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塚明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日清战争史研究专家。日清战争，就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甲午中日战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塚明即以此课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历四十余年而笔耕不辍，著述丰富。其建树是多方面的，兹择要评述如次。
一、日清战争开战始于何时？
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这本来不成问题。极其明白的历史事实摆在那里，是日本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而引起的。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在日本却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日清战争的开始时间问题。这不难理解，因为开战时间与对战争性质的确定是相互关联的。
关于日清战争的开始时间问题，在日本国内存在两种观点：一是7月25日开始说；一是7月23日开始说。
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炮击中国军舰。事后，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倒打一耙，捏造中国军舰向日舰发射了鱼雷，日方才以炮火相加。明治天皇在宣战诏书中提到战争起因时，也指责中国军舰“要击我舰于韩海”[1]，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其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发布通告称：“今以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25日为实际战争开始之日。特此周知。”[2](P46)这就是7月25日开始说之由来，它完全反映了日本官方的观点。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这个谎撒得太大了，实在经不起推敲，即使在日本国内也难以服众，于是又有了7月23日开始说的提出。甲午战争后不久，曾经担任日本侵华第二军法律顾问的有贺长雄看出政府所宣布的7月25日开始说破绽太大，为了加以弥缝，便在所著《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一书中专辟《日清战争的发端》一章，论述日清战争的开始时间问题。其中写道：“日本应以何种事实作为日清战争之开端呢？……依我看来，清国拒绝我方提出的最后谈判建议，日本据此向北京的清廷言明，今后日本将独力从事于朝鲜之改革，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其责任全在中国。因此应以此日为日清两国的和平关系破裂之时。至敌对行为则始于因清国派出兵员，日本与之相应而派出军舰，即7月23日。”[3](P33-34)这就是有贺长雄的7月23日开始说。
本来，有贺长雄提出7月23日开始说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帮日本政府解脱，为其掩盖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罪行。但是，他的忙却没有帮到点子上，所提出的观点对日本有不利的一面，即它暴露了日本预谋战争而于7月23日派出军舰寻衅的事实。因此，此说提出后，在日本国内不但未受到重视，反而遭到了驳斥。法学博士高桥作卫认为：“如果以部队出动日期为开战时间，日本于（7月）23日出发，清国于（7月）21日出发，那么一场战争便有了两个开始时间。本来，所谓实际战斗，一定有两方相遇，由一方将兵力加于另一方而成立，并非仅由一方的部队由本国出发而成立。说有两个开战时间，必定是一个在先，一个在后，这是没有道理的。”并断然指出：“以7月23日为开战时间的观点是错误的。”[4](P87-88)高桥作卫在批驳有贺长雄的同时，又提不出新的观点，只能再回到维护日本政府7月25日开始说的道路上来。
中塚明教授既不同意日本政府的7月25日开始说，也不同意有贺长雄的7月23日开始说。早在1968年，他就主张：7月23日凌晨，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解除朝鲜军队武装，完全控制了朝鲜政府，并在军事上对中国先发制人，已经是战斗行动了[5](P159、162)。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标志着甲午战争的开始[6](P55)。并加以说明道：“（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景福宫），事实上是以采取‘擒朝鲜国王’（《蹇蹇余录草稿缀》）的强制手段，蛮横地让国王发出请求‘公文’（朝鲜政府请求‘由日本军队代为行动驱逐中国军队’的公文）的。由此而发生的就是1894年7月23日占领朝鲜王宫事件。驻扎在汉城的日本军队于7月22日半夜开始行动，7月23日包围、控制了朝鲜王宫景福宫，与此前后还包围了位于汉城的汉城电报总局，切断了经义州通往中国的电信线路，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同时，又移兵南下以进击牙山的清军。甲午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7](P315)此说不同于有贺长雄以7月23日日本舰队出港为开始时间之说，而以是日凌晨日军攻占朝鲜王宫为战争的开始时间，故可称之为7月23日开始新说。
应当如何评价中塚明的新说呢？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甲午战争的当事国究竟是中日两国还是中、朝、日三国？当时，日本政府竭力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从7月23日起朝鲜成为日本的与国，同日本站在一边，都与中国是敌对的关系。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恰恰相反，朝鲜和中国一样，都是遭到日本武力侵犯而受害的一方。连日本驻朝高级外交官（曾任代理公使）杉村濬也不得不承认：“日朝两国的交往，以7月23日事变为界，形式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前一天还以清国为后援反对我国的韩国政府，从当天起不得不接受我方的指导，站在敌视清国的地位。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内心里却相反……还不能自行忘记崇拜中国的念头。”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后，见朝鲜政府虽已处于军事控制之下，但仍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深切感到“与我征清的名义不符，对我颇为不利”。于是，便强迫朝鲜签订了一份所谓《攻守同盟》，声明“两国政府对清国已站在攻守相助的立场上”。并规定：“日本国对清国担负着攻守战争的责任，朝鲜国要为日军的进退及粮草供应，准备提供尽可能的方便条件。”[8](P45、48)这就是用胁迫手段硬将朝鲜绑在日本的侵略战车上，事实上朝鲜也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并不能以此说明它是站在日本一边的。中塚明通观战争全局，高屋建瓴，强调战争的当事国是日、朝、中三国，其中日本是侵略的一方，朝鲜和中国都是被侵略的一方，这就揭破了日本政府所制造的假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有助于对战争性质的确定。
另外，还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杉村濬所说的“7月23日事变”属于什么性质的事件？对此给予明确的答案，是十分必要的。当时，英国的著名国际法权威、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曾就日中开战事发表评论，认为“战争可由实际的战斗得以成立”[9]。那么，“7月23日事变”能否称为“实际的战斗”呢？据日方记述：“此日前后小战两次（王宫及东营），我兵仅仅死一伤五，而朝鲜兵却死17名，受伤70余名。其他军旗刀剑、步枪大炮等，为我所有者如山。……这样，我兵完全占领了王城的四门。”[10](P223-224)随后，日军便突闯朝鲜王宫，将“国王、王妃及王太子移居宫内东边的一座宫殿内”，“宫内外一切均由我（日）军负责警卫，庆余楼下作为（日军）本部”[8](P34)。日军为攻占朝鲜王宫和东营（朝军驻地）而“小战两次”，双方死伤近百人，怎能不是“实际的战斗”呢？虽然这只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但不可否认它仍然是发生于日朝两国之间的战争。显而易见，日本发动甲午侵略战争，确实是从攻占朝鲜王宫开始的。至于其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暂定合同条款》，对7月23日的“冲突”规定“不予追究”责任[8](P46-47)，以至后来悍然吞并朝鲜，也决不能以此改变“7月23日事变”的性质。
由此可知，中塚明新说的提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此说不仅可以提醒人们全面了解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而且有助于对战争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若以国别划分的话，则这场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7月23日事变”为起点，乃是日本发动的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第二阶段，以7月25日丰岛海战为起点，乃是日本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所以，日本作为战争的一方，其从事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朝鲜和中国作为战争的另一方，其从事的抵抗则是正义的、反侵略的自卫战争。
二、“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还是开战外交？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狯”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对华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在日本国内，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陆奥外交”是“和平主义”的。这似乎已成定论了。能够敢于站出来对此提出质疑者，中塚明堪称为代表人物。
在日本，“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的观点，其始作俑者就是陆奥宗光本人。陆奥完光在其所著《蹇蹇录》中宣称：日本派重兵入朝，是为了“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11](P9)。在陆奥宗光的笔下，把出兵朝鲜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写得如此轻松，就容易示人以假象，似乎日本派兵并不是要挑起事端，而是为了和平，维持中日“势力均衡”而已。于是，所谓“维持势力均衡”论，便成了“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说的一个主要论点。
已故日本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信夫清三郎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他所主持编写的两卷本《日本外交史》和个人专著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皆先后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批判日本的旧史学，认为：“旧史学由于方法方面的缺陷，未能深入于现象的本质，或者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甚至观念被歪曲，这都是由其立场带来的必然结果。”并在晚年回忆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时，特别指出：自进入学术界，“便对继续不断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分析，使之成为自己研究学问的出发点，不畏铸错，往来于日本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历经五十年”[12]（《序》及《译者说明》）。像信夫清三郎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竟然也未能看穿陆奥宗光的谎言，相信陆奥宗光的出发点是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出兵是出于无奈和被迫的。他写道：“陆奥外相必须为和平收拾时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国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经不能厚着脸皮后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张“维持努力均衡”政策。至于后来走向战争，“这就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他人的意志了”[12](P77、84)。信夫清三郎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这个论断后来在日本被普遍接受，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了。1995年夏，我有机会参观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组织的“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展览，发现无论在陈列史料的选择和布置上，还是在讲解员的介绍中，都着意地突显了“陆奥外交”的和平主义色彩。可见，此说也是一直为日本官方所十分欣赏的。
信夫清三郎所说甲午开战并“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他人的意志”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这里的“他人”又指的是谁呢？原来，所谓的“他人”，是指以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代表的日本参谋本部。在信夫清三郎看来，在日清开战问题上，外务省的态度与军部是根本不同的。中塚明称其为“二重外交”论[13](P105)。对此，继承了信夫清三郎观点的日本九州工业大学教授藤村道生写道：“向日清战争方向发展……是由参谋本部计划的，客观地看，整个政府是在参谋本部所铺设的道路上行进的。”[14](P81)这就是说，挑起战争的责任完全在军部，而主持外交事务的陆奥宗光只不过是被军部牵着鼻子走上开战的道路罢了。这种以“二重外交”论作为“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说的支撑点的做法，是完全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
中塚明对陆奥宗光的《蹇蹇录》曾作过非常仔细的研究。他将从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发现的《蹇蹇录》的口述草稿《蹇蹇余录草稿缀》，与外省1896年第一次刊本和1982年第二次刊本进行比较研究，并对《蹇蹇录》一书作了仔细的订正，仅校注即达一百多条[15]。他发现，从《蹇蹇录》的口述草稿到外务省第一版和第二版，在许多地方“都作了与事实相违的虚假记述”。根据自己的这一发现，他对上述伪造的历史进行辨正，出版了专著《〈蹇蹇录〉的世界》。他认为，就日本方面来说，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本是贯彻其战争方针的两手。即以外交为“先驱”，继之以军事为“后援”，最终达到对中国开战的目的[13](P171)。后来，日本的挑衅终于成功，陆奥宗光自鸣得意地在《蹇蹇录》的口述草稿里说：“我国从此断绝与清国的外交关系，由迄今之外交先驱、军事后援之局面，一变而为军事独断之舞台。”这就不打自招地承认他所推行的外交是为军事行动铺路的。所以，中塚明指出，这是明确“宣示陆奥所主导的外交当局为日清开战的先驱”[13](P111)。可见，所谓“二重外交”云云，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若陆奥宗光本人在世也是不会认同的。
本来，要确定“陆奥外交”的性质，应该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来作出判断。不过，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同样是根据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陆奥外交”是和平外交论者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陆奥外交’中，‘表里两层含义’最后统一于和平手段，是不允许有超越这个范围的其他‘手段’存在的。”[12](P84)这里所说的“表里两层含义”，是指日本决定出兵朝鲜后，陆奥宗光在发给驻日公使大鸟圭介训令中对朝鲜局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而提出的应对办法。陆奥宗光称：“我国政府的希望，苟能无损于国家名誉，仍愿竭尽和平手段解决这一事件。因此，当大鸟公使由东京出发时，我曾授与该公使最详细的几则训令。其中有：‘根据朝鲜今后形势，政府虽将派遣相当的军队赴朝，但非至万不得已时，仍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局为第一。’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已告紧迫，所以在上述训令中又附加一项指示：‘倘局势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在这项训令中，似乎含有表里不一的两种方针，但在这种形势下，对派往外国的使节给予非常的权力，也是不得已的。”[11](P18-19)可知所谓“表里两层含义”，指的就是和与战两种方针。将陆奥宗光的这些话理解为他偏重于采取和平方针，是否正确呢？这是必须认真辨明的。
不难看出，这种理解的根据是日本政府所确定的基本方针，其中有这样几条：(1)“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2)“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势”；(3)“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11](P10)。这里的意思本来非常清楚，但在第一条中用了一组含义模糊的词“最初的目的”，便极容易引起误解。论者将“最初的目的”与“维持势力均衡”视为相同的意思，显然不妥。因为这一条讲的是，如果发生战争而应采取何种对策。所说“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当然不会是要“维持势力均衡”，而是要坚决打败中国了。
事实上，当大鸟圭介离日返任前，陆奥宗光已将他的开战决心告诉了大鸟圭介：“我们在韩国必须取得优势。这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着眼点。我们有即使不得不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的决心。因此，在向这个方面前进时，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将完全为之负责。阁下莫如有过激的思想，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15](P257)陆奥宗光的这些话，使大鸟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回忆道：“我询问陆奥的意向，不料他却与我等所见一致，想借此机会把清国打败，我兴奋喜悦不已，立即搭乘八重山号军舰从横须贺出发。此时，我向送行的陆奥说：这次我不想生还了。陆奥挥洒着热泪说：你死了，我一定把你的遗骨运回日本，好好干吧！”[17]陆奥宗光与大鸟圭介这番生离死别时的肺腑之言，不正说明所谓“最初的目的”，就是要“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把清国打败”吗？
大鸟圭介回任后，每当遇到困难而决心动摇时，陆奥宗光总是给他鼓劲打气，命他一定要回到“最初的目的”上来，并告以：“关于对朝鲜将来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强硬之处置。”[18](P88)在陆奥宗光的指使下，大鸟圭介提出对朝鲜采取“擒王劫政”的暴力手段。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内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因担心会引起列强的干预，不敢贸然采纳大鸟圭介的建议。陆奥宗光则一意孤行，认为：“桌上议论不必多费唇舌，除从实际出发，根据朝鲜局势的演变，采取临变的措施以外，已经没有再处理其他问题的时间。”于是，电令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又派专人传达密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11](P68-69)可见，陆奥宗光的开战决心早就下定，他要不顾一切地挑起战争了。
从陆奥宗光的自述材料看，虽然行文中多有掩饰，终究无法否定基本的历史事实，更何况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以挑起甲午战争手段“狡狯”而自得之意，说明他并不否认自己是发动甲午侵略战争的重要决策者。为之曲意回护，是完全不必要的。陆奥宗光本人的言行已经充分表明，“陆奥外交”决不是什么和平外交，而是预谋战争的外交，即开战外交。正如中塚明所指出的：“日清战争的开战外交，乃是陆奥外相的立场所决定的，也是‘陆奥外交’的本质所在。”[29]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三、日清战争是偶然发生的吗？
近年以来，日清战争偶然发生说在日本盛行起来。如称：“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是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的。”[19]“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决定）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也不是要对清国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20](P75)如此等等，都是完全不顾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之论。中塚明说：“总的看来，他们都主张日清战争是由于偶然因素而爆发的非计划、非预谋的战争，日本政府出于内政原因，或者说是偶然的阴差阳错，才不得不开始了并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只强调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侧面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主张的基干，我个人完全不认为这样可以全面地清楚地解释日本为什么走上了日清战争的道路……无论哪一个决策者都明白，向争端地区派遣重武装的大军，假如没有搞军事冲突的决心，是不可能走出这一步的。”[21](9-100)信哉斯言！
日清战争“偶然”说的要害，是回避问题的根本所在，而去侈谈事件的某些枝节和表象，以达到否认日本政府处心积虑预谋战争的目的。中塚明不仅指出了“偶发”论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偏差，还以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了“偶发”论之妄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即曾对日本参谋本部预谋战争的计划提出了有力的佐证[13](P77-80)。这就是1887年春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所起草的《清国征讨方略》。
《清国征讨方略》提出，要在五年内做好战争准备，先以“海军击败清国海军”，然后“攻占北京，擒获清帝”，“使之结城下之盟，达我目的”。这是一个分割和灭亡中国的计划。文件建议：日本战胜后，应将中国分割为六块：(1)将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含登州府管辖之地），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台湾全省与澎湖群岛，及长江沿岸10日里（1日里约合8华里）之地，皆划入日本版图。(2)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给清朝，使之“独立”于满洲。(3)于中国本部割长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后裔，建立王国，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以镇抚民心。(4)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再建一王国，为日本的属国。(5)于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6)于内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杰出者为各部之长，由日本监视之。文件最后还大力鼓吹：“于此时，我国断然先发制人，制订进取计划，谋求国家他日之安宁与幸福，实今日之最大急务也。于清国之可乘之机，乃欧洲或中亚战乱之时，现在磨刀以待时机，最为重要。”[22]《清国征讨方略》完全符合参谋本部日后进行大陆作战的基本思路，表明早在甲午战争的七年前日本已就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进行了周密的策划。
此后，中塚明对此问题并没有放弃探究。近年，他又从福岛县立图书馆的“佐藤文库”中发现了1887年由海军军官提出的六份《征清方策》。这六份《征清方策》的总的作战目标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一样，都是以攻占北京为要着，但从海军作战的角度考虑，必须要完成以下任务：(1)打败北洋舰队，即“与北洋舰队决斗，将其击溃”。(2)谋取海军之前进根据地：一则先以前锋部队攻占旅顺，然后“开拓进攻北京之要道”；一则“占领山东省之要冲，而后掩护陆军部队登陆，最后将舰队根据地设在威海卫，侵入直隶湾，轰击沿岸炮台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陆军部队进攻北京”。(3)选择进攻北京之上陆地点，应尽可能接近主要进攻目标北京，以直隶省抚宁县“作为进攻北京之策源”较为适宜，先“乘夜暗之机，搜索直隶抚宁县沿海，以各运输舰为先导，炮击摧毁沿海之炮台要塞，以支援陆军部队登陆，并防备敌炮舰或水雷船来袭”，“在全军渡海完结后，应向北京逐步进军”[23]。
以上六份《征清方策》，其中有五份是参谋本部海军部的科长或科员提出的，与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联系起来看，可知这是参谋本部预谋要对中国开战，便有组织地讨论作战构想和方案，从而证明日本之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决不能归结为偶然性的原因。这次战争之所以发生，是经过了日本侵略者的长期精心策划，完全是蓄谋已久的。所以，中塚明指出：“日本从政府到军队，预先就设想了和中国交战的时机并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才断然出兵的。而且，日中间的交战，至少从1887年开始，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经被构想出来了。”[21]这是确凿不移的结论。
中塚明教授的日清战争研究，是建立在详细占有和考辨史料的基础之上的。他为了验证日方记载之可靠与否，曾先后查找出了日本参谋本部所编《日清战史》的原始草稿和日本海军军令部未刊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并先后多次到朝鲜、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最后，他断定日本官方记载多有编造之处。为此，他专门出版了《伪造历史的修正》一书，以对伪造历史者深入揭露和鞭挞。与此同时，他还对日本国内掀起的宣扬“皇国史观”、“侵略史观”的浊浪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24]。数十年来，他从不趋时阿俗，在研究工作中努力维护史学自身的独立品格，坚持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秉笔直书，激浊扬清，堪称日本的“董狐”，不愧是一位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正直历史学家。
〔附录：中塚明(1929-)，男，日本大阪人。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术会议委员。著有《日清战争の研究》（1968年）、《新订〈蹇蹇录——日清战争外交秘录〉》（1983年）、《〈蹇蹇录〉の世界》（1992年）、《近代日本の朝鲜认识》（1993年）、《近代日本と朝鲜》（1994年）、《历史の伪造をただす》（1997年）、《历史家の仕事》（200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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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