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天京事变的发生、石达开的出走，使天国受到极大损失。洪秀全提拔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指挥军事，他们率军浴血苦战，才稳定了形势。1859年4月，天王族弟洪仁玕从香港到达天京，不出1月，洪秀全封他为干王，精忠军师，总理国政，还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1]。洪仁玕自知初到天京，未有尺寸之功，“恐将心不服”，再三推辞，洪秀全不准[2]。1861年9月安庆失守，洪仁玕被革去军师职务，洪秀全又以毫无才能的兄长洪仁达出任军师，天国的军事斗争形势更加不利。
洪秀全在发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是天京事变后，特别是天国后期，也有不少严重的失误。综观太平天国后期重大的军事失误，都与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有很大关系。洪秀全是出身于农村的普通知识分子，他虽为教主，而真正埋头从事艰苦创业实际工作的，是他的好友南王冯云山。从永安到天京，真正指挥军事斗争的是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等。天京事变后，虽然他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但实际上，形势稍有缓和，还是把指挥军事的任务交给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等，把“军师”的职位封给洪仁玕、洪仁达等，但在重大问题上，又以天王的专制权力时时干予，甚至强令执行。由于他长期脱离实际，缺乏对军事形势全面深刻的了解，因而在斗争中又不断发生失误，终于导致天国军事斗争的失败。
一
洪秀全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认真协调和处理英王和忠王两大统帅间的战略分歧，是太平天国军事斗争中的严重失误。1860年5月，太平天国集中兵力，对围困天京多年的江南大营发动猛攻，江南大营全军覆没，太平天国在天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方针，英王陈玉成主张西救安庆，打击凶狠的湘军主力，巩固天京上游的安全。侍王李世贤主张乘胜东进，攻取闽浙，补充财源。其他人也各有其说。干王洪仁玕综合众议提出：“当今之计，自天京而论……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火轮20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3]李秀成也主张乘胜东进，攻取苏常，待下游得手，然后回军西上，水陆并发，分进合击，攻取江西、安徽、湖北，消灭湘军主力。起初，他们的主张是大体一致的。从当时形势看，东线清军力量较弱，江南大营破灭后，更成惊弓之鸟，乘胜东下易于取胜，又可夺取清王朝财力富庶之区以补充自己。开辟苏浙地区的战略是可能实现的。而西线湘军实力较强，是清朝进攻太平军的主力，解除湘军对安徽省的威胁，可以巩固后方根据地，巩固天京安全。以太平军当时实力来说，只要齐心协力，指挥正确，打垮西线湘军的进攻也是可能的。经过天京军事会议讨论，太平军首先东进苏浙，陈玉成也率部参加了这次战役，战役迅速取得了胜利（上海因中外反动势力勾结顽抗而未能攻下）。
但是，太平军在长江下游的胜利，对革命和反革命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敌人方面来说，咸丰皇帝原打算让湘军从西线攻安庆，而由满洲贵族和春的江南大营破天京，建头功。但是江南大营再次覆灭，他的计划落空，才不得不派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指挥大江南北水陆各军，这就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权交给了这个汉族地主权贵，使湘军的势力大进一步。对太平天国来说，东线的胜利、苏浙地区的开辟，虽然对天国革命有重要贡献，但从此形成了东西两条战线，而且在两个主要将领间，产生了战略分歧，终于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东进苏浙的时候，湘军却乘西线空虚，又来进攻安庆。安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天京西部长江上游的屏障，是联络捻军的纽带，又是天京粮米物资的供给基地。安庆的战略地位，使敌我双方都非常重视，势在必争。为了稳定江南，巩固天京，必须力争上游，据有皖鄂，保卫安庆。1860年9月，洪秀全在天京召集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等商讨安庆解围的作战方针，洪仁玕主张分兵两路，夹江西上，会攻武汉，迫使敌人从安庆抽兵回救，然后伺机反攻，粉碎敌人对安庆的围攻。这实际上仍是攻破江南大营时“围魏救赵”方针的再用。洪秀全同意这一方案，命陈玉成率军走长江北岸，从安徽向西进军湖北，攻武昌北路；李秀成领兵经江西入湖南，绕出武昌之西；李世贤领兵由江西入湖北，攻武昌南路；杨辅清部经江西湖口、九江入湖北，攻武昌东路。议决各军于1861年4月会师武昌。这就是为安庆解围而布置的“二次西征”，这个计划，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北方激烈进行，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混乱不堪，咸丰帝频频下诏要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率兵北上“勤王”。当时湖北清兵空虚，太平军西征，必然会使曾、胡陷于北上不得、西援不成的矛盾之中。曾国藩当时自己承认：“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分兵力，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4]事实上，当陈玉成进军湖北攻下黄州时，“蕲黄以上数百里，无一兵防守”[5]，武昌城里，守兵总数不满三千，“战不能战，守不能守”，敌人想飞调水陆军西上增援，也已缓不济急。武昌突闻太平军不远，陷入一片混乱。总督官文料定武昌必失，“忧心如焚”。在安徽前线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眼见后方危急，救援不及，急得吐血不止，埋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6]。因此，只要太平军各部密切协作，攻下武昌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由于这时天国两大军事统帅间已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他们虽然在两次会议上一致协议，但是思想认识上却并不一致，因而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上彼此不能协作，各自为是。陈玉成从保卫天京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力以赴为巩固西线而战斗。由于清军进攻安庆，陈玉成于1860年9月从下游回军安徽，为了实现二次西征的计划，1861年2月，从安徽进兵湖北，一路势如破竹，3月18日攻占武昌以东140里的黄州，给反动势力以极大的震动。但由于南岸李秀成军尚无消息，又由于英国侵略者巴夏礼到黄州会见陈玉成，进行干涉，再加安庆军情紧急，4月，陈玉成留赖文光驻守黄州，自己又撤军回救安庆。但是，李秀成却不愿离开苏常，把经营江浙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对上游的形势漠不关心，对执行“合取湖北”的二次西征计划不感兴趣，迟迟不动。1860年9月，陈玉成曾亲赴苏州劝其出兵，接着洪仁玕也致书李秀成予以规劝：“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7]。天王洪秀全也严诏其立即“扫北”，李这才领兵缓缓西北而上。由于该军出发较迟，行动缓慢，直到1861年6月13日才攻下黄州对岸的武昌县。当时，湖北兴国、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鱼、蒲圻等地义军纷纷加入，人数多达30余万，居太平军各王所部之冠。与长江北面黄州的赖文光军隔江相望，并有书信往来，李秀成“已悉江北情形大略”[8]。清廷见状大惊，急调军队驰援武汉。若太平军鼓足勇气，乘机进军，打败清军，攻下武汉实有可能。连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也认为李秀成“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9]。在此关键时刻，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赴军中，力阻李秀成进军武汉，李秀成本对二次西征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侵略者干涉下，又知陈玉成已退兵回救安庆，又闻李世贤、刘官芳在乐平、黟县兵败，遂于7月退军东归，致使他在西征中铸成大错，太平天国二次西征的救安庆的战略计划终于失败。
在第二次西征中，由于英国侵略者巴夏礼的干涉阻挠，陈玉成在未得忠王进兵确信的情况下，犹豫不前，退兵东下救援安庆；李秀成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会师地点，在侵略者干涉下，面对极为有利的形势，放弃对武昌的进攻，撤军东归，使二次西征陷于失败，他们各有自己的责任。而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明知两个统帅间存有严重的战略分歧，却未能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加以协调和解决，如切实督促按期进兵，加强进军情况的通报和联系，解决进军中出现的问题，退兵前应觅求一致意见等。甚至连以前多次联合作战以救危急等行之有效的办法，也不再采用。事实证明，洪秀全自己对这次关系天国命运的战略行动的重要性，是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的，对西征的领导也是软弱无力的。因此，这次战略计划的失败，洪秀全实有不能推卸的责任。
二次西征失败，给太平天国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二王间战略思想的分歧，陈玉成过于看重安庆一地的得失，这反而不利于对安庆的解救；李秀成过于看重江浙，认为占有江浙就可以高枕无忧，对安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对激烈的安庆保卫战袖手旁观。这些错误认识及其随之而来的行动，是旧式农民起义宗派思想的反映。为了保卫安庆，巩固天京，陈玉成从4月到9月，出生入死，亲临火线，双方主力拼死相争，在太平天国战史上写下极为悲壮的篇章。但，作为直接指挥作战的统帅陈玉成，未能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效地打击敌人，而是硬打硬拼到底，结果丧失精锐，安庆失守，造成太平军“最重大之损失”[10]！西线的溃败，使天京暴露在湘军的兵锋之下。安庆失陷后，洪氏集团以防溃兵为由，不准陈玉成渡江回京。陈退守庐州，派陈德才、赖文光等率军远征西北，以图广招兵马，收复皖省。洪秀全对陈下诏严词切责，并革去他的王爵，丝毫不见爱护扶助之意。清军围攻庐州，陈玉成兵力单弱，无法取胜，在苦闷、烦燥思想袭扰下，听不进部下将佐的劝阻，误中苗沛霖奸计，受骗被俘，壮烈牺牲。这出悲剧，与洪秀全的错误领导和处置不当有直接关系，也给天国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洪仁玕沉痛地说：“如果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清军便容易战胜”[11]。事实证明，陈玉成死后，李秀成虽然统帅几十万大军，在苏浙战场艰苦战斗，但都无法解救天京的危机。因此，没有全力协调陈、李二王战略思想及战略行动的分歧，是天王洪秀全在领导天国对敌斗争中的严重失误，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二
安庆陷落后，洪仁玕被革去军师职务，洪秀全以洪仁达为军师，情况更加不利，陈玉成死难，安徽根据地瓦解。1862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进逼天京。陆师驻扎雨花台，水师屯泊护城河口，负责保卫天京的洪仁发、洪仁达，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卫。多年以来，洪秀全一直只强调保卫天京，眼见天京形势危急，不顾李秀成在下游乘胜直进的大好形势，固执抱着那以天京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一天之内，向在松江前线的李秀成连发诏书三道，命他火速带兵回京。当时，李秀成在东线正反败为胜，杀得李鸿章的淮军和洋枪队连遭大 败，龟缩在上海城内不敢出战。乘胜攻下上海也不无可能。但是，在洪秀全的严厉催逼之下，不敢怠慢，只得回兵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战略转移。尚未议妥，洪秀全又差官捧诏来催。诏中质问：“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并威胁说：“若不遵诏，国法难容！”并命莫仕暌督其出发后，火速回奏[12]。洪秀全只考虑到天京的安危，对全盘战略的得失缺乏考虑，也不认真研究和听取军事统帅的意见，而只是凭君主专制的权威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一方面命人“将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一方面从苏浙各地抽调军队赴京。同时亲自率领十多万大军，于10月13日抵达天京，被迫在敌人锐气正盛的不利时机发动进攻。从10月13日到11月26日，各路太平军对湘军发动猛烈进攻，战斗极其激烈。曾国藩命令湘军“缩营自保”，拼命顽抗，说自己“忧心如焚，心胆俱碎”。前敌统帅曾国荃，智穷力竭，被太平军打伤，太平军打死湘军五千多人，差一点攻破敌人的营垒。大战持续46天，由于“正逢天冷，兵又无粮”[13]，军需不济，更兼诸王意见分歧，太平军人心不齐，战斗中勇往直前舍命相争的精神已大为降低，李秀成的指挥才能又难以发挥。终于未能攻破湘军的营垒，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天京城内。
洪秀全以天京为中心的战略部署，不但未能解除天京的围困，也给浙江战场造成严重的后果。1862年初，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左由江西东攻浙江，浙江太平军统帅侍王李世贤，英勇善战，在金华以西的龙游，汤溪、兰溪等城与左宗棠军展开大战，相持半年之久，多次挫败左军的进攻。1862年10月中旬，由于天京吃紧，天王飞诏李世贤火速率部回援天京，李世贤将浙江防务作了周密布置，命李尚杨带十多万太平军严密防守，50天后亲自回来与左宗棠决战（但后来一直未回）。然后带领部将秦日采、陈世坤等精锐兵将七万人驰援天京。李世贤走后，浙江太平军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不同系统的部队发生摩擦，将领互不团结，个别的甚而叛变投敌，1863年3月，龙、汤、兰会战失败，严州、金华相继失陷，清军东下进犯杭州，致使浙江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由于天京破围未能成功，天王洪秀全非常不满，将李秀成“严责革爵”，命令李秀成向长江北岸渡江北上，经略皖北，调动清军回援，以解天京之围，执行所谓“进北攻南”的战略。李秀成虽不赞成，也只好冒雪而行。1863年1月，常熟守将骆国忠向李鸿章献城投降，常熟与苏州毗连，危及苏州安危，李秀成不得不先率军去收复常熟。但在叛徒骆国忠与淮军、洋枪队的配合顽抗下，无法奏效。3月，李秀成又只得率军远征皖北，《中兴别记》述称，当时“李秀成调集常州、丹阳诸贼，屯江宁下关、中关，号称二十万。自九伏洲（在长江北岸，与南京下关相对，方圆二十里，据传面积达一万亩。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即在洲上筑垒架炮，铁锁横江，作为江防要地）陆续渡江，意欲假道皖北，窜扰鄂疆，截断江皖各军运道，图解江宁之困，盖因近攻不克，取势于远也”[14]他率军先后转战巢县、舒城、庐江、六安、寿州等地。狡猾的湘军头子曾国藩，洞悉太平军的战略，一面调兵加强江北各城的防务，而以主力死死盯住天京，丝毫不为所动。敌人在皖北实行“专守为攻，以逸待劳”的防御方针，坚壁清野，不与为战。太平军所到之处，“攻又不下，战又不成”。更兼皖北多年连遭战火洗劫，赤地千里，烟火断绝，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太平军沿途转战，疲劳过甚，饿死病死的很多，士气低落。李秀成奉命北征后，洪仁达乘其外出，将苏、杭一带兵将自行调用，破坏他原来布置的防守计划[15]。1863年6月，湘军攻下雨花台，天京危急，洪秀全又急诏李秀成火速回军救援。6月20日回军渡江时，正逢长江涨水，江水横溢，道路冲毁，十多万将士拥挤在狭小的阵地上，遭受湘军炮船的轰击，造成严重的损失。英人呤＠②记述当时的情况说：“他们的人数太多……炮弹不断地在这些骨瘦如柴的人民中间轰轰地爆炸。人群过于密集，许多人被后面的人挤落江中，为江水卷去。成千只炮舰向这些拥挤在一起寸步难移的人们猛烈地轰击。那些精疲力尽残存的兵士从倒在地上的自己同伴的尸体中间慢慢地挣扎起来。这些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在这种撤退中所遭到的严重打击，较之一连串的战败还要可怕。……在敌人的炮火下渡江，炸死了一排排的人，一切只有逆来顺受”。“十二天内，一切可以得到挽救的兵士全部渡过了扬子江。回到天京城里，……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16]。经过这次北征，太平军损失将士十多万人，军势军威同时坠落。陈玉成牺牲后，李秀成是太平军的统帅，他统帅百万大军，东征西讨，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屡建战功。他战略指挥的成败，直接关系着天国的安危。北征失败以后，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报中说：“伪忠王自十年春间攻破金陵长围，进陷苏、常、杭、嘉、湖各处，上窜江西、湖北，先后掳胁溃兵游匪，众以百万计，分置各城。又尽得东南财赋之区，取精用宏，日以强大，几至不可收拾。自去岁屡战屡败，及招降各城，精锐散亡，不下二十余万。其至九伏洲过江，仅存四、五万人”[17]。这表现了敌人对太平军遭到惨重损失幸灾乐祸的心情。这样，洪秀全亲自决策和主持的天京解围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终于彻底失败，在此期间，东线李鸿章的淮军与洋枪队相勾结，在浙江和苏南发动进攻，许多城镇纷纷落入敌手，东线对天京的支援也更加困难了。这一次重大决策失误，实际上是洪秀全自己造成的。
三
1863年12月初，太平天国镇守苏州的将领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等八人，刺杀了慕王谭绍光，集体叛变降清，苏州陷落。苏州失陷是对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当时，天京外围已基本为湘军控制，天京的粮食只能靠苏浙一带供给。苏州陷落后，杭州、无锡、丹阳、常州等重要城市也处在敌人进攻或包围之中，湘军对天京的围困也越缩越紧，在这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12月20日，李秀成从丹阳前线轻骑赶回天京，第二天上朝，向天王洪秀全详细陈述了当时的严竣形势：曾国荃攻占了花雨台，截断了天京南面的通道；占领了江东桥，天京西门不得出入；夺去了七桥瓮，在东门外垒防守；城北的下关，重兵驻屯，“兵困甚严，壕深垒固”，气焰嚣张，实力强大。而天朝方面，“京中人的不固，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费饷者多”，更兼“粮道已绝”，“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若不迅速早图，“合城性命定不能保”。因而向天王洪秀全提出了放弃天京，全军突围，“让城别走”的建议[18]。本来，“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19]。太平天国在永安的突围，就是革命战争史上一个生动的范例。但是，早已丧失进取心的洪秀全，对这个合理的建议却断然拒绝，并对李秀成严加申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又说：“朕铁桶江山，子不扶，有人扶。……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20]其实，李秀成的建议，实是挽救危局的可行之法。只要稍为清醒，面对现实的人都可以看出，坚持死守孤城，只能是死路一条。洪仁玕当时指出：“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矣！”[21]只要抓住时机，迅速突围，天国事业还有发展的余地。当时，大江南北，尚有数十万太平军坚持斗争。陈得才、赖文光所部太平军，正在陕、豫、皖一带与捻军联合作战，成为清廷在中原地区的心腹之患。洪秀全如真的能“让城别走”，放弃天京，到外国侵略势力一时尚难以涉足，清朝统治势力较为薄弱，人民革命斗争高涨的地区开辟新的基地，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天国事业仍有发展的机会，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但是，多年来，由于洪秀全深深沉溺于宗教迷信之中，“靠实于天，不肯信人”，认为自己是“亲承帝命，永掌河山”的“万国独一真主”，天京是天父上帝恩赐给自己的“小天堂”。日益扩大的封建特权和享乐腐化的生活，使他失去了当年诛妖救世无所畏惧的雄心壮志。长年安居天京，眼睛只看到天王宫的围墙，对天国所处的战略形势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清醒的分析。根据以往的经历，他梦想和相信，只要从各处调集援兵，就可以像以往那样打败敌人，解除京围，却不知道这些部队早已被中外反动势力分割包围，苦斗苦撑，自顾不暇。他曾多次派专使前往西北，诏陈得才、赖文光部火速回援，可以看出对西北远征军寄托着特殊的希望，但却不知道这支太平军几次东进“急救金陵”，都在清军的阻击下，难以夺路东下。事实说明，农民阶级的保守性使他目光短浅，既看不到所处形势的严重，也找不到扭转局势、摆脱困境的正确出路。事实上，只要抓紧时机，突出重围，天国革命事业还是有回旋发展的余地。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22]。“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23]。所以，尽管论者对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去向有不同看法，但是，谁都承认，在“让城别走”与死守孤城这二者之间，只有前者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可惜，洪秀全对李秀成的建议，主观武断，一口回绝，坚持死守孤城的错误方针，终于失去了挽救革命的最后时机。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敌人疯狂的烧杀抢掠，使天京陷入一片火海，空前的大悲剧，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洪秀全制订和推行的死守孤城的方针，直接造成太平天国的败亡。
四
我们说，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其所以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取得成就，与当时实际斗争所造就的伟大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因为，种种客观的社会条件，总要通过历史人物的具体斗争实践，才能发挥作用。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动，成千成万的群众浩浩荡荡地卷入了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以至坚持了14年，力量发展到18省，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极为沉重的打击，洪秀全作为这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然而，定都天京以后，他的封建帝王思想日益严重，把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作为首要任务。天京事变中，他借韦昌辉之手杀了杨秀清，又借众怒杀了韦昌辉，又为排除自己权力的威胁而逼走石达开，又纵容洪氏集团，疑忌外臣，把持朝政。政治上的专权独断，表现在战争中，就是自以为是，脱离实际的事事指挥。1860年天京破围战胜利后，他不能认真协调陈玉成、李秀成两大统帅间的战略分歧，导致了二次西征的失败和安庆失守。由于没有处理好安庆失守的善后，又导致了陈玉成的牺牲和安徽根据地的瓦解，结果使湘军顺流而下，围攻天京。由于他实行保护主义的以天京为中心的防守战略，对天国各战场缺乏全盘的筹措，又在不利的形势下命令发动天京破围战，失败后，又脱离实际，强令执行“进北攻南”的战略，使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主力基本覆没，有生力量丧失殆尽。他拒绝“弃城别走”，实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建议，固执坚持死守天京，终于导致太平天国的灭亡。太平天国后期的这些军事失误，基本上都是在洪秀全的亲自决策或领导下发生的。这些失误直接造成天国的败亡。对此，天国的其他重要领导人物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与天王关系最为密切的洪仁玕后来感慨地说：“今日大局竟致如此……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24]洪仁玕所说的丧在“自己之手”，当然与洪秀全不能没有关系。忠王李秀成死前，也沉痛地说：“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25]所谓“洪姓之自害”，洪秀全是首先要负责任的。当然，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在分析功过是非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有益的借鉴。
[1][2]《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3]《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第553页。
[4]《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上，《谕曾纪泽》，咸丰十一年四月四日。
[5][6]《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9，第171、166页。
[7]《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第546页。
[8]《李秀成致赖文光谆谕》，见《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23页。
[9]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二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第213页。
[10]《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第545页。
[11]《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第550页。
[12]《李自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13]《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14]《中兴别记》卷58。
[1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16]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21章。
[17]《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
[18]《李自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87页。
[20]《李自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21]《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第554页。
[22][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498页。
[24]《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第556页。
[2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
