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最后在大渡河是怎样失败的？人言人殊。大抵当时清朝方面直接有关者的记录，多在关节处含糊其词；而绘声绘色的详细情节又多出于后来人之手，难免传闻失实。近见黄彭年《黎雅纪行》一文（笔者所见系据原手稿的再抄件），颇可供研究石达开大渡河失败情况之考证。《黎雅纪行》系黄彭年随四川布政使刘蓉去大渡河前线，处理石达开事所作的沿途记事。《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有《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一篇，详叙处置石达开及其部众事，就是黄彭年起草的。但《黎雅纪行》是私人笔记，仍有为公函所不载之事。 

最值得注意的是《黎雅纪行》记载了骆秉章（四川总督）和黄彭年本人对石达开“乞降”的看法。《纪行》开头叙述了清兵四面包围石达开的形势，接着说：“既而闻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骆公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也，于是檄刘公往。时家君居骆公幕府。部署已定，刘公邀予同往。” 

据《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骆秉章系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四月二十八日以公文通知刘蓉去大渡河。这时骆秉章得知石达开要“来降”的消息（事实上，石达开已于四月二十七日落入清军之手，骆秉章这时还不知道），但他担心石达开是假投降，是缓兵计。所以派刘蓉这样的大员亲去处理。 

后来，骆秉章既擒杀了石达开，所以在奏报中就掩盖了当时派刘蓉去大渡河的主要原意。 

刘蓉、黄彭年于四月二十九日离成都，当日至新津，“暮得雅州书，谓贼穷乞降，将过河审其虚实。因检新津图经，南诏阻新穿水不得渡，乃伪请和，桥成而遁。今日贼势正与咸通往事相类。”南诏事，据《新唐书》列传一四七载，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南诏犯成都失败，退至双流县，阻于新穿水，其首领“计穷将赴水死，或止之，乃伪请和以纾其急”。三日造桥成而遁。道光九年重修的《新津县志》摘载此事。黄彭年从雅州府得到了“贼穷乞降”的确息，但仍然认为与南诏之往事相类，看法没有改变。 

第二天，“五月初一日宿邛州。刘公牒唐总兵、建昌道，檄雅州王千户、岭土司，言善后事。以得骆公檄，石酋果就擒耳。”这一天，他们从成都得到了石达开被擒的消息。但他们担心是假投降的石达开，究竟是怎样落入清营的，是弄假成真，还是原来就是真降，《纪行》就无所记载了。 

五月初五日，石达开被唐友耕解送到荣经，“刘公传迅，枭杰之气，见于词色。其于天下将帅独服曾公，亦但称其忠勤为国而已。”这与《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和刘蓉本人致曾国荃的信中所述石达开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是大略一致的。石达开被杀害后，清政府出有告示，并传首各地，至重庆因首级腐烂埋葬（据伍仕谦《关于巴县档案》）。关于石达开的残余部众，黄彭年记五月初四日“途中遇遣散之贼党，询知大树堡尚有二千余人未缴军器，其伪周宰辅领之。”至初五日，“得蔡太守牍，石逆余党悉诛矣”。这是根据骆秉章的命令行事的，是反动统治者所干的一次极其残暴的血腥屠杀。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80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