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进兵浙江之役，历来不为史学界所重视，常被视为一次徒劳无功、无足轻重的军事活动。其实不然，这次战役是很值得探讨的。本文拟略予评述，并辨明一些误传。
石达开“赴援江西，进军浙江”不是搞分裂
浙江邻近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又与太平军控制的安徽、江西相毗连，而且是当时清政府赖以补给军用的主要筹饷基地之一，所以清军对浙江防范严密。
清方稳定地控制浙江，作为江南大营巩固的后方，有利于它在天京城下开展军事进攻。这一点，太平军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后来有所认识的话，那是从石达开用兵浙江开始的。
按一般人的说法，认为石达开闹分裂，“是企图到四川割据一方，与太平天国和清反动王朝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但事实上石达开既从没有反对太平天国，而且从石达开脱离太平天国原有辖区以后的进军路线看，开初是向东面不是向西，目的地显然不在四川。我们应根据客观事实，而不应照主观设想去下断语。最初一段时间石达开并无进川的行动和部署。
石达开因受洪氏集团挟制而被迫离开天京，是在太平天国丁已七年（一八五七年）四月，当时他所带的人马很少，说他一下子就“带走二十多万太平军将士，以致造成天京空虚”，那是不符事实的。在他到了安庆以后，池州、太平一带的驻军出于义愤，同情石达开，而纷纷表示拥护他，这支部队的人数才逐渐增多，后来“陆续至安庆者不下数万人”。
说他立即“自竖一帜”的材料也是不可靠的。最初提出石达开“自竖一帜”的是清两江总督何桂清在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清廷的奏疏中，有“其势直欲自竖一帜”的估计猜测之辞。后人据此一语，转相引述，便成为石达开“自竖一帜”的罪状。
这年七月二十五日，清西安将军办理江西军务福兴的奏折说，石达开用了“太平安国丁已元年”的年号，张贴告示以“解散金陵旧党”，煽动将士“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发回籍”。某些史学家采用清方这段污蔑之辞，论断石达开反对太平天国。其实福兴的奏折所反映的材料，纯系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辞。石达开当时张贴的布告原文是这样写的：
“……重重生疑忌，一笔尽难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这里明明指出要继续效忠于主，扫荡清妖，这是决不放松的政治目标。所说“惟期妖灭尽”，就是誓灭满清，矢志不移。他号召军民继续在反清斗争中建功立业，所谓“本分”，当然是指原有的战斗岗位，哪里有半点“解散旧党”的意思。至于“□发回籍”，那更不可能了，太平军军纪规定，“□发”即降清，按军法一律处死，倘若提倡“□发”，不但会削弱太平天国抗清力量，而且动摇军心的后果，将连石达开自身也难以活命。至于“年号”和“旗号”，石达开始终用的是太平天国的年号，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现经发现的无数文献都足以证实这一点。所谓“太平安国”，全属子虚。对太平天国历法，他也并未重新修改过。“天”是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标志，布告中如以“天恩”相号召，足证并未把“天国”的“天”字涂抹掉。“安国”云者，毫无旁证，与其他文献不符，不足凭信。
再对照检查石达开在当时的实际表现，他并未因内部矛盾而放松抗清的主要斗争。一八五六年，韦昌辉掀起天京内讧大屠杀，不但杀死上万的无辜将士，也杀害了石达开全家人。石达开激于公愤私仇，起兵靖难，但当他进京途中得知宁国被清军围困时，他毫不犹豫地移兵解救宁国，把内部斗争放在后面。这次他被逼出京后，闻知江西告急，立即督师赴援，捍卫天国疆土。他的战斗行为与布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石达开从天京出走以后五个多月，还曾上奏章给天王洪秀全，报告说，他已命令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部共数十万人开往长江下游。又说已调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部数万，或五、六千人不等，概回天京，“以救天京之急”。又告知天王，他将自率一支军队，“赴援江西，进军浙江”。原件为德兴阿截获，报送给清廷（德兴阿等奏折，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此后的历史事实，也证实李秀成会合张洛行开往长江下游，陈玉成等回救天京之急，都合于石达开的安排。这证明李秀成、陈玉成等去“救天京之急”，或坚守原地，正是出于石达开的命令，并非象许多史学家所宣称的“陈玉成、李秀成等广大太平军将士自觉抵制石达开的‘分裂’活动”；更非如某些史学家所说“石达开带走太平军全部精锐，剩下的只是些老弱残兵”。石达开的计划是安排大部分军队留守辖区并救天京，自己只率一部分人马“赴援江西，进军浙江”。他这样把计划上报天王，同时也在行动上执行这个计划，保证陈、李等大部队回援天京，这样“赴援江西，进军浙江”，很难说就是“分裂”活动。从这次战役的效果来看，也并不坏。
石达开并没有“钝于浙”
石达开按照预定的计划，于一八五七年九月（太平天国丁已七年八月）入援江西；接着又于一八五八年四月（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三月）自江西广丰进入浙江。首先攻克江山，然后分兵两支，一支由石达开亲自统率进攻衢州，另一支遣部将石镇吉率部向北挺进。
衢州地势险要，深沟高垒，易守难攻，向来号称“铁衢州”。清军在此驻有重兵，从福建调来加强“衢防”的总兵饶廷选等所部近万人；金衢严道缪粹也坐镇衢州，他把衢州附近各县的兵力全部收缩拢来，以集中加强衢州城的防护。再加上各方面闻讯赶来的救兵，守城兵力迅速激增至两万人以上。
石达开在扫荡衢州附近的常山、开化以后，从三面围攻衢州，网开一面，留下北门，想迫使清军向北门撤退。清军自侍兵力雄厚，拼死顽抗。太平军连日与清军激战，互有伤亡。当时大雨兼旬，枪炮火药受潮，不易燃放。石达开命军士挖地道，但因雨大水涨，未能成功。六月四日那天，太平军攻势极为猛烈，把清军杀得大败，直冲到东门濠边。正当饶廷选无法抵抗的时候，缪粹率援兵赶到，才勉强把城门堵上。缪梓和饶廷选等惊惶万状，不断飞书向浙江巡抚和江南大营告急。他们龟缩在城内待援，不敢出城还击。
另一路石镇吉部，绕过衢州迅速北进，自龙游越清萌岭袭取遂昌，克松阳，顺流而下，攻破处州府城。五月十九日，与清军主力部队战于银场，斩清将唐宝昌、马元镇、秦坤等，乘胜追击，连克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宣平等地。军锋所指，势如破竹。
清军在浙东各地损兵折将、失城失地的战报，如同雪片一般，不断传入北京，使清廷为之震惊。这一役的战果不少，影响更是不小。但某些史学家只凭曾国藩事后在私人信件中说过一句石达开曾“钝于浙”的话，就断言石达开进军浙江受到挫折。这样评价不合实际。只要真正考察浙江战役的全部过程，实不难看出石达开并未在浙江受挫，这次战役是一次胜利的军事行动。
当时清军在浙东战场上屡战屡败，浙江巡抚一筹莫展，清廷也为此感到头痛，赶忙调兵遣将，应付这被动局面。他们先派总兵周天受督办浙江军务，结果，周天受被太平军杀败，身受重伤。后又加派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赴浙江主持军务，和春无法两头照顾，托辞生病，不敢赴任。清廷最后只好命曾国藩督师援浙，并调萧启江、张运竺、王开化等率军驰援。曾国藩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先奔走于湖南、湖北，与湖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援救浙江的措施，然后才亲自赶到江西，部署入浙，想与石达开在浙江决战。这时石达开忽然从浙江移兵福建，清廷又急命曾国藩入援福建。曾国藩为此疲于奔命，被动应付。由此可见，石达兵开进浙江，不但攻城略地，予清朝在浙江的地方政权以沉重打击，而且打乱了清军全局的部署，使天京受围攻的压力有所减轻，也使上游清军兵力有所分散，这就大大有利于李秀成、陈玉成等在天京一带部署反击，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暂时稳定了危局。这是石达开所预期的进兵浙江的目的之一。
原先清廷和他的将帅们企图乘太平天国内江以后大伤元气的机会，一举消灭太平军并攻下天京城，他们估计“洪逆孤立，江宁空虚”（福济、郑魁士奏，咸丰七年闰五月二十一日。），“不患今岁不平”（《曾文正公家书》，卷5，《致沅浦九弟》。）。然而太平军终于粉碎了清军的战略意图，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在于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而石达开在这阶段的作用也不宜抹杀，其“赴援江西，进军浙江”的战略，决不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石达开没有能够把这一战役坚持下去，但这次用兵浙江，作为东进的尝试，使太平军认识到浙江的重要战略意义。从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九年的七年时间，天京城下连续进行五次会战，天京当局从未想到用进攻浙江来解京围的战略，何以一八六○年那次“六解京围”之战才懂得进攻浙江清军势在必救呢？这一正确的决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石达开进兵浙江的实践，使太平军看到了清军慌急窘迫中暴露的致命弱点。所以距石达开撤离浙江仅一年半，李秀成、洪仁□等运用并发展了石达开的故智，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才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也为一八六一年从江西大规模进军浙江开创先例，并摸索出一条进军路线。此后李世贤进军浙东，基本上就是沿着石达开当年走过的路前进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石达开用兵浙江的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了。
石达开撤离浙江的原因
既然石达开进兵浙江并未受挫，是一次胜利的军事行动，对清方形成相当大的威胁，那么为什么突然撤走了呢？根本问题在于内部裂痕的不断扩大。
当时石达开视为亲密伙伴的是东王杨秀清的族弟杨辅清，他们同样在天京内讧中受到伤害，后来又同样受到洪氏集团的排挤，命运相同，利害相共，容易联合。他们原约定由石达开取浙，由杨辅清取闽，浙闽根据地联成一片，便于摆脱洪氏集团的排挤，又能与天京成犄角之势，这样天国版图既可扩大，敌方兵力受到牵制，几路太平军分头控制苏、皖、赣、浙、闽声气相通，对全局有利。
但遗憾的是偏在这一时期，杨辅清与石达开之间发生了矛盾。杨辅清打着“东殿”的旗号（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858年6月28日条。），不愿接受翼王的节制。这年七月，内部矛盾激化成了大规模的武装厮杀，石达开遣其“九公子”率兵万余由浙闽边界的塔岭进攻杨辅清在福建浦城的驻地，被杨辅清袭杀过半（光绪续修：《浦城县志》，卷42。）。天王洪秀全利用杨辅清与石达开不和，升任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令他放弃开辟福建的计划，回师天京。于是使石达开成了孤军，要建立浙闽根据地的计划不易单独完成。相反浦城的受袭，不能不派兵增援，内部斗争的扩大化拖住了他的后腿。
这时曾国藩却已率领大批清军攻入江西，使石达开丧失了后方，粮饷发生困难。石达开得不到江西方面太平军的支援，反而受到了牵制。所以形势的逆转不在浙江，而始于闽、赣两侧。两侧受到牵制，必将对浙江战局发生影响，石达开预见到这种危机。
在这以前，石达开虽因受挟制而决心摆脱洪氏集团的控制，但仍与天王之间保持着若接若离的联系，上述奏章和部署援救天京，便证明他们之间并未完全中断关系。但洪秀全对石达开始终“内怀猜忌”（德兴阿等奏折，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报告《洪逆伪示》。），李秀成曾奏请天王重新起用石达开，罢黜昏庸的王长兄洪仁发和王次兄洪仁达，天主坚决拒绝谏劝，为此而一度处罚了李秀成，这实质上是给予石达开的一次打击。及至天王利用杨辅清与石达开的矛盾，晋升杨辅清并调走杨的部队，打乱了石达开规取浙闽的计划，这是又一次对石达开的打击。中军主将原先一直由杨秀清担任，如今竟由与石达开对立的杨辅清继承这一要职，石达开岂能甘居人下。他处此进退两难之间，衢州城下不能久停，便只好撤离浙江，开始远征了。
历来论者多把分裂的责任单方面归罪于石达开，核诸史实，恐怕不够公允，天王洪秀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和杨辅清等难道没有责任？
按浙、闽之役，本来有可能使太平天国重整旗鼓。那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与清政府发生尖锐的矛盾，故联合绞杀太平天国的条件尚未成熟，这与后来李秀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进攻浙江和苏南的形势，完全不同。另一方面，那时清廷对汉族地主武装曾国藩之流尚抱疑忌态度，限制其兵力和粮饷，湘军还不够强大，淮军更没有组成。倘若石、杨两支部队齐心规取浙闽，陈、李两支部队并力顶住江南北大营和上游的压力，加强内部团结，革命形势必能大为好转。只要浙闽根据地能够开辟，取得稳固，那么石达开未必会远走高飞的。可惜内部的不团结，丧失了这大好时机！
（资料来源：《浙江学刊》198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