚节不终，就应全部抹煞其历史功绩，这是无法令人首肯的。以事物的局部代替事物的全部，用晚节代替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则必然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
谁都知道，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堕落成为保皇派的头子。严复晚年曾参加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然而，毛泽东同志却称他们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由此可见，片面强调气节，单纯以气节论英雄，把晚节说成是定评历史人物的大节，显然是不科学的。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8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